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耿仲明葬地考
凡是了解辽阳地方史的人，都知道耿仲明墓在辽阳的梅家花园。这一观点的产生，是源于民国时期的两份地方史料，即《辽阳古迹遗闻》和《辽阳县志》的相关记载，对此，我们似乎不应该有什么怀疑，可是，经笔者的进一步考证，其实不然。
一、耿仲明墓在辽阳观点的产生
我们先看看这两份地方史料是怎么说的。
1、民国十五年（1926年）编辑的《辽阳古迹遗闻》载：“耿仲明为明总兵官，天聪七年与孔有德同降清，以功封怀顺王，顺治六年改靖南王，镇福建，坐失察属下罪，自杀。子继茂袭爵，葬仲明于辽阳城东南梅家花园村南。康熙十年继茂死，子精忠袭爵，十二年应吴三桂反，十五年复降，二十一年凌迟枭示，灭族之外，罪及乃祖，奉旨掘仲明坟，棺上箍铁三道，以示惩第。至今碑碣无存，坟墓湮没，无迹可考矣”。
2、民国十六年（1927年）纂修的《辽阳县志》载：“仲明为明总兵，天聪七年降清，以功封怀顺王，顺治六年改靖南王，镇福建，坐失察属下罪，自杀。子继茂袭爵，葬仲明于城东南梅家花园村南。康熙十年继茂死，子精忠袭爵，十二年应吴三桂叛，十五年复降，二十二年灭族。今碑碣无存，邱垄颓圮矣”。
对比这两份史料，从中不难发现，《辽阳县志》中关于耿仲明墓的记述，与在它前一年成书的《辽阳古迹遗闻》所记，可谓如出一辙，其前一部分记述几乎一字不差，只是删除了后面“灭族之外，……以示惩第”一段，笔者分析，当时的县志编纂者可能也认识到了这段记载不足以采信，所以才“隐痛割爱”。我们可以肯定地说，针对耿仲明墓的记述，《辽阳县志》照搬了《辽阳古迹遗闻》。
在这两份史料成书之前是否就有如此一说呢？
辽阳地方志自康熙二十年（1681年）纂修了《辽阳州志》以后，凡二百多年间没有续修，直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才又有了《辽阳乡土志》。查这两部志书，尤其是早于《辽阳古迹遗闻》、《辽阳县志》十八、九年成书的《辽阳乡土志》，均不见耿仲明墓在辽阳的任何记载。相比另一位同是清初所封，与耿仲明齐名的“三汉王”之首恭顺王孔有德墓，在《辽阳乡土志》中却有“在城东南十里花园村中”的明确记载，而同在《辽阳古迹遗闻》、《辽阳县志》这两部史料中孔有德墓与耿仲明墓是一前一后紧挨着，又都是分别记载墓在相邻的松树花园和梅家花园；孔有德墓在日俄战争时期还有迹可循，而耿仲明墓早已“碑碣无存，坟墓湮没，无迹可考矣”。以此，似可说明在光绪三十四年《辽阳乡土志》成书的当时，还没有耿仲明墓在辽阳梅家花园的说法，或者当时就有此说，由于不可靠而被编纂者们给甄别掉了。否则，如果确是事实存在，《辽阳乡土志》怎么也得书上一笔吧！当然孔有德墓到底是否在辽阳也还有异议，笔者将另有专论。
由此可见，提出耿仲明墓在辽阳的始作俑者就是《辽阳古迹遗闻》。而当时的《辽阳古迹遗闻》一书，是在奉天省教育厅的倡导下，由辽阳县教育公所作为普及乡土文化的教材编辑出版的，遍发了辽阳城乡各地学校，当时（包括《辽阳县志》）也一定赠给了其它兄弟县的相关部门，以互为学习借鉴。受众面之广，影响之深可以想象，以致后来还直接影响到了《盖平县志》的编纂者（详见后文）。然而，经笔者的粗略考证，已发现《辽阳古迹遗闻》中有多处“遗闻”，其传说成份是远远大于史实的。
