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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传里记载的故事年代久远，现代人读起来可能会觉得有点怪。因此我觉得有必要插进一个前传，给大家讲一些必要的背景。水浒最重要的背景就是大宋，想要把大宋说清楚，就必须首先说说东京城。
北宋末年，东京是亚洲最繁华的都市。这座城市注册人口多达一百五十万，而且还不断有人涌进来。大宋的百姓认为东京是世界的中心，遍地是黄金，到处是机会，因此都想来试试运气。
每天天亮之前，几个城门口都挤着黑压压的人群，等到鸡鸣三响，城门一开，大家就一拥而上，进城的在左，出城的在右，川流不息。如果仔细观察，还会发现左右两股人流有着明显差别。进城的要么衣着华丽，骑着高头大马——这些人都是奉调进京的官员；要么昂头挺胸，斗志昂扬——他们是来淘金的老百姓。出城的人流则多半灰头土脸，全家坐在一辆驴车上。这些人要么是在东京混不下去的人，要么是被贬出京官员。他们被群众亲切地称为“右派”。
公元1108年的春节，有一户人家也加入了右派的行列。一个汉子紧张地握着缰绳，发现城门刚开一条缝，就急不可耐的牵着驴车往前挤，丝毫没有一般右派们对京城、对皇上恋恋不舍的忠臣派头。
这不奇怪，这人不是被发配的官员，而是逃犯。他是禁军教头王进。
看过水浒的读者都知道，高俅上任第一天就找王进的茬。要不是同事们拼命求情，王进就会当场挨上几十杖。王进回家以后，做了不少努力来搞清楚事情原委。他还花钱送礼，托人直接去跟高俅说情。但是这些人没多久都把礼退了回来，说高殿帅一听到你的名字，就面色不悦，甚至直接送客。小王你要做好思想准备啊……
王进的心里充满了愤怒和恐惧。愤怒的是这高俅明明不是殿帅的儿子，怎么能当殿帅呢？还有王法吗？恐惧的是他想到这高俅看来年纪还轻，不知道要从此掌管禁军多少年，就算每天收拾自己一次那也受不了。于是他决定逃走，去延安投奔老种经略相公。
老种经略相公叫种师道，时任泾原路经略宣抚使，换算成现在的职务大概是西北军区司令员。王进能认识这么大的官，纯属巧合。当年老种进京述职，去樊楼玩了一趟，两人恰好碰见。老爷子在西北前线的时候，常年跟西夏打仗，条件很艰苦。好在他的级别还可以得到每日从东京送来的特供品，其中每月一期的内部刊物《花花衙内》给了他莫大的精神安慰，让他坚定了自己的信念：哪怕牺牲一切，也要保卫这个每平方米都有37D妹子的江山。这回来到东京，种司令迫不及待地来到樊楼，要会一会自己最心仪的封面女郎，李师师。
不幸的是，即使特供刊物，有些事实也没法写得太明白。这不能怪编辑：徽宗在跟李师师睡觉，你怎么写？更何况人家也尽力暗示了——你看看每一期封面李师师的造型就明白了：
李师师抱着龙头。
李师师骑在龙身上。
李师师双腿夹着龙尾。
李师师往龙背上滴蜡油……
然而种司令愣是没看出来。他到了樊楼用关西土话大咧咧地咋呼：“把李师师给洒家叫出来！”樊楼的老板看着白发苍苍的种司令都愣了：太上皇也来了？
也该着老种倒霉——他那次述职来得急了，用了个没经验的新司机，忘了给专车换上军用车牌。樊楼的保安出去看了看，就以为是个煤老板，回来后言语很不客气。种司令很愤怒，哼了一声，转眼就有三四十个关西军汉冲进来，声称要把樊楼砸了。
剑拔弩张之时，当天正在值班的王进上来，跟老种耳语了几句。种司令听完打了一个激灵，然后面不改色地给手下下了命令：“每人消费500文再走！”因为这个事，种司令后来给王进传过话，说他对自己有救命之恩，以后怎么报答都可以。
由于有这层关系，王进对自己在西北军的前途还有点信心。不过，他首先要克服的困难是怎么带着老娘走上千里到达延安。虽说在京城当了这么多年的差，他不是没有灰色收入，临走时也带了不少，但应付沿途的过路费还是有些不够。大宋的文献上说，太祖统一中国，是历史的必然。为什么呢？因为割据政权设置的关卡给经济发展带了致命影响。结果在统一一百多年以后，你在大宋你跑个长途，路上遇见的收费站可比五代十国的时候多多了。
