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主持人：崔永元
嘉宾：张丽玲 日本CCTV大富电视台 董事长
张焕奇 日本株式会社大富 副社长
崔永元：看《阿凡达》了？
观众：看了。
崔永元：怎么样？评价一下这个电影？
观众：觉得特效做得特别棒。
崔永元：故事呢？
观众：故事也挺好的。
崔永元：但是有一个特奇怪的现象，看个电影买不着票，你发现了吗？
观众：是是。
崔永元：尤其是IMAX那票特别难
观众：对对，3D的票特别难买。
崔永元：你想没想过其它的方法，就是能特别快的买到这个票，而且电影院里没有几个人就在那儿看。
观众：当然想。
崔永元：我就做到了。你为什么做不到，你想想。
观众：我也不知道，那您给我透露一下。
崔永元：我告诉你，我在日本东京看的。
观众：那您比较牛。
崔永元：那个电影院里加上我就三个人来看《阿凡达》。然后我说为什么在中国这么受欢迎。在日本就不受欢迎呢。不是。日本的观众来不及看《阿凡达》。他们正在看另一部电影，这部电影叫《含泪活着》。非常多的人看，然后买不到票。想不想看？
观众：想看。
崔永元：一起看一下。
短片:1989年改革开放初期。出国留学的热潮方兴未艾。35岁的上海工人丁尚彪怀着改变命运的强烈愿望辞了职，告别妻子和小学三年级的女儿到日本自费留学。然而由于求学之路出现意外，丁尚彪留在东京打工挣钱。在打工还债的日子里，他找到了新的人生目标。他希望把女儿送进世界一流大学深造，让她接受最好的教育。为了实现这个理想，丁尚彪在东京艰辛度日。他同时打三份工。一早去一家工厂做工。傍晚工厂下班后赶到一家料理店做厨师到深夜12点关门。周六日则做清扫工。每天早出晚归，终年无休。丁尚彪的妻子陈欣星旧上海纺织界权威的千金。送走丈夫后，她一直在针织厂上班。用自己的工资维持着母女二人的生活。丈夫寄回来的钱除了还债之外分文未动。全部存在银行作为日后女儿留学的费用。1997年夏天，丁琳考取了纽约州立大学。18岁的丁琳利用去美国途径东京的过境签证机会到东京与8年未见的父亲团圆。父女俩能在一起的时间只有24小时。因进入机场要被检查身份证，没有合法身份的丁尚彪无法去机场，只能在机场轻轨的终点站上野车站的站台上等候女儿。站台上拥挤的人流之中，8年未见的父亲和女儿在这里重逢。摄像机记录下了这难以用语言表达的一切。24小时像飞一样过去，分别了了8年的父亲和女儿再度分离。丁尚彪无法送女儿到成田机场。他送女儿从轻轨到成田机场的前一站，丁尚彪下了车。轻轨在站台停约两分钟。父亲在站台，女儿在车上。泪静静流。直到登机前丁琳一路泪流不止。她说：见到爸爸的时候我想和他分别了八年应该说很生疏了。经过一天，也没有一天。十几个小时这样交谈，不管怎么样他还是爸爸。而且为我付出这么多。你就看他带我出去的时候。他老是要提行李，那么高的台阶。他一阶一阶爬上去。而且他年纪这么大了，不让我帮他一下。我就知道从心里面他是爱我的。虽然他表面上不说什么，但是我能感觉到。从此丁尚彪一家三口分散在上海，东京和纽约。丁琳去美国后，陈欣星向上海驻美国领事馆申请去美国看望女儿的签证。在被拒签了12次后，她终于得到了去美国出席女儿毕业典礼的签证。上海，出发当天一大早，陈欣星破例的去美容院做了头发。因为几个小时后，她将向当年女儿一样途径东京。和分别了13年的丈夫团圆。他们在东京重逢，见面的地点依然是东京上野车站的站台。团圆72小时然后再度分离。2004年丁尚彪来日本的第15年。他满50岁。丁琳在美国取得了医学博士学位。并实现了她的理想成为了一名实习医生。丁尚彪终于可以告别日本回国。
