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
他在《与元九书》中说:“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 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这里包含两方面的意思:一方面是反映时事,也就是《秦中吟序》所谓“贞元、元和之际,予在长安,闻见之间,有足悲者,因直歌其事”。另一方面是为现实而作,也就是《与元九书》所谓“裨补时阙”。反映的事情不一定是时事,但目的是为了现实。杜甫一生写了许多面对现实、讽谕时事的作品,但他没有提出为时事而作的主张。白居易继承了汉乐府“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精神,从中唐的社会现实出发,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主张,是对现实主义诗歌理论的一大贡献
徐坤的奥运题材长篇小说来得正是时候,小说名叫《八月狂想曲》叫得正是时候,作者的题记“谨以此书,献给一个时代,献给青春中国”提得正是时候。作家徐坤,与时代同行,在时代的制高点上用时代的精神书写了一部符合时代需要的作品。她以一个优秀作家应有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与国家、民族、人民同呼吸共命运,“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白居易),应当受到我们大家由衷的钦佩和敬意!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作为出版者,坚持围绕大局、服务人民,以高度的政治敏锐性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为这部优秀作品的及时出版作出了重要贡献,也应当说难能可贵,可喜可贺!《八月狂想曲》已经作为中国出版集团与华旗爱国者联合开发的重点听书作品,即将完成制作,在北京奥运会开幕时正式上市。
我们称赞徐坤的《八月狂想曲》“合为时而著”,决不是说这仅仅是一部“应时”之作,更不是说作家成了席勒“传声筒”式的作家。当然,我们不能轻视甚至反对“应时”之作。生活在一个大时代的作家,背对时代低吟未必伟大,贴近时代而作却未必渺小,一切尚需看作品所包容的思想意义、历史内容、人文精神的深广度,及其文学的价值。我们面前的《八月狂想曲》,既是一部与时代同行、充盈着时代精神的“合为时而著”的真诚之作,也是一部具有深厚的人文精神内涵和历史纵深感、文学性和审美价值丰沛的优秀长篇小说。
《八月狂想曲》是一部高扬着理想、正义、崇高、壮美旗帜的作品。虽然这里有矛盾,有斗争,有机锋,有谋略,有儿女情长和饮食男女,有作家最擅长的正话反说与反话正说,尖刻犀利,皮里阳秋,但是,更有青春中国、奥运中国的理想旗帜在前方召唤,有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信念与科学精神交相辉映的正义旗帜在现实矛盾中升起,有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提升着主人公的崇高境界,还有英雄自尊、英雄奉献而英雄无语的壮美之情激荡。《八月狂想曲》并不耽于上述一系列信念的演绎,而是把这一切汇集起来,着力于对书中主人公的精心刻画和各种人物的塑造。这也是徐坤的拿手好戏。她以一位优秀女性作家特有的细腻笔触,用大量浸润着作家真切感悟过的颇具表现力的行为、话语和心理的细节,把许多人物的性格内心与外化的性格情感描摹得生动可感。特别是旷乃兴、黎曙光,同学少年,意气风发,是敢于担当的中国当代主流社会的新生代人物,展现在我们面前,既阳光智慧,又真实可感,赢得了我们许多人发自内心的喜欢。市长程长介、设计院书记陆文誉、副院长洪肖奇等等人物刻画得不落窠臼,较少类型化,更多地具有“这一个”的独特审美价值。而当这些人物活动起来,人物之间的关系交织、小说的思想内涵的丰富性与人物情节的生动性便得到了强烈的展现。
《八月狂想曲》是一部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相融合、相映照的作品。作品的主旨通过理想与现实的对撞而产生。一面是旷乃兴、黎曙光同学少年、意气风发、阳刚坚强,奥运场馆“东方地平线”做成了时代、民族和文明的象征,一如青春中国的形象;一面是中国社会生活的种种状态与种种人物,上到官场,下到棚户区,知识分子群落,媒体人的困惑,凡人趣事,婚外情与婚变,贪赃枉法,腐败堕落,举凡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科技、教育,作品都有比较准确的把握和描写。我们读过徐坤的作品,无论是《热狗》《白话》《先锋》,还有《狗日的足球》《厨房》《遭遇爱情》,包括长篇小说的《春天的二十二个晚上》《野草根》,没有一部作品像《八月狂想曲》,对中国社会生活状态的把握如此丰富、全面、复杂、准确,同时又对时代、对中国的未来充满希望。《八月狂想曲》让我们更为全面地领略了作家徐坤的社会生活经验、思想深度、文学造诣和艺术境界。
我们还要说,《八月狂想曲》是一部触及当代中国人灵魂的作品。灵魂探究,一直是作家徐坤的兴趣所在,在她以往的许多作品里,我们都领教过她的灵魂好戏。在《八月狂想曲》中,她处处指出或暗示人类应有的尊严,无论是在主人公身处困境时还是猥琐之事、高贵之人行猥琐之事的时候,在大张大阖的情节中,在包括每一人物的种种微小细节里,都有关于灵魂正与邪、大与小、洁净与污秽、健康与病态、平凡与崇高的辨认,直达人们内心深处,努力探讨人性的本质以及生活的本质,体现了作家的文化自觉和对生活、人性的追问。正如别林斯基在给果戈理的那封著名信件中所指出,“俄国所需要的不是教诲,……不是祈祷,……而是在人民中间唤起几世纪来埋没在污泥和尘芥里面的人类尊严。”而果戈理正是“借优美绝伦、无限真诚的作品,如此强有力地促进俄国的自觉,使她能够像在镜子里一样地看到自己。”(别林斯基:《给果戈理的一封信》)为此,我们可以进一步说,《八月的狂想曲》是一部疗治和陶冶人的灵魂的作品,也是召唤我中华儿女的灵魂“御风以翔”、“破浪以飏”(梁启超《二十世纪太平洋歌》词),矗立于“东方地平线”的作品。可以说,对于灵魂的拷问,使得这部作品将成为我国当代文学中又一个值得深入解读的优秀文本。
徐坤是令我们感动的。如果说过去我们比较多地是从她那些心灵化的作品受到过一些人生的启悟和感动的话,那么,现在,我们则从她四年前下决心开始为奥运写作小说,四年一诺,殚精竭虑,洋洋50余万言并无懈怠敷衍之虞,表现出一个优秀青年作家的使命感、责任感和艺术的勇气、写作的毅力而受到感动,为她对时代、对青春中国的一往情深而又脚踏实地、直面社会人生的社会态度和文学立场而感动。前不久,我们还在报端上了解到徐坤在抗震救灾时的许多感人事迹,这也成了《八月狂想曲》能够出自她手并获得成功的有力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