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异乡记
一
动身的前一天，我到钱庄里去卖金子。一进门，一个小房间，地面比马路上低不了几寸，可是已经像个地窖似的，阴惨惨的。柜台上铜阑干后坐着两个十六七岁的小伙计，每人听一架电话，老是「唔，唔，哦，哦」地，带着极其满意的神情接受行情消息。极强烈的枱灯一天到晚开着，灯光正照在脸上，两人都是饱满的圆脸，蝌蚪式的小眼睛，斜披着一绺子头发，身穿明蓝布罩袍，略带扬州口音，但已经有了标准上海人的修养。灯光里的小动物，生活在一种人造的夜里；在巨额的金钱里沉浸着，浸得透里透，而捞不到一点好处。使我想起一种蜜饯乳鼠，封在蜜里的，小眼睛闭成一线，笑迷迷的很快乐的脸相。
我坐在一张圆凳上等拿钱，坐了半天。房间那头有两个人在方桌上点交一大捆钞票。一个打杂的在旁观看，在阴影里反剪着手立着，穿着短打，矮矮的个子，面上没有表情，很像童话里拱立的田鼠或野兔。看到这许多钞票，而他一点也不打算伸手去拿，没有一点冲动的表示──我不由的感到我们这文明社会真是可惊的东西，庞大复杂得怕人。
换了钱，我在回家的路上买了毡鞋、牙膏、饼干、奶粉、冻疮药。脚上的冻疮已到将破未破的最尴尬的时期，同时又还患着重伤风咳嗽，但我还是决定跟闵先生结伴一同走了。到家已经夜里八点钟，累极了，发起寒热来了，吃了晚饭还得洗澡，理箱子，但是也不好意思叫二姨帮忙，因为整个地这件事是二姨不赞成的。我忙出忙进，双方都觉得很窘。特为给我做的一碗肉丝炒蛋，吃到嘴里也油腻腻的，有一种异样的感觉。
我把二姨的闹钟借了来，天不亮就起身，临走，到二姨房里去了一趟，二姨被我吵得一夜没睡好，但因为是特殊情形，朦胧中依旧很耐烦地问了一声：「你要什么？」我说：「我把钟送回来。」二姨不言语了。这时候门铃响起来，是闵先生来接了。立刻是一派兵荒马乱的景象，阿妈与闵先生帮着我提了行李，匆匆出门。不料楼梯上电灯总门关掉了，一出去顿时眼前墨黑，三人扶墙摸壁，前呼后应，不怕相失，只怕相撞，因为彼此都是客客气气，不大熟的。在那黑桶似的大楼里，一层一层转下来，越着急越走得慢，我简直不能相信这公寓是我住过多少年的。
出差汽车开到车站，天还只有一点蒙蒙亮，像个钢盔。这世界便如一个疲倦的小兵似的，在钢盔底下盹着了，又冷又不舒服。车站外面排列着露宿轧票的人们的铺盖，篾席，难民似的一群，太分明地彷佛代表一些什么──一个阶级？一个时代？巨大的车站本来就像俄国现代舞台上的那种象征派的伟大布景。我从来没大旅行过；在我，火车站始终是个非常离奇的所在，纵然没有安娜．凯列妮娜卧轨自杀，总之是有许多生离死别，最严重的事情在这里发生。而搭火车又总是在早晨五六点钟，这种非人的时间。灰色水门汀的大场地，兵工厂似的森严。屋梁上高栖着两盏小黄灯，如同寒缩的小鸟，敛着翅膀。黎明中，一条条餐风宿露远道来的火车，在那里嘶啸着。任何人身处到其间都不免有点仓皇罢──总好像有什么东西忘了带来。
