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陈云与于若木(1963年)
因创作中国第一部反映陈云同志业绩的电视剧《四保临江》，我作为编剧有幸与陈云夫人于若木相识，于是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至到2005年春天于妈妈去世，我几乎每年都到中南海的陈云家中看望于妈妈。其间，我记下了许多于妈妈跟我讲话的录音和拍下了很多照片，现整理如下以飨读君——
一
1937卢沟桥事变爆发，奋起抗日保家为国的革命激情在全中国的热血青年心中空前激发，中国共产党中央所在地的延安此时更像一块巨大的磁石，吸引着无数胸怀国家命运的年轻人，在全国各地奔赴延安的青年人中，18岁的山东姑娘于若木便是其中之一。
于若木出生于山东的教育世家，父亲于丹莆是山东近代教育史上一位很有影响的教育家。由于家庭的熏陶，于若木思想活跃，积极要求进步，年仅16岁的时候她就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于若木和陈云相识于1937年。当时18岁的共产党员于若木由山东老家带着党组织的介绍信到了延安，被分配在陕北公学学习。１９３７年１１月２９日，改变国家命运的革命热情吸引着年轻的于若木来到延安，而事实上，她个人命运的改变也几乎就从她踏上延安土地的那一刻开始了——也是在于若木到达延安的第一天，只身前往苏联为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重新建立联系，并立下汗马功劳的陈云突然乘飞机从新疆回到延安。短短几个月后，命运竟成就了于若木与陈云此后相守一生的美满姻缘。
当时陈云从新疆回来时总流鼻血，病情非常严重，组织决定让于若木到他身边做护理工作。后来于若木得知，陈云在4岁的时候父母就因生活艰难而先后不治身亡，从小就落下了流鼻血的病根。15岁到商务印书馆当学徒的陈云不久就参加了革命，长期在白区搞地下工作，此后又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积劳成疾，身体比较虚弱，心脏方面也有问题，流鼻血不时出现。而这次流血不止，来势凶猛，给陈云的工作和生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麻烦，因此组织上决定找一位细心能干、政治上可靠的女同志照顾陈云。听此决定，当时于若木觉得自己没进过卫校，不懂护理方面的专业知识，做护理工作不合适，本想拒绝此事，但她想到作为一名党员，应该遵守党的纪律，服从组织的决定，即使我不十分合适，但这是党组织的按排，我应该服从。因为她清楚当时在陕北公学里女党员是比较少的，只有四五个女党员，组织选上她也是不容易的。所以就当成是完成一项革命任务的想法答应了。一说姻缘，好多人都关心第一次见面。说起对陈云的第一印象，于老至今天都记得很清楚。她说，“我见到陈云同志是他到延安第一天就见到了，那天他是乘苏联飞机到达延安的，跟王明、康生还有其他一些同志从空中降落的，他到达延安的时候，就开了一个盛大的欢迎会，这盛大的欢迎会就在陕北公学的操场上，那次欢迎会是毛主席致欢迎辞，他说‘喜从天降’，同时把自己的帽子高高地抛向空中。隔了几分钟，他又喊‘喜从天降’，又把帽子高高地抛向空中，这样重复了三四次。我当时离主席台比较近，大概就是三四米，所以主席台上的人都看得比较清楚。陈云同志也讲了话，他的上海普通话的口音和政治家的风采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于若木来到陈云身边做护理工作，“开始就是为他服务，他流鼻血之后，有一种点鼻子的药水，是苏联大夫开的，是防止他流血的一种药水，一天点几次，陈云同志就问起我的身世，在什么地方读书，哪个学校读书，什么时候入党的，我都一一告诉他。
就这样，于若木奉命而来，有了近距离接触陈云的机会。“投身革命即为家”。据于若木回忆说：他们最初只是相互介绍自己的身世和经历，彼此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后来比较熟悉了，谈的话题自然多了起来。于若木年轻活跃，喜欢唱歌，像当时在革命青年中流行的苏联歌曲《祖国进行曲》等，是陈云最喜欢听的。出生于上海青浦的陈云，小时候常跟娘舅去听书，听评弹就此成了他终身爱好。只是由于战争年代无暇顾及，外表沉稳干练的陈云，内心世界却是激情澎湃的。日久生情，直到有一天陈云坦率地向于若木提出：“我是个老实人，做事情从来老老实实。你也是一个老实人，老实人跟老实人在一起，能够合得来。”
