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30岁后继续活着，道德吗？
——兼论余地小说
樊国宾|文
“30岁，有人才开始，有人已经死了”，罗曼·罗兰这句话很早就打动过我，因为无论作为时间辩证法还是存在主义哲学的谶意，于人而言，不管他几岁，“向死而生”的严峻处境完全是宿命性的，死亡就是人生计划和梦想的总失败。在这个问题上“鸵鸟对策”（把头埋进沙堆里装自在）于事无补。吴承恩的《西游记》和西蒙·波伏娃的《人总是要死的》都想像过某种可以不死之人，终归是想像罢了；出于对死和时间的恐惧，魏晋南北朝的人民或吃药服散，或秉烛夜游，其实整个一群鸵鸟。一个人平时再怎么漫自矜许、恢恢弘弘，终仍逃不脱一个寂灭的结局。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生活，就是走向衰老，仅此而已。
果真如此吗？如果从这个沮丧的结论中强打精神振作起来，事情又似乎并不那么糟糕，比方我们可以将死亡作为一种已知结果的“尚未”，它就会时刻提醒着个体存在可能性自由的权利，如此一来，死亡或许不再是存在可能性的枯涸，而是如海德格尔说的“意识到死亡是此在个体趋向最本真之自我的非凡时刻”，对死亡的害怕，反倒使人从对死亡的领悟中“反弹”出来，勇敢地承诺自己的命运，去追求完全本真的活着的价值。与其死掉，不如活着，万一活腻了，也一定要通过自己的手亲自把自己弄死，这叫做“本真的为死而存在”。
当然不是世界上所有人都能领悟并实践这种价值（假定这种价值逻辑上合理），这个世界上，虚饰者、乡愿者、死猪不怕开水烫者、精神奴隶、生活在木桶里的第欧根尼们遍地都是，本真的命运承诺者却为数寥寥。于是我们认为酣睡是最安谧的，小草的价值是普世价值。
为什么秋天戾气深重？十月初，某个阴郁的中午，我在一家嘈杂肮脏的小酒馆里吃东西，30岁的施袁喜从昆明来电话，断断续续听不清他在暗哑地说着什么，我那段时间尚未从许志英老师决绝辞世的抑郁中解脱出来，重新听到类似的消息，非常不自在，仿佛自己受到了尖刻的讥讽。这些讥讽者告别的方式过于凶恶快捷，是以此来嘲弄我们的苟且生活吗？他们似乎皱着眉头问我们：30岁后继续活着，道德吗？是鄙俗和不道德的啊！
和余地的亲戚朋友一起料理完后事，施袁喜背回来了余地的全部遗作。趁着冬天还没来，我带着上面的问题进入余地的小说，找一找答案吧。我觉得自己是把这些小说当作余地的精神自传来读的。其实我阅读传记的兴趣要远远超过阅读小说，原因很简单：传记的传主本身很“酷”，而且他们干的那些“酷”事儿居然真的发生过，这种震撼力当然非小说可比（《浮士德》、《到灯塔去》、《赫索格》、《鲵鱼之乱》、《我弥留之际》……够酷吧，对不起，假的。虽然我知道它们作为寓言方式的深刻度可能会在传记之上），但无数的小说，事后证明就是作者的精神冒险与灵魂历程。《城市与狗》墩立的某种高度，让略萨开始了他“经验写作论”指导下的伟大里程。有一次张生甚至开玩笑对我说，他们那伙作家写的小说，完全就是他妈的“报告文学”。如果我误解了余地，问题也不大，他现在已经无法与我们争论了，对他的阐释可以象剥洋葱一般，不追求确定的结论了。
元历史提出这样的问题：同别的阐释方法相比较，什么是历史表述的可行模式？《孔子ABC》是散点透视，它让上古经典生动起来，这很不容易。相对于李冯的《孔子》，我更相信余地对颓败与冲突主题的理解。当代历史写作的理想被激发大概始于姚雪垠的《李自成》，姚雪垠焚膏继晷把历史变成一个可触摸的愚纯的笨伯，历史叙事还会有灵气吗？我们几乎绝望了，余地把历史从传奇变成了一个“寓言或作为例证的解说性寓言”，在此之前，我只看见了王小波。