脚夫呢，好像新官上任，必须在最短期间找括到一笔钱，然后准备交卸。不过，他们的任期比官还要短，所以更需要心狠手辣。我见了他们真怕。有一个挑夫催促闵先生快去买票，迟了没处坐。闵先生挤到那边去了，他便向我笑道：「你们老板人老实得很。」我坐在行李卷上，抬起头来向他笑了一笑。当我是闵先生的妻子，给闵先生听见了也不知作何感想，我是这样的臃肿可憎，穿着特别加厚的蓝布棉袍，裹着深青绒线围巾，大概很像一个信教的老板娘。
卖票处的小窗户上面镶着个圆形挂钟。我看闵先生很容易地买了票回来，也同买电影票差不多。等到上火车的时候，我又看见一个摩登少妇娇怯怯的攀着车门跨上来，宽博的花呢大衣下面露出纤瘦的脚踝，更加使人觉得这不过是去野餐。我开始懊悔，不该打扮得像这个样子──又不是逃难。
火车在晓雾里慢慢开出上海，经过一些洋铁棚与铅皮顶的房子，都也分不出是房屋还是货车，一切都彷佛是随时可以开走的。在上海边缘的一个小镇上停了一会，有一个敞顶的小火车装了一车兵也停在那里。他们在吃大饼油条，每人捏着两副，清晨的寒气把手冻得拙拙的，不大好拿。穿着不合身的大灰棉袄，他们一个个都像油条揣在大饼里。人虽瘦，脸上却都是红扑扑的，也不知是健康的象征还是冻出来的。有一个中年的，瘦长刮骨脸的兵，忽然从口袋里抽出一条花纱帕子，抖开来，是个时髦女人的包头，飘飘拂拂的。他卖弄地用来醒了醒鼻子，又往身边一揣。那些新入伍的少年人都在那里努力吃着，唯恐来不及，有几个兵油子便满不在乎，只管擎着油条东指西顾说笑，只是隔着一层车窗，听不见一点声音。看他们嘻嘻哈哈像中学生似的，却在灰色的兵车上露出半身，我看着很难过。
中国人的旅行永远属于野餐性质，一路吃过去，到一站有一站的特产，兰花豆腐干、酱麻雀、粽子。饶这样，近门口立着的一对男女还在那里幽幽地，回味无穷地谈到吃。那窈窕的长三型的女人歪着头问：「你猜我今天早上吃了些什么？」男人道：「是甜的还是咸的？」女人想了一想道：「淡的。」男人道：「这倒难猜了！可是稀饭？」女人摇头抿着嘴笑。男人道：「淡的……莲心粥末是甜的，火腿粥末是咸的──」女人道：「告诉你不是稀饭呀！」男人道：「这倒猜不出了。」旁听的众人都带着鄙夷的微笑，大概觉得他们太无聊，同时却又竖着耳朵听着。一个冠生园的人托着一盘蛋糕挤出挤进贩卖，经过一个黄衣兵士身边却有点胆寒，挨挨蹭蹭的。
查票的上来了。这兵士没有买票，他是个肿眼泡长长脸的瘦子，用很侉的北方话发起脾气来了。查票的是个四川人，非常矮，蟹壳脸上罩着黑框六角大眼镜，腰板毕挺地穿着一身制服，代表抗建时期的新中国，公事公办，和他理论得青筋直爆。兵士渐渐的反倒息了怒，变得妩媚起来，将他的一番苦情娓娓地叙与旁边人听。出差费不够，他哪来这些钱贴呢？他又向查票的央道：「大家都是为公家服务……」无奈这查票的执意不肯通融，两人磨得舌敝唇焦，军人终于花了六百块钱补了一张三等票。等查票的一走开，他便骂骂咧咧起来：「妈的！到杭州──揍！到杭州是俺们的天下了，揍这小子！」我信以为真，低声问闵先生道：「那查票的不知道晓得不晓得呢？到了杭州要吃他们的亏了。」闵先生笑道：「哪里，他也不过说说罢了。」那兵士兀自有板有眼地喃喃念着：「妈的──到杭州！」又道：「他妈的都是这样！兄弟们上大世界看戏──不叫看。不叫看哪：搬人，一架机关鎗，啛尔库嗤一扫！妈的叫看不叫看？──叫看！」他笑了。
