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记者（以下简称记）：王校长，首先请您介绍一下，当初为什么要将西北师范学院从城固迁到兰州，而不是迁到西安？
王嘉毅（以下简称王）：西北师范学院从城固迁到兰州，而不是迁往西安，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教育战略布局上的原因。当时整个西北的教育都比较落后，除西安外，其他各省高等学校寥寥无几，国民政府教育部从发展西北地区教育的战略需要出发，决定把西北师范学院这样一所培养师资的大学迁到在西北地区地理位置居中的甘肃兰州，是希望通过这所大学的带动，奠定西北高等教育基础，通过这所大学的辐射，全面促进西北地区的教育。所以，把西北师范学院迁往兰州，是国民政府抗战建国、巩固西北大后方的战略选择。
第二，战争的原因。当时正处于抗战时期，日本侵略军已抵近潼关，西安等地受到战争的威胁，虽然西安、兰州都被日军轰炸过，但是相比西安来讲，兰州还是相对的后方，比较安全，将西北师范学院迁到兰州，可以避免战争带来的更大损失。
第三，政治方面的原因。从地理位置看，当时西安、汉中，都处在抗战前线和后方的交替带，同时也处在陕甘宁边区和国统区的交替带，学校受政治因素影响较深。西北师范学院当时有一些受共产主义思想影响的进步师生，积极参加进步活动，国民党当局希望西北师范学院迁离西安，避免受到延安的影响。
第四，当时甘肃省政界人士、社会名流和广大民众，都热切期盼西北师范学院迁到兰州，并在选择校址、建设校舍和迁校过程中，给与了大力支持。
记：西北师范学院迁到兰州后，兰州高等教育的状况有怎样的改变？
王：抗战期间，学校三迁校址，两越秦岭，三更校名，每到一处都是薪火延续，弘文励教。学校迁到兰州，对整个西北地区教育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1944年1月1日出版的《西北学报》介绍，西北师院“上至研究所，下至小学幼儿园，无不具备……从她的历史以及目前的规模看来，实在是西北的一个庞大而完整的最高学府”。西北师范学院在当时是甘肃省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大学。
首先，西北师院对甘肃高等教育的发展起到了很重要的示范作用。学校西迁的过程历经艰辛，先师前贤们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所凝练和锻造出的“爱国进步、诚信质朴、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师大精神影响和鼓舞了一代代师大学人。同时，西北师院在当时极其恶劣的境况下艰苦创业的精神，给其他学校在这块土地上创立和发展树立了很好的榜样。
其次，西北师院迁往兰州，开启了甘肃乃至西北地区高等师范教育的先河。西北师院本身的发展就是中国现代教育在风雨如晦中自小而大、顽强成长的一个缩影，迁兰后的西北师院，除原有的国文、英文、公民教育、史地、数学、理化、教育、家政、博物、体育实习和劳作专修科、先修班外，还增设了国文、史地、理化、国语、体育五个专修科和劳作师资训练班与优良小教训练班，师范研究所招收硕士研究生，研究教育学与心理学等方面的问题，取得了一批研究成果。西北师院迁到兰州，为国家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优秀教师和各类优秀人才，在师范教育的改革发展中起到了带头作用。
记：北平师大对西北师大的影响持续了多长时间，反映在哪些方面？
王：北京师范大学和西北师范大学同根同源，发端于1902年成立的京师大学堂师范馆，后来几经辗转，留在兰州的，继承和发展了北平师范大学的优良传统，发展成为今天的西北师范大学；回到北京的，恢复和传承着北平师范大学的正统，发展成为今天的北京师范大学。应该说北平师大对西北师大的影响一直持续到现在，没有间断。
其一是学术传统。北平师大在学术研究上一直是精益求精，西北师大发展到现在也是秉承“崇尚学术、追求卓越”的办学理念，很好的继承和发扬了自民国时期就兴起的学术传统。
