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过去二十年的国企改革基本上失败的原因；
国企改革成功的关键是“市场经济去特权化”，失败的原因是“特权私有化”；
国企改革既没有达成社会效益的提高，也没有达到“甩包袱”的初衷，包袱越甩越大；
以为铁路部，央企，国有银行，金融垄断……等等的巨无霸才是国企是极大的误区，以为国企改革就是把国企特权私有化，则是另一个误区。政府不希望再背国企亏损的大包袱，恐怕是真心实意的；但是政府仍然希望垄断经济，而不是通过税收支付行政消费的成本，同样有着坚定的信念。矛盾的妥协，就是“抓大放小”，留着央企补贴之而控制之，试图甩掉其他中小国企，但是却没有涉及效率同样低下的事业单位如教育医疗系统。同时以市场管理（监管）为名，又在事实上出现了大量新的国企（监管单位），到处收取实业买路钱。
对于被视为“已经关停转闭”的中小国企，并没有象今天所以为的“国企已经被改革”那样，是取消国企的特权后关停转闭；而是保留了国企的特权，允许管理者承包甚至买断。目的本意应该是避免国企工人迅速的下岗，但在实际上就变成了“特权私有化”后，在（事实上是）封建贵族吃足政策的（特权变产权）的自理中，提高国企效益。这样也就产往了毛左特权工人所指责的“国企工人下岗”“少数（领导）人窃取产权”“（原领导与国企工人相比的）贫富分化”等等问题；这些罪名仍然大脑急转弯地扣到了民营私企的头上。
朱镕基时代开始的的三心两意的“国企改革”，也没有实现“减少工人下岗带来的冲击”的预期。私有化后的国企活不下去的，仍然给关停转闭，但同样有不少，（一般也是因为退休和下岗的负担）而重新被大国企收购合并回去；私有化后成功者（原国企领导自然也成为富翁）当然也需要裁撤冗员，增进新的更适用的合同制劳动力（如农民工）。为了减轻这些前国企（在政府心目中，这些已经私有化的，似乎仍然是国企）扭亏的负担，这些下岗工人根本没有支付社保就转到了社保，实际上是把国企人力成本转嫁到体制外的小民身上。
原因非常简单，“国企效益低”已经包含一切，包括退休工人的养老金；根本不存在“国企效益虽然低，但是让倒闭国企的工人下岗，社会会不稳定”的理由。这就如同“某些学生学习成绩差，但是如果不让他们升学，就会浪费了他们的天才”。如果这些国企被关闭，市场让位于高效益的民营企业，不但可以容纳（实际上是多得多的）就业，而且在税收上对政府负责，也能够让政府更有能力救助下岗的职工；至于这些职工的实际状况，是否比农民工失业和西部农民好得多，因“向最弱者倾斜”的理由而回避对其责任，则是另一命题。
反户籍制度在此处就已经阻挠着对国企的改革。一方面本来是闭环的“国企改革的下岗群体”（成本可控）被偷换成了全体市民的失业（在自治体内仍然可控，但关闭国企的效益要归属此自治体）；进而剥离“体制外市民所谓‘户口背后的福利’（其实没有）”，而将安置下岗工人再就业或培训甚至低保养老都变成了不可能；实际上变成了谁下岗谁傻逼，因为无穷无尽的低薪农民工会进入城市，不要说让下岗工人不可能再就业，就连体制外的市民，除了出租房子，也几乎不可能就业。这样就连体制外的市民生存，也成了财政的包袱。
引入农民工作廉价劳动力，收走了农民工的税就说是农民工为城市建设作出了贡献，把农民工的养老医保教育等福利成本转移到市民体（市民的生存处境严重不良），就称之为“剥离户籍背后的福利”。结果只能是让原本应该改革的国企，未下岗的人再也不会响应党的号召当傻逼。而朱与温的国企改革（其实是补贴），进一步大大拉大了国企与体制外的福利差距。这国企还怎么可能改革下去？尴尬处境的根源却是政府在“国企改革”时保留了国企的特权，--也就保留了国企的低效益。短缺的财政就会指望边剥夺市民，边引进农民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