半路上有一处停得最久。许多村姑拿了粽子来卖，又不敢过来，只在月台上和小姊妹交头接耳推推搡搡，趁人一个眼不见，便在月台边上一坐，将肥大的屁股一转，溜到底下的火车道上来。可是很容易受惊，才下来又爬上去了。都穿着格子布短袄，不停地扭头，甩辫子，撇嘴，竟活像银幕上假天真的村姑，我看了非常诧异。
火车里望出去，一路的景致永远是那一个样子──坟堆、水车；停棺材的黑瓦小白房子，低低的伏在田陇里，像狗屋。不尽的青黄的田畴，上面是淡蓝的天幕。那一种窒息的空旷──如果这时候突然下了火车，简直要觉得走头无路。
多数的车站彷佛除了个地名之外便一无所有，一个简单化的小石牌楼张开手臂指着冬的荒田，说道：「嘉浔，」可是并不见有个「嘉浔」在哪里。牌楼旁边有时有两只青石条櫈，有时有一只黄狗徜徉不去。小牌楼立定在淡淡的阳光里，看着脚下自己的影子的消长。我想起五四以来文章里一直常有的：市镇上的男孩子在外埠读书，放假回来，以及难得回乡下一次看看老婆孩子的中年人……经过那么许多感情的渲染，彷佛到处都应当留着一些「梦痕」。然而什么都没有。
二
中午到了杭州，闵先生押着一挑行李，带着他的小舅子和我来到他一个熟识的蔡医生处投宿。蔡医生的太太也是习护士的，两人都在医院里未回。女佣招呼着先把行李搬了进来，他们家正在开饭，连忙添筷子，还又乱着揩枱抹凳。蔡医生的一个十四五岁的儿子穿着学生制服，剃着陆军头，生得鼻正口方，陪着我们吃了粗粝的午饭，饭里斑斑点点满是谷子与沙石。只有那么一个年青的微麻的女佣，胖胖的，忙得红头涨脸，却总是笑吟吟的。我对于这份人家不由得肃然起敬。
请女佣带我到解手的地方，原来就在楼梯底下一个阴暗的角落里，放着一只高脚马桶。我伸手钳起那黑腻腻的木盖，勉强使自己坐下去，正好面对着厨房，全然没有一点掩护。风飕飕的，此地就是过道，人来人往，我也不确定是不是应当对他们点头微笑。
闵先生把我安插在这里，他们郎舅俩另去找别的地方过夜了。蔡家又到了一批远客，是从邻县避难来的，拖儿带女，网篮里倒扣着猩红洒花洋磁脸盆，网篮柄上掖着潮湿的毛巾。我自己有两件行李堆在一张白漆长凳上──那显然是医院里的家具，具有这一对业医的夫妇的特殊空气。我便在长凳上坐下，伏在箱笼上打瞌。迷迷糊糊一觉醒来，已经是黄昏了，房间里还是行装甫卸的样子，卸得遍地都是。一个少妇坐在个包裹上喂奶。玻璃窗上镶着盘花铁阑干，窗口的天光里映出两个少女长长的身影，都是棉袍穿得圆滚滚的，两人朝同一个方向站着，驯良地听着个男子高谈阔论分析时局。这地方和上海的衖堂房子一点也没有什么两样，我需要特别提醒我自己我是在杭州了。
有个瘦小的妇人走出走进，两手插在黑丝绒大衣袋里，堆着两肩乱头发，焦黄的三角脸，倒挂着一双三角眼。她望望我，微笑着，似乎有询问的意思。但是我忽然变成了英国人，彷佛不介绍就绝对不能通话的；当下只向她含糊地微笑着。错过了解释的机会，蔡太太从此不理会我了，我才又自悔失礼。好容易等到闵先生来了，给我介绍说：「这是沈太太，」讲好了让她在这里耽搁两天，和蔡太太一床睡，蔡先生可以住在医院里。蔡太太虽然一口答应了，面色不大好看。我完全同情她。本来太岂有此理了。