其二是继承了北平师大在育人、管理等方面的传统。很多在西北师大或者北师大工作过的人都有个发现，这两所学校无论在治学、育人还是管理等很多方面有许多一致的或相似的做法，甚至在学校的建筑设计、布局、结构中都有体现。
北平师大复校后，和西北师院关系十分密切，老师是相互流动的，互动的十分频繁。当时的袁敦礼教授已经到北京了，但是还兼着西北师院的工作。现在，北京师大还在对口支援西北师大，对西北师大的学科建设和师资队伍建设给予了很大的支持。我们每年有13名左右的教师赴北师大攻读博士，我们已经连续五年共选派112名教师和管理干部到北师大进修、锻炼。未来我们还希望，在重大的学科平台方面，在重大的课题方面北师大能够给我们更多的支持，有更多的项目让西北师大的老师去参加，带动更多的老师参与、学习，提高学术研究能力和水平。
记：西北师大来源于北平师大，但后来的影响远不如北师大，与北京的北京师范学院（现在的首都师范大学）相比也不如，您认为造成这种差距的原因是什么？在现阶段，有什么办法来缩小西部地区与北京地区高校的差距？
王：观察一所大学的影响力，有不同的角度。如果您到甘肃或者西北地区的基层走一走，特别是一些国家级贫困县，就会发现有大量西北师范大学的毕业生在那里默默奉献，您要在这些地方找几位您所说的影响力大的高校的毕业生，相当困难。可以说，西北师大的毕业生大部分处在社会的基础环节，是支撑西北地区社会基础教育的骨干，我想这也是一种值得自豪的影响力。当然，我们在办学条件、师资队伍等方面确实有很大的差距。造成西北师大和北京学校差距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也是最主要的，就是地域问题。地域的问题就会导致师资队伍有很大的差异，当然，两个地方相比较，大家更愿意在北京发展，地域上的差距会导致方方面面的差距。第二，就是经费投入的差距。由于受地域限制，地方财政给西北师大的投入非常有限，改革开放以后，财政投入的差距、开放政策的差距，导致了学校人才流失，这也是影响学校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另外，还有两个因素造成现在这样的差距。一是相关的政策。这几年，国家在政策上对“211工程”、“985工程”高校关注、支持的力度更大一些，这样一来，西北师大这所地方高校就很明显赶不上重点院校的发展了。二是观念问题。很多人存在一种思维定势，感觉西北地域偏僻，在什么地方都比东南沿海城市落后，其实我们难能可贵的是有一种矢志不渝、自强不息的精神，我们在教育、学术等好多方面的水平也是不差的，但并不是所有人都了解这些。
要缩小地区之间的差距，首先从宏观上讲，中央政府应多考虑对西部地区高等教育在政策上的支持。西部高校往往受到政策的限制，因为相当多高校不是“985工程”、“211工程”重点大学，在项目申报、经费申请等方面都受到很大限制。加上地域环境影响，地方财政在经费投入方面也给不了更多的支持。中央实行新一轮西部大开发，应该把教育和科技放在首位，特别要加大对高等教育的扶持力度。胡锦涛总书记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时也强调了高校在国家发展中的核心作用，科技创新、人才强国，高等教育恰恰是实现这两大任务的重要枢纽，可以将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通过高等教育才能更进一步地实现科技创新，人才强国，离开高等教育，两个都不可能实现。
其次从微观上讲，我们地处西部的高校也要自强不息，加倍努力，完全靠外来支持也不现实，我们要通过深化改革来加强自身的发展能力，提高“自我造血”功能。
记：您能不能具体说一说，你们学校经费和北师大的差别？
王：差别很大。我们的经费大概是北师大的五分之一。北师大的国家拨款那就更不用说了，我们学校只靠省财政拨款。
记：在西北师大的历史上，最有影响的教授有哪些？
