爱华网《谈骨气》 吴晗
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
战国时代的孟子，有几句很好的话：“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意思是说，高官厚禄收买不了，贫穷困苦折磨不了，强暴武力威胁不了，这就是所谓大丈夫。大丈夫的这种种行为，表现出了英雄气概，我们今天就叫做有骨气。
我国经过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漫长时期，每个时代都有很多这样有骨气的人，我们就是这些有骨气的人的子孙，我们是有着优良革命传统的民族。
当然，社会不同，阶级不同，骨气的具体含义也不同。这一点必须认识清楚。但是，就坚定不移地为当时的进步事业服务这一原则来说，我们祖先的许多有骨气的动人事迹，还有它积极的教育意义，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南宋末年，首都临安被元军攻入，丞相文天祥组织武装力量坚决抵抗，失败被俘后，元朝劝他投降，他写了一首诗，其中有两句是：“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意思是人总是要死的，就看怎样死法，是屈辱而死呢，还是为民族利益而死？他选取了后者，要把这片忠心纪录在历史上。文天祥被拘囚在北京一个阴湿的地牢里，受尽了折磨，元朝多次派人劝他，只要投降，便可以做大官，但他坚决拒绝，终于在公元1282年被杀害了。
孟子说的几句话，在文天祥身上都表现出来了。他写的有名的《正气歌》，歌颂了古代有骨气的人的英雄气概，并且以自己的生命来抗拒压迫，号召人民继续起来反抗。
另一个故事是古代有一个穷人，饿得快死了，有人丢给他一碗饭，说：“嗟，来食！”（喂，来吃！）饿人拒绝了“嗟来”的施舍，不吃这碗饭，后来就饿死了。不食嗟来之食这个故事很有名，传说了千百年，也是有积极意义的。那人摆着一副慈善家的面孔，吆喝一声“喂，来吃！”这个味道是不好受的。吃了这碗饭，第二步怎样呢？显然，他不会白白施舍，吃他的饭就要替他办事。那位穷人是有骨气的：看你那副脸孔、那个神气，宁可饿死，也不吃你的饭。
不食嗟来之食，表现了中国人民的骨气。
还有个例子。民主战士闻一多是在1946年7月15日被国民党枪杀的。在这之前，朋友们得到要暗杀他的消息，劝告他暂时隐蔽，他毫不在乎，照常工作，而且更加努力。明知敌人要杀他，在被害前几分钟还大声疾呼，痛斥国民党特务，指出他们的日子不会很长久了，人民民主一定得到胜利。毛主席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指出：“许多曾经是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的人们，在美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高度赞扬他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转：感天动地生死情 历史学家吴晗的旷世之恋
（中国网 china.com.cn 时间： 2008-09-08 发表评论>>）
一
1909年8月11日，一个浓眉大眼、惹人喜爱的小男孩，在浙江省义乌县吴店乡苦竹塘村一个教书先生的家里出生了。这个小男孩长大成人后，在中国现当代学术史和政治史上都留下了浓重而又不可磨灭的一笔。他就是著名历史学家、曾任过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
吴晗，原名吴春晗，自幼博览群书、笃志好学，是远近闻名的“蛀书虫”。1930年，清华大学因吴晗文史成绩优异，将他破格录取为历史系二年级的插班生。勤奋好学的吴晗受到师长和同学们的一致好评。由于成绩优异又热心史学界的活动，吴晗成了众多用人单位争抢的毕业生。中央研究院院长傅斯年早在吴晗毕业前几个月就向清华要他到中央研究院工作；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胡适则再三要吴晗去北大任教；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蒋廷黻却坚持要吴晗留校任教。
吴晗最后还是留在了清华，蒋廷黻破格聘请他担任了历史系教员(当时清华大学在助教之上、讲师之下的一级职称)，并让他给研究生上明史课。有了教职的吴晗更加忘我地投入到学术研究和教学中，尤其是在明史的研究中独树一帜，很快就被学术界公认为最有前途的明史学家。吴晗的卓越才华、谦虚热情的品格，博得了许多女大学生的青睐，但他似乎决心以史学作伴，对婚姻大事无动于衷。然而出人意料的是，一位身患肺病、骨结核病卧床不起的姑娘，竟点燃了他心中熊熊的情爱之火。
姑娘名叫袁震，原名袁震之，出身于湖北老河口的一个书香门第，年长吴晗3岁。袁震自幼聪明过人，学习成绩优异，19岁便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不久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七一五反革命事变后，袁震的叔父、婶婶相继被捕牺牲，姐姐袁溥之也被捕入狱。与党失去联系的袁震，在老师张佳敏的帮助下，于1930年转学到清华大学历史系就读。
袁震在清华大学再次向世人展示了她非凡的才华，先后发表了《武则天》、《中国地名考》等论文，成为清华赫赫有名的才女。1934年春，就在袁震即将以优异的成绩毕业时，却由于学习太刻苦、生活太艰苦而染上了肺病，不得不退学。
退学后的袁震一边顽强地跟病魔作斗争，一边仍在刻苦学习。但是，袁震在北平举目无亲，无法养活自己，加之治病还需要很多钱，她只好靠张佳敏的表兄吴之椿接济。后来，吴之椿到青岛工作，便改由吴晗的同学梁方仲照顾袁震。
这天，梁方仲到医院看袁震，身后跟着一个儒雅的年轻人。袁震看到他们进来，正要起身致意，被梁方仲拦住了。接着，梁方仲说道：“我要去广州一段时间，这是我的挚友吴晗先生，我不在的时候就由他来照顾你。”“吴晗！你就是那个连胡适之先生都争着要聘你去任教的吴先生吗?”梁方仲一介绍完，袁震就瞪大了眼睛问吴晗。