这里我们就结合官方史料和相关碑志的记载，对这两份地方史料所述及的有关耿仲明墓的情况，一一进行辨析。
从“耿仲明为明总兵官”起，至“子继茂袭爵”一段所言毋庸置疑，与其它史料的记载基本一致。但之后的“葬仲明于辽阳城东南梅家花园村南”、“二十二年灭族”、“灭族之外，罪及乃祖，奉旨掘仲明坟，棺上箍铁三道，以示惩第”的记述就值得商榷了。
二、对耿仲明墓在盖州的考证
关于耿仲明死后葬于何处，相关史料和碑志记载得已经再清楚不过了。
1、《清史稿·耿昭忠耿聚忠传》的记载是：“（康熙）十七年，命昭忠以其祖、父之丧还葬盖平。”
2、清·钱仪吉辑《碑传集》收录的朱彝尊撰『怀顺王晋封靖南王耿公仲明墓表』的记载是：“开国辅运、推诚宣力武臣靖南王既薨三十年，天子命反葬辽东。于是王孙多罗额驸，太子太保、镇平将军昭忠自福州护遗骸以北，葬有日矣；和硕额驸、太子太保聚忠请为文表其墓。……自王（耿仲明）薨后，子忠敏王（耿继茂谥“忠敏”）函王骨，战之行间；始厝于广州，继移厝福州。蛮烟瘴雨之交，烽燧矢石相向，而遗骸得以无坠，不可谓非厚幸。……王生于某年月日，其葬于盖州马兰峪也。”
3、清·钱仪吉辑《碑传集》收录的徐乾学撰『额驸将军勤僖耿公昭忠墓志铭』的记载是：“……方公之颂系也，以两先王兆域在闽，虑底定之日，或不能无侵越之者；疏乞垂恤旧勋，保全返葬。上怜而许之。至是，始得奉两世遗骸，归窀穸于盖平。”
4、民国九年纂修《盖平县乡土志·古墓》的记载是：“耿仲明墓，在城东连阴峪，所谓清初耿怀王坟是也。现尚有石人、石马在焉。”
5、民国九年纂修《盖平县乡土志·名宦录》载：“耿精忠，居盖平。明末，隶旅顺黄龙将军麾下，后降清随征有功，封怀王。迄今邑东怀王坟前石人、石马，欹侧于荒烟蔓草间，尚有可考。”（注，本条应当是记耿仲明事，而被误记为耿精忠事，实属《盖平乡土志》编纂者的疏漏）
从以上所列举的史料可知，耿仲明于顺治六年（1649年）
自杀后，其子耿继茂袭爵，他曾一度“函王骨”南征北战，驰骋于疆场，竭诚为朝廷效力，怎奈戎马倥偬，直至康熙十年病死他乡，其父也没能入土为安。后经耿昭忠“疏乞垂恤旧勋，保全返葬”，至康熙十七年八月，皇上才“怜而许之”、“命耿昭忠以其祖、父之丧还葬盖平”。从“耿仲明墓表”中
的“既薨三十年，天子命反葬辽东”来分析，耿昭忠当于康熙
十八年（1679年）才将其祖、父一并安葬于盖平（州）马兰峪的（应以墓表所记为准）。针对这一观点，金毓黻在《静唔室日记》中也早有论述，他在民国二十三年二月二十八日的日记中写到：“……据墓表，耿王葬于盖州马兰峪，即其祖茔也；而《盖平县志》谓葬于辽阳，考今辽阳未闻有耿王墓，似应从墓表葬于盖州”。可见金毓黻当时并没有听说辽阳有耿王墓，他也认同耿仲明是葬于盖州的。
其实，耿仲明葬于盖州是符合当时惯例的，因为耿仲明的老家和祖坟都在盖州，就像另两位“汉王”尚可喜葬于海城，孔有德欲葬辽阳一样，天子都是命还葬辽东原籍。
