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当年的编辑何养明老先生，今年已82岁高龄，但精神矍铄、身体非常好，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年轻许多。当年的编辑、今年已经60多岁的王英驰。还有当年的编辑，同时负责人事工作、现在亿加德通用商务（香港）研究院任院长的李景泰等。笔者当年是文学青年，非常喜爱《丑小鸭》。
我们谈了当年各自的文学创作和生活境遇，也很自然地谈到了这本期刊的创始人——我党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思想宣传战线杰出的领导人胡乔木之子、《丑小鸭》杂志的总编辑胡石英。他们说：当年，胡石英带领我们创办了两个杂志，一个是《人才》，一个是《丑小鸭》。这是国务院编制委员会批准的局级事业单位，有二十个编制，是中国第一个自筹资金、自负盈亏、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文化出版单位。先是挂靠在国家科委，后又挂靠在全国总工会的工人日报。当年的胡石英才华横溢、敬业忘我，平常工作废寝忘食。他每天要编阅大量文稿、读者来信、处理协调各方面工作，同当时活跃在文坛的知名作家、文化名流保持着密切联络，还要经常接待一些有才华的文学青年，遇到知音良友便彻夜长谈……
那时候，生活办公条件都很艰苦，他出门办事要骑自行车，去火车站发行要蹬三轮，饿了就在路边的小吃摊儿上买一碗混沌或吃上一根油条，一点没有高干子女的“娇贵”。
当时的工作量非常大，《丑小鸭》每月要接到6000多封稿件，《人才》每月也有2000多封。当时他们各个身兼数职，但都任劳任怨、快乐充实。今天的许多文学大家、文化名流，都同他们有过渊源。可以说当年的《丑小鸭》和《人才》杂志，为活跃、繁荣中国的文学创作、培育人才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提起这一历史他们都心潮澎湃，感到骄傲和自豪。
笔者同他们谈到了近日在网上有一个帖子，写到当时胡石英家被“抄了”，“掏出几麻袋钱来”，“1985年，胡石英因诈骗罪被判了一年零两个月”，“关了两个月就给保出来了”。
他们听到这里气愤地说：“纯粹是扯淡，胡说八道。”
王英驰说：“几麻袋钱？你想想，几麻袋钱是什么概念，这是多么大的数字，上那能弄这么多钱，那个时代都困难，谁有啊！如果说有钱，那是我们社里刚刚搞了个演出活动，卖了点节目单，当时的节目单是五分钱一张，也就有两三百元钱吧，放在一个手提兜里，当时没有合适的地方存放，我们感到这钱只有放到胡总的家里才安全，就让他拿回家，怎么能掏出几麻袋的钱呢？竟瞎扯！这是谁在造谣、污蔑？
当年在《丑小鸭》负责人事工作的李景泰说：胡石英“出事”时是1986年的2月3日，有关部门调查了一段时间也没查出他有什么问题，最后是因为他结婚时收了三件礼物——一个火锅、一件毛衣、一条项链，总价值为1100多元的彩礼而被判受贿罪，关了18个月，而不是网上说的“诈骗”，“关了两个月就给保出来了”。写这文章的人是什么目的，想干什么，怎么连基本事实都不清楚就瞎写乱说呢？
另一知情人向笔者讲述了一个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儿子，是怎么被带出中南海的……
那天是1986年2月3日晚上，胡石英的爸爸胡乔木和妈妈谷羽被“请”去参加活动，爸爸让他也去，可他没有去，一个人在家里看书。当时中央办公厅的人带着北京市公安局的人来了，将他从家里、从中南海带走，他莫名其妙，也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法……
后来得知是因为有人写诬告信，给他编织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引起了当时中央领导的注意并批示才出现了这一事情。这件事可以说改变了胡石英的命运，如果未发生这一幕，富有远大抱负、才华横溢的他，当时已被中央有关领导推荐到山西省，担任主管科教文卫工作的副省长，也许今天他的名字就会出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常委里。
谈起这段历史，胡石英这位出生在延安窑洞、在伟人身边长大、历经岁月风云变幻的学者从容淡定，他说：我们党在成长中出现失误是难免的，革命初期，有的好好的红军战士都错误地被杀头，在文化大革命中又有多少老革命家、元帅、将军、著名科学家……被错误地打击、迫害，比起他们，我这点事算得了什么？
胡石英说；我们革命子弟，不能老想着个人的荣辱、计较个人恩怨得失，要宽容、团结，要把我们党的事、国家的事干好，这样才不愧为一个“革命子弟”、“革命后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