吴晗答道：“见笑，见笑，胡适之先生的学问、人品我都是仰慕的，只是我是清华培养的，首先应该为本校效力呀!”梁方仲说：“吴先生已正式被清华聘请留用，蒋主任十分器重他，免了助教这一台阶，直接破格聘请他为教员。”
袁震羡慕地说：“吴先生，你可真是春风得意呀!”吴晗被说得不好意思，连连摆手：“哪里，哪里！袁同学你过奖了！”出乎吴晗意料之外的是，袁震接着就谈起了他早期发表的几篇论文。吴晗不由得惊异道：“你看过我的那几篇拙作！?”“非但看过，还颇有印象呢!”接着，袁震便侃侃而谈，她的独到见解，令吴晗这个一直潜心在书斋中做学问的才子耳目一新，不由得击掌称道：“你真不愧是一个才女，令我辈汗颜也！”
吴晗与袁震的第一次会面很快就结束了，袁震给他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他想不到袁震这样一位重病在身的女子，对生活竟还是那样的豁达乐观，而她的学术功底竟是如此之深厚。吴晗的心里再也放不下这位病榻上的女才子。从此，他便隔三差五地到医院去看袁震，与她一道讨论学术问题，后来，连自己有什么新的学术著作也都要拿去让袁震点评一番。有一次两人在讨论一个学术问题时，吴晗引证了胡适的观点，结果被袁震驳倒了，吴晗心服口服，认为难得。袁震知道吴晗崇拜胡适，就取笑他说：“你怎么老是在胡适之先生面前矮三尺呢?”吴晗听了哈哈大笑：“那么，我在你袁震面前就矮一丈!”把袁震说得咯咯直乐。
由于饮食不足、营养不够，袁震的病情逐渐加重，肺病之外，又得了骨结核病，被一副石膏固定着躺在病床上，完全丧失了自理饮食起居的能力。面对浑身是病、一贫如洗的袁震，吴晗没有被吓倒，他来探望袁震的次数更多了。除了在生活上照顾袁震，吴晗还站着同躺在高高的病床上的袁震热烈地交谈，有时一谈就是一两个小时，可他每次从医院出来不仅丝毫没有疲倦感，反而兴奋不已。这不仅缘于学术遇知己的激动，更重要的是，吴晗已对袁震产生了一种难舍难分的爱慕之情。
袁震也对吴晗一往情深，在她眼中，吴晗不仅文章写得好，而且品德高尚，待人热忱。可自己得的是重症，不能拖累这位才华出众的青年。这时，姐姐袁溥之出狱了，她来到北平与朋友夫妇在西城四太安侯胡同租了一个小院，将袁震从医院接了出来。躺在床上的袁震经常对姐姐说的一句话就是：“要把住那个关，不能误了吴晗。”
闻讯赶来的吴晗，执意要从自己每月80元大洋的薪水中拿出一半接济袁震和袁溥之。袁震不愿接受，吴晗想出一个主意，让袁溥之帮他抄写《李朝实录》中的史料，40元大洋作为抄稿的报酬，这才得到了袁震的默许。不久，袁震的堂妹袁熙之也来到了北平，吴晗便介绍她到交通大学当图书管理员，每月有60元大洋的薪水，这才保证了袁震的医药费和三姐妹的生活。
才华横溢的清华大学教员执著地追求一个瘫痪在床且长他3岁的姑娘，这消息很快就在清华园传开了，大家都觉得匪夷所思。不少好友还满腹狐疑地问过吴晗，吴晗每次都认真地答道：“袁震是有病，瘫痪在床，可我喜欢和追求的是她的人品、学识，她的人品、学识并没有瘫痪，照样熠熠生辉。”
二
吴晗恋爱的消息传到了义乌老家后，母亲蒋三英高兴得到处去讲。自从丈夫去世后，她含辛茹苦把两个孩子拉扯大，现在儿子终于找到媳妇了，她怎能不高兴。可没过多久，蒋三英听说儿子找的女友居然是一个卧病不起、还长他3岁的大龄姑娘，便又整天啼哭，并托人写信给吴晗，坚决反对他和袁震在一起。吴晗回信极力称赞袁震的人品和学识，要母亲安心。不料心急如焚的母亲，竟然不顾路途遥远，千里迢迢跟着同乡来到了北平，要当面说服儿子放弃袁震。
吴晗是个极孝顺的儿子，为了不使母亲痛苦失望，他与人将躺在病床上的袁震抬到了别处，然后安慰母亲说：“袁震的病已好多了，她现在不在北平，到外地疗养去了。”蒋三英听后心想，既然能到外地疗养，病情肯定不像传闻的那样严重，便放心地返回了浙江老家。母亲被哄走了，吴晗却因为违心地骗了母亲而倍感内疚。他的许多好友也同样地反对他与袁震的恋爱。
1936年春，吴晗莫名其妙地患上了肺病，他的好友、清史学家罗尔纲跑去医院劝他中断与袁震的关系。罗尔纲翻来覆去地讲了半天，吴晗却躺在床上，闭着眼睛一言不发。罗尔纲见吴晗不理自己，便生气地责备他的举动伤害了年迈的母亲，为不尊不孝。罗尔纲话音刚落，吴晗闭着的眼睛睁开了，泪水汩汩而出：“我和你的情况不一样，追你的那个女子没有病，而袁震确有重病，你可以从母命，可我不能从母命。”事情原来是这样呀！罗尔纲恍然大悟，从此他不仅再也不催吴晗与袁震分手，反而称吴晗“超凡入圣”，从心底里敬佩吴晗的高尚情操。
正当吴晗和袁震热恋之时，七七事变爆发了，中华民族伟大的抗日战争拉开了序幕。北平的各大高等院校纷纷开始外迁，吴晗也应云南大学之聘赴昆明教书。他很想带袁震一道去，可袁震为了不拖累恋人，坚持要留在北平，他只好与她依依惜别。“我这一去虽关山万里，但绝不会忘怀你，也绝不会移情别恋。你要充满信心，战胜病魔，争取早日康复。”吴晗对袁震说。袁震也情深意切地说：“你放心地去吧！我一旦能下地行走，一定会想方设法飞到你身边的。”
在昆明期间，吴晗除了按月给袁震寄去生活费外，还每隔几天就给袁震写一封热情洋溢、情真意切的信。爱情有强大的精神力量，在吴晗执著爱情的鼓舞下，袁震对生活充满信心，病情也有了较大的起色，到1939年春，终于可以下地行走了。这时，她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去云南找吴晗。5月，在袁溥之和袁熙之的护送下，袁震从北平到天津搭船到了越南海防。吴晗满怀喜悦地从昆明赶到海防，在码头上，他生平第一次见到了站立起来的袁震，激动得话都说不出来。
袁震三姐妹到昆明以后，就住在白果巷4号吴晗的家中。吴晗的母亲和妹妹已先于她们来到了这里。天天盼着袁震早日到来好与儿子结婚的蒋三英，见袁震面色苍白，步履维艰，不禁又大吃了一惊。这样的姑娘怎么能同儿子结婚呢？不过，为了避免不愉快，她强忍悲痛，只在私下里偷偷地劝儿子不要和袁震结婚。可吴晗任凭母亲怎么说，就是坚持不依。无奈，她就让同吴晗关系最好的妹妹吴浦月去劝他。
“我和你二姐(即袁震)是清华的老同学，在史学研究上有共同语言。我们之间有共同感情，是志同道合的朋友。我们与那种以利害关系结成的朋友不同，一个人不能以利害关系与人相处。两个人要好，不仅在顺利时能要好，更重要的是在患难中也能要好。不管你二姐愿不愿结婚，我都要照顾她。否则，那就是不义之人，难道你愿意自己的哥哥做不义的人吗?”听完吴晗的—席话，吴浦月被深深地打动了，她反倒劝母亲不要阻止哥哥与二姐的交往。
