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功利主义法学思想并不是一个原始意义的法学思想流派的产物，它渊源于古希腊的快乐主义，以十九世纪的功利主义哲学为理论基础。直至十九世纪边沁将哲学的功利主义应用到立法学和法理学的领域形成了个人功利主义法学思想。
从广义上看，功利主义思想在古希腊的时候就有人提出过了。如德谟克利特宣扬过快乐主义，认为人生最好的生活就是最大限度的促进快乐，要求节制的享乐和和心灵的快乐。伊壁鸠鲁学派也提出过类似的思想，认为快乐是最高的善，苦与乐的标准是肉体的健康和灵魂的平静。“快乐是生命和行动唯一可以想象的完全正当的目的”[①]
到了近代由于文艺复兴运动的兴起，人们丛蒙昧主义解放出来，准球人性的解放，提出人的道德来自于人的感性，来源于人的自然属性。利己主义、物质享受和现实的享乐是这个时期的口号。斯宾诺莎说“人性的一条普遍规律是认识会两利相权取其大，两害相权取其轻的……这条规律是深入人心的，应该列为永恒的真理和公理之一”[②]二贝卡利亚的《论犯罪和刑罚》则对边沁的功利主义有着直接的影响，“制定法律的人只需要考虑一个问题那就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贝卡利亚的思想直接影响了边沁的功利主义思想，边沁将贝卡利亚计算快乐和幸福的原理加以改造和发展，创立了完整的功利主义学说，并最终运用于法学之中。
英国情感论学派与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的合理利己主义公益论的启示探讨了人性的两种倾向——自私和仁爱及其相互关系，并由之解释认得道德行为和社会道德行为。[③]；另一方面，由哈奇逊第一次提出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原则，并提出了计算原理，从而为边沁功利主义“最大幸福原则”的提出开掘了更为直接的理论来源。此外，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中的爱尔维修、霍尔巴赫等的唯物主义观点也给予边沁很大的启示。爱尔维修主张用约束个人利益的方式来追求个人利益，以使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相结合，这种方法为边沁功利主义奠定了方法论基础。霍尔巴赫也认为人的本性是自爱自保，但他同时强调人有理性，“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应当爱其他的人。”正是这些公益论理论深刻影响了边沁的功利主义思想。
了解边沁的功利主义法学首先必须要弄清楚边沁的苦乐原则。边沁主张从人的感性经验出发，将作为道德标准的体验归结为快乐和痛苦，同时充分发挥经验主义伦理学家关于个人的趋乐避苦的描述，以“苦乐原理”作为其功利主义的根据和基石。在他看来，快乐和痛苦是决定人们行为应该如何的标准，人类的一切行为动机以及合理性依据都根源于快乐和痛苦，因而，追求快乐或是避免痛苦就成为人类行为的最深层动机和最终目的。在这里，边沁的苦乐原理达到了一种哲学的概括。
边沁提出了独特的苦乐计算法他首先提出了苦乐计算的七个条件，即“强度、持久性、确定性或不确定性、迫近性或遥远性、丰度、纯度、广度。”[④]边沁认为，可依据这些条件，对某个行为首先产生的快乐或痛苦的价值进行计算；然后对那个行为的初次快乐或痛苦以后产生的每一快乐或痛苦的价值进行计算；最后，总计所有快乐的一切价值和所有痛苦的一切价值，并加以比较，人们便会知道每一行为所致的苦乐的价值的大小，如果一种行为带来的快乐成分占优势，它就是善的、道德的，反之，则是恶的，不道德的。
边沁的苦乐计算法是一种创见，确有一定的可取之处，它至少为分析行为结果提供了客观可测的依据，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运用于行为预测和行为选择。然而，这种方法在实践是难以成立的。因为边沁的苦乐计算法只强调快乐的数量，而否认快乐的质的差别，这使得其理论无法解释这样的情况：当一些恶人欺负一个无辜的弱者时，恶人作恶所得到的快乐的总量可能大于势单力薄的弱者所受的痛苦的总量，但如果称这种行为是道德上许可的行为，显然是荒谬的。可见，边沁的快乐观是比较狭隘的。事实上，快乐不仅有量上的区别，也有质上的区别，我们在估计一切其他东西的价值的时候，都要把品质和分量加以考虑。所谓快乐的品质的差别，是指人不仅有肉体感官上的 快乐，而且还有精神上的追求，人具有动物所不具有的比嗜欲更为高尚的心能。较高等的快乐主要是理智的、情感的和想像的快乐以及道德情操的快乐。而且，精神快乐是第一位的，肉体快乐是第二位的，精神快乐比肉体快乐更高尚、更纯洁。边沁虽然提出了计算快乐的方法但是这种计算的方法不具有很强的操作性和可判断性，因此也就失去了这种快乐计算方法本身所追求的价值。
