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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这是孟子笔下的春秋乱世，说来悲伤，但我们或许要感谢它让人类拥有了一位划时代的文化英雄：孔子。
孔子的贡献在当时是不容易看出来的，毕竟后世美名为「周游」的列国之行常是颠沛流离，「丧家狗」的模样连豪气干云的子路都忍不住向老师怒问「君子亦有穷乎？」意在拨乱反正的《春秋》经世之书，事实上也不像孟子宣称的那样让「乱臣贼子惧」，时代毕竟走向了更暴乱的战国。其实在任何时代，都不容易看出孔子的贡献，因为他留下的，是一份给不了的财产：要你自己找，可你一定找得到，它也不难找，一找着了就无有穷尽。它是你的真诚。
「承礼启仁」是孔子带给人类文明最大的礼物。他洞见到调和群体秩序、安顿人心、臻向人文之美不可或缺的内在力量，揭示了社会的形式规定要有来自人性的温暖内涵。这样的力量与内涵在你我身上都可以找到，在孔子深刻的教诲里，它具体实现为人人都可以自主成就的人格典型：君子。
为「君子」正名
在孔子之前，「君子」称呼的通常是统治阶层如国君、贵族、官员，其中也包括先得到官位再来学习礼乐的卿大夫子弟。除此之外，有时候也用来指称社会贤达。孔子保留了这些用法，可是他还要循名责实，也要因实定名，因为当时有太多人担当不起「君子」的称呼。
循名责实的主张，针对的是封建贵族尸位素餐、挟势弄权的时弊。当时有太多徒具其名、虚有其表的「君子」，他们享受封建体制带来的权位与财富，却没有承担起应当的政治责任，楚楚的衣冠下更多想的是营私结党而不是为百姓国家谋福祉。这样的人一多，世道怎能不每况愈下。所以当齐景公请教政治的根本道理，孔子回答他：领袖要有领袖的样子，官员要有官员的样子，父亲、孩子也是，在什么位置上，不但要做到应尽的职分，更要把成为楷模当作目标，不可以不负责任甚至假公济私。一旦「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社会的规范与分工全然败坏了，谁又自信能过得安稳甚或存活下去？
然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说来易懂，却不容易做到，也好像不是非做不可。譬如理解这道理的齐景公，依然把自己的富贵看得比百姓民生重要，《论语》记载他的遗产有四千匹马（可以想象成四千辆宝马），可是却没有留下一点能让百姓称述的德行。非得这么做吗？孔子能给我们怎样的说法？
非如此不可？
作为政治领袖或实务官员的君子，如果负责任办事，政治社会的运作就会走在正轨，百姓与自己的生活都会受到礼法规范的稳定保障。从效益的层面来看，这是尽责谋事的合理理由。理想上要是君子都这么做，何愁不是太平治世？问题在于人都有「血气」，也就是随着身体而有的本能与欲望；再者，现实上社会要维持一定的秩序，只需要好事的质量比坏事多些就可以，那为什么不能稍稍放纵追求私利呢？显然，只谈「效益」不足以要求君子非如此不可，也不足以说服他戒惕自己的血气。
除了针对血气的「君子三戒」，孔子还说过「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认为君子临到死时如果没有好名声让人称述，自己也会觉得遗憾。谈「名誉」足以要求君子吗？遗憾的是，历史上有太多著名的反例，像是齐景公这位「君子」，显然重视自己的权势财富胜过福国利民的名誉，并且他虽然伤人利己，在效益面也算得到善终的「己利」。说得直接些，纵使诉诸历史评价，活着也不在意毁誉的人，又怎会挂虑身后的史笔？
效益、名誉、赏罚、报应……，我们可以想象各种各样的名目，可是这些外在约束终究构不成「非如此不可」的充足理由，它们都可以被斤斤计较。周王朝陷于乱世的根本原因，在于礼乐的规制没办法单靠外在力量来维持，它需要自主自律的内在动力，否则一旦约束力减弱甚至崩解，谁还愿意遵守规矩，谁不想要放纵情欲？所以孔子要连系人的自然本性与价值实现，说出伦理与社会规范的根由。
承礼启仁