蒋三英见袁溥之去了重庆，袁震身边就只有一个在西南联大当速记员的堂妹袁熙之，就想，如果吴晗不照顾袁震，袁震将很难生活。于是，她对吴晗说，只要你不与袁震结婚，我可以把家乡的房屋田产全部变卖了替她治病。不料，吴晗断然拒绝了母亲的建议，热泪盈眶地说：“您完全错了！人的精神是不能用金钱来换取的，否则岂不成市侩了吗？我们相爱，是因为我们今生今世互相不可缺少，我不能没有她，她也不能没有我。这种同生共死的感情是十万两黄金也买不到的！我们结婚与否，不决定于我，而是取决于她。她病好了，愿意结婚，我一定和她结婚，如果她不愿意结婚，我也要照顾她一辈子。”
蒋三英见儿子真的铁了心，便勉强答应了这桩亲事。袁震在吴晗的精心护理下，身体恢复得更快了，脸色也红润了起来。1939年10月的一天，人们在《昆明日报》上看到了吴晗、袁震的结婚启事。原来，前一天，吴晗和袁震约了几位要好的朋友，举行了简朴的结婚仪式。一对患难情侣终于结成了终身伴侣。
三
与袁震结婚，无疑意味着要照料她一辈子，吴晗对此早有思想准备。多灾多难的袁震婚后没多久，又患上了子宫肌瘤，出血不止。大量的出血又引起了严重的贫血，不得不每十来天就要输一次血。西南联大的一些学生得知此事，主动提出要为他们敬爱的吴晗教授的妻子献血，但都被吴晗一一谢绝了。吴晗得知自己的血型与妻子的血型相匹配后，便瞒着学生和好友将自己的血输给了妻子。由于输血太多，吴晗一度患上了脑贫血，几次在讲课时晕倒。袁震知道后，十分痛心地说：“你不要再为我输血了，我反正是这个样子啦，多活一年与少活一年也没多大差别的，可你肩上的担子重啊，你的身体千万不能垮呀!”吴晗听后却轻松一笑，安慰妻子说：“我的生命中不能没有你。为了使你早日康复，我就是少活十年八年又有什么关系呢！”
为了支付袁震的医药费，吴晗把自己的生活费用降到了最低限度，身上穿的是大学时代的破旧衣衫，脚下是露出了后跟的布鞋，每次去上课来回都要走20公里的路。为了给袁震增加营养，吴晗买不起肉时就买些牛骨头来炖汤给袁震喝，他自己每次给袁震输血后，也不过喝碗牛骨头汤补补身子。后来到了实在没有钱的时候，他便忍痛把自己珍藏多年的书卖给清华大学图书馆，以解燃眉之急。对此，植物学家蔡希陶曾书赠他一副对联：“书门天禄阁，人在首阳山”(注：天禄阁，汉代宫中收藏秘籍之所，遗址位于今陕西省西安市区西北7．5公里处，是我国最早的国家图书馆；首阳山，位于今山西省永济县南，商末周初名士伯夷、叔齐曾绝食饿死于该山，首阳山乃中国古代“气节”、“骨气”的代名词)，以表达自己对吴晗的钦佩之情。
受妻子影响，吴晗渐渐地开始注意政治和参加民主运动。1943年7月，经著名法学家周新民和著名社会学家潘光旦介绍，他正式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从此便更加关心时局，并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1948年，吴晗和袁震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下奔赴西柏坡，受到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亲切接见。1949年2月，吴晗受党中央之托，以军管会副代表的身份接管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并担任了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文学院院长、校务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务。10月1日，吴晗参加了开国大典。同年11月，吴晗出任北京市副市长，主抓文、教、卫工作。1957年3月，吴晗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担任领导职务后的吴晗公务缠身，但他对袁震的感情和照顾仍是一如既往。袁震的病情稍好后，也尽力在学术上充当丈夫的帮手。许多人在吴晗家里都见到过他俩逐字逐句推敲文章时那严肃而又亲密的情景。在妻子的帮助下，吴晗十几年间先后出版了《历史的镜子》、《史事与人物》、《灯下集》、《春天集》、《投枪集》等多部著作。对这些著作，袁震也花费了大量心血。吴晗曾不止一次地对人说道：“我的每一篇文章都有袁震的心血！”
吴晗、袁震同甘共苦了十余年，因袁震一直身体不好，没生小孩，夫妇二人十分渴望有个孩子。时任全国妇联儿童福利部部长的康克清知道后，就建议他们从孤儿院领养一个。吴晗夫妇接受了康大姐的建议，从孤儿院抱回了一个小女孩，取名吴小彦。小彦长得很机灵，也很懂事，给了吴晗夫妇心理上莫大的安慰。不久，他们又从孤儿院抱养了一个男孩，取名吴彰。自打有了这两个孩子，吴晗、袁震的生活就增加了许多乐趣。
然而，正当吴晗和袁震沉浸在家庭天伦之乐的幸福中的时候，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向他们袭来。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在《文汇报》上发表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诬陷《海瑞罢官》的作者吴晗“攻击毛主席”、“反党反社会主义”、“为彭德怀翻案”等等。后来，又被扣上“叛徒”、“特务”等莫须有的罪名关进了监狱。从1966年下半年起一年多的时间里，吴晗几乎每天都要被揪斗和体罚，身心健康受到极大的损害。1968年3月，吴晗正式被逮捕入狱。吴晗入狱不到一个月，袁震也被送到“劳改队”实行“群众专政”，连女儿小彦、儿子吴彰照顾她的权力也被剥夺了。原本就长期卧病的袁震哪里经得起如此这般的非人折磨，1969年3月18日她不幸与世长辞。同年10月11日，饱受折磨的吴晗也含冤辞世。(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吴晗 -主要作品
著有专著《胡应麟年谱》、《江苏藏书家小史》、《十六世纪前期之中国与南洋》、《由僧钵到皇权》、《明太祖》、《历史的镜子》、《史事与人物》、《皇权与神权》、《读史札记》、《投枪集》、《海瑞的故事》、《灯下集》、《春天集》、《明史简述》、《朝鲜〈李朝实录〉中之中国史料》、《江浙藏书家史略》，传记《朱元璋传》，新编历史剧剧本《海瑞罢官》，杂文集《三家村札记》(合作)，《吴晗文集》(4卷)等。