说起他们的婚礼，于若木风趣地笑着说，那是在延安办的，很简单，就花了一块钱！我听此很惊讶，就让于老细说原由。她娓娓回忆道，“婚礼是在中组部院子里的一间平房里举行。当时陈云同志是部长，中组部的同志和干部都集中起来搞了一个简单的结婚仪式。陈云同志很高兴，他拿出一块钱来买了一些在延安能够买到的花生、瓜子、糖果和红枣等款待大家。因为白天同志们都有工作，这婚礼是在晚上举行，室内灯光很昏暗，就是麻油灯照亮儿，但是气氛很热烈。当时我跟陈云年龄差14岁，内心这个不自在的感觉婚后延续了很长的时间。因为陈云在党内的地位很高，工作经验丰富，处理事情老练、沉着。我总觉得自己党龄短经验少，很多想法是幼稚的，觉得自己跟陈云同志之间差距太大，跟他不相称。但陈云同志却视我为至亲，事事处处都关心和体贴我，逐渐的这种感觉就慢慢地淡化了。
二
与陈云的差异，成了于若木自己要加强学习的直接动力。在陈云的支持下，还在新婚中的于若木就进入了中央党校学习，紧接着陈云又支持她进入到刚刚成立的马列学院深造。陈云在窑洞给于若木上党课”，一时被中央组织部的干部传为佳话。于若木说：“陈云从小多次被迫辍学，切身体会过欲读不能、欲上不得的痛苦心情。因此，陈云无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都一直非常关心教育事业，关心人才培养，强调学习的重要性。”陈云从1937年底到1945年在延安工作的七年多时间，是一生好学的他最紧张的时期之一，也是学习收获最大的时期之一。在此期间，他曾撰写讲课稿和文章30余篇，并在当时陆续发表。婚后，陈云让于若木到中央党校学习了5个月，结业后她又进入马列学院学习，并听陈云讲了党的建设一课，留下深刻印象。从1938年下半年到1941年，作为中组部部长，陈云先后多次应邀在马列学院、中央党校、抗大、中央组织部党训班、青年干校等处作关于当前形势下如何加强党的建设工作的报告。他的报告充满智慧、充满生气、充满辩证思想，深得大家的爱戴并使于若木受益匪浅。于若木说，他学习的一大特点就是理论联系实际。“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是陈云的一句至理名言。在延安整风运动后，陈云得出了上述科学论断。对此他解释道：“‘不唯上’，不是不执行上级指示，但是不能‘唯上’，还是要根据上级指示和你这里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不唯书’，就是不能完全按书本上、文件里的去做；‘只唯实’就是一定要理论联系实际，换句话说，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延安整风时，陈云考虑如何才能做到实事求是，概括出了“交换、比较、反复”6个字。于若木说：“这三句话六个字，后来成为陈云一生的写照。”
1941年，于若木因为怀孕妊娠反应大，不得不暂时中断学习，以后又在马列学院研究室学习。1944年3月，陈云根据党中央的安排调离中组部，担任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协助贺龙主任处理边区经济事务。这时于若木也调到陈云身边工作，担任机要秘书，帮助处理来往公文。陈云出任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主抓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工作。为解决边区通货膨胀、贸易入超、日用品缺乏等问题，陈云面对国民党和日本人的经济封锁，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囤盐提价”，首战告捷；突破封锁，高价收棉；充分利用金融波动的规律，卖出买进黄金法币，无论潮起潮落，陈云都是稳操胜券。他主持西北财经办事处工作一年，完全消灭了财政赤字，边区的收支达到了基本平衡，还给陕北同志留下了一年的家底子。这是战时经济财政史上的一个奇迹。从此，于若木随陈云转战南北，从关内到关外、从地方到中央，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社会主义建设、“文化大革命”和改革开放等各个历史时期，风雨同舟，并肩携手一起走过了58年的革命历程。