关于耿仲明的老家和祖坟是否都在盖州，史料记载的很明确。
1、朱彝尊撰『耿仲明墓表』载：“王讳仲明，字云台，先世山东人，徙盖州卫”；
2、《吴、耿、尚、孔四王全传》之『靖南王耿传』载：“耿仲明字云台，先世山东人，徙辽东盖州卫”；
3、民国十九年《盖平县志·碑志》载有耿仲明于顺治己丑岁季秋月撰『创建兴隆寺碑记』，其中有“仲明生长盖牟，从来奉佛视斯笃祐”；民国九年《盖平县乡土志》载“兴隆寺在城内西街，殿宇不及载，碑文系耿仲明撰”；
4、徐乾学撰『耿昭忠墓志铭』载：“公讳昭忠，……世籍山东，后徙辽东盖州”；
5、《盖平县志·古迹》载有“怀王墓，在城东六十五里连阴峪，俗呼怀王坟。墓前有石人、石马至今犹在。怀王耿仲明，隶盖牟籍。明万历年间，卜地城东连阴峪，葬其曾祖、祖考，立神道碑以纪其事”。
以上记载都说明了耿仲明的老家和祖坟在盖州。这里需要说明一下，这与他的孙子耿昭忠曾以“千山”、“襄平”自署⑴为辽阳人并非矛盾，因为耿仲明于天聪七年（1633年）与孔有德共同归附后金，被授总兵官，命率所部驻东京(辽阳)，并在辽阳为其兴工营造了府邸（即后来的怀顺王府）。而耿昭忠生于崇德五年（1640年），经推断，耿昭忠当生长于辽阳，就他本人来说，他应该是祖籍为盖州的辽阳人，所以他以“千山”、“襄平”来自署也就不足为怪了（关于耿家后来住在辽阳，后文还有论述）。
那么现在的耿仲明墓还有迹可循吗？为一探究竟，笔者
进行了一次探访。由于时代变迁，位于盖州市东部山区的马兰峪已经改为马连峪了，因为“马兰”也称“马莲”，是一种草本植物，“连”与“莲”音同，所以，马连峪即为过去的马兰峪。在马连峪随便打听一下当地人“怀王坟”在哪？都会有人告诉你，在邻堡的天宝村。据天宝村的姜书记介绍，天宝村原来曾经叫怀王坟，是因为耿怀王葬于此地而得名的，“大跃进”时期改用现名，现有村民780户，2300多口人。而清初期这里并没有什么人居住，只是属于马兰（连）峪的一个沟，由于耿怀王葬在了这里，有了守墓人在此定居，后经过上百年的繁衍生息，逐渐发展成为具有一定人口规模的居民点，清末，才从马连峪村分离出去，形成了后来的怀王坟村。位于山脚下的怀王坟在解放后还有石人、石马存在，文革时期被砸毁，现只剩下一个不大的土坟包了。经查民国九年编纂的《盖平县乡土志》，在区界中确有马连峪、怀王坟，并分别以村名并列于榜式区内；民国十九年编纂的《盖平县志·教育志·学校》在第五学区中，既有怀王坟初级小学校，又有马连峪初级小学校；现在天宝村和马连峪村仍同属于盖州市榜式堡镇管辖。至于《盖平县乡土志》中说耿仲明墓在城东连阴峪，经查，盖州市已没有这个地名了，《盖平县乡土志》和《盖平县志》也没有其它记载，访问当地的老人也不得而知。针对这个地名，笔者疑是马兰峪在不同时期的不同叫法，正确与否，存疑待考。
无论怎么说，从现有掌握的史料并结合实地考察，已足