王：西北师大的历史上可以说是人才济济。国立西北师院时期，当时在聘请全国知名教授方面有许多困难，首先是交通不便，其次是生活较苦，好多教授不愿来。但在当时仍聚集着一批著名学者。如：教务主任兼国文系主任黎锦熙、训导主任兼体育系主任袁敦礼、英语系主任主任张舜琴、史地系主任谌亚达、公民训育系主任王凤岗、数学系主任赵进义、理化系主任刘拓、博物系主任郭毓彬、教育系主任李建勋、家政系主任齐国樑；古代文献研究专家、音韵学家、龙学研究专家郭晋稀，以及金树荣、马师儒、郝耀东、鲁世英、程克敬、谭戒辅、王耀东、何士骥、许寿裳、杨慧修、高文源、方永蒸、胡国钰、吕斯百、常书鸿、陈涌、黄胄、唐得源、董守义、徐英超、叶意贤、黄国璋、包志立、罗章龙、陆懋德、邹豹君、殷祖英、李镜湖、刘朴、刘亦珩、张德馨、傅种孙、张贻侗、朱有宣、汪堃仁、黄文弼、孙之淑、王菲曼、杨永芳、杨立奎等知名教授。
后期有影响的知名教授有植物分类学家孔宪武，当代著名教育家李秉德，中国电教事业的开拓者与奠基人南国农，先秦文学研究专家赵逵夫。孔宪武教授一生致力于植物分类学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学术精湛，造诣极深。对我国植物科学的发展起了奠基和推动作用，也为我国农、林、牧、医药方面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受到国际学术界的赞誉。李秉德教授多年来一直致力于课程与教学论的研究，是新中国教学论、教育科学研究方法、小学语文教育等学科领域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1981年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全国第一批教育学科(教学论专业)博士生导师。李秉德教授在长达70年的学术生涯中，矢志不渝，倾心教育，完成了大量著述，形成了较为系统的教育思想，培养了一大批高层次人才，为我国教育科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南国农教授自1978年以来，致力于电化教育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取得了丰硕成果，奠定了他在我国电化教育学科发展中的历史地位，南国农教授获得国家教育科研终身成就奖，成为甘肃省高校获此奖项第一人。赵逵夫教授被评为国家级教学名师，他的论著受到海内外学者的高度评价，国内一些学术刊物发表学者的专文，评价和研究赵逵夫先生的成就与学术思想，日本、韩国学术杂志全文转载其论文，并加按语予以介绍；美国影响最大的华文日报《世界日报》、《侨报》、《大公报》（香港）、《文汇报》等等都刊文评价其成果，《人民日报》(海外版)1993年l2月在第一版以《在楚辞、宋前戏剧及氐族史研究等领域赵逵夫解开一系列中国古典文学之谜》为题，并加了“发表论文80余篇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轰动”的副标题，加以报道。
记：留在兰州的西北师大对后来甘肃省的高等教育发展起了哪些作用？培养了多少人才？
王：截至目前，西北师大已经为国家培养各方面人才15万余人，这些人是支撑整个甘肃乃至西北地区基础教育的中坚力量。甘肃省86个县市区的示范中学中60%以上的骨干教师，80%以上的特级教师都毕业于西北师大，在西部最边远的山区、最贫困的乡下都有我校的毕业生在默默奉献。上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西北师大面向全国招生，后来主要面向甘肃招生。可以说，甘肃的基础教育，乃至西北的基础教育，西北师大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其中包括大量的学生在西北民族地区、偏远农村工作，对当地教育等领域的带动也是很大的。
记：在您参加《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发展规划纲要》的过程中，据您了解决策者们怎么看待东西部地区教育发展差距的问题？
王：应该说从中央政府到教育部领导，都是非常关注这个问题的。国家在教育均衡发展方面采取了一些措施，包括前面讲的对口支援专项工作就是其中一个重要措施。最近国家还启动了“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就是支持中西部教育的发展，尽快缩小这个差距，实现均衡发展。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其他举措，科研项目也向西部倾斜，不管是国家级的还是教育部的各类重大科研项目已经开始向西部倾斜，例如新疆项目、西藏项目等，就是给西部的高校、老师多一些机会。
