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文天行
罗广斌是长篇小说《红岩》最主要的作者。解放后出版了那么多小说，可以说很难找到几部作品有这部小说那么大的震憾力。它被誉为是共产主义的教科书，它对一代青年的成长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可是，它的创作者罗广斌死了，是从某部队三楼上被软禁的屋里跳下去死的。时间是1967年2月10日上午10时。42岁。
事发现场有人见过吗？有。《8·15战报》作了较为详细的叙述。重庆市文联的一位姓周的同志和罗广斌的妻子胡蜀兴一同到过现场。“公安局的同志先带我们去看的三楼，把我们引进卫生间，说罗广斌是从这儿跳的楼，把罗广斌死前脱下的大衣、围巾、帽子等交给胡蜀兴，把口袋里的钢笔、手表、钱粮一样一样给胡蜀兴看，还叫胡蜀兴去看窗台上的脚印。脚印是非常清楚的，看得出皮鞋底的花纹斜向着楼下那坡石梯坎，充分说明罗广斌是安了心寻死……下楼后，又看跳下来的现场。罗广斌的尸体经过公安部门检验后，已被拉到火葬场去了。但其他现场还是保护着的，脑浆迸溅的地区用席子遮盖，外面石灰划出了界限。罗广斌触地的石梯坎上，还留得有些头皮和头发。据检验尸体的同志介绍，罗广斌从后脑起砸开了二十七公分多的裂口，脑汁都迸出来了。我看到的情况是，除席子遮盖处有比较大一块脑汁外，周围都还溅了一些骨渣、残汁和血点。”①惨不忍睹。死了死了就该了了吧，还没有。揭批文章接踵而至，说他是叛徒，说他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说他是大政治扒手，说他是畏罪自杀，说他是狗命呜呼，说他还要遗臭万年。
在令人毛骨悚然的中美合作所他都没有自杀，为什么现在要去寻死？在看管期间，他曾两次带纸条子让家人给他送钱送烟送便鞋，而且管方“既未刑讯逼供，又未开会斗争，生活上还对他作了照顾，三餐给他送去，晚上盖两条被子，时间自己安排”，就更不应该去跳楼。可是，他又去跳了，到底是为什么？有什么蛛丝马迹？在他的遗物《毛主席语录》里写有这样一句话：“在文化大革命中，我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②看似简单实含意颇丰的话隐隐显露了他的郁闷、他的不满、他的无望。语录里还夹有一张中美合作所的全景照片，背面写有这样的话：“这照片和语录本是胡蜀兴的。一九六六年春节。”这是他自杀的前一天留下的绝笔。隐含了对妻子深深的怀念和永别的决心。在中美合作所都没有死的他自杀了，“从后脑起砸开了二十七公分多的裂口”……
罗广斌是比较早站出来敢于坚持“大方向”者之一。这位在渣子洞煎熬过的作家按当时文件的精神将矛头对准了市文联的有关领导。1966年10月6日他和杨益言给市委书记处写了个报告。开始就说：“市文联是市里文化大革命的重点单位之一，问题不少，性质严重。所办《奔腾》双周刊据前三十期的粗略统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要占40％。这不是小问题，有关领导干部是有严重責任的。”结论显然有误。不实事求是的评价肯定会引起主管者的不满。也许并不认为这是他估计失误，而认为是他别有用心。与“文革”初期各单位向领导提意见的人一样，他也遭到了来自单位领导层的反击。当时有一种说法是秋后才算账，可他没有等到，等到的是马上就算，说他问题很大。市委工作组进驻文联，他又“首先揭发了刊物和领导上的问题”。他错误估计了形势，以为工作组会站在他的立场，谁知工作组是被派来站在领导方规范运动的。他终于“对工作组的领导，也不能不产生怀疑”。根据他的情况，就是不惹火都可能要烧身，这下好了，只有被烧得更厉害。7月22日深夜，工作组找他谈话：说他揭发沙汀、马识途等的材料与接触的密度不相称，并要其交出1964年到南京等档案馆查阅敌特档案材料的记录。工作组立马就到派人到他家，搜去了笔记本和材料50多册。报告接着说，“之后，便不让我们参加某些会议，甚至叫我们和脱帽右派等人一起听政策传达”。事至此，罗广斌也没有偃族息鼓，还在进一步掌握“大方向”。他不仅怀疑是由于市委的原因致使文联盖子没有揭开，还给市委提了几点意见。“我们提了意见，本来是好事，可是有人认为我们有反党情绪，对我们更加仇视”。大概是由于实在压不住了，直截了当地说了出来：“我们长期被封锁，不了解情况，只能在心里怀疑，到底是机关领导，是工作组，还是工作组之上的领导同志对我们采取了错误的对待？”如果他不是罗广斌，说了这些话也不会遭受多大的磨难，可他是罗广斌，他要承担严重的后果。