蔡太太睡的是个不很大的双人床。我带着童养媳的心情，小心地把自己的一床棉被折出极窄的一个被筒，只够我侧身睡在里面，手与腿都要伸得毕直，而且不能翻身，因为就在床的边缘上。铺好了床，我就和衣睡下了，因为胃里不消化，头痛脑涨。女佣兴匆匆上楼，把电灯拍地一开，叫道：「师母，吃饭！」我说我人不舒服，不吃饭了，她就又蹬蹬蹬下楼去了。在电灯的照射下，更可以觉得那一房家具是女主人最心爱的──过了时的摩登立体家具，三合板，漆得蜡黄，好像是光滑的手工纸糊的，浆糊塌得太多的地方略有点凸凹不平。衣櫉上的大穿衣镜亮的如同香烟听头上拆下来的洋铁皮，整个地像小孩子制的手工。楼上静极了，可以听见楼下碗盏叮当，吃了饭便哗啦啦洗牌，叉起麻将来。我在床上听着，就像是小时候家里请客叉麻将的声音。小时候难得有时因为病了或是闹脾气了，不吃晚饭就睡觉，总觉得非常委曲。我这时候躺在床上，也并没有思前想后，就自凄凄惶惶的。我知道我再哭也不会有人听见的，所以放声大哭了，可是一面哭一面竖着耳朵听着可有人上楼来，我随时可以停止的。我把嘴合在枕头上，问着：「拉尼，你就在不远么？我是不是离你近了些呢，拉尼？」我是一直线地向着他，像火箭射出去，在黑夜里奔向月亮；可是黑夜这样长，半路上简直不知道是不是已经上了路。我又抬起头来细看电灯下的小房间──这地方是他也到过的么？能不能在空气里体会到……但是──就光是这样的黯淡！
生命是像我从前的老女佣，我叫她找一样东西，她总要慢条厮理从大抽屉里取出一个花格子小手巾包，去掉了别针，打开来轻轻掀着看了一遍，照旧包好，放还原处，又拿出个白竹布包，用一条元色旧鞋口滚条捆上的，打开来看过没有，又收起来；把所有的包裹都检查点一过，她自己也皱起了眉毛说：「咦？」然而，若不是有我在旁边着急，她决不会不耐烦的，她对这些东西是这样的亲切──全是她收的，她找不到就谁都不要想找得到。
蔡家也就是这样的一个小布包，即使只包着一些破布条子，也显然很为生命所重视，收得齐齐整整的。蔡太太每天早晨九点钟在充满了阳光的寝室里梳洗完毕，把蓝布罩衫肩上的头皮屑劈劈拍拍一阵掸，就上医院去了，她的大衣她留着在家里穿。她要到夜饭前后方才回家，有时候晚上凑个两圈麻将，否则她一天最快乐的时候是临睡之前在床上刮辣松脆地吃上一大包榧子或麻花。她的儿子上学回来便在楼梯口一个小书房里攻书，女佣常常夸说他们少爷在学校里功课非常好。
那女佣虽然害痧眼断送了一只眼睛，还是有一种少女美，胖嘟嘟的，总穿着件稀皱的小花点子旧白布短衫。那衣裳黏在她身上像馒头上的一层皮，尤其像馒头底上湿的皮，印出蒸笼杠子的凸凹。我猜她只有十八九岁，她笑了起来，说：「哪里？二十八了！」尾声里有一点幽怨。然而总是兴兴头头的，天不亮起来生煤炉，一天到晚只看见她高高举起水壶，冲满那匝着一道红边的藤壳大热水瓶；随时有客人来到，总有饭菜端上来，至不济也有青菜下面。吃了一顿又一顿，一次次用油抹布揩拭油腻的桌面。大家齐心戮力过日子，也不知都是为了谁。
