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转人生
(一个患病四十多年“癔病”患者的告白)
我是一个患“癔病”四十多年的患者,四十年来我一直不能像正常人一样生活,人不像人,鬼不像鬼,别人见我认为我是精神病,是疯子。丈夫为了治好我的病,没少求医,四处奔走,我见过不少大医院有名的专家,他们拿我的病都很无奈,没有办法……,四十年来家里已经一贫如洗,丈夫挣的钱花的精光。我求医的结果,给我带来的却是彻底失去了治愈的希望,然而当我遇到了刘医生,我才见到了新的曙光,是刘医生帮我重转人生!
一.09年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节目听毕淑敏心理专家讲心理科学的病态才知道我自己的痛是怎样得来的。他说“心理”是一切精神活动的总称。毕老师说:“一个人小时候就有各种心理上的毛病,一直得不到解决。随着年龄增长到了一定的年龄就会影响到脑筋发病”。
二.原来我的病就是这么得来的,我从6岁记事时就知道了6岁以前我活得自由自在,一切都是那么美的、那么幸福的生活成长。可是就在6岁那年,社会、时代变了,家庭也变了,我们家曾祖父是个放牛娃出身,到我爷爷那一代做些生意,才买到200多亩土地,修了瓦房。正好解放了。曾祖父过世了,我们家就成了“地主”身份。
我从小6岁起就是自卑、惊吓、压力(突出政治,阶级斗争)陪伴我长大,我时时都提心吊胆的过日子,生怕我们家大人政治上有事要挨斗争。到了十几岁二十几岁,那更是小心又小心,在外和任何人说话前望后望,什么后果都想周全了才敢说出来,对成份好的人,哪怕是小孩子我也不敢得罪人家。我活得不自由,活得太累。文化大革命我感到活在这个世上太没有意义了。结婚,我丈夫是退伍军人,忠厚善良、朴实、身体好又能干,做啥事他一学就会。所以他不怕我是地主成份、我也不介意他家穷。我们生活在一起了,办结婚证还要由武装部批准(乡一级的)才能办结婚。到他家更不自由,不要得罪他们家任何人,就连他的6岁弟弟我也不敢得罪,外面的人更不敢得罪。
三.到了我生小孩的日子里,一次咳嗽感冒了,啥也不懂,拖到一个月身体也垮了,又受刺激,脑筋发病了,白天晚上都睡不着。脑子里和放电视一样,从小到二十几岁多活一天就多放一天的电视,经过的事一天到晚都在脑子里放。一直到1974年川医的专家给我会诊,才诊断我为“癔病”,中医是“癔症”。治不好只有拖着过日子,拖累了两家的老人,也拖累了我的丈夫。70年代我自杀过,实在是受不了这种病的折磨,丈夫发现得早又救活了我。后来我也认为我不该死,该死就谁也救不了我了。为了我儿子,为了我丈夫,我咬牙想着红军过草地长征路上没有吃的都要坚持向前走。我写过几年日记,我克服病对我的折磨。2007年,我认为这一年自己全完了,肯定再也活不下去了,把那些日记本烧了,就等最后的日子到来。我几十年前年轻的时候学毛主席的老三篇,做人做事我想做了好事我心里实在,对我不好的人我也应该宽容对待,对我好的人,我在有能力的情况下,我是要报答还人情的。就在我万分绝望的时刻丈夫他还是到处打听有什么医生,只要能把我的病治好,治不好救了我的命他也知足了。我们夫妇也并不知道我叔叔的大儿子蒋林,早就认识了北京的一个叫刘合群的大夫,并跟他说了我的病情(因为蒋林的右膝盖半月板损伤行走困难,川医让他做手术,他没做,找到刘合群医生,用针手术的方法给治好了),我们请他帮我们找到刘大夫,如果有机会来四川一定要通知我们,求刘大夫能够救救我。
2007年7月27日,晚上突然接到蒋林的电话说可能明天要接我到重庆治病,说是北京的刘合群大夫可以给我扎针,明天早上就动身。28号一早蒋林打电话跟我丈夫说当天去当天回来,我就好像在最绝望的时候又看到了一线希望,就决定去试一下。2007年7月28日,我侄儿开车来乡下接我去龙泉,蒋林亲自开车接我们到重庆永川的某个医院。住了一个星期,在没有见到刘大夫之前我很担心,既想见又害怕。我想刘大夫见到我以后,看到我这个怪异的样子,一定很害怕,究竟是啥模样呢?当时正值三伏天的大热天,我浑身淌着大汗,但头上还带着帽子,身上还要穿几层的衣服,再加上毛衣、棉背心,毛巾也裹在身上,时刻还要换毛巾,前心后背淌着汗,但身上是冰冷的。