崔永元：就是这样一部影片。现在让我们用掌声欢迎这部影片的编导张丽玲，欢迎。请坐。我们的节目是一个特别高兴的节目，每次大家坐在这儿谈笑风生，今天一开头你看，所有人都受了一下刺激。你能告诉大家现在丁尚彪一家的情况怎么样。
张丽玲：现在他们三个人都在美国。然后从去年8月份开始丁琳也结婚了。他们夫妇俩现在在美国申请绿卡。
崔永元：也就是说将来可能一家三口会选择在美国永久的团聚。
张丽玲：对。应该是这样。
崔永元：这也是你愿意看到的结局是吗？
张丽玲：太愿意看到了。反正是无论在哪里只要他们三个人在一起。
崔永元：我们刚才是通过短短的几分钟看到这么一个感人的故事，但是你跟拍了他们多少年？
张丽玲：10年。
崔永元：这10年当中你看着丁尚彪，就是像我这样一个年龄，一直到头发稀少，一直到牙都掉了。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
张丽玲：其实我跟踪他们并不是因为工作。我完全是因为他们家的这种精神。他们为了一个梦想，一家人分在三个地方，我觉得一般的人是做不到的。所以我很希望他们家有一个很好的结果，所以一直跟踪（拍摄）。
崔永元：你有时候作为一个局外人，你想象这个父亲，觉得他这样做值得吗？
张丽玲：这是很多人都要问的问题，但是我觉得值不值得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崔永元：这个电影现在在日本的院线上映了。
张丽玲：本来就是说在新宿的一家电影院，就是让那些很想看的人去看就可以。没有想到现在就是（日本）全国，现在30个城市同时在放映。
崔永元：我刚才说的那个是真的吗，就是说《阿凡达》好像都没有这个片子观众人多。
张丽玲：晚上的那个叫场次吧。去的时候的确那个《含泪活着》比较多吧，因为那天我自己也是在夜里11点多的那一场，我想那一场肯定不会有人看，然后我自己平时也很忙，我就去看了一下，让我很吃惊，就是人基本上坐满了。
崔永元：日本观众看完这个电影他们是什么反应呢？
张丽玲：大家首先都说挺感动，因为在这样的一个，因为很多人现在比如说他对周围的环境，对这个时代，很多人比较觉得自己生不逢时，觉得自己很不幸。因为其实经济现在很不景气，但看了丁尚彪以后，他们都认为自己现在简直就是在无病呻吟。觉得人应该怎么去努力，怎么去做一个男人，女人的话怎么去做一个女人，孩子的话怎么去做一个孩子。包括好多学生看完以后，对父母都重新认识，说对父母要抱有一种感谢的心理。
崔永元：丁尚彪如果要是正常的话，按他那个签证的话可能应该呆不了15年，我不知道他离开日本的时候，在机场遇到没遇到麻烦。
张丽玲：对，我们出关的时候我是跟着他拍的。可是即便是这样，那时候警察还是拦着他了。说希望看一下他的身份证，然后他就把护照给他，那警察就在那看，就看了半天，因为在那儿数嘛，就说，睁着很大的眼睛说，15年，你真的是黑了15年。他说是啊。他说你太了不起了。完全之后我们以为他会又要把他带走，结果那个警察还给他鞠了一个躬，就是给他敬了一个礼。
崔永元：这是一个特殊的案例。咱们在这儿谈这个事儿，没有鼓励大家都出去黑的意思，还是要办正常手续。这个正常手续也还是能办下来的，办不下来你们找张丽玲也行。其实张丽玲还有一个身份，她是日本CCTV大富电视台的董事长。这个CCTV大富就是在向日本的观众，播出中央电视台的节目，其实我要说另一部片子可能你们知道，就是当时在北京电视台，在好多电视台播过的一个叫《我们的留学生活--在日本的日子》。作者也是张丽玲。这个大家知道的更多，但是那也是十年前的事了，我们再一起回顾一下。
