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对一个历史人物如何评价，乃至于在他死后出现翻天覆地的巨变，一会儿颂扬，一会儿猛批，过一会儿又平反，这种现象在中国近代史上经常出现。这种现象说明什么？武训1838年出生于山东省堂邑县（现为冠县），卒于1896年。武训在世的时间，正是中国历史从鸦片战争之后日益陷入灾难深重的时期。但是，对于武训的评价并没有因为他的去世而定型。在武训去世后的很长时间里，关于武训这个唯一以乞丐身份进入中国历史的人物，出现了几种截然不同的评价。因此，我认为，武训是从一个侧面认识中国近代史的一个很好的标本。
先简单说一下对武训评价的几个阶段。武训在世的时候已经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良好声誉。按照清朝的规定，凡是慈善捐款超过1000两银子，就可以受到政府的嘉奖。嘉奖的方式之一是建牌坊，并可获得“乐善好施”字样的牌匾，这两项武训都得到了。但是，清朝政府对于武训的嘉奖并没有多少特殊的地方，基本上是按照常规行事。武训死后，有人提议要给武训建祠堂，并没有获得地方官员的认可，理由是武训没有“学术文章”。然而，武训对于这两个嘉奖都表现得比较无所谓。他认为，建牌坊的钱不如用来办学，“乐善好施”的牌匾对于他也没地方挂，他连个固定的住处都没有。
武训死后不久，清朝政权也寿终正寝。进入民国以后，武训的地位迅速大大提高。例如，有人说武训被清朝朝廷赐以“义学正”的称号，其实这个称号的来源是武训一直称自己为“义学症”，后来，某些文人觉得不雅，不符合武训的高大形象，便将其改为“义学正”。使得生前连个正式名字都没有的武训，终于像中国传统社会文人一样，拥有了姓、名、字、号等一系列必备的外在标志。还有人甚至捕风捉影地说，清朝政府赐予武训象征最高荣誉的“黄马褂”，这个说法缺乏证据。但是，这些拔高武训的做法并没有到此为止。
1934年，为了纪念武训97岁诞辰，国民党政府自上而下举办了隆重的纪念活动。蒋介石亲笔书写《武训先生赞》，汪精卫、胡汉民、戴季陶、冯玉祥、蔡元培、张学良、杨虎城、郁达夫、刘半农、段祺瑞、吴佩孚、韩复榘等等，社会各界人士都加入到纪念武训的队伍中，左派、右派，军阀、文人都在纪念武训这个细节上找到了共同点。从此以后，全国各地建立了很多以武训名字命名的学校。
但是，抗日战争影响了对武训精神的深入和发扬。抗战结束后，1945年，民国政府还没有搬回南京，就在陪都重庆再次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纪念武训诞辰的活动。中国共产党的报纸《新华日报》作了连续6天的详细报道。在纪念大会上，柳亚子振臂高呼：“武训先生万岁！”《新华日报》号召全国同胞都要成为武训。后来被蒋介石暗杀的李公朴称武训为“现代圣人”，郭沫若、黄炎培、冯玉祥、邵力子等人都大力称颂武训，著名教育家陶行知自比为“新武训”。
可以说，在20世纪40年代，对于武训的纪念活动几乎年年都有，关于武训的著作、文章、艺术品也越来越多。后来在中国产生巨大影响的电影《武训传》就是在那个时候开拍的，1949年，《武训传》还没有拍完。新中国成立后，赵丹以饱满的激情续拍完成了《武训传》。但是，该电影的编剧和导演孙瑜在新中国成立后，对于某些过去的说法也做了符合时代要求的修改。例如，武训为何要乞讨办学，这是一个很显眼的问题。《武训传》采用了阶级斗争的解释，说是武训年轻时给地主打过短工，因不识字被地主欺骗了工钱，因而发誓要让穷人的孩子都有文化。再比如，电影《武训传》也接受了没有事实根据的“黄马褂”一说，但是，电影让武训对于“黄马褂”表现出不屑一顾的态度，以示对封建统治的冷漠。
对于武训最严厉的不同意见在电影《武训传》公映前后就出现了。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后，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在紧接着的一个月的时间里，仅《人民日报》就收到批判和声讨电影《武训传》的信稿1200多件，形成了全国上下口诛笔伐的局面。在此期间，《人民日报》社、文化部还组织了一个30多人的调查团，到武训的家乡，针对武训生前的种种言行展开调查。这个调查团中有一个名叫“李进”的女同志，后来大家都知道她就是江青。调查团的成果是《武训历史调查记》，在《人民日报》连载6天，得出一个简单而明确的结论：武训是一个大流氓、大债主和大地主。
到了文革时期，对于《武训传》的批判再次形成高潮，但是，这次显然是针对刘少奇的。《武训传》与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被放在一起批判，成为奴才主义、黑修养的典型。武训也顺便成为孔孟的孝子贤孙，成为“克己复礼”的“小丑”。1981年，中共中央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前后，关于50年代和文革期间对于《武训传》的批判出现了一系列不同意见的文章。1985年12月，山东省政府给国务院呈递了一份《关于为武训恢复名誉的请示报告》。1986年5月国务院作了《关于为武训恢复名誉的批复》，武训的所谓“名誉”才被恢复。
