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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在北京王府井大街的西侧，北京首旅集团打着“奥运会重点工程”的名义扩建北京饭店，要拆迁王府井地区最后一大片具有800年历史的老四合院平房区，涉及大阮府胡同、大甜水井胡同、小甜水井胡同、大纱帽胡同等，与王府井百货大楼往南的拆迁区连成了一片。李力的家是这片拆迁区保存最后的一座四合院，清末是王府的一部分，“文革”后是时任外交部副部长吴学谦的府邸，现在将要拆迁，斗大的“拆”字落在墙上。由于包括李力在内许多住户故土难离的原因，拆迁工作进程缓慢，既让拆迁人心急如焚，更煎熬着被拆迁的人的心。征地单位五次三番上门劝说，并许以厚利，以期让他们交出房屋。李力在这儿住30多年了，作为一个公民，她有权选择自己居住的地方，似乎为了验证她的话，她拿出“两会”刚刚通过的物权法来保护她的权益。李力声音洪亮，话说得有理有节，来劝说的人往往会被她说服，无功而返，只好去动员其他人家。陆续有人搬走了，还有几个被开发商视为“钉子户”的人家等待着李力的最终决定。他们希望这位白发苍苍的老人给他们撑腰，因为这位柔弱不堪的老太太那可不是凡人，她可是见过大世面的前国家副主席高岗的夫人李力群，以前一直以李力化名居住在这里，据说李力化名还是周恩来总理在生前给她起的呢。李力群说，我也说不上什么话，只是自己年纪大了，不愿住楼房，也不想再过那种搬来搬去、动荡不安的生活。这次拆迁，李力群知道不是她能阻止得了的。经历了数次运动，到最后她只能顺其自然，才能保全家人，保护好自己。那些指望她能在背后撑腰的老邻居老街坊，知道她一生的遭遇，不再强求李力群为他们呼吁，也不再将眼光盯在他们一家身上，一户户在拆迁书上签了字。随着一户户人家搬走，水停了、电断了，仅存的几户居民无奈地搬个小马扎到毛主席纪念堂向老人家哭诉一番后，也陆续签字走人。李力群不知道自己哪一天也会离开这儿，时常坐在院内的树阴下，望着天空中日益逼近的高楼大厦，回忆初次和高岗去见毛泽东的那个下午。那个改变她一生的下午似乎很遥远，又似乎近在眼前。
一、煮只鸡煮些枣，开个晚会完成了婚礼李力群是江苏邳县人，父亲是国民政府的县长，叔父是中共地下党员。17岁那一年，还在徐州女子师范读书的她拿着叔父的上级、红军高级将领朱瑞写给林伯渠的推荐信到了西安，换上八路军制服后，和一批进步青年前往延安。在延安，李力群先后进入抗大及中央党校学习。毕业后，陈云问她，学过“党建”没有。李力群说刚从党校毕业，当然学过。陈云就说，给你讲“党建”的是陕甘宁边区创始人高岗，你被分到他那里去工作。“我一听就有点泄气，”李力群回忆说，“那时年轻人都是以上前线为荣，不想留在后方。”但李力群纵然一百个不乐意，也必须服从组织分配。到陕甘宁边区秘书处报到不久的一天下午，高岗来到李力群的住处，说要带她去杨家岭见毛泽东。李力群听说能见到伟大领袖，高兴得一连声地说好。到了杨家岭，毛泽东不与高岗说话，却一个劲儿地问李立群多大了，哪里人，谁介绍到延安的。李力群一一作答，毛泽东不住地点头说好。这时桌上摆上一碗鸡蛋炒辣椒，一碗土豆和小米饭，原来毛泽东要请他们吃饭。毛泽东问她的生日，巧的是李力群的生日也是12月26日。席间毛泽东对李力群说，高岗是陕北领袖，不仅陕北人，我们很多人包括我都要向他学习，今天你来延安参加革命，分到边区党委工作，很好，你跟他生活在一起，要好好和他相处，好好向他学习。“我当时吃了一惊，”李力群说，“那时我才十八九岁，听了这话心里很害怕。我和高岗还不熟，又不了解，让我和他好好相处，一块生活，我不知道主席说的是什么意思。临走了，主席还拍拍我的肩说，我的话你懂吗？我不敢说话，也说不出话来。”四五天后，王若飞、王明、习仲勋几个人一起来找李力群，说今晚开个会，请你参加。到了会场，李力群被安排坐在高岗跟前，王若飞开始讲话，说今天煮了只鸡，煮了些枣开个晚会是要举办一场婚礼。这就是李力群与高岗的婚礼，时间是1940年元旦。
