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柏杨回忆录》第三十三章里，有这样一段描写：
我还不知道就在这间审讯室里，三、四个月前的一个夜晚，调查局把《新生报》的一位女记者，连当时副总统严家淦先生都称呼她为“沈大姐”的沈元嫜女士，全身剥光，在房子对角拉上一根粗大的麻绳，架着她骑在上面，走来走去。沈元嫜哀号和求救，连厨房的厨子都落下眼泪。那是一个自有报业史以来，女记者受到最大的羞辱和痛苦，当她走到第三趟，鲜血顺着大腿直流的时候，唯一剩下来的声音，就是：
“我说实话，我招供，我说实话，我招供……”
她要求调查员们把她放下来，暂时离开，允许她自己穿上衣服。调查员离开后，沈元嫜知道更苦的刑罚还在后面，她招供不出她从没有做过的事，于是迅速拴上房门，解下绳子，就在墙角上吊身亡。这个六○年代的著名记者，除了留下若干有价值的采访文稿外，最后留下来的是一双几乎爆出来的眼睛，和半突出的舌头。
她后来被宣布的罪名是“畏罪自杀”，调查局仁慈的为她修筑一个矮坟。
无独有偶，2011年9月7日的台湾pchome新闻也报道了这一事件，题为《省政女记者遭刑死，恐怖时代含冤仍未白》。里面写道：
“1966年调查局内部斗争，姚勇来夫妇被关在三张犁的调查局第一留置室内，严刑逼供，因为不肯诬咬蒋海溶、李世杰是共产党，而惨遭刑求。
最悲惨的是新生报记者─沈嫄璋，他们竟然扒光她全身的衣服，强迫她用力坐在一根粗麻绳上－－让她下体血流如注。姚勤说到哭出来。关在调查局86天，沈嫄璋就冤死在留置室。
调查局对外宣称她畏罪自杀，再将沈嫄璋尸体布置成自缢状，姚勇来被押去为亡妻更衣、化妆。在大雨的黑夜里，尸体被军车载到六张犁公墓。藉军车的灯光照明，偷偷地掩埋。在回程时，伤心欲绝的姚勇来，还一再被恐吓：不可走漏任何消息，否则下场一样。如肯配合，会从宽办理，早日释回与女儿团聚。
学过医的姚勇来如此写下妻子冤死的惨状：沈嫄璋右颊骨下有巴掌大的紫青，嘴巴微张，嘴唇发黑，舌头未露出，左颈下有明显勒痕…一切都指出她不是自缢身亡，而是被刑求致死。”
《风声》中周迅遭受的就是这种麻绳磨下体的酷刑。这不但是对女性肉体的摧残，更是对人格的践踏
这里面有几个关键词和主要出场人物值得关注。
调查局，是这场事件的施暴者。它的前身，是国民党大陆时期的特务机关党通局；而党通局的前身，则是赫赫有名的中统。也就是说，调查局的调查员们，是中统特务的嫡系传人，所以屈打成招、指鹿为马、杀人灭口、毁尸灭迹一套把戏肯定是驾轻就熟的。1949年，老蒋在内战中逐鹿败北，携百万残军和百万吏民南渡逃到了东南一隅的孤岛上。一个惊魂未定根基不稳的政权，想在台湾立足，除了大量杀人、台北马场町刑场日日枪声不绝外，还需要创造出一个无处不在、神通广大、恐怖阴森的敌人威慑广大人民心甘情愿地蜷缩在其羽翼之下，为他们出力卖命。于是台湾不但有了长达38年、号称人类历史最长的戒严时期，还产生了“匪谍无处不在”的神话。几十年间无数人因为一句失言、一篇文章甚至一张简体字传单而锒铛入狱乃至被拖去打靶，其中真正的“匪谍”有几个，只有天知道。和大陆截然相反，靠帮会和特务起家的老蒋，以及在苏联当过共产党、俄文名尼古拉•维拉迪米洛维奇•伊利扎洛夫的小蒋，都不喜欢搞公开批斗、明正典刑那一套。两蒋父子都喜欢暗下杀手、秘密监禁，让自己看不顺眼的敌人一夜之间人间消失，尸骨无存。