“娘，我看你也累了，咱们找个地方住下吧。”王进用最后一点盘缠去客栈租了个房间，然后一个人出来散步，盘算着怎么才能搞到点钱。他估摸着，自己大概已经进了陕西，但到延安府少说还有几百里。看了看兜里，还剩不到200文钱。
“难道要去劫道？”
王进刚当教头的时候，在东京街头查超速查了好几年，因此当劫匪对他来说轻车熟路。但他想起先父的名誉，又不想让自己堕落到那个地步。他长叹一口气，在心里又骂了一遍：高俅你个鳖孙，我到底怎么得罪你了？
2
这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高俅恨王进是有原因的。只不过这件事的由头远在二十多年以前，只有高俅自己还记得。
那是在元丰或者元祐年间的一个冬天，当时他还不到二十岁，刚刚从东京圆社退役，正穷困潦倒地在街上乞讨为生。现代人戏说历史的时候，喜欢把高俅说成是中超球员一类的人。这一点不能说全错，但是也不确切。高俅的确从小就入选圆社，从少年队踢到成年队，但是说北宋有职业球员却相当勉强。
那时的俱乐部统称圆社，也叫齐云社，表面上看是独立的商业组织，实际上隶属于礼部教坊司。每年也没几场联赛，主要的任务是踢御前赛。御前赛分为两种，一种是自己人分成两队，踢事先商量好比分的表演赛给皇帝解闷；另一种是代表大宋跟只会打马球的辽国人踢国际友谊赛，抚慰一下皇帝在对外战争中变得日益脆弱的心灵。
假如能在这两种比赛中表现出众，皇帝的赏赐会非常丰厚，而且可以名垂青史——那时的几个球星的名字，比如范老儿、孟宣，甚至能够流传千载，为我们所知道。但是每年能够御前献技的球员满打满算也就二十多个，大部分球员收入很微薄。以高俅为例，他在圆社混了十年，就是因为没有踢过御前赛，几乎没攒下什么钱，只是在退役时拿到了500文的遣散费。
据高俅的队友回忆，此人老是落选不是因为技术不行，而是由于早年受过伤，发挥受限制。同样由于这一身伤病，他退役以后稍重的体力活都干不了，只好出来卖艺乞讨。
足球在宋代是一项跟现代足球很不一样的运动。具体来说，那时候实行单门制，几乎没有对抗性，更像踢毽子之类的杂耍，观赏性很强。高俅的技术很不错，按照施大爷的说法，能把球踢得好像粘在身上，再加上他的国脚证书、比赛金牌什么的就在摊位前边摆着，卖艺的第一天就观者如墙。
高俅在圈中听着看客的喝彩，一时间也就忘了自己吃了上顿没下顿的处境，好像又回到了在球场上叱咤风云的日子。有那么几个瞬间，他甚至觉得如果能以此为职业，过一辈子也不是不能接受。另外他还是个头脑灵活的人。他不一会儿又想到，自己跟一些退役的前辈还有联系，听说这些前明星运动员现在不是在澡堂搓澡就是在看传达，如果能组织起来搞个蹴鞠表演队，应该大有市场……
高俅后来回忆说，那是他这辈子最有抱负的一瞬间。
高俅的创业计划在大约五分钟以后宣告破灭。因为忽然有几个大汉冲了进来，一棍子打在他的后腰，几乎把他打瘫了，还落下一辈子的后遗症。高俅躺在冰冷的地面上，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足球被踩破，观众被驱散，盘子里的铜钱撒了一地。人群中传来阵阵尖叫：禁军来了！
在昏过去的前一瞬间，高俅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我到底招谁惹谁了？
有关北宋禁军的事，还有值得补充说明的地方。我们知道，北宋禁军是一支庞大的武装力量，人数在一百万左右。皇帝为了养这些兵，耗费了国家收入的四分之三。因此辽国人常常指责大宋穷兵黩武，蓄谋破坏澶渊停战协议。其实辽国人多虑了。兵部的内部文件说得很清楚：大宋养兵从来都是准备对内使用，没有对外用兵的计划。举个例子来说，大宋禁军常常担负起这样的任务：征粮，封路，戒严，拆屋。甚至东京的市容市貌也由他们负责。那天高俅碰上的就是禁军负责的一次清理非法商贩的行动。
