俯瞰华西村,中间高塔为华西金塔。
欧式别墅龙西湖桥文化华西公园一角大华西村规划图华西村位于江苏省江阴县,1996年被农业部评定为全国大型一档乡镇企业,全村共有80户,1520人,面积0.96平方公里。从2001年起,吴仁宝和华西人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分五统”,和周边的16个村一起组成了大华西村,面积由原来的0.96平方公里扩大到30平方公里,人口由原来的2000多人增加到3万多人。(一分,就是村与企业要分开,把新合并的16个村规划成12个村,合并后的原村委会还是由本村村民自治、选举。五统,一是经济由华西统一管理,二是劳动力在同一条件下统一安排,三是福利由华西统一发放,四是村庄由华西统一规划建设,五是华西村党委统一领导。)
华西村是全国农村走共同富裕道路的典型,2004年,华西村人均工资收入12.26万元。同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2936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9422元。华西人的收入是全国农民的41.76倍、城镇居民的13.01倍。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吴仁宝身份的确认是个悬而未决的争论,这位现年80高龄的中国老人,一面是中共党员、人大代表、江苏省江阴县委书记、华西村村支书——所有的这些身份唯指向一个答案,那便是政治家。但与此同时,他还是厂长,是董事长与经营者,他领导下的华西集团创立了“华西村”牌、“仁宝”牌等各种品牌,并且在1999年成为了一家上市公司——在现代社会中,只有企业家的脑袋才会思考公司上市的企业家应远离政治”的忠告破产,也让世人每每产生好奇之心,其中包括美国的《时代周刊》,这家全球最有影响力的杂志在2005年用了一期封面文章来解读吴仁宝。不过,对吴仁宝和华西村最全面的解读却还是来自于国内,新出版的《赢在华西》便做了这样一次努力。
我曾经在10年前就访问过传奇的华西村,近年,在写作《激荡三十年》的时候,又通过公开资料详细查阅了吴仁宝和华西村的资料,但阅读这本《赢在华西》,仍然让我多出了几分感触。吴仁宝从28岁起担任华西村书记,直到48年后才宣布退休,期间他让华西村从一个讨饭村,变成了别墅成片、绿树连荫的世外桃源。2006年全村销售收入是400亿元,而同期蒙牛集团刚过百亿产值。在这样的辉煌数字背后,使吴仁宝受到过从毛泽东开始的众多国家领导人的接见,江泽民、胡锦涛、温家宝都曾为其座上客,也正是这些原因,很多人眼中的吴仁宝更多了些政治的光环。
但我更看重的是吴仁宝企业家的一面,因为对于中国公司而言,其政治家的一面无从考究:那种不可复制的、在特定历史环境下形成的机遇千年始出一回,或许不具普遍意义。而吴仁宝和华西村所展现出的企业一面,却可令众多企业经营者借鉴。
在《时代周刊》创办人卢斯为企业家画的肖像中,企业家必须具备的特质包括:天生的敏感、对金钱的极致追求、冒险、赌博,以及游离于疯狂与理智之间的平衡艺术。从这个角度来讲,吴仁宝是天生的企业家。
那个有关于他的传奇故事是这样的:1992年3月1日凌晨两点多,刚准备休息的吴仁宝看到邓小平南巡讲话的报道,他判断全国经济要大发展,于是当下召集村干部,下令动员一切资金,大囤生产原材料。此前吴仁宝一直坚持“既无外债,也无内债”,这次却破天荒地向外借款2000万元用于周转,在外人看来几成疯狂之徒。但最后的事实是,利用借来的这批钱,吴仁宝跟他的华西村狠狠赚了一--笔,据《赢在华西》上所载:“华西村当时购进的铝锭每吨6000多元,3个月后就涨到了每吨1.8万多元。”——就因为吴仁宝的一个会议,华西村便赚了近1亿元,企业家敏感的价值彰显无遗。事实上,对于社会风向的敏感并非吴仁宝一人,联想的柳传志因着1978年《人民日报》刊登的一篇科学养牛的文章而嗅出中国将变之风;而霍英东则是通过观察北京首都机场大道旁的裸体画像是否被撤走而感悟商机的——这是一个无奈的事实,企业家有时就是天生的,吴仁宝正好是其中一个。
与天生的敏感相比,后天的克制则是企业家吴仁宝基业常青的根基。
在华西村崛起前后,与他同样具有奇迹般成功的地方还有河南的刘庄和南街村,以及天津的大邱庄,浙江的横店等,尤其是天津的大邱庄,在很长一段时间,一直与华西村并称为“北大南华”,而且它们的发展模式都非常相似,以经营企业的思路来治理乡村,依靠发展重工业迅速致富。唯一所不同的是,大邱庄的庄主禹作敏发达后骄横一时,最后因与地方政府抗法而落得牢狱之灾。《赢在华西》书中披露的情况是:在大邱庄主禹作敏出事前夕,吴仁宝还派亲信去劝解,禹却因固执而最终身败名裂——同样取得过辉煌成就的两个人,结局却大相径庭,个中缘由耐人寻味。
对于站在今天的人来说,80岁的吴仁宝和400亿产值的华西村只是一个结果。因为我们在不断前进,所以才需要不时地回望来时的路,双重身份的吴仁宝其实给的只有一个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