下午，我倚在窗台上，望见邻家的天井，也是和这边一样的，高墙四面围定的一小块地方。有两个圆头圆脑的小女孩坐在大门口青石门坎上顽耍。冬天，都穿得袍儿套儿的，两扇黑漆板门开着，珊瑚红的旧春联上映着一角斜阳。那情形使人想起丁玲描写的她自己的童年。写过这一类的回忆的大概也不止丁玲一个，这样的情景彷佛生成就是回忆的数据。我呆呆的看着，觉得这真是「即是当时已惘然」了。
闵先生来了，我们在蔡家客堂里坐地。有一对穿得极破烂的老夫妇，不知道是男主人还是女主人的亲戚，来到他们家，虽然早已过了吃饭的时候，主人又不在家，佣人却很体谅，立即搬上饭来。老两口子对坐在斜阳里，碗筷发出轻微的叮当。一锅剩饭，装在鹅头高柄红漆饭桶里，热气腾腾的，不知为什么使我想起「黄粱初熟」。这两个同梦的人，一觉醒来，早已忘了梦的内容，只是静静地吃着饭，吃得非常香甜。饭盛得结结实实的，一碗饭就像一只拳头打在肚子上。
那老头子吃完饭，在这里无事可做，徜徉了一会，就走了。
有琵琶声，渐渐往这边来了，远迢迢叮呀咚地，在横一条竖一条许多白粉墙的衖堂里玲珑地穿出穿进。闵先生说是算命的瞎子弹的。自古至今想必总有许多女人被这声音触动了心弦，不由得就撩起围裙暗暗数着口袋里的钱，想着可要把瞎子叫进来问问，虽然明知道自己的命不好。
我听了半晌，忍不住说：「真好听极了！我从来没听见过。」闵先生便笑着说：「要不要把他叫进来？他算起命来是边弹边唱的。」
女佣把那瞎子先生一引引了进来，我一看见便很惊异，那人的面貌打扮竟和我们的一个苏帮裁缝一般无二。大约也是他们的职业关系，都是在女太太们手中讨生活的，必须要文质彬彬，小心翼翼。肌肉一条条往下拖着的「狮子脸，」面色青黄。由于极度的忍耐，总带着酸溜溜的微笑。女佣把一张椅子掇到门边，说道：「先生，坐！」他像说书人似地捏着喉咙应道：「噢噢！噢噢！」扶着椅背坐下了。
闵先生将他自己的八字报给他听，他对闵先生有点摸不出是什么路道，因此特别留了点神，轻拢慢捻弹唱起来。我悄悄的问闵先生说得可灵不灵，闵先生笑而不答。算命的也有点不得劲，唱唱，歇歇，显然对他有所期待。他只是偏过头去剔牙齿，冷淡地发了句话：「唔。你讲下去。」算命的疑心自己通盘皆错，索性把心一横，不去管他，自把弦子紧了一紧，带着蝇蝇的鼻音，唱道：「算得你年交十八春……」一年一年算下去，闵先生始终没有半点表示，使算命的自以为一定诌得一点边也没有──这我觉得很残酷，尤其是事后他告诉我说是算得实在很准的。大约这就是内地的大爷派头。
他付钱之前说：「有没有什么好听点的曲子弹一只听听？」算命的弹了一只「毛毛雨」。虽然是在琵琶上，听了半阙也就可以确定是「毛毛雨」了。
那老妈妈本来在旁边听着他给闵先生算命的，听上瘾来了，他正要走，又把他叫住了。她显然是给瞎子算惯了命的，她和他促膝坐着，一面听着，一面不住的点头，说「唔，唔，」彷佛一切皆不出她所料。被称为「老太太」她非常受用。她穿着淡蓝破棉袄，红眼边，白头发，脸上却总是笑嘻嘻的，大概因为做惯了穷亲戚的缘故，一天到晚都得做出愉快的样子。