在三伏天这种穿着常人都觉得可怕,我也好怕见人。自己的样子太自卑了,说是人不像人,说是鬼不像鬼,说话也不知道该怎样说,我想刘大夫见到我会不会吓一跳,然后就说:“蒋林,对不起,你大姐的病我从来没有见过,也没有治过这样的病,实在对不起,我治不好你大姐的病,你请回吧。”然而我又反过来这样想,刘大夫把蒋林的腿都治好了,他的医术这么高明,我的病对他会不会更有挑战性,他会不会这样对待我:“蒋林,你大姐的病是很怪异,但是她越是怪的病,我越是要克服他。”我心里暗示自己,我告诉自己要想就朝好的方面去想。
2007年7月28号晚上我终于第一次见到刘合群大夫了,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好高大可亲,平易近人,一点也不摆架子,一点也不讨厌我,对我那么的友好、和气。我一下就不紧张了,我还大胆的把我没见到刘大夫之前的两个想法当面给刘大夫说出来,他和蔼可亲的对我说:“大姐,我对你就是你后面的那种想法,你的病越怪越有挑战性,我就越是要攻克你的病。”当时我 好高兴,好感动。我想真是太幸运了,也是好在有蒋林那么好的一个弟弟,2007年7月28日是值得我记住的日子,是蒋林让刘大夫救了我的命让我开始重转人生。
唯一可惜的就是没有把我当时那种叫人可怕,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怪异又讨厌的样子录下像来,从早到晚就在房间里不敢走出去,因为走不了几步就心累的不得了,只有在床上睡着,吃药也受不了(汤药、粉药都不能吃)。一直就控制神经的两种西药,一种叫“百忧解”的西药一天一片都要14元,还有一种药100片十几元可以吃一个月,但吃了就至今也丢不掉,但总是把14元一片的高价药丢掉了。两种西药一天吃十几元的药都控制不了,我还以为活不下去,这一年只有完了,真要离开人世了。可是我命不该绝,真是天注定让我遇到了刘大夫。
2007年7月28日到了永川,那晚上刘大夫给蒋林说我感应力特别强会和他配合好,也就是那一次我才懂得刘大夫所说的专属于我的感应力。这种感应力是我自己先天生成的,十几岁到二十几岁抵抗得了要好一些。1965年全国性的一次四清运动,是别人加害我把我扯进一个人的命案里(差点出人命),村上的干部、队长要把我一个19岁的女孩子打成反革命,那次突如其来的事件,对我惊吓、打击、刺激得真是太大太大了。一个晚上好在工作队的刘同志和住家的黄大娘一家三口救了我,后来又在案件的调查中,又是工作组的指导员还有工作组的何组长救了我,就是他们照中央的政策实事求是的了解了真实情况,相信我不是地主子女搞阶级报复,我说的才是事实。虽然政治上我经过了一个大难关。从那以后,身体还好的,但是我总发现自己就好像成了两个脑袋的人一样,队里开社员会,叫我读报纸,我一边读报上的文章,时不时的脑袋就想到一边去了。
我自己这几年和刘大夫认识以后,他那么理解我,辛苦又劳累的帮我治疗,把我从绝望中拉了出来,找到了活下去的勇气。他是一个特别神奇的人,因为从来没有一个医生让我如此的信任;他有一个特别神奇的头脑,一双神奇的手,最神奇的是他拥有了全世界独一无二神奇的医术,他用一根特别神奇的针治好了我的病,他还有一口特别神奇动听正规的普通话。我相信很多人都喜欢听他说话,听他说话的声音就是特别享受的过程。
是他这位神奇的大夫救了我的命,永远是我的救命恩人。我只有这点文化程度,无法用语言去形容我那激动的内心。,无法表达我的感谢。
1965年冬天到1966年四清结束,文化大革命又开始受惊吓了,提心吊胆的过日子。说远了,脑筋的病又发作了,我想安静,怕到人多的地方去。我的感应力,对外界的影响,我的抵抗力已经减弱了,我更怕见人了。还是回到2007年7月28日晚上刘大夫开始给我治疗,效果很好很明显。第三天蒋林给我说:“大姐,你不要再吃你的药了,把西药停了,刘大夫让你停药,目的是为了让你把被西药掩盖住的疾病矛盾暴露出来,不要害怕停药。刘大夫只有几天给你治病的时间,机会难得,只有真正展露出你的病情,才能让刘大夫更深刻的了解,刘大夫才好想办法把你真实的病克服掉。”