二、第一次搬家，她从行政11级降到13级1952年10月，李力群随高岗一起从东北调到北京工作，先是暂住在三里河国家计委大院，随着高岗职位的升迁，一家人又搬到了东交民巷居住。“高饶事件”发生后，虽然在全国掀起轩然大波，但由于毛泽东的关照，政治上受到冲击的李力群一家，在生活并没有受到多大影响，还能够保证衣食无忧。丈夫去世第二天，李力群带着四个孩子和正怀着的第五个孩子一起搬到了北京新街口的一处四合院。门前不再像从前那样车水马龙，一家人开始过起了普通人的安静生活。“但不久，彭德怀事件发生了。”本已远离政治旋涡的李力群还是被政治所牵挂。她说，“我从新街口的家里被带走，关了三个月，要我交待彭德怀与高岗是如何阴谋勾结进行反党的。我说，彭老总和高岗接触时间最多是1950、1951年，在沈阳我们的家里。那时候正在抗美援朝，他们一个是志愿军总司令，一个负责后方供应。他们在房间里一谈就是一整天一整夜，门前站着两道岗，别说我，连秘书都不让进他们屋，我哪能知道他们是如何勾结，怎么反党的？”见李力群提供不出有价值的东西，专案组将她从行政11级降为13级，放了出来。、李力群说：“就把我住的地方换了，叫我从新街口搬到宣武区牛街。当时我家里连暖气都没有，没有炉子，孩子，三个大的在学校住宿，小的跟着我。我冻得……彭老总偷偷地叫警卫员去看我，问我有什么困难。警卫员都不敢说他是彭老总派去的，就是说有一个老头子，在沈阳跟你家里吃过饭。我就说，是彭老总，那警卫员摆手叫我不要说彭老总。”
三、看错了陈云高岗在东北期间还同陈云发展了密切的个人友谊。李力群说：“陈云根本不能出去，就在家里想想、说说。到前方，到农村不都是靠高岗。陈云过去还说，哎，老高啊，你很体贴我身体不行。你在下边跑。咱跟陈云的关系应该很密切。尤其高岗到北京，陈云要打听高岗，说毛主席老找你谈话，跟你说。高岗不是把陈云当成圣人了嘛，结果就被“出卖”了嘛。“所以毛主席跟高岗说，陈云这个人是不可靠的，形势好了他就出来；形势不好他就有病了。到后来，1954年，陈云一下变了。所以高岗说：‘我看错了你陈云了！’”
四、彭真逼问高岗和彭林陈的关系高岗在东北期间还曾经与彭真共事，但是显然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并不太好。高岗死后，李力群曾经先后几次被关押审查。李力群说：“1959年发生彭德怀的庐山会议，整彭德怀嘛。这时候公安部就派了人到我家，把我关着，不准我出去，软禁。后来，彭真、安子文、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把我夜里带到彭真家里审问我。关了我4个月，问我究竟彭德怀和高岗在沈阳怎么阴谋反党活动。“我说，人家是抗美援朝，当时高岗和彭德怀，还有金日成在那里谈抗美援朝，门外站两道岗，我们怎么能知道？他们能搞什么阴谋？他们就是抗美援朝商量嘛，哪里是搞什么阴谋啊？“彭真又问高岗和林彪、陈云的关系。哎呀，我说，你们都是东北局的委员，你们都住在一条街，陈云和你和高岗住对面，他们什么关系我也不知道。和林彪就是，高岗在补充部队，搞土改，打土匪，和东北局的一些工作，他要和林彪汇报，和林彪商量嘛。叫我回去按照提纲写，我说我写不出来。
五、她必须说出不知道的“阴谋”李力群具有江苏人特有的柔弱、善良性格，随着孩子接连出生，她开始把精力放到了孩子和家庭上，丝毫不过问高岗从西北到东北，从东北再到中央平步青云。丈夫一步步的荣耀她不惊，突然间一落千丈她也能够适应。李力群说：“降了级以后，我们家从西城的新街口搬到了南城的牛街，还是一个四合院，不过略微小了些。我对住在哪里都无所谓，只要能过上安稳的日子就行了。”但这时，一本《刘志丹》的小说再次扰乱了他们一家的平静。1962年出版的《刘志丹》，本是为纪念陕北领导人刘志丹而写的一本小说，因为“把刘志丹写得比毛主席还高明”和“夸大西北根据地的地位和作用”，被批判是为高岗翻案。在西北工作和曾在西北工作过的一万多名干部被整，数万个家庭受到牵连。“那时‘文革’已经开始，”李力群说，“牛街革命群众冲进我们家进行批斗，占了四合院的东、南、西三面房子，我们一家六口挤到北面两三间房子里。”李力群说。