转：唯一的幸存者—-吴晗的小儿子吴彰（作者：xiaolong）
吴晗同志的沉冤终于昭雪了！然而吴晗同志和他一家人的悲惨的，催人泪下的遭遇，却给人们留下了难忘的历史教训。在北京永定门外一座偏僻的普通居民楼里，我见到了吴晗的儿子吴彰。经过一场浩劫之后，他是这一家唯一幸存下来的人。吴晗一家四口，儿子吴彰，文革开始时他还不满8岁，在景山小学一年级读书，女儿吴小彦，12岁，在小学五年级读书。
吴晗在文革中是最早被揪出来的‘三反分子’经常被抓去到处游斗，每次回来时都是遍体鳞伤。
从此小吴彰一上学就被孩子们用石子砖块追打着，高声叫骂“小狗崽子”！吓得他和姐姐小彦躲在家里再不敢上学了。
盛夏的一天，天气酷热，吴晗被绑跪在烈日下的树边，滚烫的沙子从脖子边灌进内衣，一群身份不明的人打得他口吐鲜血。儿女看到这情景，心如刀绞，一边哭一边扑到跪在地下的爸爸身上护着他。可是，弱小的孩子又怎能解除年迈父亲所受的巨大灾难呢？
吴晗每次挨打后，起先还有爱人袁震给他包伤，喂药，后来连袁震也被当做“反革命家属”关进了劳改队。
1968年春，吴晗又被林彪、“四人帮”的总“顾问”和那个“砸烂公检法”的人诬告为“叛徒”、“特务”逮捕入监。从此，两个可怜的孩子就再也没有见到过爸爸了。
袁震被关进劳改队一年后，她第一次回家。孩子们忙得没有顾上给她弄晚饭吃，是万里同志家给端来了一锅红豆稀饭，谁知这竟是孩子们和妈妈在一起吃的最后一顿晚餐。半夜，妈妈的喘声惊醒了孩子们，两个孩子慌忙中把妈妈抬到医院，可是，当时，谁敢去积极抢救“黑帮”的家属？袁震的病情因延误而恶化了。3月18日清晨，袁震从昏迷中苏醒，她想喝口稀粥，小彰到处去找，还没等找来，医生通知说，妈妈已经死了。小彦和小彰凄凉地肃立在太平间。有谁知道妈妈心中带着多少痛苦离开了人间呢！再看妈妈一眼吧，呵，妈妈两眼半睁着，脸上闪着几大滴泪珠……
又是一个凄惨的秋天。1969年10月11日，忽然有人来敲吴家的门。来人说是接两个孩子去看他们的爸爸。孩子们的心中顿时升起了希望，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可是小彦却又担心：怎么对爸爸提起死去的妈妈呢？
姐弟俩怀着兴奋而又有些惶惑的心情，被领进一座医院的监护病房。一个专案组的人员对小彦说：“你爸爸今天早上死了，他临死前提出过想要见你们，可我们不知你们的住址。”
犹如晴天霹雳，吴小彦和吴彰先是惊呆了，接着大哭起来。这情景，使在场的医生都心酸落泪了。他们再三要求看一看死去的爸爸。专案组人员却喝斥道：“你们的爸爸是个很坏很坏的人，如果你们不和他划清界限，没有你们的好处！……这件事不许你们声张出去，不许告诉任何人，否则后果将由你们负责！”就这样，两个孩子被恫吓出来，根本没有看到爸爸的遗体。他们一路哭着回到家。爸爸的骨灰也不知下落。他们的一腔冤屈去对谁说呢？他们只能偷偷在内衣袖上戴上黑纱，以悼念自己心爱的爸爸。
从此，两个孤苦零丁的孩子，开始了更加艰难的日子。举目无亲，家贫如洗。15岁的小彦，从小是个娇气的姑娘，现在虽然自己还是个孩子，却要担负起大人的生活重担，照料11岁的弟弟。有时候，她抑郁，生气，打了弟弟，就和小彰一起哭。在那黑云压城的日子里，因为他们是“黑帮”子女，很少有人敢和他们接近。姐弟俩饱尝了讥诮辱骂、拳打脚踢等种种难以忍受的滋味。
这种生活上的熬煎和精神上的折磨，终于使姐姐小彦再也支撑不住了。1973年6月，她患了精神分裂症。她想念爸爸、妈妈，总说他们没有死。她把妈妈的骨灰埋到北京西山八大处，每逢清明节都要去扫墓，她把一封封写给爸爸妈妈但再也无法投递的信，在墓前烧掉。她是这样的天真。以为这样就可以告慰屈死的爸爸和妈妈，使他们瞑目于九泉。她却不知道，新的迫害正在等待着她。
1975年秋，社会上刚刚出现一股“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逆流时，小彦因为和她的好友议论过“四人帮”，突然被非法抓进了公安局。这无理的囚禁和随之而来的折磨，使她神经更加错乱了。她哭闹，看守就打她。她的门牙被打掉了，头破了，头发撕乱了。她被送进精神病医院。监禁她的人甚至非法跑到医院去审讯她。
在医院一再要求下，吴小彦被暂时放回家养病，但是她终因被折磨得身心俱残，走投无路。在绝望中，于1976年9月23日又一次选择了死，就这样结束了她年轻的生命！
吴晗家究竟犯了什么罪，竟这样惨遭几乎“斩草除根”之祸？
如今，这一切都一去不复返了。历史已经揭开了新的一章。吴晗同志所惦记着的最小的儿子，后来考上了清华大学分校，毕业后又在亲友的帮助下，去美国读书。
吴晗 - 简介
历史学家吴晗(1909～1969)：原名吴春晗。浙江义乌人。民盟成员。中共党员。193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史学系。毕业后留校任教。曾任《益世报》史学专刊编辑，民盟云南支部《民主周刊》主编，云南大学、西南联大教授。
1949年后历任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历史系主任、文学院院长，北京文教委员会主任，北京市中苏友好协会副会长，北京市副市长，中国社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全国青联秘书长、副主席，北京市政协副主席，民盟北京市委员会主任委员，民盟中央副主席。
全国政协委员、常委。"文革"中因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于1969年含冤致死，1979年中共中央为其彻底平反。1920年开始发表作品。195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吴晗 - 主要作品
著有专著《胡应麟年谱》、
《江苏藏书家小史》、
《十六世纪前期之中国与南洋》、
《由僧钵到皇权》、
《明太祖》、
《历史的镜子》、
《史事与人物》、
《皇权与神权》、
《读史札记》、
《投枪集》、
《海瑞的故事》、
《灯下集》、
《春天集》、
《明史简述》、
《朝鲜〈李朝实录〉中之中国史料》、
《江浙藏书家史略》，
传记《朱元璋传》，
新编历史剧剧本《海瑞罢官》，
杂文集《三家村札记》(合作)，