一个历史上的乞丐，闹出这么大的动静、这么长时间的历史影响，古今中外都从来没有过。武训生前也一定不会想到。对于武训死后评价风云变幻、天堂地狱的现象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在我看来很简单，武训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单纯的化身，对于武训的不同评价，其实就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评价。
武训完全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产物。武训不识字，没有出门很远，他的一言一行不可能受到西方现代思想的影响。当然，武训的言行并不能代表传统文化的全部，只能代表传统文化的某些内容。例如，批判武训的一个说法就是，武训为何不参加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显然，中国传统中农民起义这个内容没有包含在“武训精神”中。
在清朝时期，由于武训几乎完全与传统文化相吻合的言行，清朝的嘉奖和表彰都显得比较正常，没有大张旗鼓，也没有忽视不见。到了民国时期，“武训精神”中的某一个内容与社会现实结合后，被迅速放大，这个内容就是全民教育、教育强国。由于这个单项内容的放大和肯定，使得武训很多其他言行都得到庇佑，“武训精神”成为一种时代精神。这一精神原本就蕴含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现在又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最需要的精神之一，因此，全国各阶层人士，不管是达官贵人、军阀土豪、文人富商，还是平民百姓，在中国现代化道路如何前行的争论中，找到了一个最容易被共同接受的公约数。换句话说，在教育问题上，保守派、激进派，社会上层和底层达成了一个共识，而这个共识的来源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光滑结合。传统文化重视教育的惯性与现代化全民普及教育的理念，通过武训这个千古奇丐，毫无障碍地结合在一起。
新中国成立后，对于武训的批判，前提就是意识形态优劣的确定。极左思想几乎把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切内容都打上“封建”、“落后”的标签，极左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基本上采取了全盘否定的态度。因此，即便武训提倡教育的行为也符合时代的要求，但是，由于极左思想认为，武训所希望的教育依然是封建统治的奴才教育，所以，这种教育越是普及，危害就越大。极左思想对于传统文化只有少数内容没有否定，比如所谓“法家”思想，似乎与现代社会完全合拍。再比如，出于阶级斗争理论，对农民起义的肯定，农民起义作为一种革命精神，作为对封建社会的破坏，被极左思潮肯定。由此，凡是与农民起义为敌的，都是被批判的对象，因此，孔子杀少正卯也就成为一条罪状。而武训在世时，在他的家乡附近，确实发生过几次农民起义，武训也确实没有参与，因此，武训就成为维护封建统治，甘愿做奴才的象征。
如今我们冷静地看待武训，可以说，“武训精神”确实有很多值得现代人继承的东西，也确实有应该抛弃的内容。这应该就是我们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理性态度。然而，迄今为止，依然有部分人，抱持着当年极左思想的观念，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毫不留情地大加讨伐。例如，一个号称“哲学乌鸦”的人，对孔子穷追不舍，不分青红皂白地谩骂和彻底否定，其言论、口气、观点，与极左思想一脉相承，似乎是想用实际行动继承和发扬曾经危害中国多年的极左思想。
关于武训精神的讨论，我们还能做更大的展开，然而，不论如何展开，不同观念的前提其实都是对于传统文化的根本态度。如果彻底否定传统文化，必然就会彻底否定武训，以及孔子。如果把孔子作为罪魁祸首，武训自然也就成为孔子门下的“小丑”。然而，站在理性的立场，不论在什么时候，我们都会承认，武训提倡教育、恪守诚信、为达目标坚定不移等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永远值得发扬光大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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