姚勇来、沈嫄璋夫妇是事件的受害者，职业为记者，罪名为“参加叛乱组织”。也就是说，调查局认为这对夫妇是匪谍，是卧底，是余则成之类的人物。这就又有两种可能：A、二人确实是匪谍，所以受到严刑拷打甚至丢了性命也没什么可抱怨的；B、两人不是匪谍，是莫名其妙被栽赃陷害。从pchome的报道看，二人显然是被冤枉的，这就又产生了一个新的问题：到底为什么被冤枉？
正好拜资讯发达的网络所赐，最近正在拜读台湾媒体人管仁健先生的大作《你不知道的台湾》，其中一篇《台湾乌龙版的「少女殉情记」》，也赫然出现了姚勇来夫妇的大名。管仁健先生曾上过台湾综艺节目《王牌大贱谍》，据说是对岸的掌故达人。再看上面的柏杨回忆录，和pchome的新闻，几篇文章撞在一起，内容竟有重叠之处，又都牵扯一桩令人不忍卒读的惨事，理清其中的脉络，不禁唏嘘不已。
按照网络上有文章的说法，姚勇来夫妇下狱，是受了调查局第三处处长蒋海溶的牵连。他们二人都是蒋在大陆时期发展的特务“下线”，蒋被调查局长沈之岳打为匪谍，他们当然是同党；而蒋海溶被打为匪谍下狱，最后又被秘密处决，则是由于调查局内部斗争。然而按照管仁健的说法，姚氏夫妇惹下大祸，得罪了特务机关，却是由于一桩奇案。
1950年1月13日，台湾本省少女陈素卿在淡水河13号水门上吊自杀，留下两封遗书，显示她是与福建人张白帆恋爱遭父母反 对，万念俱灰而轻生。遗书极尽哀怨婉伤之能事，充满了对外省男子张白帆的赞美，以及对两人之间纯洁爱情的歌颂。长久以来，台湾民众受“周成过台湾”、“林投姐”一类民间传说的影响，一直把外省男子当做负心汉的代表，不愿把女儿嫁给外省人。老蒋的流亡政权初到台湾，虽然经过了二二八事件的大开杀戒，但族群矛盾和省籍矛盾一直是解不开的死结。谁知天意弄人，竟有本省少女为外省男子殉情，两人之间的爱情又如此白璧无瑕、冰清玉洁，老蒋的特务们当然大喜过望，不会放弃这个做文章的好机会。《中央日报》在陈素卿死后第二天就全文刊登了她的遗书，钦封陈张二人为台湾版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御用媒体对陈家大肆挞伐，连台大校长傅斯年也上了当，联合几位教授呼吁社会各界为陈素卿捐款立碑。据说特务们还精心筹划，准备动用社会力量逼张白帆自杀，不自杀就由特务们帮他自杀，最后风光大葬于台大校园，成为族群和谐的愚民神话。
谁知这时候偏偏跳出来一个不知趣的人物：《新生报》记者姚勇来。新闻记者天生就爱刨根问底，姚认为此事有诸多可疑之处，于是先查访遍台北市内各家旅社，终于查到1948年11月起至1949年12月止陈张二人曾在延平北路一段69巷20号中兴旅社投宿多达17次；又从陈张二人的同事处得知两人确已发生了“超友谊关系”；继而又查到了张白帆不过是个有盗窃罪前科、靠伪造台大文凭混进台湾广播电台的花花公子。警方介入调查后，终于发现了事情的真相。
“1950年1月12日下午六点，陈素卿由于被父母迫嫁，她深恐失身的事实会在洞房花烛夜曝光；又不甘心自己一直没名没分的跟着负心郎。又急又气之下，就在台北车站不断打公共电话去台湾广播电台，张白帆却爱理不理。到了晚间九时，张白帆才勉强同意在淡水河6号水门见面。两人边谈边走到13号水门时，陈素卿威胁说：‘不是说好要一起私奔的吗？你做不到，那就一起自尽吧！’张白帆不堪其扰，竟解下脚踏车后座的白棉绳给她，自己骑车回电台。