《吴晗文集》(4卷)等。
『煮酒论史』[评论随笔]吴晗：误入歧途的书生
我手里有一本旧书：《灯下集》，作者吴晗，出版印刷的时间是1962年11月，距今已有46年、近半个世纪的历史。
在书的扉页上，有原购买者的题签：“胡颖，1963年7月购于长春”；书内还夹着购买此书时新华书店所开具的发票，金额是0.81元。
我所感兴趣的，是书内有不少原购者的批注——尤其是在《论海瑞》一文内，有不少耐人寻味的批语。
这些批语，十分清楚地表达出原购买者对作者一些观点的看法。比如，在“他是为民的、想做好事的”这句话边上，有个大大的问号；在“海瑞是同官僚地主做斗争的”这句话旁边，也有个大大的问号。在原文“他是站在人民一边的。海知县、海都堂是当时被压抑、被欺侮、被冤屈人们的救星”这句话旁，原购者批道：“岂有此理？这是反马列主义的！”
“反马列主义”这话份量很重，在1963年，谁要是摊上这句话，恐怕他这一辈子就要完蛋了，不是死于非命，也得倾家荡产。
也许，此书的原购者只是一个普通读者，一个小人物。他发发议论，恐怕还不至于立刻致作者吴晗于死地，但是，这样的小人物能够被忽视吗？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许多重大的事件，往往是由某个小人物在特定条件下，偶然引发的。小人物，不仅能改变一个人、一批人的命运，甚至也可以改变整个国家乃至历史的发展进程。
比如，姚文元就是这样一个不起眼的小人物。
原《文汇报》总编辑徐铸成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1957年3月他去参加上海市委的一个会议，发现姚文元也在车内。当时他就纳闷，姚本来是没资格参加这样的会议的。他不知道，此时姚文元的小人物生涯即将结束，因为毛泽东曾在一个会议上公开指出：上海的姚文元，文章里片面性比较少。曾亲口听毛泽东如是说的徐铸成，没能体会出这句话的含义。
《灯下集》的作者吴晗，也没能意识到这个远在上海的名不见经传的胖子，竟然是自己大好前程的残酷终结者。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正处在狂热、亢奋之中，1959年9月，他在《人民日报》发表《论海瑞》一文，号召人们学习“海都堂”敢说真话、直言无忌的精神。而此时，正是彭德怀因为“万言书”在庐山遭遇滑铁卢的时候，可惜吴晗没能意识到“直言”所带来的危机，他正兴冲冲地于那年的11月开始创作京剧《海瑞罢官》，两年后《海瑞罢官》公演。
从1961年的11月《海瑞罢官》由北京京剧团的名角马连良、裘盛荣等公演，到1965年的11月，整整四年间，吴晗沉醉在一片叫好声中，他甚至还开始着手写另外一部水浒戏。与此同时，姚文元正带着自己那“片面性很少”的文章，往返于京沪之间。几经修改，他终于在1965年11月11日炮制出《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公然宣称《海瑞罢官》是在替早已被打倒的彭德怀翻案，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
被当头棒喝的吴晗这才意识到“事情正在起变化”，他忧心忡忡地对身边人说：“这是有来头的。”
当然是有来头的，而且来者不善、来势凶猛。姚文元的大作，被公认为是半年后开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幕拉开的号角。1966年5月，“文革”正式开始，从此，意气风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吴晗，就开始了提心吊胆、整日被批判的日子。1968年3月，他被批准逮捕。
在过去，凡有大事，总要杀鸡宰牛祭祀一番。今天看来，吴晗就是“文革”的祭品。他是“文革”打倒的第一人；换句话说，随着祭品鲜血的滴下，“文革”正式开始。
被拉上祭台的，为什么会是吴晗？是命运使然，还是历史不公平的眷顾？其实，反思吴晗的悲剧，还得回到姚文元的文章——他罗织得很清楚。从大的历史环境来说，彭德怀1959年被打倒后，中国遭遇三年自然灾害，饿殍遍野，面对这种情况，自然有人开始怀念当年冒死犯颜直谏的彭德怀。因此，最高领导层一方面要转移国内的注意力，一方面要维护政权根基的稳定，所以，出重拳反击“翻案”之风在所难免。谁在替“地富反坏右”翻案呢？当时在社会上影响最大的，自然是那个歌颂因“直言”而“罢官”的人——吴晗被揪出来，简直太顺理成章了。
吴晗也够倒霉的，写海瑞，并不是他一时心血来潮而主动为之，他是响应上面的号召。1958年，毛泽东观看来自家乡的湘剧《生死牌》，剧中有个人物引起他的注意，这就是在《明史》里被讥讽为心理不太正常的海瑞。毛泽东找来《明史》阅读，个性鲜明的海瑞使他兴趣大增，甚至看后还觉得不过瘾，就表示要找历史学家来研究一下海瑞。海瑞是明朝人，研究他就要找明史专家，最有资格的明史专家，非“吴市长”莫属，所以胡乔木找到吴晗，表达了毛泽东的意思，早在解放前就曾把自己撰写《朱元璋传》呈给毛泽东“御览”的吴晗，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悲剧就是这样一环扣一环而形成的。
《朱元璋传》换回来一部毛泽东亲笔签名的《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但是，《海瑞罢官》就没那么好运了，它只换回来毛泽东的两个评价：“一惯反共”、“是国民党”。
1909年8月11日，吴晗出生于浙江省义乌县吴店苦竹塘村。他的父亲做过警督，所以，幼年时的吴晗经常挨打。
饱受鞭笞的吴晗和父亲的关系不太好——这点和毛泽东有点相似。吴晗一直到18岁，还被父亲殴打，所以，他始终想离家出走。一度，他要去投考黄浦军校，也想出家当和尚，但都被亲戚劝止。
并非出身于书香世家的吴晗，读书很刻苦，尤其喜爱文史。1928年，吴晗来到上海，考入著名的中国公学，在此他得遇改变他一生命运的人——校长胡适。吴晗给胡适写信，谈自己的学术研究理想，呈上自己的论文，并希望胡适能够指点。胡适十分欣赏他的文史基础，对这个面临人生起步阶段的年轻人百般爱护，为他指明研究明史的方向及方法，从此奠定吴晗一生的学术基础。可以说，吴晗日后所有的学术成就和事业荣誉，都是在胡适的训练下开始的。这点，吴晗至死承认。