打高俅的人是个上了岁数的都教头，他由于打得太欢实了，自己也晃了腰，回头找禁军报销了好几十贯的医药费。领导们事后抱怨：要说这老职工吧，确实不好用。平时在单位坐班的时候，一个人喝的茶顶得上辽国半年的进口量，废旧邸报成车地往家拉了卖钱，好不容易出去干点活，又不经折腾。于是，都教头王升不久就被内退，他的儿子，王进，降一级接班顶替。
3
几乎与棍子打到高俅背上同时，另一个少年的人生也遇到了波折。这个少年不满20岁，以前从来没离开过家乡的深山老林。这次由于父兄都身染重病，他被派来替父亲来完成一个重要的政治任务：参加辽国的各民族代表新年茶话会。
那时候，辽国是远东第一大国。它的疆域西起金山（今阿尔泰山），东抵库页岛，北至今蒙古高原北缘和外兴安岭。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数以百计的民族和部落臣服在契丹的金戈铁马之下。从肇国皇帝耶律阿保机开始，辽国就有这么一个传统：每年春节前后，皇帝在混同江（今松花江）扎下营帐，接受各部落首领的觐见。卫士们砸开冰层，将捕到的第一批鱼拿出来同大家分享——因此在史书上又称“头鱼宴”。当然，在辽国立国近200年之后，这个活动的规模已经变得很大，不能用“宴”来形容了。
今年的头鱼宴召开之际，整个混同江两岸同往年一样，戒备森严，闲杂人等一律抓起来遣返原籍。各民族代表身着盛装，载歌载舞，来到宴会现场。大会开始之后，大家挨个发言，以表达自己对大辽的感激之情。
“……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俺们渤海人民为自己能够生活在大辽这个多民族大家庭而感到无比荣幸！”一位赤膊穿半截皮袄的大叔精神亢奋地结束了自己的发言回到人群中，跟听众一起热烈鼓掌。
“大叔，你们渤海那里，真的富得人人要求多交税了？”这个少年站在数千名奇装异服的酋长中间，显得有些紧张。
“糊弄辽狗子玩呢，小屁孩你也当真……”该大叔不屑地小声回答。
“哦。大叔，天气这么冷，你们平时就穿这点衣服？”
“我又不是暴露狂！民族服装还不就是头鱼宴穿给契丹人看的？”
“哦——我第一次来，不懂的太多了。那——这报告都做了两天了，啥时候散会啊？”
“快了。等会大会进入第二项，每人表演个民族节目，表演完了就完了。”
“大叔你表演什么？哦，你们渤海人善捕鹰，你一定是要表演抓鹰？”少年很兴奋。
“你是劾里钵的孩子吧？跟你爹真是一样一样啊，傻老实——我今年56了，在帐篷里抓我媳妇都费劲，还他妈抓鹰？——告诉你，报名表上‘民族特长’那一栏，瞎写就行。我就写的跳舞……怎么？不愿看我这老头子跳舞？这不错了。看见那个回鹘二逼没有？妈的五音不全，一首什么西唱了几十年……”
“啊？坏了，我照实填的……”
这时，只听大会主持人——枢密使耶律那也宣布：“首先有请渤海酋长表演民族绝技：空手搏熊！”
目瞪口呆的渤海大叔被几个士兵扔进了熊山。惨叫声中，各族代表噤若寒蝉。
“大爷的，念岔行了。”耶律那也自言自语。
“接下来，女真代表表演民族舞蹈：太平舞！”耶律那也将错就错。那个少年别说跳舞，已经被吓得走不动了。
“你为什么不跳？”台上的辽国皇帝不高兴了。
“……我不会……”少年结结巴巴地好不容易说出三个字。
“朕操啊！”皇帝拍案而起，“你大爷的什么叫你不会？”
几个士兵立刻上去把少年按倒在地。
“大胆蛮夷！”枢密使一边拍案而起一边朝皇帝使眼色：民族问题，慎重，慎重！真有个起义什么的今年国库又要空了。看到皇帝微微点头，他郑重宣布：此人虽犯死罪，但念其年齿尚幼，改判发配极西之地。
“小厮，还不快谢恩？”
“臣——完颜阿骨打，谢万岁天恩！”
4
九百年前的夜幕下，王进在绝望中来回踱步。好在客栈老板给他指了一条赚钱的路子。
“附近有个书院，正在招教师，不知你干得了吗？”
“这个……我只是识字而已……什么书院啊？”