当然，我们更希望中央政府在教育拨款上也能够给西部高校给予一定的支持，能够在重大项目的平台上有进一步的倾斜。
记：有没有这样的想法，把所有的高校全变成教育部所属的学校呢？
王：这个不大可能。第一，中央财政的负担太大，负担不起。第二，在属地的管理下，才能更好地为地方服务。我们主要是希望中央政府能够一视同仁地对地方高校予以资助。
记：在少数民族教育方面，你们都取得了什么样的教育成就？
王：少数民族教育是我们西北师大的一个长项。西北师大是比较早开展专门的少数民族教育的学校，1985年，教育部依托我校成立了教育部直属的、高等学校建制的西北少数民族师资培训中心。1987年，国务院在学校建立了“藏族师资培训中心”。同时在全国最早成立民族教育研究所，我们最早就编出《民族教育学》，从学科建设上讲开拓了一个新的学科。我们还开展了民族教育、双语教学。学校先后为西北5省（区）及西藏地区等11省（区）培养了42个少数民族的各类师资和其他高层次人才近30000名。在西北5省（区）和西藏的每个地区，甚至在最高寒、最边远、最贫困的地方，都有西北师大的毕业生在辛勤工作，中国第一位教育学藏族博士巴登尼玛和第一位裕固族女博士安雪慧都是我们培养的，在偏远的民族地区也因为有了我们培养的学生从而结束了开设不了英语课的历史，西北师大是当之无愧的“人民教师摇篮”。学校所做的这些努力还对于加强各民族间的交流和团结，保护民族文化的多元化和增强对伟大祖国认同感和凝聚力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记：除了在民族教育方面，目前西北师大还有哪些学科在国内是比较靠前的？
王：第一，西北师大整个教育学学科在全国排名都是很靠前的，尤其是“课程与教学论”方向对我国的课程建设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第二，教育技术学。教育技术学全国最早的发源地就在这里，最强的实力也在这里；第三是中文、历史学科。中文一直是西北师大很强的学科，著名语言文字学家、词典编纂家、文字改革家、教育家黎锦熙曾在这里当过校长，出版过非常有名的《新著国语文法》一书，第一次科学地、系统地揭示了我国白话文内在的语言规律，是我国第一部完整的、具有自己独特体系的、将传统语法体系应用于现代汉语的专门著作。这部我国五四运动以来具有重要影响的语法专著，至1959年已连续再版了24次之多。目前，西北师大的先秦历史研究处于国内最领先地位，先秦没有太多的文字记录，但我们的研究团队做出了杰出贡献；第四，生态地理学。这是原来的地理学科，在自然地理、人文地理、经济地理这些基础上产生一个交叉学科叫做生态地理，主要针对西部地区生态环境的变换而进行的研究，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另外化学、音乐、体育、美术等学科领域，在西北地区也都十分有影响。
记：西北联大过去的办学经验对你们现在办学有哪些借鉴作用？
王：首先，西北联大、西北师大都讲艰苦奋斗、自强不息，我觉得这一传统非常值得我们推崇。条件虽然艰苦，但是我们艰苦奋斗、自强不息，才能生存下来，发展起来；第二，崇尚学术。西北联大虽然很艰苦，但是学术研究这一块始终没有放弃。迁到兰州以后，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教授们都还孜孜不倦地追求学术研究；第三，也是最重要的社会责任感，服务于社会。西北联大（包括迁到兰州后的西北师院）的绝大多数老师，看到西北地区的落后状态，自觉地产生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他们有很多人放弃优厚条件留在了西北，自觉地将自己的命运和这片贫瘠、落后的土地联系在一起，要通过一代代人的努力，改变西北地区的落后面貌，这种责任感、使命感在今天尤其值得我们继承和发展。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