短片：1989年浙江女孩张丽玲自费去日本留学。她下飞机后看到的第一个场景是机场大厅里挤满了去日本留学的同胞。双眼茫然的女孩，四处张望的小伙子。还有拖着八九个巨大箱子的中年男子。他们的眼神里充满了兴奋，喜悦，也伴随着沮丧和失望。做过演员的张丽玲在那一瞬间就产生了一个冲动。一定要把他们的生活拍下来。1995年8月，大学毕业工作半年后张丽玲终于开始自筹资金，并利用业余时间拍摄海外游子是如何在日本求学奋斗的。这一拍就是三年多。张丽玲和他的朋友用镜头真实记录下洋插队们有笑，有泪的异国经历。1999年底，10集纪录片《我们的留学生活--在日本的日子》在北京电视台首播。迅急形成了一种争相观看和热烈评论的社会热潮。十年过去了。2009年末，张丽玲历时十年制作的我们的留学生活完结篇含泪活着终于在日本上映，引起强烈反响。日本权威杂志2009年末举行的日本上映影片调查，含泪活着获得观众满足度排行榜第一。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读卖新闻、朝日新闻、产经新闻、共同社、时事社等中日主要媒体对含泪活着都予以高度评价。含泪活着耗时十年，辗转中国，日本，美国等地拍摄完成。拍摄素材达500于小时。（日本观众）1.为了孩子父母吃了很多苦，付出了很大牺牲。这一点大家都感同身受。父母那超乎寻常的奋斗精神令我感动。2.我想丁先生在工作上恐怕也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工作内容另当别论。他那种珍惜工作的精神值得我们日本人好好学习。3.你没看到场内最后都想起了掌声。在电影院人们鼓掌是很少见的。由此可见人们都被深深地打动了。
崔永元：1989年离开中国，后来到日本学习、工作，又做起了摄影师，其实你出国之前就是演员，你完全可以在中国做这些事，为什么要去日本呢？
张丽玲：因为当时改革开放以后出国热潮，就全国基本上出国热潮，，当时我觉得我要是不出去的话我就是时代落伍者，所以我就很想出去看一看。
崔永元：那你为什么选择日本呢。你当时对日本是不是也真的不了解。
张丽玲：完全不了解的。因为我只是知道日本是世界经济第二大国，除此之外都不了解。而且原来是侵略过中国。然后我走之前大家都告诉我，日本男人都很好色，然后让我一定要注意，去了以后不要跟日本男孩子说话，日本的男人都不要说话。然后其实到日本第一个人跟我打招呼的时候，就是一个日本中年人，他其实就是跟我说了一句（你好），我说哟这个好色鬼，赶紧就躲。其实根本就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因为当时一句语言也不会的，
崔永元：那是刚开始的感受，现在这么多年了。是不是你还能感觉到他们的好。
张丽玲：其实我觉得可能这个跟社会的发展程度有关系吧，就是很多日本人其实特别朴实。就包括跟我在一块拍摄的这些人，因为我这个拍摄，是完全没有那个，就是大家帮助我都是全是义工。
崔永元：志愿者。
张丽玲：对，志愿者。然后他们都没有，就我不可能付他们任何人工钱。然后帮助我的就是电视界属于一流的人，然后还有很多很多，就是默默无闻的，就包括学生，一般的民众，还有我接触到一般的日本人。他们都会支持我。我在日本呆了六年，学习了六年。所以我想进入日本的一家公司。那么就是说最传统的，能感受到日本文化的，然后又跟中国有很深的渊源的，我找来找去就找出了一个大仓，它是一个商社嘛。然后按理说我应该是，我不太会英文，我只会中文和日文，所以我想他一定会给我分配到那个食粮，叫中国统筹部。结果他给我分配到了食粮部，我觉得很歧视。当时就觉得为什么给我分配到食粮部，而且食粮部主要是做啤酒，我从来不喝酒。所以我觉得就是特别。
崔永元：他就是这样的人去才放心呢。