六、习仲勋和高岗的关系受追查“结果后来习仲勋因为李建彤‘反党小说’的问题(挨整)，又把我关起来了，问我习仲勋和高岗的关系，和彭德怀的关系。我说，习仲勋和高岗是老战友嘛。陕北人，一块受过‘肃反’嘛。这个谁都知道嘛。习仲勋是高岗的部下嘛，后来做过地委书记嘛。”“说习仲勋写刘志丹反党小说是为高岗翻案的。我说，我不知道，我也没有看过这个《刘志丹》反党小说。后来就文化大革命，关了我以后放出来，就不准我再回劳动部工作了，叫我还是回教育部。这个曲折，我也不知道，一会儿把我踢到这里，一会儿把我……我要不是为我几个孩子，我早都不想活了。”住在牛街的那段时日，李力群一次次被传去写揭发材料。批斗彭德怀，要李力群揭发彭德怀与高岗阴谋夺权；批斗习仲勋，李力群要揭发习仲勋与高岗阴谋篡位；“林彪事件”发生后，李力群仍要揭发林彪与高岗背后埋藏的更大阴谋。在外面揭发别人，回家还要挨革命群众批斗，李力群再也支持不住了，她不再是一个什么也不知道的人了。李力群无奈地说：“不停地被审查，不停地揭发，叫我这样写，叫我那样写，许多都是不实之词，不写就回不了家，见不了孩子。”李力群说，“其实他们都明白，谁制造阴谋还会让我一介女子知道，我知道了那还叫什么阴谋？”但她必须说出她不知道的阴谋。对那段梦魇般的经历，对因为她而遭到打击的人，李力群止不住哽咽，那是深深的忏悔。接着，李力群的几个孩子分别被“发配”去河南、湖南、甘肃、内蒙插队，自己也被下放到安徽“五·七干校”劳动改造。抛开骨肉分离的痛苦，在农田里插秧种地的那段时间反而是李力群最为解脱的时光。回忆起不堪回首的往事，李力群说，“从江苏的老家出来，是为了追求解放，追求自由，在干校改造的时候，我最大的愿望却是回自己的老家，一辈子平平安地过下去，不再过那种动荡不安的日子。”不幸的李力群又是幸福的。1971年，在“四人帮”横行，自己也不保的情况下，毛泽东指示周恩来将李力群作为保护对象。就这样，李力群和几个子女陆续返回北京。李力群先后当选为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和五届全国政协委员。从那以后，每逢重大节日，李力群都会受邀出席国宴，享受登天安门观礼的高规格待遇。孩子都大了，牛街的两三间房子显然已经住不下李力群和她的子女，周恩来亲自挑选地方，将他们一家安顿在现在的住处，漂泊的一家人总算又安定下来。李力群的二子三女，由于怕受父亲牵连，都改随母亲的姓，最后一次搬家，连李力群用的都是一个假户名，住了很长时间，邻居们都还不知道他们的真实身份。
七、毛泽东有悔斥责周那么李力群对毛泽东怎么看呢？2007年底采访过李力群的记者高瑜问，“您认为毛主席是好人吗？”李力群说：“我不是那样(看)。他也看见刘邓的势力大，他们团结周陈，他(毛)也害怕。可是后来，他(毛)又后悔。我得说明白，他对高岗还是很亲密的，他也不是想把高岗整死。从他的一些言论，从他后来，从他高岗死了以后，他跟周恩来发脾气，说你把高岗整死了，把问题复杂化了，扩大化了。“在北戴河，他从杭州回来，跟周恩来发脾气。从后来他在政治局在十三陵开会时说，有人想把高岗整死，灭他的口。从他后来在庐山会议，他说，对高岗的问题，我迟了一步，我要习仲勋(跟高岗)谈话，结果我迟了一步，结果他死了。过去叶子龙(注：毛泽东秘书)也说嘛，高岗死了以后，毛主席是一个多月显得心里沉重。”
八、保高指示未传到李力群在1971年从周恩来那里得知毛泽东曾经想保护高岗的情况。李力群说：“这是总理跟我说的，(主席)叫习仲勋去跟高岗讲，保留他的中央委员，要他回西北当省长，开发西北嘛。这是总理把我从教育部干校接回来，找我谈话。他问我，习仲勋去讲了没有？我说，没有，因为刘邓把高岗软禁起来就不准西北人去了。谁也进不了了。不准见。我说，我还是有自由的。我知道，(习仲勋)没有去。”