三
问起于老和陈云的婚后的生活，于老说最难忘的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前后发生的三年自然灾害。当时中南海里毛主席提出三年不吃肉，要和全国人民同度难关，做为主管经济的陈云同志积极响应，那时候本来物资就缺乏，他仍然要求家人削减自己的粮食定量，从每人30多斤减到20多斤。由于减定量，吃不饱，我的女儿和很多干部都得了浮肿病。我当时在国家科委工作，一天从科委内部出版的《科学实验研究动态》杂志上读到一篇文章，说是浮肿病的原因主要就是蛋白质不够，如果每人一天能有二两大豆就可以解决浮肿病的问题，我看了以后觉得有道理，就把这篇文章拿给陈云同志看了。陈云看了以后，毫不犹豫地就马上写信给东北调大豆进关，并给患浮肿病干部每个月定量供应二斤黄豆和一斤白糖。后来陈云同志又考虑全国人民的营养不良问题。他了解到每一公斤体重需要一克蛋白质，按人均体重70公斤算帐，首先解决大中城市的人口的蛋白质需要。因为当时全国大豆产品也有限，只能解决大中城市人口的供应问题。除此之外，比方一个月副食中能解决一点儿鱼和肉，主食里头增加一些含有蛋白质的小麦、大米等细粮，外加蔬菜补充一部分，就能够基本上满足城市人口的蛋白质的需要。正是陈云同志的精打细算，在那资源有限的三年困难时期，城镇人口的粮食本和副食本上都能确保证黄豆、白糖和肉鱼的不短档，虽然量少，但也说明我们的党在尽最大能力地确保城镇人口的民生。
陈云同志对国事是经济方面的权威，而对家事却一概交由妻子管理，是典型的“男主外，女主内”。于老说，家里的事就是我管，我是家里的真正管家。我管家可以说事无巨细。每天的食谱全是我定，每天做什么菜，由我开单子，交厨师来做。每天晚饭后记当日支出帐，一月结一次月帐，三个月结一次季帐，年底结一次总帐。1959年组织决定于若木陪陈云到南方休养，前后一年多时间没有在京上班。回到北京后，她发现家中的工作人员将她的工资按月都给领取并存了起来，共计是2200多元。于若木对此很不高兴，她说，“这一年多我没工作，这工资是不能领的。”工作人员说，“你陪首长去南方也是组织定的，那也是工作啊。”陈云在一边对工作人员摆手说，“你说的不对，这工资应当退回去。”就这样，于若木将这一年多的工资全部退交给了国家。
很多老百姓都会想象，作为中央最高领导人，迎来送往，平常应酬会特别多。然而，陈云却恰恰相反，他家几乎从不请客，陈云也极少在外面吃饭。实在推却不了需要他去应酬赴宴的时候，他坐在桌前也很少动筷子。用他的话说，我最习惯的是吃妻子设计的“平衡膳食”。
说起这“平衡膳食”，我在陈云家中的厨房曾亲眼看到于老自制的量米容器，它是用白马口铁皮做的一个小桶，将米放到桶沿平口正好是二两，陈云每餐中午的主食就是这些。说到菜谱更是简单，中午就是一荤一素。于老说，“因为我是搞营养的，他的菜谱是我们与医生针对他的体质共同来定的。这个量对他完全合适，再多的菜对他没用，只会浪费。现在常说的平衡食谱，他很早就做到了。有一次邓小平同志宴请朝鲜首相金日成，让陈云去作陪。结果在宴席上他仍然是一口东西都没吃，还是回到家里吃他的饭。他说，如果我在宴席上吃了，就破坏了我的膳食平衡，对健康不利。
平衡食谱对陈云的健康至关重要。陈云同志体质弱在中央高层领导中是出了名的，由于他幼年出生贫寒，后来历经战乱，早在延安的时候，陈云就把自己的身体比作是马力不足的“木炭汽车”。而他最终能够享年九十高寿，是和他对自己的生活起居严格控制分不开的。这是陈云办公室的一张普普通通的桌子，每到吃饭时，陈云都会坐在这里独自享受他的平衡食谱，他几乎不和家人一起吃饭。米饭中午二两、晚上一两五，严格的平衡食谱让陈云的每一顿饭都变得数字化。12粒煮花生米是陈云多年的早餐习惯，一次因为闹肚子，陈云把12粒改成了6粒，等身体好了之后，他又恢复了12粒花生米的定量。陈云超强的自我控制能力和善于掌握平衡的柔韧智慧是他高寿的主要原因。一些历史研究者也相信，这种特质或许也正是陈云的政治影响力在近半个世纪可以不时发挥作用的重要原因。
四