张丽玲：进口什么啤酒花什么。然后我就去找那个专务（副社长），我说我为什么会分配在食粮部，我说这样的话我没办法就是替公司做出贡献，而且我只会给公司添麻烦。他就说，我既然把你安排在，就是公司知道你这个情况之下还给你安排在食粮部，一定有安排在食粮部的道理。后来我才知道，就是说他希望，他招了我，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他觉得日本的酒税，因为大仓商社是一个非常有历史的名门公司，然后如果你要知道酒的税的这个成长过程和发展历程的话，你只要把在大仓的历史好好学一学，你就可以掌握。他知道我一定要回国的，然后学到东西以后用在中国，他觉得能给中国做出一些贡献吧，他觉得一个国家税金的收入，酒税的收入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他说等我在中国做出贡献了以后对国家，国家也觉得我是一个有用的人的时候，那时候才想起曾经有一个大仓商社，帮助过我就可以了。
崔永元：就是说简单了就是他的初衷是既想帮助你，还想帮助你的国家。
张丽玲：是的。
崔永元：在你拍摄这个片子的时候，我印象很深我看纪录片的时候。有一个日本的摄影师，他也是到这儿来做志愿者。
张丽玲：对，他叫远藤一弘。
崔永元：远藤一弘。不爱说话。
张丽玲：因为我的对象他从来都听不懂。他一句中文都听不懂，他就像一个影子，大家都这么说，像一个影子跟在我的后面。
崔永元：张丽玲拍的因为都是中国的留学生。所以远藤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
张丽玲：对。就等于说他整天都听不懂，在一个听不懂的状态中他还要工作。其实我觉得心里应该是很浮躁的，或者是很烦的。但是他就始终的跟着我，我就觉得太为难他了。如果可以休息的时候，我就会让他我说你一定要休息一下。然后这个时候我在跟这个人聊的时候，我说我不知道他这个人是不是可以成为我的拍摄对象，我需要跟他交流两个小时，我说这两个小时你就睡觉吧。他说那好吧，然后完了之后我看他还在坐在那，还看着，然后我就生气了，我说如果你要是再这样的话，我就不跟他谈，这个人我就不要了。他说那不行，他说我就坐在这休息行不行，我说可以。然后就坐在我旁边，然后就闭着眼睛，那个腿盘着，那个摄像机就搁在身上，那个手指头就搁在那个叫开关，就搁在那儿，然后时不时挣开眼睛看一下。
崔永元：就是随时准备拍摄。
张丽玲：对，然后只要是我说这个人可以拍，因为我经常会给他一下暗示，我只要说这个人可以拍，他可以在一秒钟之内，他就可以马上就进入工作状态，就是说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崔永元：他能调我们这儿来吗。
张丽玲：我跟他商量一下。
崔永元：他分文不取。
张丽玲：因为他做这个事情，他说我做一个做纪录片的人，我能做这样的一个片子，我能拍这样的拍摄对象，是我一生最大的幸福。那还有给我开车那个小孩也是这样。
崔永元：那个工作真的不好做，要起早贪黑。他得比你们起的还早。
张丽玲：对，他每天晚上两点钟把我放下，然后每天早上六点钟出发他再来接我。而且他不像一般的人，他说我们这些人都是很重要的人，他认为我们在做很重要的事情，把生命都交给他，他认为自己的工作特别重要。而且每天就是说无论我是晚上几点结束，他第二天早上来接我之前一定是要提前两个小时起床，然后要去跑步，要去用冷水洗脸。然后要让自己特别清醒以后才来接我。然后我就特别过意不去，我觉得他正好是学生，在考律师。然后我说你能不能收我一点钱，然后我说这样的话你就不用去打工了。他说如果你要是给我钱，我不会做这么辛苦的工作。我不会为了钱这么辛苦去做事，我说那我应该怎么办呢，他说你就让我的人生中曾经为了有这么一件事情，我燃烧过，我付出了激情和我自己的真诚，所以他说我今后想起来会感到很骄傲的。