算命的告诉她：「老太太，你就吃亏在心太直，受人欺……」这是他们的套语，可以用在每一个女人身上的，不管她怎样奸刁，说她「心直口快，吃人的亏」她总认为非常切合的。这老妈妈果然点头不迭，用鼓励的口吻说：「唔，唔……」钉眼望着他，他又唱上一段。她便又追问道：「那么，到底归根结局是怎样的呢？」我不由得倒抽了口凉气，想道：「一个七八十岁的人，好像她这时候的贫穷困苦都还是不算数的──她还另有一个归根结局哩！」那算命的被她逼迫不过，也微微叹了口气，强打精神答道：「归根结局倒还是好的呢！」推算出来，她有一个儿子可靠，而这儿子是好的。我想总不会太好，要不然也不会让她落到这样的地步。然而那老妈妈只是点头，说：「唔，唔。……你再讲呢！」那算命的干笑了一声，答道：「老太太，再讲倒也没有什么讲的了呢！」我觉得这句话非常刺心，我替那老妈妈感到羞赧，同时看这算命先生和老太太们缠惯了的无可奈何的憔悴的脸色，也着实可怜。
闵先生的小舅子从来没到过杭州，要多玩几天。我跟着他们一同去游湖。走出来，经过衖堂，杭州的衖堂房子不知为什么有那样一种不祥之感──在淡淡的阴天下，黑瓦白房子无尽的行列，家家关闭着黑色的门。
衖堂外面有个小河沟。淡绿的大柳树底下，几个女人穿着黑苍苍的衣服，在墨黑的污水里浣衣。一张现成的风景画，但是有点肮脏，湿腻腻的，像是有种「奇人」用舌头蘸了墨画出来的。
来到湖边，闵先生的舅子先叫好了一只船，在那里等着，船上的一张藤桌上也照例放着四色零食：榧子、花生、干瘪的小橘子和一种极坏的纸包咖啡糖。也像冬天的西湖十景，每样都有在那里，就是不好。
船划到平湖秋月──或者是三潭印月──看上去彷佛是新铲出来的一个土坡子，可能是兆丰公园里割下来的一斜条土地。上面一排排生着小小的树，一律都向水边歪着。正中一座似庙非庙的房屋，朱红柱子。船靠了岸，闵先生他们立刻隐没在朱红柱子的回廊里，大约是去小便。我站在渡头上，简直觉得我们普天之下为什么偏要到这样的一个地方来。
此后又到了一个地方，如果刚才是平湖秋月，那么现在就是三潭印月了。这一次闵先生的舅子从船立起身的时候，给座位上一粒钉绊住了，把他簇新的黄卡其空军袴子撕破了一块。闵先生代他连呼心痛不置，他虽然豪气纵横地不甚理会，从此游兴顿减，哪里也不想去了，一味埋头吃榧子，吃得横眉竖目的。
小船划到外湖的宽阔处，湖上起了一层白雾，渐渐浓了。难得看见一两只船，只是一个影子，在白雾里像个黑蚂蚁，两只桨便是蚂蚁脚，船在波中的倒影却又看得很清楚，好像另有个黑蚁倒过来蠕蠕爬着。天地间就只有一倒一顺这几个小小的蚂蚁。自己身边却有那酥柔的水声，偶而「嘓」地一响，彷佛它有块糖含在嘴里，隔半天咽上一口溶液。我第一次感到西湖的柔媚，有一种体贴入微的姬妾式的温柔，略带着点小家气，不是叫人觉得难以消受的。中国士大夫两千年来的绮梦就在这里了。雾蒙蒙的，天与水相偎相倚，如同两个小姊妹熏香敷粉出来见客，两人挨得紧紧的，只为了遮蔽自己。在这一片迷茫中，却有一只游船上开着话匣子，吱吱呀呀刺耳地唱起流行歌来。在这个地方，古时候有过多少韵事发生，至今还缠绵不休的西湖上，这电影歌曲听上去简直粗俗到极点，然而也并无不合，反倒使这幅图画更凸出了。