陈云在“文革”期间受到冲击，被解除了领导职务，只在1975年担任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一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陈云重新当选为党的副主席、中纪委第一书记，后来又任中顾委主任。他十分重视党风、党纪建设，为转变被“文革”严重破坏的党风，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他视实事求是为建党工作的灵魂。早在1938年9月，他在抗大讲党的建设时说：“对于干部，不要‘抬轿子’，要实事求是。做到这些，才能算真正的爱护人。”陈云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不仅控制自己的能力非常强，而且也能控制自己的情绪，经常保持一个平衡的心态。有了平衡的心态就不会感情用事，就会客观地分析和处理出现的问题。在文革中一直“靠边站“的陈云心态淡然，宠辱不惊。一次他参加党代会后回到家中，于若木关心地问起他是否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陈云风趣地回答道，“当选是当选了，不过是屁股眼里夹人参呗！”他见妻子莫明其妙，就笑着说“是候（后）补！”
平常陈云最开心的事儿就是听评弹，听到入神的时候，有的时候是会心的微笑，有的时候是开怀大笑。当然最不开心的时候，应该说是他的意见遭到否定的时候。虽然内心不平，但也不是觉得这个事情使他寝食难安。他心态平和，处之泰然；他耐心地等待，等待也需要耐心，静观事态的变化，也不着急。我曾写了一副字送他，其实字不多，就八个，“宁静至远，淡泊明志”。可以说这是他一生最好的写照。他是国家最高层里的领导之一，很早就进入中央委员会，后来又是候补书记，后来又是党中央的副主席，位置很高，权力很大，也是他施展自己才能的一个平台。他这一生虽然有很多挫折，有很多不尽人意的地方，但是这个位置给他相当程度上展示了他的才能。
陈云不喜欢抛头露面，对各种公开活动、场面活动，只要可以不参加，他一概不出席。而有关宣传他的材料，只要报到他那里就被拿下。在1945年召开的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陈云曾经讲过：“假设你在党的领导下做一点工作，做得不错，对这个功劳怎样看法？我说这里有三个因素：头一个是人民的力量，第二是党的领导，第三才轮到个人。可不可以把次序倒转一下，第一是个人，第二是党，第三是老百姓？我说不能这样看，决不要把功劳记在一个人的账上。”所以他在世的时候，有关方面多次想出他的文集，他都不同意。我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四川拍了一部电视短剧叫《陈云出川》，结果被他知道了，硬是通知人家将其封存了没让播。还有一篇好像部队同志写的纪念四保临江战役的文章，文章似乎也是比较长，他看了以后，也把描述他工作的内容全给删掉了。于若木说，“不收礼、不吃请”，这是陈云立下的一条规矩，身边工作人员也不得违反。“不迎不送，不请不到”，这是陈云在去外地视察和休养时，对地方领导同志提出的要求，意在不打扰他们，让他们集中精力抓工作。“不居功，不自恃”，这是陈云处人处事的准则。建国初期，陈云已是党中央的五大书记之一，但他始终要求有关部门在待遇上、宣传上不能把他和毛刘周朱并列。苏联政府赠送汽车，给五大书记一人一辆，他坚持把给自己的那辆车退回。实行工资制，有关部门给五大书记定为一级，他把自己改为二级。党的八大之后，丛书《红旗飘飘》要给每个政治局常委都登一个小传，他始终不同意登他的传。用现在很流行的话说就是陈云做事很低调，不喜欢张扬。陈云同志从来不操办生日酒，比如理当应该庆祝一下的六十、七十或八十生日时，也只是请家人和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吃顿饭表示一下庆祝。
五
