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龙年的正月，我没有周璇于觥筹交错之中，而是呆在家里，静静地听着世界上最美的，最悠扬的,大慈大悲的佛教音乐。悠扬的佛音在耳边萦绕，我的思绪却穿越时空，回到了过去的岁月，随着叮咚的键盘敲击声，过去的往事变成了显示屏上一串串真实的文字，几天下来竟有三万字之多。这其中就有本人近十年不遗余力的三农调研，更有关于前年因宜黄事件而写的那篇影响甚大的拙文《透视江西宜黄强拆自焚事件》的事。当时，面对潮水般涌来的种种评论，作为文章的作者自然有话要说，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没有作出回应，也未接受记者采访。去年，宜黄“9.10事件”一周年之际，同济大学一青年学者出于研究的目的，对我进行了一次电话采访，采访内容除了回应网民、再谈宜黄事件外，还涉及了当今我国地方治理中的许多重大现实问题，如基层民主、依法行政、传统文化、治理模式（接轨西方还是继承传统？）等。这次电话采访录已收入这位学者最新的研究著作当中（约15000字）。今天我把正月那段回忆文字中的一些内容贴于此，算是对自己良心的一个交待，也可以看着是对网民的一个迟到回应，电话采访的其他重要内容，将在今后分期贴于此博。
情系三农
二十世纪末，三农问题凸显。那年月，全国各地因农民负担过重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频繁发生，此起彼伏，乡村两级组织处境艰难，面临“四面楚歌”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一批忧国忧民忧党的基层干部，他们不忍看着农民备受煎熬不堪重负，不忍看着共和国大厦面临倾覆之危，更不能忍受一些所谓的专家学者垄断三农话语权、误导社会大众、妖魔化基层干部，于是这些人“揭竿而起”，他们借助互联网等媒体，揭示三农真相、剖析三农根源、提出三农对策（代表人物有李昌平、陈文胜等），这其中就有我。2001年夏季，我用数月时间进行调查研究，然后苦苦思索、呕心沥血、挥汗成雨、数易其稿（那时没电脑）写了一篇七万多字的《透视农民负担------来自基层的报告》（有兴趣者可在网上搜索）。文章写完后，我用匿名方式寄送给了相关部门，得到了一些专家高度评价。2003年学会上网后，我以“当乡干二十载，历经沧桑，一朝开口说话，万语千言。----全景式展现三农问题的方方面面”为题发在新华网论坛，结果引起了非常大的社会反响，其影响程度不亚于前年的《透视江西宜黄强拆自焚事件》，不过，那时是一边倒的称赞声，可谓好评如潮。海内外众多人士纷纷发来电子邮件，表达对我的支持和敬意，不少网友还特意下载打印成册，以便阅读和收藏。有接近中央高层智囊团的网友告诉我，文章已进入中央智囊团及决策者的视野。
那时我曾暗下誓言，要把后半生用来为农民呐喊，籍此作为对养育我们的衣食父母的报答，并将此作为上苍赋予我今生的神圣使命。自那以后，我利用业余时间撰写三农调研文章，先后在国内学术及其他刊物发表各类文章50余篇，多篇论文获国际国内学术研讨会奖项。2005年与西南政法大学肖唐镖教授等合著有《中国乡村报告》一书，该书获2006年中共中央党校第六届优秀成果二等奖。2007年2月至3月应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的邀请，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前往该中心进行访问研究，为期一个月。此外，还应邀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东华理工大学文法学院等机构或高校做了数次演讲。近年写得少了，因为在我看来，上世纪末基于农民负担过重背景下的三农问题已不存在了，现在的三农政策已远超出当初我们这些基层三农研究者的预期和给出的建议，现在的三农问题更多的是全国、全民的问题、是深层次的问题，因此从某个角度来说，我们这些人可以“休业”了！