崔永元：我看片子的时候我记得有一个镜头让我印象特别深，就是小松开着车，把你们送到拍摄的地方，然后他坐在车上在看书，因为他要考律师是吧，他在看书。但是他因为给你们开车他老也考不上。
张丽玲：他考了七年还没考上，但是不完全是因为我们。
崔永元：就是因为你们。
张丽玲：那我就罪过大了。
崔永元：特别可爱这些人。
张丽玲：对，很朴实。
崔永元：你在日本碰到过好多好多这样的人。
张丽玲：对，好多人都说好人全让我碰上了。
崔永元：那你有时候作为一个中国人你会不会有这样的感触，就是中国和日本离这么近，但是我们相互之间的了解太少了。
张丽玲：对，是的。非常少。而且很不了解我觉得。因为日本人跟中国人他其实，因为受的教育、环境，因为中国和日本就觉得是文化背景差不多，然后大家文化是中国传过去的，中国是日本的老师。或者就是长得也差不多，又那么近，一衣带水。大家觉得就你应该理解我，我应该了解你是理所当然的。其实是完全不同的，就最简单的我觉得就是价值观，思维啊，对人生的态度，还有就是审美观，全部都不同的。就最简单的一个例子，就是我这个片子播出以后，在中国大家也说，你这个片子太感动我了，在日本也说你这个片子太感动我了，但是中国人就会说，问我，当时就会问我，你就没拍过一个成功的吗？
崔永元：就是为什么你选择了这个拍摄对象都是不成功的。
张丽玲：对，完了之后我在日本播出以后，大家都说特别感动，然后每个人都会问我，你就没拍过一个失败的吗？就是这样不同。
崔永元：他们认为他们都是成功的。
张丽玲：对，他们觉得没有比他们更成功的人。
崔永元：这个大仓商社好像有100年的历史是吧。
张丽玲：我进去的时候就有120年的历史。
崔永元：120的历史，也被你给拖垮了。
张丽玲：这个不是我拖垮的。
崔永元：但是它破产了好像。
张丽玲：对。
崔永元：破产了。因为底下的人都不务正业是吧。大仓商社因为张丽玲拍片子，允许她每个星期少上几天班。就是专门去拍片子你想想啊。
张丽玲：一开始我跟他们说好是拍一年。然后专务，就是我们的部长就是说如果你这一年里面，我们部66个人，如果这66个人里面有一个人提出，你影响了我们的工作，你就要择其一。就是你要么停止拍摄，要么就辞掉工作。
崔永元：这个概率应该挺大的。66个人中有一个提出异议。
张丽玲：是，可是一直到最后就是没有人提出来。可是我跟公司约好是一年，我说我干一年。可是到一年的时候我刚开始，我觉得我自己刚入门，所以这个时候怎么办呢，然后我就剪了一个样片，我就去找专务，然后找了专务（副社长）以后，我说我干了一年，但是我觉得我才开始，但是这个事情我觉得我必须要做下去，我说你先看一下，我这一年都做了什么，我说你看不懂，我给你翻译。他说如果你这个是好片子，我就一定能看的懂。然后他拿回去以后，第二天星期一上班的时候，就直接不来找我，找我们的部长。说你好好看一下这个片子吧，就集中我们就是说我们公司的所有的人，召集所有的人，在广播里，因为我们公司在银座有三栋楼，说你广播一下让大家都来看。他说她这个片子，拍的是一个人的脸，而且这个人是能让战争平息的脸，他说你们看吧，什么叫人的脸，你们去好好看一下这个片子，你每天拿这么多的工资，还一天到晚的抱怨，完了之后他说，你不但要再支持她，而且要让她做完这个片子再回公司。
崔永元：当时专务特别激动，他在那个广播里说，他说咱们公司就是破产了也要支持她。
张丽玲：没说这个。
崔永元：什么事儿都怕瞎编。其实我觉得那些日本同事，包括日本观众，在你做记录片这件事上，或者说在你的身上，也看到了中国人是什么样。他们过去对中国人也有很多误解，包括20年前，30年前，那时候很多人到日本去留学，去打工，也有好多人，咱们说实话，干了不体面的事儿，你听说过这样的事儿吧。