陈云和于若木有五个孩子，三女二男。尽管身居高位的陈云日理万机，工作繁忙，但他非常重视对子女的教育。他曾给家人定下的“三不准”就是：不准搭乘他的车；子女不准接触他看的文件；子女不准随便进出他的办公室。他特别交代，孩子上下学不许搞接送，不许搞特殊化，要让他们从小就像一般人家的子女一样学习和生活。于老回忆说：还在大女儿伟力六岁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陈云就特意叮嘱她不要说是他的孩子。小儿子陈方上中学时，一次因急用从陈云秘书那里取了父亲的工资去买东西。陈云知道后问儿子：“我的工资谁给的？”“人民给的。”“人民给我的工资，你为什么用？”“我是你的儿子，你是我爸爸。”“记住，节约一分钱是节约人民的钱，我看你的行动。”陈方点点头，以后再也不随便用钱了。陈云一生勤奋学习、刻苦读书的精神，也深深感染着孩子们。长子陈元在陈云的指导下，从初中开始看《参考消息》，阅读《马克思传》，高中和大学阶段自学哲学，通读《资本论》并做了大量的读书笔记。二女儿伟华当了十年的乡村女教师，陈云在信中经常鼓励她，“你虽然已开始工作，但还年轻，坚持下去，是可以学到一些东西的。时间有限，每天要挤时间学。”同时还叮嘱女儿要注意保持，越是艰苦的环境，越能磨练人，越要坚持下去。为了给社会起带头作用，他有意让女儿“归队”，到京郊的一所学校当了一名教员。一次她很想家，走了几十里山路，从郊区冒雨赶回家时，陈云见到她的第一句话却是：“你应该回去，孩子们的功课缺不得，安心在那儿教好书、育好人。”当晚，陈云又和女儿促膝长谈，从自己的经历讲到年轻人的成长，鼓励她在乡村好好干下去。他对女儿说，“你们就得自己到社会上闯一闯。特别是女孩子，要想在社会上站得住脚，一定要在政治上成熟起来。”结果第二天一大早，陈伟华就赶回了位于京郊的怀柔山区学校。就这样，在陈云的教育帮助下，伟华在农村进步很大，1974年10月入了党，第二年又被县教育局评为优秀教师。1977年恢复高考，伟华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1982年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国家人事部，后来又被中央整党指导委员会抽调到广电部搞整党工作。在广电部工作的时候，伟华听说学校非常缺教师，师范学校招生困难，教师的社会地位也比较低，于是就向陈云说了这件事。陈云很重视女儿反映的这一问题，便专门向有关部门提出“要提高中小学教师的待遇，切实解决他们的住房等实际困难，使教师成为最受人尊重、最令人羡慕的职业之一。”
于若木说：“陈云同志步入晚年后，每天坚持写大字，一方面锻炼身体，一方面陶冶性情。记得他经常写的一个条幅是：‘个人名利淡如水，党的利益重如山。’他是这样要求别人的，自己也是这样去做的，可以说几十年如一日，身体力行。”为了给社会起带头作用，他执意让已大学毕业并分配在国家机关工作的二女儿伟华再“归队”回到学校去当教员。他对伟华说，“你是师大毕业的，就应该教书啊。”伟华十分听话，考虑再三，终于又回到了自己的母校北师大实验中学当了一名历史教师。陈云得知女儿已去中学教书后非常高兴，专门把她叫到身边鼓励--她好好工作，要当一名让学生和家长满意的人民教师。从1995年至今，陈伟华已经带了4届高三毕业班了（每届从高二带到高三），其压力之大、工作之忙可想而知。个人名利淡如水，党的利益重如山。伟兰说，“我是经过大风大浪的过来人。如果不是把党和人民利益看得高于一切，要做到这一点是不可能的。”如今的伟兰无怨无悔，衣着打扮与任何一个中学教师相比都毫无二致。
最后问起于老怎么看自己跟陈云之间将近60年的婚姻？于老动情地说，“我这一辈子，是一个偶然的机遇使我们结合起来。结合的当中可以说彼此还都比较满意。我对他的照顾他也是满意的。我举个例子来说，就是他的晚年，我也管他的服装。有一次过春节的时候，陈云接见烈士的子弟。烈士子弟接见完了之后，要照相留念。他问我穿什么衣服？我当即给他找出一套衣服来换上。事后，他把我找去，我以为他要向我交代什么事情。没想到原来是表扬我哪！他说，给我穿的那套衣服你怎么搞的？又合身不说，颜色也合适，特别好。他对我最习惯说的表扬话就是“你怎么搞的”。在他病重卧床的时候，我守在他的身边。他可能想到我俩在延安恋爱期间，我曾经问过他一句话，我说你不会骗我吧？没想到他临终时仍是对我多次重复这句话——“我没骗你吧。”我这话他到死还惦记着，说明他是守信用的，是对我俩的婚姻和家庭负责的。
（注：本文陈云家庭生活图片由于若木生前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