1931年，吴晗直接考入清华大学史学系二年级，但是身无分文的他面临巨大生活压力。胡适再次伸出援手，给清华大学的校长、教务长及史学系主任分别写信，为吴晗谋求工读生的职位。清华史学系主任蒋廷黻看到信后，略带歉意地对吴晗说：按说胡适先生推荐你，我应该给你更好的照顾。可是，作为系主任，我的最高职权只能开出25元的工资。结果，吴晗得到那份每天整理2小时清代资料、每月25元的职位。
不要小瞧这25元，它除了是胡适的拳拳爱心，也可算一笔不小的收入。因为，当时的生活费用平均只要4元！从这个角度来说，吴晗一生视胡适为“恩师”，那份情感，的确发自内心。
在胡适的指导下，吴晗十分刻苦，他通读了《明实录》，并从《朝鲜李朝实录》中摘录出340多万字的中国史料，正是由于这些资料，关于满清建州时期的历史研究才得以开创性地开展。据明史专家郑天挺回忆，当时，每到周末，只有两个人风雨无阻地前往位于北京文津街的原北平图书馆看书，一个是70岁的清史专家孟森，一个就是30岁不到的吴晗。
吴晗的明史研究，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洪武时期胡惟庸案，另一就是建州女真时期的历史。对前者的研究，使他后来写出《朱元璋传》，此书至今仍是朱元璋研究的必读经典和巅峰之作；对后者资料的整理，为现今众多研究满清开国史者提供了详细的史料依据。这是吴晗对明史研究的两大贡献。
胡适对吴晗的学习成果是满意的。1934年6月24日，他在天津《大公报》上撰文，公开表扬两位1934年夏天毕业的大学毕业生，其中一位就是清华大学史学系的吴晗。
令人遗憾的是，毕业后留校任教的吴晗，并没能把自己有着不凡起点的学术生涯，按照胡适的期望继续下去。
1937年，抗战爆发，吴晗来到昆明，先任云南大学教授，后又担任搬迁至此的西南联大教授。
1940年吴晗在西南联大讲授中国通史，用的教材是钱穆所著《国史大纲》。按照吴晗的才华和能力，编一本自己授课的教材，应该是毫不费里的，但是他没有这样做。从当时的情况分析，一是天下战乱，吴晗不得不分心照顾母亲、弟妹；二是此前一年他与袁震结婚。袁震长期卧病，吴晗对百般体贴，也用去不少时间；第三，生活条件的改善，可能也使吴晗不再像学生时代那么刻苦。吴晗在清华毕业后留校任教的第一年，工资即有100元大洋，而和自己同样的助教才有60元。过早的功成名就，使吴晗竟然没有写出一本像样的通史或断代史著作，这对史学基础极为扎实的吴晗来说，不能不是一件憾事。
吴晗与袁震的结婚，直接改变了他的一生。这不仅表现从个人生活上，也体现在吴晗从此对政治有了切实的、近距离的观察，因为袁震是中共早期党员。有了这层关系，后来吴晗卷入政治运动似乎是自然而然的。
1943年，吴晗由袁震的中学同学介绍加入民盟——一个和共产党关系密切的政治团体，从此投入到反对国民党独裁的斗争中。
后来，吴晗写作《海瑞罢官》后，曾有人说他以一个历史学家而写作京剧剧本是“破门而出”。现在起来，吴晗应该在更早的时候就已经破门而出，他走出书斋，走向街头，走上一条不归路。
抗战胜利后，吴晗回到北京，继续任教清华，同时负责民盟北平事务，他依旧把大量精力投入到政治活动中。
1949年1月，吴晗以军管会副代表身份接管清华大学，4月出任全国青联秘书长，9月担任政协委员，11月被任命为北京市副市长，达到一生生业的顶峰。
一个没有任何人事背景和行政资历的寒家子弟，被直接任命为首都的副市长，主管全市的文化教育和医疗卫生工作，这实在出乎吴晗的意料。在象征性的请辞后，吴晗愉快地开始了新的工作。
突如其来的名誉、地位，是否会让人一下子变得狂热和非理性？40岁担当大任的吴晗，给我们一个肯定的答案。
吴晗主管北京的文教部门长达17年。期间，他也有过不少值得称道的政绩，如倡导修建北京天文馆等。只是，和他对北京的破坏相比，人们似乎更关注后者。
前不久，北京西单牌楼重建，再度成为西单地区的标志性建筑。当初，梁思成曾指着坚决要拆掉它的吴晗说：五十年后，你们就会知道自己错了！梁思成的妻子林徽音也因吴晗大肆拆除古物而指着吴晗的鼻子大声呵斥。
吴晗对他们反唇相讥：你真是老保守，将来北京到处是高楼大厦，你这些牌楼跟鸡笼子一样，还有什么文物价值可言？一番话，气得梁思成当场失声痛哭。
历史真的是开了个天大的玩笑，如今北京的确高楼林立，可是，人们却更加思念这块土地上曾有过的建筑，那些被吴晗大笔一挥就抹去的建筑。
对吴晗不遗余力拆除北京古建筑的行为，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的郑振铎也看不下去，在一次会议上，他对吴晗说：拆除古物，要由中央决定，“不应采取粗暴态度。”吴晗不冷不热地回了一句：“全国性的问题，请示中央决定。”言下之意，北京地面上的事，洒家说了算。
针对梁思成的反对，吴晗答道：“专家不能以为自己的意见必须实现。”
这话从吴晗口里说出来，的确是个反讽。他忘了，自己也是个专家，而且是明史研究领域的一流专家。他这个专家的意见，在有的时候，是必须要实现的，比如挖掘十三陵。
1956年，吴晗找了好事的郭沫若、怕事的茅盾以及热衷收藏古物的邓拓等人，联名上书周恩来，要求挖掘十三陵中规模最大的永乐皇帝陵——长陵。他的旧友考古学家夏鼐对他说：你不能以自己研究的需要来挖掘十三陵。夏鼐说，早在做学生时，苦读《明实录》的吴晗就表示，将来如有机会，自己最想做的就是挖掘十三陵。
郑振铎上书国务院坚决反对发掘行动，但是那时吴晗风头正健，时常出入毛主席的书房，谁也不敢扫了他的兴致，最后只好折中，拿出个定陵让吴晗“试掘”，长陵才算保存下来。
这是历史上破天荒的一次——由政府出面组织挖掘前代帝王的陵寝。想当年，蒙古人占据中原，保护了宋王陵；满洲人入主中原，保护了明十三陵。
定陵的发掘，是在当时政治环境、技术条件和心理准备都不成熟的情况下盲目行动的。后来，墓主人明神宗万历皇帝朱翊钧和皇后的尸骨被扬弃，金丝楠木棺材被农民拿回家当柴火烧了。
发掘定陵是吴晗一生最大的败笔。始作俑者，其无后乎？这真是一句辛辣的谶语，吴晗一生没有亲生子女，他后来种种不详的遭遇，也成为人们茶余饭后议论的话题。
在文革中，他数次被迫跪在地上接受批斗，受尽羞辱：在关押期间，他的头发被拔光，胸部被打得积血，最后死于非命。他的妻子也被迫害至死，收养的女儿精神错乱，后跳楼自杀。
家破人亡，是人们在谈论吴晗时所用的最多的一个沉重词语。
游街批斗，对吴晗来说是家常便饭；哪次批斗要是没挨打，对吴晗来说就是很不错的事，回家后他就会心情不错地对养女说：爸爸今天没被打。