九、高岗说：都是莫须有的事高岗不堪巨大的精神压力，自杀身亡。李力群谈到高岗自杀的原因。李力群说：、“高岗这个人个性很强，但是座谈会上不准他讲话。安他那些罪名根本不是事实。像陈云讲的，‘你一个，我一个’，是毛主席说将来他到二线，是不是中央可以轮流值班。高岗回来就跟陈云商量，陈云问，可以你一个，我一个，林彪也可以算一个，陈云表示支持这个轮流，支持‘你一个，我一个’。结果，座谈会上不准高岗讲话，四中全会以后，只准他们揭发。陈云就起来说，‘你一个，我一个’是你说的。高岗说，你怎么能……你没有脸面，是你说的，怎么能说是我说的？“四中全会根本不准他说话。他说，他妈的，我们共产党实事求是，现在没有真实性了，怎么能够这样对我？他个性很强的，他受不了这个，回来情绪很坏，说怎么你座谈会一直对着我，都是莫须有的事。但是，有些事情对刘少奇有意见，也不是我一个人。他就觉得共产党揭发的事情就没有真实性了，哪里是实事求是？都是莫须有的事情，没有的事情。”
十、高岗否认反周李力群表示，高岗一直说他没有反对周恩来。李力群说：“毛主席对周总理不满意，高岗就说，主席呀，总理已经很不错了，能把国务院工作应付了，尤其外交部。后来不是又给他安上说反毛、反刘、反周。后来高岗说，他妈我真冤枉，我哪里反周啊？我他妈在毛主席跟前说了许多好话，为了周。“后来秘书在跟他(周恩来)汇报时讲的时候，把高岗关起来以后，高岗死也不承认，说你给传达说，反你了，反周了。周恩来说，哎呀，我也不知道。是毛主席说他反我的，他们说他反我的。“可是周恩来对高岗，那的确还是好，在高岗死后对我们，对我几个孩子管了，这点我感激。但是我知道，高岗跟我说，跟秘书说，说我怎么能反(周)嘛。我就是对刘少奇有意见。我对刘少奇的意见是工作上的意见嘛。我怎么能反总理呀？我没有嘛。“他没有反总理，所以他死以前，还给总理写了封信，说你们看在我一辈子是为革命奋斗的，为共产党事业，为全国胜利方面。我是冤枉的。我希望你帮我照顾一下我几个孩子。”
十一、毛周照顾高岗死后，周恩来似乎对李力群有所关照。李力群说：“总理就不让我去教育部了，叫我生完孩子到劳动部。为什么到劳动部工作？因为劳动部长是马文瑞，是西北人，是高岗的部下。总理认为他能照顾我。实际上他敢照顾我吗？”劳动部部长马文瑞不仅没有关照李力群，而且为了显示和她划清界限，把李力群的行政级别从11级降为13级。文革开始以后，周恩来对李力群有过特别交待。李力群说：“周恩来让专案组跟我说，关于高饶事件，彭德怀、陈云的事情，千万不要说，就说你以前不知道。当时我挨打挨斗，我就按照总理跟我说的，一切就说不知道。”1969年，周恩来亲自指示将李力群下放到教育部“五·七干校”。中国记者高瑜2007年底采访过李力群。高瑜说：“后来她到干校去了。她的几个大孩子已经都‘插队’(注：指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去了。就有一个小儿子。小儿子是高岗死了以后她才生出来的嘛。她说，我能不能带这个小儿子去，结果不让她带。而且是让国务院管理局的一个局长，叫朱奎的，当年是刘志丹部队的人，周恩来特别让这样一个人告诉她，说你到干校去吧。给她送到干校了。“到了干校两年，那个干校生活非常苦啊，劳动啊，下水啊，而且她又是高岗的老婆，在干校也遭批斗啊，斗争啊。”还是毛泽东最关心自己亲信高岗的遗孀。李力群说：“高岗死以后，应该说毛主席对我和几个孩子很照顾了。”2007年底采访过李力群的记者高瑜说：“当年高岗死了以后，毛主席还规定一个孩子要给40元的生活费。40元的生活费比一般干部都高呀。还给一个炊事员、一个司机、一个四合院。”