据称，他是解放前夕从中美合作所越狱出来的。可人们并不完全这样看。有人说，由于他哥哥大军阀罗广文的原因是被有意放的。也不排除有人认为他背叛。到底怎样，难于搞清。搞不清按惯例就把它挂起来。挂可能是挂起来了，但不知怎么搞的，由组织上掌握的秘密档案，随着罗广斌“大方向”的把握就从地下冒了出来。冒出来就成了社会话题。罗广斌的反造得比较早，也并不局限于本单位，他还参加过大专院校及其他造反组织的活动。他出席了当时还是少数派的“八·一五”声讨多数派群众组织的全市大会，还作了慷慨激昂的发言；他参与了夺取市委领导权的活动，还发表了一些被认为是有碍大联合的有影响的意见。听领导话的乖孩子们是他的反对者，并将他作为了靶子。他们要通过打这个靶子来杀不可一世的对立面的威风。他们把罗广斌说成是伸向对方的黑手，而且这个黑手是叛徒。理由：中美合作所，戒备森严，里三层外三层，如果不背叛，怎么出来得了？《造反者》报在“罗广斌的叛徒嘴脸”小标题下罗列了这样一些证据：“在狱中，罗广斌也享有打篮球、作飞机模型、和特务下围棋等等自由；生活上也受到优待。”“提审徐远举（匪军统长官公署二处处长，即《红岩》中的徐鹏飞）时，徐说：‘罗广斌在狱中未受刑。”“《红岩》中叛徒甫志高（真名甫化普）的爱人郭××亲笔写道：‘我在狱中未看到罗广斌受刑。’”“大屠杀执行前，特务头子徐远举专门吩咐要释放罗广斌和×××等十几个人。”证据显然不足，但结论还是要这么下：“综上所诉，罗广斌根本不是什么‘脱险志士’，而是十足的大叛徒。”③的确打中了与罗广斌掌握着同样“大方向”的一些组织的要害。在阶级斗争讲得登峰造极的年代，说与叛徒有染那可不是闹着玩的。虽说抛出来的材料还不足以证明罗广斌是叛徒，还是以漠然置之为好，因为一反驳就恰恰证明了与其有染，就中了对方的圈套。隐忧之处还在于，如果还有什么更钢鞭的诸如自白书一类的材料甩出来，那就更是只有吃不完兜着走。1967年2月8日，也就是罗广斌自杀前两天，一份曾担任过重庆市级领导职务的人的传单散发到市民手中。传单说：“罗广斌的问题市委是早知道的，而且又查证清楚了，是地地道道的叛徒，应当加以法办。那么，为什么罗广斌在革命造反派中大肆活动，标榜自己，进行政治投机，活动十分厉害，气焰十分嚣张……黑市委不揭他的老底？……让他欺骗群众一时得逞呢？黑市委有很大的阴谋，就是让罗广斌得势以后，成了革命造反派的领导人物以后，借罗广斌的问题把革命造反派搞垮，保护自己。”问题的解决要放到运动的后期。“运动后期处理罗广斌的问题，也就是要把受罗广斌欺骗的许多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又是一闷棒。与罗广斌有关系者深深领悟道：割袍断义是唯一的正确选择。要采取不承认主义，否定与罗广斌有往来，否定他是插入的“黑手”。凭心而论，莫说罗广斌，任何人要想操纵哪一个造反组织都不可能。因为造反组织本身就复杂，彼此不服气甚至争权夺利的事常有发生，有时矛盾还非常尖锐。外面插一只手就控制得住？天方夜谈而已。打罗的结果慢慢显现出来了，罗广斌参加什么组织活动的消息越来越少了，以至于到后来就更听不到什么音信了，好像把他给忘了。他被上级弄去隔离，按当时的情形，造反组织不可能不知道，可是没有什么人为他说话——即使有也少，更没有人去抡他。
罗广斌自杀前三天，也就是2月7日，《二·七战报》发表了《罗广斌何许人也！》。这篇文章说他是周扬“文艺黑线”上的人物。先说：“沙汀、马识途、李累、夏衍、袁水拍、郭小川等都是周扬文艺黑线上的人物。”接着说：“沙汀在成都每二天与罗、杨谈一次对《红岩》的意见，让他们修改，逐章谈完，共一个多月。连袁水拍和郭小川听了此事都称赞说：‘像沙汀这样的老作家关心青年创作，少有。’罗广斌自己则说：‘我们是小学生，规规矩矩的上课。’”“马识途和罗广斌是同乡，在成都又是近邻，是马识途带罗广斌参加学生运动的，因而罗把马当革命前辈看。某年4月16日，罗给马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因为我太爱你了，太尊敬你了，把你的成就看成自己的，也把你的不足看成自己应努力的方面，所以我能无顾忌地胡说，即使说的完全不对。’这段话不是很能看出罗、马关系并非一般吗？”“夏衍、水华来重庆拍摄电影《红岩》时，罗曾大摆酒席，宴请他们（电影《红岩》已被江青同志否定）；李累与罗等的关系也极为密切，曾用过罗等的稿费260元。”与罗广斌“上挂”那些作家，大都是被抛出来的先行者。他们“黑”，罗广斌自然也就“黑”了。虽然历史已经作了否定的回答，可那是以后的事。