吴晗养子曾回忆，当时吴晗参加的批斗会真不少：“区里要斗，县里要斗，学校要斗，这里要斗，那里也要斗。”批斗会是惨无人道的，人们把吴晗绑在枯树干上，往他脖子里灌晒得滚烫的沙子；有人抡起皮带抽他；有人揪他的头发；有人拧他的耳朵。人们用各种想得出的法子来侮辱他。
据和吴晗一起挨批的张文松回忆，一次他们被拉倒通县去，在车上，吴晗只能抱膝蹲在车厢里，还“不时有人来敲他的脑壳”，此时吴晗的头发已经所剩无几。
和吴晗同为“三家村”成员之一的廖沫沙回忆，吴晗在最后的日子里，已经无法说话，和他说话，他只能痛苦地指着已经积血的胸口。
吴晗的妻子袁震在临终前，对看管人员的要求只有两个，一是想喝碗粥，二是想看吴晗一眼，可惜都没能实现。
士可杀，不可辱。老舍因此愤而投入太平湖，吴晗却忍辱负重。因为吴晗心中始终觉得，自己一直紧跟共产党，怎么会是反革命和反共老手呢？他还幻想着自己有重见天日的一天。
吴晗根本不可能有这一天，毛泽东已经彻底抛弃了他。1966年3月，毛泽东在上海说，吴晗发表那么多反动文章，中宣部不管不问。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他还有一个著名的判断，即北京市委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也要打倒。
半路出家搞政治的吴晗，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党内路线斗争中，无意中站错了队。从和共产党的渊源来看，吴晗一直在华北党务系统领导下工作，后来他到解放区，也是去找到共产党北方地下战线负责人刘仁，后来又在刘仁担任第二书记的北京市任职。所以，当毛泽东对以原华北党务系统为主的北京市委极为不满时，吴晗根本不可能独善其身。更何况，不久华北党务最高领导人刘少奇又被打倒，吴晗更是失去了东山再起的机会。
吴晗自己的言行，也无意中给自己带来麻烦。本来吴晗是民盟北京市地方支部的负责人，应该对民盟中央负责。但是，吴晗却从不把民盟中央当一回事，口口声声北京民盟只接受北京市委的领导。所以，当北京市委被打倒后，他连一条退路都没有，而这退路正是他亲手截断的。
当时北京市委20个常委中，有3个死亡，吴晗即为其中之一。
毛泽东本人对吴晗的态度也有一个戏剧性的变化。解放前，毛给吴晗的信上，还是恭谦地称呼“辰伯先生”。辰伯是吴晗的字，按照中国的传统，只有同学、同事、平辈友人之间才互相尊称字号；解放后毛泽东在赠给吴晗的书上，称呼是“吴晗同志”，不再像从前那样热络；后来，毛在发言中，干脆说吴晗一贯反共、是国民党，全然忘记旧情。
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在吴晗的悲惨命运中也扮演了关键角色。吴晗研究海瑞，出于胡乔木的鼓动。据叶永列所著《胡乔木》记载，胡乔木当时政治处境很不妙。在关于“大跃进”的某个文件起草上，陈云提出不同意见，让胡乔木转告毛泽东，胡一时大意，竟然没有转达。结果毛泽东指着他不满地说：你只不过是一个秘书，副主席的意见也敢不转达？
胡乔木鼓动吴晗研究海瑞，除了要迎合毛泽东的喜好，恐怕还有别的意思，是不是想借海瑞骂皇帝来为自己出一口恶气，也是值得玩味的。
吴晗是“文革”的导火索。导火索在爆炸之前就被烧为灰烬，这是一个难逃的命运。问题是，当初吴晗若不写海瑞，那么后来的历史会否要改写呢？
答案是肯定的；不会。因为“文革”不会缺少导火索。
接下来的问题就比较有趣：如果吴晗不被打倒，他会干什么？
答案也是明确的：他会打倒别人！
在《灯下集》序言里，吴晗谈及历史学家尚钺的文章，评价是“歪曲经典著作，胡乱引用历史材料”，“文章的实质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违反毛泽东思想的”。这个大帽子，估计是尚钺无法承受之重。
在1957年反右斗争中，吴晗更是全身心投入的积极分子，他在民盟召开的对两位领导人章伯钧和罗隆基的批斗会上，做了题为《我愤恨！我控诉！》的发言，火力十足，尤其是把老朋友罗隆基的旧底全都抖出。最后，正如章怡和在《往事并不如烟》中所说，吴晗如愿以偿地当上民盟中央副主席。
吴晗揭露章伯钧说，章曾在天安门城楼上对他说：只要我们两人合作，什么事都好办。吴晗说，章要对中共进行“政治讹诈”，“以帮助之名行篡夺之实。”
在批判罗隆基时，吴晗揭露出罗曾说过的一段话：毛泽东出身北大、周恩来出身南开，为什么他们能代表无产阶级，而我这个清华毕业的，就只能代表资产阶级呢？罗隆基当年是五四运动时清华大学的学生领袖。
当时被吴晗等批判的人，还有民盟著名教授费孝通。几十年后，钱钟书曾当面对费说，当时吴晗不是把你整得也很惨吗？费低头不语。其实钱钟书的话只说对一半，因为社会学教授费孝通在被吴晗批判后，以自己的社会经验很快明白过来，立即“反戈一击”，转身和吴晗一起，一面自我批判，一面批判他人。
据吴晗的老友常任侠回忆，有一次他对吴晗表示不相信“大跃进”期间所放的“卫星”，结果吴晗“立刻变色而作”，大声地说：“你这个人是可以提拔上来，也是可以打下去的！”
对自己多年的朋友都可以用这样的态度，那么，普通同事或是陌生人在运动中碰到吴晗，还会有好果子吃吗？
吴晗在《朱元璋传》中有一段生动描写：“网络布置好了，包围圈逐渐缩小了。苍鹰在天上盘旋，猎犬在追逐，一片号角声，呐喊声，呼鹰唤狗声，已入网文人一个个断脰破胸，呻吟在血泊中。”今天我们重读这段话，总有一种苦笑不得的感觉，与其说它描绘的是朱元璋打击异己的残酷，倒不如说是吴晗在为自己的命运做着某种暗示。从后来吴晗的遭遇看，他和他笔下那些入网的人，结局是何其的类似！
在一篇历史随笔中，吴晗写道：“他射中的鸟总是背上着箭”。夏鼐看后写信给他，说鸟儿中箭只可能是腹部而不会是背部。对此，吴晗承认疏忽，并自嘲说自己只会钓鱼，不会打猎。
不会打猎，就不知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反右”斗争中冲锋在前的吴晗，在“文革”中，不幸被来自身后的子弹射中。
历史有时候真会开玩笑，被吴晗批斗的章伯钧，后来成为吴晗的难友，两人常一起跪在院子里，被别人批斗。
现在人们都知道，写《背影》的朱自清教授，是拒绝接受美国援助面粉而饿死的，他在临死前，还念念不忘对家人说：我是在拒绝美援面粉宣言上签过字的！