让我更好奇的还是《谋杀》，因为形式感在最近十年的小说中比较罕见了，老一些的形式主义作家或遁入大学或玩弄胶片形式去了，而在新的屁孩作家群里，形式实验溢出了他们的阅读经验。想到这里，我觉得余地真是够执拗的，张艺谋为什么不找他来拍那种著名的一根筋主人公担纲的电影？！《谋杀》让我焦虑，因为读过《酒吧长谈》、《绿房子》、《胡莉娅姨妈与作家》、《逃跑》、《窥视者》的作家，大约都会产生嫉妒，暗下决心放弃形式追求，因为形式作为创意，是有无声的专利的，模仿者结局很狼狈。这个意义上说，余地是个勇士。《谋杀》出色的努力（包括《想象一场大雪》的“地下室手记”般的诗性），让我原谅了他另一部失败的小说《毒血》，就像看过路易·马勒的《万尼亚在42街口》、《拉孔布·吕西安》、《鬼火》、《死刑台与电梯》、《人性，太人性》之后，我轻松地原谅了《万岁，玛莉亚》的胡说八道。文学中“编织情节”的运作体现着一个艺术家的敏感，历史事件在价值判断上是中立的，但艺术家的想象力是超验的，他有权力把它塑造为一场文化的悲剧情境抑或滑稽戏情境，使它具有了如此精彩的内在的讽谕性。对历史的重新编码也可能就是用眼下的文化目光去解释个人与公共关系的亲和或敌对，所以《小故事》中那些貌似新闻事件的段落显然已是奇特的寓言，不要小觑读者的识别能力，读到这些卡尔维诺式的语句时，他们当然可以会心地笑出来——他们可以识别阅读的话语所蕴藉的深沉力量。
余地无疑试图使我们重新熟悉那些由于意外、时过境迁或压抑而被遗忘的事件，他的小说间或流露出的悲凉与戏 谑，有如《斐多篇》里苏格拉底的理解，是使人们对死亡及灾难事件保持清醒，同时把我们从蚊虫般俚俗生活的枷圈中暂时挣脱出来，它已成为一种存在的样态，一种生存性规定。它源于一个独特个体与大众意识的疏离，感受着大众所陌生的东西，反讽者余地有着对现实本质的尖锐洞察。由于这种洞察，他眼中的共时态/历时态，都像一出喜剧。
余地不属于那种轰轰隆隆地燃烧，然后迫不及待地爆炸的天才。他的意义在于点破了一种当代庸俗文化乌托邦本身就根深蒂固的虚妄。余地他们这代人成长于一个“价值已为天下裂”的多元自由时空之中，他以为他们应当在个人自主性和社会同一性的对立冲突之中，生长成为丰盈独立的主体存在才是——比如更能够与这个个性价值强势本位的时代合拍，从而相应地确立一种更加完全的个人立场；更能够也更容易使自己的心性体验保持一种主体力量的自觉。然而，他们却遇到了更多的困厄：如果与日常生活最终和解，那么他们就迷失于世俗的“无名性状态”（即海德格尔说的“常人”状态，它不是漂浮在许多主体上面的一个“一般主体”，即是说它不是此在的类，而只是“一个大包大揽而又无所事事的家伙”）中；如果与日常生活不和解，那刀锋就逼近了，让我们抛弃30岁后这不道德的生活。
这是一种精神趋力的偏颇吗？余地的作品与行动提醒我们：当奔跑到另一个极端，拒绝了超验精神的引导与价值理性的审视，30岁后那种纯粹经验的此岸的生活是否值得一过？无论我们是否放弃写作，我们难道都将陷落在“意义”的盲目之中，我们都将只是“技术”地被造就——“不知何事萦怀抱，醉也无聊，睡也无聊”。我愿意说：于犬儒世故中一定要偶尔想想余地，想想他最后时刻那霸道的念头——30岁了，不和你们玩了。
2007年10月，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