我们在馆子里吃了晚饭，先送我回家。经过杭州唯一的一条大马路，倒真是宽阔得使人诧异，空荡荡的望不到头。这不聚气的地方是再也繁华不起来的，霓虹灯电灯都成了放射到黑洞洞的天空里的烟火花炮，好像眼看着就要纷纷消灭了。我很注意地看橱窗里强烈的灯光照出的绣花鞋，其实也不过是上海最通行的几个样子，黑缎子鞋头单绣一朵雪青蟹爪菊，或是个酱红圆寿字，绿色太极图。看到这些熟悉的东西，我不禁对上海有咫尺天涯之感了。
随后渐渐走入黑暗的小街小巷，一脚高一脚低，回到蔡家。楼上有一桌牌，闵先生他们就在楼下坐了一会，我倒了两杯开水上来，我自己也捧了一杯开水，坐在昏黄的灯光下。我对他们并没有多少友谊，他们对我也不见得有好感，可是这时候我看见他们总觉得有一种依恋。
在蔡家住了三四天，动身的前夜，我把行李整理好了，早早上床睡了，蔡太太在我身边兀自拥被坐着，和打地铺的亲戚们聊天，吃宵夜，忽然有人打门，女佣问：「什么人？」答道：「我！」蔡太太她们还在那里猜度不知是谁这时候跑了来，我早已听出来是闵先生。闵先生带了两蒲包糖菓来送给蔡太太，因为这两天多有打搅。两人客气了一会，蔡太太就在枕上打开蒲包，拈了些出来尝尝。闵先生笑着说：「明天要走了。……要走了，下次来一定陪蔡太太打牌。──沈太太已经睡了么？」我面朝里躺着。听到闵先生的声音，彷佛见了亲人似的，一喜一悲，我一直算是睡着了没作声，可是沿着枕头滴下眼泪来了。
三
到永浬去的小火车，本是个货车，乘客便胡乱坐在地下。可是有一个军官非常的会享福，带了只摇椅到火车上来，他躺在上面，拥着簇新的一条棉被，湖绿绉纱被面，粉红柳条绒布里子。火车摇得他不大对劲的时候，更有贴身伏侍的一个年青女人在旁推送。她显然是挑选得很好的一个女人，白油油的滚圆的腮颊，孩子气的侧影，凹鼻梁，翘起的长睫毛，眼睛水汪汪地。头发也像一般的镇上的女子，前面的鬅发做得高高的，却又垂下丝丝缕缕的前刘海，显得迭床架屋。她在青布袍上罩着件时式的黑大衣，两手插在袋里，端着肩膀，马上就是个现代化的轮廓。脚上却还是穿了布鞋，家里做的圆口灰布鞋，泥土气很重。她就连在嘘寒问暖的时候，虽然在火车轰隆轰隆的喧声里，仍旧显得喉咙太大了，是在田野里喊惯了的喉咙。那军官睁开一双黄黄的大眼睛，向她看了一眼。被窝严严地盖在嘴上，也许他曾经嗡隆了一声作为答复，也许并没有。随即又阖上眼皮，瘦骨脸上现出厌世的微笑，飘然入睡了。一颗头渐渐坠在椅背上，一颠一颠。女人便道：「可要把你的斗篷垫在后面枕着呢？」他又张开眼，一瞥，不作声，也没有表情。她可又忙起来，忙了一会，重新回到她的椅子上，那椅子很高，她坐在上面必须把两只脚踮着点。她膝前有个仆人坐在地下，一个小尖脸的少年人，含着笑，很伶俐的样子，并不是勤务兵的打扮。天冷，他把鞋脱了，孜孜的把脚贴在个开了盖的脚炉上烤。他身后另搁着一双草鞋。旁边堆着他们的行李，包裹堆里有两只鸡，咯咯的在蒲包里叫着。