那份导致朱自清挨饿的宣言，正是吴晗拿去让朱签字的。后来吴晗自己跑到解放区，并没和朱自清同甘共苦。
闻一多加入民盟，是吴晗介绍的，他们二人积极发动游行示威，一个被称为“吴晗诺夫”，一个被叫作“闻一多夫”。但是，当闻一多在昆明被害时，吴晗却在上海，并不在自己战友的身边。
当然，我们不能把朱自清和闻一多的死，算在吴晗头上。只是，两位才华横溢的教授过早去世，是中国文艺的一大损失；虽然后来吴晗也死于非命，但至少还做过17年的副市长，着实享受过一段呼风唤雨的人生。
在文艺界最大的冤案胡风案中，受胡风一手栽培的舒芜，把胡风多年前写给他的私人信函拿出来，给了胡风最致命的一击。吴晗也有类似举动。在国共内战期间，民盟内部就如何跟共产党合作发生路线争执，后来，其几个领导人商议，由罗隆基执笔，写一封信给中共最高领导人，信的内容中有一条是要求中共保证“民————盟作为合法在野党的自由”。据叶笃义回忆，当时他亲手把此信交给即将前往解放区的吴晗。可是，吴晗在和毛泽东的会面中，并未转交此信，而是在多年后批判罗隆基时，作为罗的罪证拿了出来。
罗隆基虽不能说像胡适那样对吴晗有恩，担至少在关键问题上帮助过吴晗。当初吴晗困在重庆，而他妻子急需去上海医院动手术，买不到飞机票的吴晗一筹莫展，是罗隆基帮他弄到两张机票，夫妇二人才得以成行。解放后吴晗曾写文章极力主张要继承旧道德，但是那种“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旧道德，他自己恐怕忘记了。
不过，吴晗并非是个完全忘本的人，在他复杂的性格中，有时也闪现着人性的光辉。
拿对胡适的态度来说，虽然解放后吴晗不止一次说自己早和胡适分道扬镳，但据千家驹回忆，在吴晗的副市长官邸，还是悬挂着胡适手书的对联。不仅如此，在1954年发动的胡适思想批判中，他作为得到胡适帮助最大的学生，并没有写批判文章。
相较之下，他比同样受过胡适大恩的周汝昌，要高尚得多。周汝昌的《红楼梦》研究生涯也是在胡适的帮助下起步的，胡适还把自己收藏的国宝级珍贵版本无私借给周汝昌。但是，后来的运动中，周汝昌不止一次批判胡适，甚至在晚年所写的《我与胡适先生》一书中，自始自终未把胡适称为自己的恩师，还大肆批判另一位红学家俞平伯。更为滑稽的是，在家乡政府为自己修建的纪念馆上，他竟大言不惭地集胡适字题额，变成胡适为他题写“周汝昌纪念馆”馆名。
当年胡适在台湾知道大陆批判自己时，还为周汝昌开脱，说周汝昌如果不写批判文章，恐怕过不了关；又说俞平伯念着旧情，不忍心写，结果自己也被批判了。
在对待胡适的问题上，吴晗也算是念旧情的。
我比较喜欢吴晗的文章，尤其是他的历史考证短文。这一方面出于个人偏好，另一方面，也因为他写得实在太好了。
吴晗有着的深厚历史功底，文笔又轻松易懂，娓娓道来，和如今一些充斥着新名词、新概念的高头讲章大不相同，在灯下读吴晗的《灯下集》，就我个人而言，是一种充满愉悦的享受。
吴晗的代表作《朱元璋传》，我有四个版本，也读过不止一遍。此书虽然有影射、迎合当时政治环境的嫌疑，但就史料的整理和组织上，还是至尽无法超越的杰作，乃至有人把它同梁启超的《李鸿章传》、林语堂的《苏东坡传》和朱东润的《张居正大传》并称为“二十世纪四大传记”，不是没有道理的。
梁实秋在一篇文章中曾感慨道，假如闻一多没有投身政治，那以他的艺术天赋、古文功底，其成就是不可限量的。
我想，这话对吴晗也适用。当初吴晗在西南联大，若是继续沿着学生时代的治学路线走下去，那么，他对中国明史研究的贡献，大概是可以想见的吧。那时有不少学者像胡适那样选择离开大陆，比如钱穆、梁实秋、台静农等，这些人无一不享高寿，且留下丰厚的文化遗产。
从这个角度来说，吴晗十七年的副市长生涯虽然风光，可是，福兮祸之所依，既留下破坏古物的骂名，又落得家破人亡的结局，这恐怕是熟知史事的吴晗，怎么也料不到的。
做官和做书生，假如再让吴晗重新选择，他会选哪个呢？若吴晗在黄泉之下和朱自清、闻一多、胡适、梁实秋等人相见，他会后悔自己的一生吗？
也许胡适会后悔。他当初只是从治学方法上指导吴晗，但没能在生活细节乃至人生道路的选择上，给吴晗更多的建议。吴晗本人的性格，本就有浪荡不羁的因素，他青年时代的好友罗尔纲和千家驹的回忆文章中都谈到这一点。年轻时，吴晗喜好赌博，还好喝酒；就是做了副市长，还有人看见他在西单的烤肉宛和人喝酒，一手拿一串肉，一脚抬起，踩在自己坐的长条凳上。这种并不十分谨慎的性格，本就是从政的大忌，在人生道路的选择上，若控制不好，也很容易误入歧途。
吴晗的性格，容易授人口实。当年吴晗的学生何兆武在由其口述的《上学记》中，对吴晗颇多指责。何记述了吴晗的三个细节：一是吴晗做二房东，经常无故赶房客以求提高房租；二是吴晗打新生的“杀威棒”，第一次考试就给全班同学不及格；学生抗议，吴晗甚至为此罢教；三是吴晗跑警报时，在山坡上惊慌失色地连滚带爬，有失教授风度。
何兆武的话，不可尽信，因为他带着私人恩怨。那个被撵的房客，实际是他的姐姐。他应该换位思考，如果他家的房客赖着房租，他撵不撵呢？至于吴晗让新同学不及格，何更是“苦主”，自然说老师的不好；在跑警报方面，其他学生有不同的回忆，有人1984年就写文章说，那时的吴晗因为要照顾生病卧床的妻子，根本无法跑警报，而是听天由命地守在妻子的病床前。这个回忆应该是真实的，比较符合那时吴晗的实际生活情况。另外，学生在五六十年后说死去的老师坏话，这个学生的品格，恐怕也高不到哪里去。
在这篇文章里，笔者无意为吴晗辩护。毕竟，吴晗对我而言，只是一个遥远的、陌生的过去。我所了解的吴晗，也只是从别人的文章里所得到的印象。
吴晗，只是我所收藏的几本书的作者；或者是我所收藏的其他人所写书里提到的人物。看了这些书，我对吴晗只有两个模糊的印象：其一，他是一个杰出的、实实在在的历史学家；其二，他是一个狂热的、不成功的政治人物。
当然，吴晗的一生，也令人感叹。所感叹的，不是他的遭遇，而是他当初为何没有选择另外一条道路。
美国诗人Robert Frost在名诗The Road Not Taken中说：林子里有两条路，朝向不同的方向。吴晗选择了一条既风光无限、又荆棘丛生的道路，为此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如今，也许我们很难说吴晗当初的选择是错误的，但是，我们可以肯定地认为，那条未走的路，肯定要比他所经历的好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