“你不知道？华阴吉祥艺院啊！”
生活在北宋的人，有几样东西不想听也得听：一个是官方说书人讲的京闻，一个是皇帝下的圣旨，第三个就是吉祥艺院的招生广告。
“学厨师，请到吉祥艺院！学马车维修，请到吉祥艺院。学营造（建筑），请到吉祥艺院！学胶漆技术（相当于现在的电气焊），请到吉祥艺院！！华阴吉祥艺院开设初中高级会计班，厨师班、面点班，家用橱具战车维修班，包教包会包分配，学不会不收费，每月一号十五号开学，随到随学，动物园对面下车……”
众所周知，我国古代的科学技术相当发达，随便拿出点科研成果就能让一个名叫约翰史密斯的外国人竖起大拇指惊呼：中国，太ok了！取得这样的成就，与我国一向重视科学教育是分不开的。早在唐代，朝廷就成立了国立技工培养机构——少府监，建立了艺徒（学徒）制。
到了宋代，尤其是变法之后，职业教育蓬勃发展，各种公立私立的院校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有培养天文学家和算命先生的天文馆，培养圣旨执笔和刻章办证的书法院，培养御用画家和街头画师的画院。此外还有综合性的私立培训机构，艺院[1]——只要你敢进，他什么都敢教。在这些院校中，吉祥艺院名气最大。该学校在宣传上不遗余力，雇了不知多少说书先生、打更僧人在全国的街头巷尾天天哇哇乱叫，比东京太学有名多了。
那天早上王进去应聘的时候，心里很忐忑。他觉得自己连个身份证都是假的，去应聘这种名校实在唐突，希望渺茫不说，遇到个责任心强的老同志弄不好还会去衙门举报自己。然而事情的进展却出乎意料。
吉祥艺院的校长李吉亲自主持面试。他问了问王进以前是干什么的，王进说是退役军人。李吉又问他能教什么课，王进说养马、赶车、行镖，各种行当都会一点。
“行，你明天来上班吧，先带个初级综合班。”
王进愣了：这……这就完了？
“那我什么时候见见其他老师？”
“暂时没有其他老师——上一个刚被开除，你是唯一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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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传上说，李吉是华阴县的一个猎户。这话没错，不过只能反映此人的早年生活。实际上他有点积蓄以后，赶上了变法革新的好形势，改行以办学为生，一口气开了二十多个艺院。倒不是说他已经富到能开连锁超市了，而是他的学校老是开不长，每次开不了几个月就被查出审批手续不合格，关门了事。然后李吉就转战其他地方，继续办学，如今终于流窜回家乡来了。
李吉经过多年历练，总结出了自己的一套办学经验，那天正好没事，就给王进讲授：“这玩意儿吧，就跟打猎差不多。你先下好了夹子，挖好陷阱，就不怕没有收获——不管老虎狗熊，都是畜生，他傻啊……”
“呃，李学监，咱们开的不是学校吗？”
“我就是打个比方。办学，只要你弄好了校舍，就不怕没有学生，不管什么官绅富户，他总归是望子成龙，也都跟畜生差不多，他傻啊……”
知道了这些背景知识，王进没有对学校的硬件条件寄予太大的希望。结果第一天上课还是被震撼了。教室全是破庙改的。庙里的山神像也没拆，直接披上件长衫，愣说是这是孔夫子。王进本来对讲课这事很是惴惴不安——他的文化水平只是勉强在武学能及格而已。结果他发现自己有充分的时间做准备：根据李吉的指示，学生没到计划人数，老师不能开讲，每天在上边讲讲笑话，把时间打发过去就行。现在的实际学生数是一百多。计划招生人数是两千人。
在王进看来，来上艺院的学生普遍素质不高，看样子都是科举不第、一无所长、找不到工作的主。他们对王进那些黄色笑话不感兴趣，上课除了睡觉就是聊天。下了课精力无处发泄，就开始赌钱、打架。王进一开始开很负责任的劝架，后来也懒得管了，只是说一句：要打外边打去。