车上的小生意人、乡农和学生一致注目看着那军人，看着他在摇椅上入睡，看着他的女人与仆人，他的财产与鸡只。很奇异地，在他们的眼光里没有一点点批评的神气，却是最单纯的兴趣。看了一会，有个学生弯腰系鞋带，他们不约而同转过脸来细看他的皮鞋的构造。随后又有人摸出打火机来点香烟，这一次，观众却是以十倍浓厚的兴趣来瞪视那打火机了。然而，仍旧没有批评，没有惊叹，只是看着，看着，直到他收了起来为止。
在火车的轰轰之上，更响的轰隆一声，车那头的一个兵，猛力拉开了一扇窗户。尘灰蒙蒙的三道太阳光射了进来，在钢灰的车厢里，白 似的三道，该是一种科学上的光线，Ｘ光，紫外光，或是死光。两个小兵穿着鼓鼓揣揣的灰色棉袄，立在光的过道里。
有个女人在和一个兵攀谈。那女人年纪不过三十开外，团团的脸，搽得「胭脂花粉」的。肿眼泡，乌黑的眼珠子，又有酒涡又有金牙齿，只是身材过于粗壮些。她披着一头鬈发，两手插在藏青绒线衫袋里，活泼能干到极点，对于各方面的情形都非常熟悉，无论人家说什么她都插得上嘴去。那兵是个矮矮的身材非常厚实的中年人，橙红色的脸，一脸正人君子的模样。他一手叉着腰，很谨慎地微笑对答着，承认这边的冬天是冷的，可是「我们北方还要冷。」
那妇人立意要做这辆车上的交际花，遂又走过这边来，在军官的摇椅跟前坐下了，拖过她的脚炉，脱掉她的白帆布绊带鞋，一双充毛短袜也脱了去，只穿着肉红线袜。她坐在那里烤脚，开两腿，露出一大片白色棉毛的裆，平坦的一大片，像洗剥干净的猪只的下部。
军官的姨太太问军官：「现在不知道有几点钟？」她便插嘴道：「总有十点多了。」军官的姨太太只当不听见。至于军官，他是连他的姨太太都不理睬的。姨太太间或与仆人交谈，膝下的这个女人总也参加意见。到了一个站头上，姨太太有一点犹豫地向仆人打听这里可有地方大解，又说：「不晓得可来得及。」那妇人忙怂恿道：「来得及！来得及！」说过之后，没有反响，她自己的脸色也有点变了，但依旧粉香脂艳地仰面笑着，盯眼看着这个那个，谛听他们自己堆里说话。
姨太太毕竟没有下去解手，忍了过去了。仆人给她买了一串滚烫的豆腐干来。她挺着腰板坐在那不舒服的高椅上，吃掉了它。
那妇人终于走开了，挤在一群生意人队里，含着笑，眼睁睁地听他们说话，彷佛每一句话都恰恰打到她心坎里去。然后她觉得无聊起来。她怕风，取出一块方格子大手帕来，当作围巾兜在颔下。她在人丛里找了块地方，靠着个行李卷睡觉了。她仰着头，合着眼，朱唇微微张着，好像等着个吻。人们将两肘支在行李卷上站着，就在她头上说说笑笑，完全无动于衷。
车厢的活络门没关严，砑开两尺宽的空隙，有人吊在门口往外看。外面是绝对没有什么十景八景，永远是那一堂布景──黄的坟山，黄绿的田野，望不见天，只看见那遥远的明亮的地面，矗立着。它也嫌自己太大太单调；随着火车的进行，它剧烈地抽搐着，收缩、收缩、收缩，但还是绵延不绝。
寒风飕飕吹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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