张丽玲：当然。
崔永元：这样就影响普通的日本民众对中国的看法。
张丽玲：是，因为为什么呢，就是有一阵我在拍摄那个期间，有一个日本的警视厅，打出一个标语，叫“只要听到中国话就请打110”，然后当时使馆所有人就向警视厅抗议，但是说实话呢，那时候的确也是挺猖狂的，包括我拍摄的有一个人，他们家所有的东西全部新的，因为我们当时是留学生，到处都可以捡，我们就捡那种反正临时行为嘛，就去捡一些什么旧的电视录像什么看。然后到他们家就全部都是新的，我就说你怎么会这么有钱，他说拿的。我说你在哪儿拿的，我说这么大东西怎么拿，他说开着车在那个店门口就拿了。然后开着车停在那个店门口，就一箱一箱往上搬，搬完以后，说那个店员还站在那看，我说那店员为什么不阻止你啊。他说她根本就不知道我是为拿，他以为我是来运货的呢，就是这样的人也有。但是他在中国还是属于受到高等教育的，其实很有身份的人。
崔永元：我们今天坐在这儿说，能不能说这些已经是往事了。
张丽玲：当然是了，因为那时候真的是，相差太大了。
崔永元：你觉得什么时候开始，日本人对中国人的印象越来越好了。
张丽玲：现在中国的留学生已经跟全世界的留学生已经没什么区别了，大家就是真正像留学生，像我们那个时候吧，就是你除了，很多人都不是为了留学出去的，就是为了，有些人为了镀金，有些人为了赚钱。
崔永元：不一定是真的为了学习。
张丽玲：不是为了学习，但是你只有用留学的名义才能出去，所以呢就是很多人他就是为了去赚钱的，你不让他赚钱，他就会想尽法子去赚，所以就是因为家里都等着他的钱，那时候完全不一样。现在的留学生是真正的留学生，他就是为了留学出去留学。
崔永元：其实刚才我们说了半天，还有一个人为你这个片子出了很大的力，你都忘了提他了，他是这个日本株式会社大富的副社长，他的名字叫张焕奇，他是我大学的同学，张唤奇来了，热烈掌声欢迎他。1985年大学毕业分开到今天我们才见，有20多年没见了，那我们应该先拥抱一下。我是学新闻采访的，他当时上学的时候是学导演的。张丽玲刚才把那个故事都讲了，你可以补充一点，你在这个片子里作出的巨大贡献。
张唤奇：刚才张丽玲介绍那些情况，我刚才看这个短片的时候，也是回忆了很多往事。以前我在走之前在中央电视台工作，已经工作了以后然后去的日本。那么这次的拍摄和在电视台的工作的时候不一样，因为以前在电视台的时候，就是这个节目在什么时候播出，在哪个频道播出（都知道）。这次不一样了，第一不知道它未来能不能播出，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什么都没有，没有预算，没有设备，没有人员。
崔永元：我觉得你了不起，我看过那个纪录片，当时他们那个编辑机房，就是他租的房子，实际上就是他自己的宿舍，用他的宿舍当编辑机房，你也是用这个能挣点钱。
张唤奇：但是正是因为这种情况，我自己的体会，因为他没有一个明确的要播出，所以它整个这个节目的过程，里面有很多感人的故事出现。其中有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没有功利，没有任何功利在里面，这样反而变得很单纯，很纯粹。
崔永元：就是双方都没有杂念。
张唤奇：没有任何杂念。
崔永元：咱们学校有一个老师朱羽君，曾经说过一段话，他说的纪录片是生命与生命之间的对话，我在这个片子里感受完全是这样。
崔永元：其实不光是纪录片，做任何事都是这样，都是生命和生命的对话。