到了晚间11时，张白帆又在电台里接到了陈素卿的电话，为了一了百了，就骗陈素卿说要一起殉情。两人在13号水门的石柱上，张白帆绑了两根绳子，但他先将自己这跟打了活结，而陈素卿那根却是死结，两人相约套在脖子上，同时一跃而下。结果张白帆安然落地，陈素卿却香消玉殒了。张白帆收起另一根绳子，骑上脚踏车回电台。第二天清晨陈素卿的尸体与遗书被发现后，警方照信封上的地址通知张白帆，他才假装震惊与哀恸的奔赴现场。但是百密一疏的是没有警察带路，走在前面的他竟能直接走到自杀现场，这个破绽触动了姚勇来的职业敏感，加上刑警总队的积极追查，‘加工自杀’的命案才在一星期后侦破。”
对于此事，李敖也曾在节目里有过评价：“一个有妇之夫叫做张白帆，他是福建人，跟台湾本省人的一个女孩子陈素卿恋爱。他说他是有妇之夫，无法跟她结婚。这个女孩子说，既然不能结婚，我们也希望能够永远在一起。什么方法呢？就是殉情自杀好了。这个男的还写了一封情文并茂的底稿，叫这个女孩子抄了一遍，写成一封信，好像女孩子写的一样，赞美这个男的，把这个爱情描写得多么多么的伟大。然后，两个人就到淡水河十四号水门去上吊。女孩子吊上去以后，当场吊死了。这个男的张白帆，他把他自己那个绳子弄个活扣，到时候一拉，唉，他活了，他颠儿了，他跑了。换句话说，女孩子死了，他脱身跑掉了。后来被逮住了，判了七年徒刑，就是这么坏的一个情人。”
真相大白，一切不过是个骗局；而《中央日报》大肆炒作的陈素卿遗书，其实出自张白帆之手。这个丑闻让老蒋大发雷霆，张白帆一审被判死刑，后经四名律师辩护改判有期徒刑七年。1954年8月，由于台湾监狱人满为患，老蒋颁布了《戡乱时期疏通监所人犯处理条例》，张白帆可在中秋节前保释出狱。谁知已经暴露出人渣本性的张白帆对所作所为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给自己封了个“一代情圣”的头衔，打算将此事写成书牟利。老蒋得知后大怒，认为他“毫无悔意”，不但取消了假释，还给他加了一年刑期，并且移送保安司令部管训，吃了不少苦头。而大胆搅局、破灭了台湾版罗密欧与朱丽叶神话的姚勇来则上了调查局的黑名单，时隔十多年之后夫妇双双下狱，妻子被拷打致死，自己被判12年徒刑，出狱后在忠孝东路三段顶好市场后巷的香江大厦当管理员，兼卖香烟赚些小钱，90年代初郁郁而终。
不论是受调查局内部斗争牵连，还是因陈素卿自杀一案得罪了特务机关，姚勇来夫妇的命途多舛、境遇悲惨，只是当时时代的缩影。同事曾回忆沈嫄璋：“不知道她是已有酒瘾，或心理上的压力，沈嫄璋几乎是天天喝了酒上班。她还没进编辑部大门，便可以听到她带酒意的声音，进了办公室，就闻到她的酒气。坐下来，先报告今天是在那里应酬，跟谁喝了酒，然后打开抽屉，拿出一本有电话簿那么厚的《省政计划》，看准一页，用剪刀一剪一贴，前面写上几句‘导言’，并注上‘独家’，便交稿大吉。”沈生前内心的苦闷可见一斑。
其实姚勇来身边的冤魂何止他太太一人，早在1961年，姚的妹妹姚明珠和妹夫空军上校薛介民就因匪谍案被枪毙。据说姚氏夫妇在大陆从事新闻工作期间，曾与大公报女记者杨刚之兄杨潮（笔名羊枣）有往来，杨潮被发现是共产党后遭逮捕，他们也遭到牵连，获释的条件就是要做调查局的线人。台湾官方一直把沈嫄璋打成共产党的间谍，而大陆这边则认定沈是国民党女特务，代号“林小书”。新闻记者莫名其妙地被卷进政治漩涡，身陷黑幕中不自知，为国民党卖命却被当成共产党凌辱致死，乱世人命如草芥，又怎是“悲情”二字所能形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