我们的不懈努力没有白费，中国农民终于迎来了本世纪初三农政策的大转向，中国农村从此逐渐步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并有望进入“长期牛市”，尽管还存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近十多年来中国农村的嬗变，与当初我们这些基层三农研究者的疾呼呐喊、直言进谏是分不开的，以至有学者把我们这些基层三农研究者列为中国三农问题研究的“三大主力之一”。
误读《透视》
2010年9月10日，我县发生了一起后来称之为宜黄“9.10事件”的强拆自焚事件。该事件由于媒体的推波助澜而持续发酵，由“单元剧”演绎成了“连续剧”，并最终演变成为在海内外产生重大影响的公共事件。作为一个有责任感的基层公务员，我不满于媒体舆论的“一边倒”，不满于记者的“选择性失明”，不满于象牙塔里某些食洋不化、不食人间烟火所谓精英（或者说伪学者）的信口雌黄，于是我写了一篇《透视江西宜黄强拆自焚事件》，此文于2010年10月12日下午，以“慧昌”的名义在“财新网”首发，当晚又以博文的形式在新浪网发表，并开通了实名微博。
让我没有料想到的是，本人文章中的一句话：“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一不小心被唯恐天下不乱的媒体记者拎出来当着文章标题，由此引发了网友所说的“大讨论、大讨伐、大传播、大流行、大时髦”。正如著名三农学者贺雪峰在他的《宜黄事件与中国城市化之忧》中所言：“宜黄事件”所引发的争议，涉及面越来越广，从农民的土地权益到集体土地制度，从物权保护到人权保障，从政府的执政理念到农民自身的行为观念，从维护社会稳定到政府权力约束……，这些与事发地一位官员文章中的那几句话关系很大。新华社每日电讯、人民日报、凤凰网、南方都市报、南方周末等，几乎所有重要的报纸和卫视都在第一时间报道了我的拙作《透视》，它们或做社论、或发时评。数天后，北京有记者朋友给我传话，说我的文章已被六百多家网站、十多家平面媒体转载。
我的《透视》显然被一些网民误读，因此遭致不少批评。究其原因，首先是多数网民没有通读全文，他们只看到了那句“没有强拆就……”，就是这句话也不愿往深处理解；其次是仇官、仇富、仇警的心理作祟，一些网民只要渲泻、不要是非；其三是网络舆论并不能代表社会的主流声音，因为在网络舆论中，社会主流往往成为沉默的大多数。因此不能以网络上支持抑或反对声音的大小，来判断真理掌握在谁的手里，亦不能以此决定公共政策的走向。
不过，某些精英的误读显然是别有用心的。正如“曈曈爸的后院”在他的博文所说：“个别批判者举着民主、自由、人权的大旗来恣意批判当地政府，甚至于偏激到只要有政府参与的事就都是错误的，出了问题就都是政府的责任。这说明这些人或为肉食者久已不知国情真实现状，或逞一时口舌之快把骂政府作为出气口子，或怀揣不可告人目的煽风点火，不一而足。”
另一位昆明网友[yyyyyz-999]在论坛发言：“我是一个局外人，与作者素不相识，只因同情被烧伤的弱者，故在开始时是怀着对作者十分不满的心情阅读此文的，但当我认真读完了此文之后，我的愤怒心情被文中的诚实说理彻底改变了。我觉得这是一个真正有良知的作者，是一个发表议论很负责任的作者，是一个敢讲大实话的作者，我坚决支持作者在本文中发表的全部观点。”
在我看来，那些深谙中国国情的有识之士，那些生长在农村或有较长时间农村生活、工作经历的人，绝大多数不会不支持我文章所表达的观点。因此，当《透视》一文在网上引发争议后，有改革家之称、现任湖北省社科院院长宋亚平，著名三农学者、华中科技大学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中国最著名乡党委书记、河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研究 中心主任李昌平，还有香港的一些大学教授、基层的一些三农研究者等纷纷通过电话或电子邮件，对本人及文章观点表示支持。在媒体公开发表文章声援本人的亦不在少数，如萧武连发《宜黄事件反思》等四篇文章，贾建友的《评宜黄官员来信：难听的真话与好听的空话》……等等。
意在“事”外