这样混了一个多礼拜，学校里终于出事了。那天早上，教室的门突然被踹开，进来两个身材高大的后生，大喝道：“史进！妈x的给我出来！！”
“杨春，我那天收拾得你不够是吧？还敢叫人？”一个青年从惊恐的同学群中站了起来。
“你不是牛x吗？不是说我大哥来了你也不怕吗？今天让你看看，我‘白花蛇’杨春也不是打了就白打的主！”杨春得意洋洋地指着身后的彪形大汉说道，“我大哥是陈达！”
教室里一片喧哗。学生们争着往外跑。
陈达在华阴县大名鼎鼎。这人大概三十多岁，老早就在流氓界打出了名气，人称“跳涧虎”。据说有一年他被一群公差追，慌不择路，跑着跑着发现路断了，前面是个几米宽的山涧。山涧对面倒是有个院子，可是有几米的落差。这厮一咬牙，呼地一下跳了过去，正好落在院子中间。
几个公差看着陈达在对面兴奋得大呼小叫，面面相觑：“这SB跳咱们分局里干吗去了？”
当然，陈达的成名史一般人不得而知。大家都以为这人是由于功夫好到了美洲豹的程度才得到这个绰号的，对他十分忌惮。陈达一脸的蔑视，朝史进招了招手。史进面无表情，跟着他走到院子里。
陈达大喝一声，脱了上衣，露出一身肌肉。史进不声不响地脱了上衣，人群中彩声大做——这人身上纹了满身的龙，仔细数数，有九条之多。
陈达一愣：这纹身……难道是道上的？
于是他用黑话问道：“线上的朋友？（你是道上的？）”
史进一愣，点了点头。
“挑竿？（保镖？）”
史进摇头。
“戳竿？（练武卖艺的？）”
史进摇头。
“蹲竿？（看家护院的？）”
史进继续摇头。
陈达紧张了，觉得自己惹到的可能不是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接下来他更加谨慎，开始用手势打切口。他伸出右手，食指和拇指对着，好像捏着一本书：本（你师父或者老大）是谁？
史进双手展开，好像在做拉面——这个动作在黑话里表示“说出来吓死你！”
陈达不信，他双臂抱圈，意思是：说大话要死人的啊！史进笑笑，双手掐了个小圈（黑话：说瞎话生孩子被掐死！）。
陈达感觉不妙。他右手握成拳头往左手掌砸了三下：干脆点！你说你老大是谁吧！史进伸出五根手指。
“五爷的人？！”陈达脸都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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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爷的大名叫朱武，是华阴县的一个传奇。据说此人本来在东京当官，后来忽然回乡，几年时间就成了黑道首席大佬，华阴县人人闻其名而变色，绝不是陈达这种小玩闹招惹得起的。
但陈达又有点不信。他用手拍了拍自己的前额，然后摆摆手：我怎么没听说过你？
史进把左手叉在腰间：你级别太低。
陈达做了个烧香拜佛的手势：你是五爷的什么人？
史进面带微笑的伸出三个手指：三把手。
陈达吓坏了，赶紧抱拳，然后抹抹嘴唇：误会，误会，今天的事你不会告诉五爷吧？
史进坚定地摇了摇头。
接着陈达就把杨春揪过来：“赶紧给史三爷磕头！”
杨春没反应过来：“大哥，怎么回事？”
陈达一个耳光把他打倒在地，摁着脑袋往地上磕了三下，留下一摊血迹，然后两人兔子一样逃走了。
王进在禁军厮混多年，懂不少黑话。他看完了这惊心动魄的一幕，心想：这五爷是谁？大概是个响马吧？李吉就没这么淡定了。老头子在江湖上闯荡十几年，这回居然没发现地头蛇就在自己学校，十分紧张，三步并作两步跑上前去，给史进施礼，说道：“响卦走高，俱是一家；合家朋友，吃遍天下，脚踮之地，让与兄弟吃。是朋友知升点作。小老儿初到贵地，没给瓢把子上香，罪过罪过！……合吾（以后是朋友吧）？”
然而史进毫无反应，奇怪地看了他一眼，径直走开了。李吉见史进没回答“合吾”，心脏病差一点犯了——这TM是宣战啊！王进越发觉得这人深不可测。
后来跟史进熟了以后，王进曾问过这件事。史进当场就笑出来了。