我听了觉得他说得很对,很有道理,从那时起我就没有再吃药了,这下病的真实感觉出来了,躺在床上起不来了,心里难受得像要死了一样,心又累,全身发冷,这么大热天我却感觉在冰水里一样冰凉,说话也都喘不上气了。11点才把刘大夫请到我们房间来。他见到我那么严重的病症,我用下意识给他说明了情况:停了西药我成了真正的“癔病”,最严重的情况就是这个样子。刘大夫说:“太好了没关系”,没想到居然没有吓着他,他很冷静,又镇定沉着,细心而又认真的给我扎针,好多次我看见他快要下针了,马上又把针停在手上,神情冷静的思考好久才又把针扎下来。房间里除了我们还有我丈夫和蒋林,谁都没有说话,现在我回忆刘大夫起码用了2个多小时的时间,除了扎针之外,大部分是和我进行交流和谈话,像亲人一样的在跟我聊天,不知不觉似乎我把我的病忘记了,他好像比心理医生还高明,他用这种方法淡化了我的疾病,使我身心放松下来,他用八寸的针扎到我的身上,我心里一点也不紧张,反而我对刘大夫倒产生了无比的信赖。我觉得刘大夫是技艺超群,他肯定能治好我的病。刘大夫胆大又细心,真是劳神又费心,在不知不觉中完成了对我的治疗。感觉真是好神奇,我说话开始有力气了,心里的难受也渐渐消失了,刘大夫这时才去吃午饭,真的是万分感谢。
第六天,刘大夫来得很早,再次给我治疗,这也是在重庆永川治疗的最后一天,这一天扎针感应特别好。大概一共扎了十多针,当扎最后一针的时候,刘大夫电话响了,于是他去接电话了。我突然就控制不住自己的身体一样躺在床上不由的全身抽搐,整个身体在有席梦思的床上弹跳了起来,一上一下的,嘴里也说不出话,只是心里明白头脑清醒的,心里和全身的感觉舒服得很。刘大夫他看了我一眼,又不紧不慢的接电话,一点也不着急,他这种一点不着急的样子说明他当时很明白自己已经成功了,他明白他已经胜利了;在场的人都很紧张,但大家都不说话,我一个人在床上跟小孩子一样颠来颠去的,刘大夫平静的接完电话,我只看他轻轻点了一下我的手,我神奇的停了下来,平静的躺在床上了。刘大夫笑了,我也特别开心的笑了。刘大夫问我:“大姐你是不是觉得越抽的厉害心里就越舒服?”我高兴的回答他:“是的是的!好开心哟!”刘大夫对蒋林和我丈夫说:“你们怎么摸她都不行,只有我摸她才停得了”。这一周,太辛苦刘大夫了,他说他十几岁就开始行医,几十年了,我是他见到的第一个既古怪又奇特的病人。我患病整整四十多年,我四处求医,我经历了多少高级的医院专家都拿我没有办法。当时刘大夫很平静友好的跟我说话,他说:“你是病人我是医生,但是我们是同壕的战友,我们共同的敌人就是你的病,你和我配合好,我们一起打败这个敌人,肯定会胜利的!”刘大夫最后又语重心长的强调:“要想身离病,心病得先离,要想解放自己,心里的阴影先去掉”。
今天刘大夫的话和我的期望全部实现了,我们携手终于打败了这个敌人,刘大夫帮助了我,我们胜利了,休息一会儿他就开了点汤药让我回家抓药喝。刘大夫仅仅连续给我治疗了五天,但却创造了世界上的奇迹,使我患病整整四十多年的“癔病”病人重转人生!我们全家人和亲戚都喜出望外。自那次治疗之后我的身体、身心、精神状态大转弯,已经能够像正常人一样的生活,穿正常人的衣服,回到正常人的行列,特别是我的思维也正常了,读了我的叙述和告白,大家也会了解到我身心的变化。刘大夫根据我身体的状态,说可以丢掉所有的西药,按照刘大夫的意见,我把西药几乎全部丢掉了,但还是留存了一点点,我知道它对治疗我的病确实没有多大用处,然而几十年吃药的习惯,使我心里不得不有点保守,留一点就作为心里的一种安慰吧,我跟刘大夫很不好意思的解释了我这种心情,没想到刘大夫也很理解,他说:“没关系,你的勇气已经使我佩服了”!今天我总算是脱病了,不仅是身体的还包括心理的。我今年65岁,能好成这个样子已经是万幸了,起码我的晚年不再受病痛的折磨,我也非常知足了。
我是一个患“癔病”整整四十多年的病人,“癔病”在全世界来讲,几乎是无法攻克的难关,是刘大夫帮我重转人生,我很幸运,希望刘大夫多培养学生,弘扬这种神奇的医术,为医学发展起到推动作用,为全人类造福!
一个重转人生的人
蒋仪娴
2011年5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