我写《透视》的目的，除了客观分析宜黄“9.10事件”外，更重要的目的是想通过对这一全国关注事件的解读，撕开一道口子，让国人直面中国社会血淋淋的现实，籍此引导人们对当前我国的政治生态、治理模式、发展逻辑、农民维权、文化教育等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重大社会问题进行讨论。正如一位叫张璃匀的博友在本人微博评论中所说：读你的文章感觉你是站在官员的角度，选择很安稳的思维,运用很有技巧的思维结构,将语言运用到极致后,把腐败问题很健全地交给读者去揭示,一切与你相关的仅是标题的立论问题,妙不可言。你的文章把自己巧妙地安置在政府官员的立场，结果揭示的都是现代经济体制改革超前而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尖锐问题，你却干手净脚地把它交给读者来揭示，你真的很高明。
一位来自基层、网名叫“红土地”网友在他的《“宜黄来信”乃沉默的爆发》一文写到：“慧昌”就是戳穿皇帝新装假戏的那个孩子。长期以来，我们生活在美好的想象里面，巨大的经济成就膨胀了人们的信心，他们忘了我们尚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忘了民主人权自由的法治社会是需要经过长期艰苦努力才能实现，他们以为西方式的民主人权自由法治在当下的中国就能实现……。因此，他们对映入眼帘的、现实生活中的一个个残酷事例接受不了，有的则采取驼鸟心态，视而不见。所以，“宜黄来信”这个天外之音所引发的石破天惊的效果也就不足为奇……。
对于“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这句话，凤凰卫视“名嘴”、评论部副总监何亮亮先生高度认同。2010年10月12日，他在《时事开讲》节目分析“宜黄来信”时称：“（这句话）至少一部分是真理，是对的，就是事实。”《京华时报》的一篇文章也认为：尽管不少人在公开场合反对宜黄官员的这句话，但私底下也在一定程度上承认这是现实的某种写照。还有一些人认为，就实际工作而言，不强拆还真没法干。这就是理想与现实发生严重分歧的一个真实反映，也是知识分子和地方官员往往出现鸡对鸭讲局面的原因所在……。湖北省一位县计生委主任在谈及《透视》一文时说：“那时我们搞计划生育，就是和强拆一样，扒老百姓的房子，拉牛赶猪，我们不也是没有狠气拆房就没有现在的中国！我们那时不狠搞计划生育，就要多生三亿人，多三亿人，还是现在的中国吗？”该省另一位市领导坦言：“我敢说国家大多数的重大工程，都是强拆做成的。”
一句话，只要不戴有色眼镜，这句“没有强拆就……”就不会有什么问题（按网友的说法：只要不是白痴或别有用心，就不会不认为这只不过是一句大实话而已）。不过，最高领导人认为，持这种观点的地方官是“只见房、不见人”……。其实，包括依法强拆在内的行政强制措施，正是依法行政的题中应有之义，是法制社会的必然要求，强制措施与私权保护不过是同一个问题的两面。当然，依法强拆也要有情操作，要最大限度保护被拆迁户的合法权益，尤其是不能出人命案。问题的关键是我们尚缺乏一套具有可操作性的拆迁补偿标准形成机制，目前这种“官民博弈”（准确地说是政府与拆迁户博弈）的补偿标准形成机制，官民双方所付的成本都很大，而且很容易出事（根据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布坎南的“政治决策理论”，政府也是有“私利”的）。
许多网友对包括人民日报那篇时评在内一些媒体评论文章表达了不满，网友认为：那些评论的作者用好听的空话，迎合广大群众朴素的第一反应，取悦当下“民意”；对《透视》大量有价值的观点避而不谈，却断章取义、紧紧抓住作者明显容易被人曲解的“没有强拆就……”加以批评；对现在一些媒体趋炎附势、唯利是图、讨好民众厌恶至极；那种貌似站在道德制高点，自诩为人民的保护神，动辄指责基层干部，逃避现实、回避矛盾，才是真正“把人民利益、群众意愿空洞化、虚无化”……。由此我想到了基于网络舆论的“眼球（注意力）政治”，这其实是一种政治短视症，这种短视症带来的后果很严重，当今中国许多社会和经济问题与此相关很大（宜黄事件中，从网络媒体一边倒指责政府到当地民众一边倒理解政府的鲜明对比就很能说明问题，南方周末记者杨继斌的《宜黄官员自评拆迁自焚事件》部分佐证了这个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