边沁在苦乐原理的基础上，提出了功利原则：“功利原理是指这样的原理：它按照看来势必增大或减小利益有关者之幸福的倾向，亦即促进或妨碍此种幸福的倾向，来赞成或非难任何一项行动。”“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是正确与错误的衡量标准。”也就是说，边沁的功利原则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是个人的快乐或幸福。其二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一原则是边沁的社会理想，也是现代西方社会政治改革的行动范式和实践目标。
同样边沁的这种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也是有不足的，在边沁看来，个人幸福也就是个人利益，最大幸福也就是社会利益，理解个人利益是理解社会利益的关键。他虽然能够看到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内在联系，但仅仅把社会利益化约为个人利益的简单的量的累加，而没有意识到这两者之间的质的区别，甚至有内在冲突的可能。事实上，在边沁的体系中，个人利益是唯一现实的利益，社会利益则是虚构的、把握不定的利益，正如他说，“共同体的利益是道德术语中所能有的最笼统的用语之一，因而它往往失去意义。在它确有意义时，它有如下述：共同体是个虚构体，由那些被认为可以说是构成其成员的个人组成。那么共同体的利益是什么呢?是组成共同体的若干成员的利益总和。”“社会利益”仅仅作为一个抽象概念而存在，丧失了任何现实的道德意义，边沁的“最大幸福”原则只不过是最大限度地实现个人利益。因此，片面追求个人的最大利益也就成了人类一切行为的目的和归宿，这种非理性的片面求利思想极易导致利已主义和个人主义。再者，“最大幸福”原则不具有普遍的社会意义和道德意义，可以说边沁的最大幸福主义在一定的程度上只能算是空想社会的理想蓝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之下甚至是在现今的实际条件之下都是无法实现的。这也是为什么边沁后来在自己的后半生里面追求法制的改革但是结构都以失败告终，这是由其理论自身的缺陷所造成的。
虽然边沁的功利主义存在一些瑕疵但是可以说西方近代的许多法律制度是在边沁的推动之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边沁之后的实证主义法学派吸收了相当一部分边沁的思想，可以说边沁既是功利主义法学的代表人物也是实证主义法学的开拓者。奥斯丁在后来的分析主义法学中将边沁的许多思想之中都可以寻找得到边沁思想的影子。
边沁的个人功利主义不主张个人自我牺牲，这与主张为了公共利益而不惜牺牲自己的葛德文的观点是相左的，可以说这一点与社会主义精神也是相违背的，但是作为一部真正的利于民的法律我们真的是不应奢求公民牺牲字的利益去成全公共利益，在这一点上边沁的思想是比较具有现实意义的。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之中我们仍然不能过于要求公民作为。同时边沁提出的“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在我们今天看来也是有借鉴意义的，我们完全可以由一种新的角度去理解这句话的含义。
在新的世纪，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里，我们依然可以从边沁的思想中得到值得我们借鉴的东西。“最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依然是我们这些准法律人所应该去向往和追求的。
[①] 杜兰特：《探索的思想》（上），文化艺术出版社1996年版，第108页
[②] 斯宾诺莎：《神学政治论》，第251页
[③] 卢智增《边沁功利主义探微》广西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
[④] 边沁 《道德与立法原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