张唤奇：是，就是张丽玲和这些人，其实真是一个生命在追逐另外一群生命这样一个过程，这个就是这十几年。然后在关注这些人，然后最后大家已经不仅成为朋友，实际上成为了一家人，包括老丁也是这样，他们家的很多事情，可能最后都是大家一起商量，告诉我女儿现在这样了，我女儿这样了。他在日本就一个人。实际上最后大家的关系已经变成了一种家人的关系。这么一种关系。
崔永元：我再抓紧问你们两三个问题，然后让观众来提问和发表感想好不好，你们也想一想你们的问题。我的问题是这样的，是不是所有的日本人对中国人都这么友善。
张唤奇：我去日本今年也是20年了，我自己的感受呢，其实日本人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喜欢中国人，我希望今天大家不要因为张丽玲碰到了一些好的日本人，于是乎认为日本人对我们中国人都很友好。
崔永元：也有不喜欢中国的，也有恨中国人的。
张唤奇：对中国不友好的，甚至比如听到中国人就反感的，日本人也是有的，那么这个，其实世界任何国家都一样，有可爱的人也有不那么可爱的人。但是最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就是我认为现在的日本人对中国不了解，与其说我们关注它对中国是不是友好，更重要的一个工作首先是让他们能够关注或者了解中国，在这个之后才能去谈到你喜欢和不喜欢。
崔永元：就是说这个不友好，有可能是过去历史的这些原因，也有可能是因为陌生产生的这种隔阂。
张唤奇：这个原因在日本一般老百姓里边，特别是年轻人里面，我认为占的比例比较大，或者说这个比较重要的原因。包括日本的战后，比方说教科书里面，他没有这段历史，你跟他谈“南京南京”，包括谈“卢沟桥事件”，谈各种各样的历史拿出来的时候，包括当时侵略战争期间日本在中国犯下的这些罪行也好，他都会觉得这个是不是编的。
崔永元：他不相信这段历史。
张丽玲：他不相信，因为他没有接受过这种教育。
崔永元：但是他们愿意跟你探讨这个问题吗？
张唤奇：就我自己的感受来说，一般的日本人他不愿意去谈这件事，有时候会回避开，有的是因为他不愿意谈这段，至少是不太光彩的历史，也有人是不了解的，他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崔永元：会不会有的时候普通老百姓觉得那个不是我们的事，是政治家谈的事。
张唤奇：这个也是非常多的。
张丽玲：是，我就经常碰见这种事，我经常会跟他们谈中日关系，我认为你们不关心中国，我们是邻国，然后中国和日本之间应该怎么怎么样，他们就会很惊讶地看着我，你以后想当政治家吗，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这是政治家应该关心的问题，不是我们应该关心的问题。
崔永元：他们二位为中日的民间交流做了好多有益的工作，比如他们把中国人民解放军歌剧院的交响乐乐团请到了日本去演出，日本民众是不是也挺怕你们把中国解放军带去了。
张丽玲：还是有很多人觉得是中国威胁论，然后军人的话，那就更是一般人不能接近的了。然后我们觉得把中国人民解放军交响乐团搬到日本去，我估计让大家看了以后，军人其实也是一个很正常的人，也是追求和平，然后也是追求这种美好的，所以我们才企划和主办这样的一个活动，虽然这个历史上没有过吧。
崔永元：我们军乐团水平很高的，这个解放军的演出团很高的。
张唤奇：非常高。
崔永元：他们相信那是军人吗？