周公制礼作乐，是要透过礼教让国家的运作、资源的分配具有节度秩序，让人际情感与社会善良风气得以维系，借由乐教让人情的欲求得以谐和涵养。孔子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正是对礼乐化成人文的理想致上最高的赞扬；他「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的宣称，也表明自己要肩负起承传文化的重任。于是面对礼坏乐崩的局面，孔子提出了解方：承礼启仁。
「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礼」难道只是指玉帛这些器物，难道只是养生送死的形式吗？不是的。作为一种文化，礼一样有其用以表现的器物层面，有赖以遵循的制度层面，最重要的，是它所根据、且意欲阐扬的理念。像是在发压岁钱的年节文化，红包与金钱就属于器物，收受时长辈的期勉与晚辈致谢的吉祥话可算是仪式，那它的理念是什么，一定要有祝福与感恩的心意吧！如果只是亲族、朋友、同事之间的利益算计，那还有什么人味呢。同样的，面对礼乐沦为空洞形式，又遭人恣意僭越的乱象，孔子要提醒人们忆起制度背后的理念。
因此，孔子在响应言语科的高弟宰我、从效益面质疑守丧三年的丧礼时，只反问「这样做你心安吗？」宰我的批判是有道理的，长期不操作礼乐的确会日渐生疏，三年的丧期也不符合一年四时的规律，但孔子的反诘直指除了外在效益，伦理规范还有更根本的考虑：人性里最深刻的呼唤。孔子指出，通常婴孩出世三年才能脱离父母的怀抱自立，这期间无私自然的哺育爱护，让亲子之间油然产生亲密的情感。「三年之爱」的感情该怎样计算，怎么回报呢？从我们自身想想，什么样的礼物才足以回应真挚的亲情、友情、爱情？这样想来，将「三年免怀」的生理特性约定作「三年之丧」的天下通丧，可以说是合情入理的权宜。
所以当林放请教「礼之本」，孔子回答他：「一般的礼仪，与其铺张奢侈，宁可俭约朴素；至于丧礼，与其仪式周全，不如心中哀戚。」试问，想着比拚排场，还能保有多少真诚心意；注重礼数的出发点，难道不是要响应胸中的真实感情？面对倒置本末的情况，难怪孔子要疾呼「人而不仁，如礼何？」，要人时刻记得伦理规范响应的是心意的真诚。
非如此不可
亲子间真挚的情感，一般人都能够体会，它也是复杂的伦理关系的起点。《孟子》记载，远在舜的时代，为了避免人类在吃饱穿暖、生活安逸但缺乏教育的情况下表现得接近禽兽，舜就任命契为主持教育的司徒，教导百姓「人伦」，让人们明白维系、提升群我关系的良方。由于父母是让每个人得以出生的来源，首先教的就是父母子女的亲情。以此为本，接续才推广出社会制度的「君臣有义」、成家传衍的「夫妇有别」、权责分配的「长幼有序」、人际互动的「朋友有信」。
到这里可以发现，孔子承礼启仁的说法，一则立基于生理特性与心理情感，提出伦理规范源自人性内在的自然要求；一则站在人我共通的生命根源，指出社会制度是架构在人际之间的同理感受。于是，遵循伦理与社会规范的根本目的，不在任何外在的效应，在于活出问心无愧的自己。该怎么做？答案是真诚与体贴。
非如此不可吗？非如此不可。这样看来，从政的君子怎能不设法节制血气，怎会不在意名誉，怎能不追求效益？循名责实，真诚尽心的修养自己，推己及人并尽力安顿百姓，是君子义不容辞的使命。另一方面，因实定名。「我欲仁，斯仁至矣」，真诚与体贴是你我想做就能够做的事，加上每个人在人伦中都有位置，志在完美演绎自己角色的人，当然是名符其实的「君子」。
君子的作风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孔子这句话一语道破了「君子」的名实。然而，「真诚」与「体贴」的答案虽然扼要，却不是没有挑战。我们该如何避免「自以为是」还有「以己度人」，下回将对比「小人」来说明君子的作风。
（本文为傅老师与其指导之台大哲学系博士生杨舒渊联名刊登于4月1日的「辽宁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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