“这陈达真他妈是个色鬼。知道我是县里来的，上来就问我逛过窑子没有。我不能丢了面子，就说当然逛过。然后就跟我讨论什么高竿低竿的体位，我哪里懂这么多。”
至于那些手势，史进是这么理解的。
陈达食指和拇指对掐：你的家伙也就这么长吧？史进双手展开：放你妈屁！老子有这么长！
陈达双臂抱圈：我的还这么粗呢！史进笑笑，双手掐了个小圈：我看也就这么粗。
陈达右手握拳往左手掌砸了三下：老子一晚上三次！史进伸出五根手指：我还五次呢！
陈达拍了拍前额，然后摆摆手：我怎么不行？史进把左手叉在腰间：你肾虚啊。
陈达做了个烧香拜佛的手势：我服了。史进面带微笑的伸出三个手指：其实我也没那么厉害，我最高纪录就三次。
陈达抱拳，然后指指嘴唇：以后有机会去窑子里玩玩？史进坚定地摇了摇头：我不好这一口。
以上就是九纹龙史进的成名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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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进和史进是这么混熟的。单挑事件发生后几天，学生们终于对学校这种类似说书的教学方式忍无可忍。他们当堂提出质问：学校收了钱不教手艺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些人里挑头的就是史进。王进劝了他们几句，效果不好。有人上来抓住他的领子要动手，都被他推开。这时候李吉校长带着人来维持秩序，一看闹事的是史进，二话不说就撤了。
史进被王进推得踉跄几步，火气上来了，当即脱掉上衣，扔给王进一根棍子说：有本事出去单挑！
王进拿着那条齐眉棍时，觉得有几个月心里没这么踏实过。无论是逃出东京、当上教师还是在讲台上讲那些屁话，都让他有种做贼的感觉。现在拿着兵器面对一个绿林豪强，他终于有机会亮出自己的真本事。哪怕打不过，也是光荣的失败。
然而比武的过程却出乎意料的简短：史进用尽全力一棍打来，王进侧身一让，然后伸棍一挑，转了两转就把他手中的棒子绞上天去。王进很诧异。他发现此人的功夫根本就华而不实，压根不是真刀真枪拼杀出来的。于是他问史进：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那天史进被王进打败之后，很有风度，当场服输，还请他出去喝了一次酒，要拜师学真正的功夫。王进没有直接拒绝，只是借口师门规矩，让他讲讲自己的身世，去过哪里，干过什么——他其实想问史进到底是不是道上的，杀没杀过人。
史进叹了口气：“有什么好讲的，反正现在活着就是丢人现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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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传上说，史进遇到王进那年十八岁。实际上这是他入学时谎报的年龄，他已经二十一了。关于这消失的三年，史进也有不得已的苦衷。他从小聪明过人，家里觉得让这么个孩子一辈子种地可惜了，就全力供他读书。史进很争气，一路考上东京太学，给家里狠狠挣了一回脸。史进至今还记得，那时候每次回家过年，父亲领着自己从驿站走回家时脸上的自豪表情。
“这是我儿子，在太学读书，以后要当大官的！”
不过史进人生的辉煌也就到这里结束了。几年之后他结束了学业，却发现自己不但没官可做，在东京连份工作都找不到。他在东京生生耗了两年，仍然找不到活干，只得回乡谋生。史进在家一宅又是一年多，工作依然没找到，自己却成了远近闻名的笑柄。最后他不得不掏钱来上吉祥艺院这种野鸡学校，想忘掉四书五经，学门手艺。因此他干脆不承认自己受过高等教育，纹了一身花绣来证明自己一直以来就是个文盲加混混。他甚至谎报年龄，不愿承认三年太学生涯曾在自己生命中存在过。