《红岩》也受到了严厉的批判。说《红岩》在为当年是重庆地下党、现在是市领导的某些人树碑立传，小说中的某某就是现实中的某某；说《红岩》歌颂的是刘少奇的白区路线，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唱对台戏；说《红岩》是在周扬文艺黑线卵翼下出笼的，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引的语录是：“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类似《八·一八战报》刊载的《评大毒草<红岩>》这样的文章随处可见。
一此小报和传单揭发了罗广斌“追求奢侈腐朽”的生活。罗广斌曾经在重庆长寿湖农场担任过领导职务。《罗广斌是大搞资本主义复辟活动的牛鬼蛇神》是这样揭露的：罗广斌“窃据”了以养鱼为主业的长寿湖农场的代理场长后，一次省上来人参观，他布置“要好好招待，要大方，要有气派，要以鱼为纲”，结果摆了四桌，“两餐吃魚200多斤，喝酒十多斤。”“他每天的烟酒鱼肉不能少，早上一磅牛奶，晚上吃夜餐，炊事员睡了就叫行政干部给他弄。深更半夜把医务所的医生叫到他房里赔他喝酒。”《略谈罗广斌》揭得更精彩：“《红岩》出版后，罗广斌等二人得稿费七万。这时罗某两口子衣服焕然一新，仅罗广斌一人就有好几套料子衣服，家俱摆设也阔气起来了。名词古画挂满房间，地毯、沙发、古董玩物应有尽有。还四处请客吃饭，出入高级餐厅，给黑市委的部长老爷们送礼。讲排场、大方，任意挥霍人民的钱财。”还说罗广斌养热带鱼，为了给水加温还买了电热器，一下就用去了“人民的钱财”700多元。
面对着这一切的一切，罗广斌向谁去诉说？谁又会听他诉说？他只有沉默，但他要经得起沉默。他应该孤独，但他要经得起孤独。如果经得起沉默和孤独，被隔离起来也许不全是坏事，至少是拥有了清静，享受到了悠闲。他不是完人，他有缺点仍至错误，但他不该去死，他应等待。等待是金。如果他能等待，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中国文学家辞典》介绍他时就不会出现“‘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他等不到这一天，他活得太难了，也活得太累了。山城的路多得数不清，可他，一个从渣滓洞白色恐怖中走出来的人，一个从《红岩》创作的辉煌成就中走过来的人，一个在“文革”中总想把握斗争“大方向”的人，感到了没有自己的选择。他想不通。想不通就不想吧，可又做不到。激烈的矛盾斗争之后，他想到了解脱。
就这样，文艺界一颗有明有暗的星殒落了，从三楼坠到了地上。“从后脑起砸开了二十七公分多的裂口，脑汁都迸出来了……周围都还溅了一些骨渣、残汁和血点。”……
注：
①②《遗臭万年》，重庆工农兵文艺兵团、重庆文艺界革命造反司令部、重庆市文联尖兵战斗队、西农八·二六“星火燎原”战斗队、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八·一五战斗团、重大八·一五战斗团、新六中32111战斗团、哈军工红色造反团“鬼见愁”战斗队、北航红旗（原）驻渝联络站九家联合署名，刊《8·15战报》1967年7月8日。
③见《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罗广斌》（未见署名），刊《造反者报》1967年2月21日。
补记：这是一篇旧稿，放在这里以飨读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