张唤奇：当时那天演出的时候，就是现任日本自民党的总裁，这个人叫谷垣，他当时是去了，包括日本的政治、经济，我们把军事、文化、科技，反正是主要的社会层全部请到了现场，让他们看看我们中国的军人是什么样的，因为这也是很多日本人第一次近距离的看到穿军装的中国军人是什么样的，这是他们第一次，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在日本的公演。一开始上来整个演出节目安排是一上来是世界名曲，古典音乐，第二段是日本的名曲，第三个部分是中国传统的。那么当戴玉强唱《今夜无人入睡》的时候，全场的掌声一塌糊涂，那真的暴风雨般的掌声，古垣他坐我旁边，已经把掌鼓的，这个状态了。然后幕间休息的时候，他就问，他说一定要告诉我，他真的是军人吗。然后这个问题包括他找戴玉强，他说你真的是军人吗，我们告诉他真的是军人。每一个人全部都是中国的军人。现役军人。
崔永元：其实以后我们民间也好，官方也好，多做一些这样的事，多做一些沟通和交流的事。
张唤奇：对，特别是咱们的年轻人我觉得，真的，包括我们今天在场的很多年轻朋友，大家身上的责任真的蛮重的，可做的事儿也很多。
崔永元：你可能都看不出，今天我们现场的观众是既有中国人，也有日本人。
张唤奇：真的。
崔永元：但是你看大家坐在一起非常融洽，为我们这个融洽鼓鼓掌，好吗。
崔永元：来，现在是你们提问和发表感想的时候了。
观众：两位老师好，首先是很感谢你们的故事，就那个纪录片我整个是一直看过来，然后每一集都哭的稀里哗啦的，我想请你们就是给所有的新闻人给一点建议，或者是一点意见什么的。
崔永元：就是怎么做事。
张唤奇：其实技术当然很重要，包括你对机器的掌握，在瞬间，在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比如刚才在短片里有一段，是在这个丁尚彪和他的女儿分别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的条件很差，只有一台机器，还是小机器，那时候我就在列车里面，戴着耳麦，我还不太懂上海话，就我一个人在，这时候怎么办。虽然自己，这时候我也很激动，这时候我要提醒自己一定要冷静冷静，看着监视器，而且周围的人还在移动，可能他们会撞倒我，撞到我倒没关系，关键这时候画面可能就没有办法今后留给很多很多的观众。所以技术很重要，但是一定要有心灵，这个我想是最重要的。
崔永元：让技术也充满情感。日本朋友在哪里。你来说，你好。
观众：您好。
崔永元：你告诉大家你从日本什么地方来？
观众：我是从日本的横滨。
崔永元：横滨，横滨就离东京非常近。
观众：对。
崔永元：而且横滨的那个早市特别有名，你知道吗？
观众：早市？
崔永元：早市，就是天刚亮的时候有一个市场，能买到那些旧货，很便宜，但是很好的。你帮我买点吧，咱们先说正事。
观众：就是通过先生们对话，我最先想说一些感谢，我特别感谢，怎么说，虽然有了先入感，但是不固定那种对日本人的看法，就是通过和日本人度过的时间就是改变了那种，那些怎么说。
崔永元：改变了过去固有的看法。
观众：对，固有的看法，然后同时我知道了就是我们年轻的这一代，特别是我们年轻人的重要性，因为跟刚才先生说的那样，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影响到人与人之间的印象。
崔永元：印象。对。你不要怕有人欺负你，以后在中国要再有人欺负你，你就找我。
观众：谢谢你。
崔永元：在这次节目结束的时候，让我们一起再重温一下感恩，我想让张丽玲和张唤奇大声地说出帮助过你们的人好吗。
张丽玲：山内道雄，横山隆晴，远藤一弘，司机小松。谢谢。
张唤奇：我最要感谢的是，在这个纪录片里出现的，咱们的中国同胞。并不是我们在拍，实际上这里面很重要的事他们在做，他们一起把他们所有的经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