关于史进上学的事，他父亲史太公说起来更具体一些。王进收了史进当徒弟以后才发现，原来史太公自己还认识——他就是客栈的老板。施耐庵在水浒里提到史太公，说他是“里正”，很多人望文生义，以为是村长，就顺便把史进看成是富二代一类的人物。这是对宋代基层干部不了解的表现。里正在宋初的确是相当于村长的一个职务，极有油水位。但是到了北宋末年，只不过是一个相当于“五保户”之类的荣誉称号，毫无实权可言。
史太公家并不是很富裕。究其原因，光为了给史进找个解额（相当于高考录取率）高的籍贯就搬了好几回家，损失了不少田产。另外史进多年来的学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史太公经常感慨，人家的孩子早早就不读书了，或者在家种地，或者出去当学徒，现在家里都盖了新房。我们倒好……悔不当初啊……
其实史家的经济条件在王进看来还远远没有到一贫如洗的程度。史太公至少还有一处宅子，改建成了客栈。施大爷在水浒里误以为这是史进家的宅子，说里面有马厩有粮仓，庄客数十——其实那都是住宿的客人，马厩也不过是给客人用的停车场，算不得什么豪宅。虽说客人没多少，但父子两人至少还能维持生计。而且史太公听说史进拜师之后，还能拿出钱买酒买鸡，办了一个拜师宴。
在酒宴上，史太公痛陈家史，一边说一边数落史进：你这孩子，从小就老是看那些个传奇（武侠小说），打多少回都不听……在东京没我管着，肯定又没少看……你要是把精力都用在读书上，也不至于找不到工作……这回你能真练武功了，好好学，学出来咱去县里走动走动，给你找个保安的活干着……省得等我死了你活活饿死……
对于史太公的这些指责，史进一言不发。等到父亲回房休息了，他才对王进说，我爹这脑子，跟他说不清楚。我这辈子，就是读书读得太多，才落到现在这步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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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进在对自己人生的评价这个问题上跟父亲有着不可调和的分歧。史太公认为，史进这样的独生子是在蜜罐里泡大的一代，从小要吃有吃要喝有喝，哪像自己当年，穿着开裆裤就下地干活，什么罪都受过。但是史进认为，自己的童年很不幸福。
父亲小时候是干过不少体力活，但他所知，这些活也不是一干一天，干完了他就可以满山跑着玩；而自己却从小就被逼着在家学习，一天到晚睁开眼就背书，逢年过节都不得休息……这种日子一过十年，远不如父亲当年自在。老爷子现在还能回忆起小时候跟谁一起爬过树捞过鱼，自己的童年却完全没有值得回忆的东西。
史太公始终认为，上了太学就应该能当官，最不济也能去当个教书先生，史进混成这样，肯定是因为没好好学习。史进却说，自己不是没好好学习，而是思想品德课老是拿不到学分。大宋实行先进的学分制，对学生每月考核“行”、“艺”，学分够了就可以升舍，就好像现在专升本、本考研、硕士再考公务员一样，升到“上舍上等”就可以做官，否则就一直读下去。
所谓“艺”很简单，就是四书五经等专业课。“行”就复杂多了，包括太祖思想、王安石理论（王安石自己编的《三经新义》）、元祐党（反变法派）批判材料等等。这些东西在史进看来无聊至极，上课经常睡着，因此老是成绩不佳，偏偏这些东西占的学分比任何专业课都多。总之，史进努力多年，实在考不进上舍，就拿了外舍证书出来找工作了。
这里要对北宋末年的教育制度作一点说明。大宋肇国之初，科举跟以前区别不大，分为解试、省试、殿试三级，三年一考，考中就有官做。后来王安石相公指出，这种人才选拔制度不科学。首先录取名额太少，容易漏掉人才。其次考出来的人尽是书呆子，素质不行，喜欢在变法问题上跟朝廷唱反调。于是他创立了三舍法，力图一举解决科举制度的弊病。