十二、1971年获优待1971年，毛泽东指示将李力群从“五七干校”接回北京，予以工作和生活照顾。1971年，中央办公厅来两个人，要接她回北京。当时军代表和造反派不让回，说这是高岗的老婆，就得在干校，不让回去。她也不敢跟人家回去。过了一个月以后，中南海警卫团又派了三个人来了。这两次要接她回去都是毛泽东指示的，周恩来给办的。接回北京以后，她提出来要到图书馆去工作，说这样我可以少接触人。结果毛主席说不行，说你们在东北、西北都是有影响的人，而且你在东北还办过学校，回教育部。“这个时候呢，周恩来才找她谈话，问你几个孩子在哪儿。她说我的孩子都‘插队’了。”她说，把孩子的生活费也停了。李力群说，我的外交部的同学曾每月给过我们50块钱。两个外交部的同学，都是当大使的，工资多一点，就给50块钱，照顾了两个孩子。周恩来就跟她说，我把几个孩子马上给你接回来，给你补发几个孩子的生活费。谁支援过你，你借过谁的钱，你该还谁就还谁。每个孩子按当年的40块钱补助。后来说给他们家补了一万多块钱。当年一万多块钱当然很多了。后来由国务院给她看了房子。看了好多处房子，包括当年邵力子在西城的房子，北京军区司令员的房子。那都是当年还是政治局，党中央副主席那类人住的院吧，都是很大的。就是还是按高岗当年的级别。李力群说，“那么大的院子，我怎么敢去住啊。结果后来就是找到现在这个房子。当年是外交部副部长吴学谦住过的房子。她到这儿以后就改名叫李力，把‘群’字给舍了。到现在户口本上还是‘李力’。就一直住到现在，最近不又要拆迁嘛，她说她要当‘钉子户’。”
十三、胡耀邦有意平反，邓力阻翻案文革以后，胡耀邦要为高岗平反。中国记者高瑜说：“李力群找过胡耀邦，讲高岗的冤案。胡耀邦让中组部成立一个高岗平反小组。而且胡耀邦当时到东北、西北去，遇到很多老干部，当年都被打成反毛、反党，因为高岗都受过牵连吧。文革以后都平反了嘛。他们在讲自个的问题的时候说，高岗在东北、西北都是党的有功之臣，这个谁也抹煞不了的，提出为高岗平反。胡耀邦到西安去，见了很多老同志。老同志也是提出来为高岗翻案。胡耀邦当时就做了这样的评价说，高岗是自由主义，不是反党路线的问题。说毛主席当年向全国发电报，让全国向高岗学习。给他戴的(反党)帽子不合适。但是从西安回来以后，邓小平找到胡耀邦，批评他，说，“‘你糊涂’，你怎么到西北胡说啊？你怎么说他不是反毛主席，不是反党啊？”胡耀邦说，“他反刘少奇是真的，也不能说就是错的。都是政治局委员，还有什么不能提不同的意见呢？但是呢，邓小平就把这个事阻止下来了，胡耀邦也没办法。”李力群批邓对吗？李力群对胡耀邦很感激，对当年向毛泽东告密的邓极为反感。李力群说：“胡耀邦说，高岗不是反党，他是毛主席过去让大家向他学习的，表扬他为革命，为西北、东北建设是有功之臣，要我们全国人民向他学习的。可是你现在还有什么可说的？人家不能让你说，不能让你公开嘛。胡耀邦为什么倒下了？至少其中有要为高岗平反(的因素)。”李力群说：“邓认为高岗不能平反，而且1981年大家讨论历史决议的问题，邓小平说，处理高岗还是对的嘛，虽然他不是路线斗争，也不是什么野心家，也没有什么路线问题，但是对高岗的处理还是正确的。邓小平到处讲嘛。大会小会总是要提出高岗的处理还是对的。你‘处理正确’就是怕暴露你自己错！比毛泽东还暴！没民主！我还怕什么？你再把我抓起来，再关起来吗？”李力群说：“实际我说，他比那毛泽东还霸道。你说，把赵关了17年，现在谁也不能说。你对吗？派了军队进城打老百姓，打学生，历史上没有的。那现在谁敢说呀？还要说是对的。”
十四、复查结论文革以后的几十年里，屡遭挫折的李力群仍然在不断向领导层写信，为高岗喊冤。李力群说：“我现在也可以说思想解放，我跟你说，但是我也给中央写了(信)。我不知道写了多少信。我现在倒不是因为现在吹捧刘少奇、邓小平、陈云等人。我把他们怎么搞的阴谋，怎么搞的手段，我都写出来给中央。我也不怕它再把我整死。”还是在江泽民担任中共总书记的2001年，中共中央就对高岗案进行了复查。2004年6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赵洪祝等人到李力群家里向她宣布了复查结论：如果高岗不自杀，性质大概就不会那么严重。既然自杀了，让党也没有回旋余地，说他反党也确实是恰当的。其实李力群在东北还是有影响的，那是1948年她协助张闻天、徐特立一起创办了东北第一育才学校并担任首任校长。如今，每逢校庆日，学校都要请这位享受副部级待遇的老校长回家看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