对第一个问题，三舍法的解决办法是放宽人数限制，实行扩招，把太学分为外舍、内舍、上舍三等，官员子弟可以免考试随时入学，而平民子弟交得起学费，经考及格就能入学。对于第二个问题，王安石的解决办法是“一道德”，即统一思想，把政治学习作为比重甚大的必修科目。这样一来太学毕业生思想水平就得到了极大的提高。正是因为三舍法有这些优点，历届有志于变法的皇帝对它推崇备至。徽宗甚至在崇宁年间废除了科举，把三舍法推行到全国。
三舍法普及之后，还顺便解决了一个王安石不好说出口的问题：每年有上百甚至数百平民通过科举进入官员队伍。除此之外，更多的官员子女还会通过荫补直接成为官员。这样一来就造成了严重的冗官现象。如今通过三舍法，这个问题在无形中被解决了：想科举必须入三舍，入三舍必须交学费。范仲淹那种每天靠一碗凉粥充饥的穷棒子再也不可能通过科举混进朝廷了。
这样一来至少把冗官的两个途径堵死了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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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史进看来，三舍法远不是尽善尽美。
“以前太学出来就能当官，那是因为考出来的人少。现在只要有钱，不是痴呆都能上太学，太学学历就不值钱了——国家哪有这么多官给你当？出去找活干吧，每年毕业生光东京就好几万，一个账房先生的职位上千内舍毕业生应聘，外舍生只能去卖猪肉，掏大粪……早知道干这个，当年辍学就行了，我还读书干吗？”
史进说，他在东京的时候，找工作真的是尽力了。一开始他天天摸黑起床，挤在公共牛车里捱一个多时辰去参加罗斋（人才招聘会），一个不行就赶下一个。忙到天黑，还要再花好几倍的时间倒车回家。那个家也不过是东京的一个城中村里的出租房，二十多人一间的通铺，上个厕所都要排好久的队。自己从小衣食不愁，这下在东京把课都补齐了。在外面吃不起，就得自己动手做饭，菜都捡最便宜的买，调味葱姜还是自己种的……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一年，史进就懈怠了。他的起床时间越来越晚，后来不到正午以后不起床；起来吃个午饭，心情好了就去罗斋转两圈，心情不好就去商业街转两圈，晚上通宵看武侠小说，早上再睡到正午以后起床……
在那些日子里，他也曾找到几份送碳、劈柴之类的短工维持生计。这些活计使他下了逃离东京的决心。此前他不愿回乡，史太公也不让他回来。因为老爷子一直觉得史进能留在东京是件光耀门楣的事情，哪怕是当个普通工人，一旦回来实在丢人现眼。但是史进通过打短工发现，自己这样的读书人，没法在东京当蓝领生存下去。
史进说，父亲那样的文盲在受罪时，痛苦顶多是来自肉体。而自己就不一样了——在大宋读书过多不是件好事，它会使你成为连待业青年都不能胜任的废物。史进在干重体力活时首先会从哲学的高度来给自己定位：不管是想想孔夫子批判“樊迟学稼”，还是孟夫子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先贤给自己的定性是很清楚的——彻头彻尾的loser。
然后他又会辩证地思考：凭什么他爹是当官的，就免试入学、毕业包分配，我就不行？愤愤不平之际，他又会从历史的角度来对自己的人生做一个综合评价：
以前的孩子启蒙，有小范老子（范仲淹）发明的义学，不要钱；
轮到老子入学，只剩下私塾，个个都要钱；
以前的人上太学，不收学费，朝廷还给补助；
轮到老子上学，进外舍收一回，升内舍再收一回；
以前的人太学上出来就是朝廷命官，轮到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