以能证明耿仲明墓就在盖州（盖平），并不是像《辽阳古迹遗闻》和《辽阳县志》所述的那样，耿仲明是由其子耿继茂安葬在辽阳梅家花园的。至于梅家花园葬的是谁，已无法考证。梅家花园现属宏伟区曙光镇杨家花园村的一个居民组，经了解当地老人，根本就没人知道历史上这里曾有这么一座王爷坟，但耿仲明一家从明末清初时期起确曾住在辽阳⑵，经金毓黻先生的考证和《辽阳县志》记载，辽阳城里原“怀王寺”就是其家庙⑶；从一些史料中知道，耿仲明有兄弟⑷；耿继茂在袭爵时————，被称其为长子⑸，说明他可能还有弟弟；从道光至民国耿家又都有后人居住在辽阳“怀顺王府”的记载（见后文）。所以笔者推断，梅家花园如果当年确有这座坟，也很有可能葬的是耿仲明家族的其他一些人，因他名气
太大，而被后人误认为是耿仲明墓。
三、对耿精忠被诛后其家族是否被“灭族”的考证
关于耿精忠被处死后，耿氏一家是否被“灭族”并“罪
及乃祖”，史料的记载也非常清楚。
1、『怀顺王晋封靖南王耿公仲明墓表』的记载是:“迨王孙精忠逆命，天子犹加恩于王暨王诸孙如故。呜呼！本朝所以
待开国勋臣者，厚矣。”
2、《清史稿·耿昭忠耿聚忠传》的记载是：“精忠既诛，昭忠、聚忠疏陈家属众多，艰于养赡，请如汉军例，披甲食粮。下部议，编五佐领，隶汉军正黄旗。二十五年，昭忠卒，谥勤僖。
二十六年，聚忠卒，谥悫敏。”
3、『额驸将军勤僖耿公昭忠墓志铭』的记载是：“公
讳昭忠，字信公，号在良。由多罗额驸，加太子少保、和硕额驸品级，进太子少师，再进太子太保，受光禄大夫”、“公生于崇德庚辰二月，卒于康熙丙寅正月，得年四十有七。公之疾也！上遣侍臣将御医就家制珍药，所以救之者百方。及讣闻，震悼雪涕，侍卫大臣奉命赙酹者再至。既殡，谕祭、易名，有加常等。”
通过上述仅此摘录的几条史料便可知，耿氏一家不但没
有被“灭族掘坟”，反而由于皇上“待开国勋臣者，厚矣”， “犹
加恩于王暨王诸孙如故”；耿精忠于康熙二十一年被诛后，其家属得到了妥善安置，被“编五佐领，隶汉军正黄旗”、“如汉军例，披甲食粮”；他的两个弟弟耿昭忠、耿聚忠都是在耿精忠被诛后四、五年善终的，并均被赐予了谥号，“二十五年，昭忠卒，谥勤僖。二十六年，聚忠卒，谥悫敏”；在耿昭忠病重期间，康熙还曾派御医前去用药救治，得知病逝的消息后，还悲伤得“震悼雪涕”等等。
另外，《辽阳县志》中还有几处涉及到耿家后人在辽阳的记载，金毓黻在他的《静唔室日记》中也有所提及。虽然都是一些不光彩的行为，但这也从另一个角度，佐证了耿氏一家并没有被灭门九族。
1、《辽阳县志·序记志》载有道光十九年辽阳知州郎若曾签署的『为办结耿府赖地布告文』，文中记载了耿仲明之重孙耿化祚的重孙耿炽，在道光年间欲霸占四十二户乡人土地，被告到官府之事。
2、《辽阳县志·乡型志》载：“梁国玺，字半农，居邑西朱家堡子。少业农，粗知诗书，性慷慨，见义勇为。年十九岁，适有耿怀王后裔诬认朱家堡子及前后蛤蜊河子、老瓜窝、蔡庄子等十余屯土地为府产，由州、尉两署以达省部累讼不休。乡农理直，而不得伸，咸有畏心，束手无策。国玺挺身出，赴京师叩阍，事下，盛京户部饬尉、州两署讯，结得直，发给告谕，前后凡数年。光绪十八年卒，年七十又八……”
3、《辽阳县志·序记志》载有民国十五年『辽阳城内车市恭字俭字两段公会公立保产碑文』，碑文中记有耿怀王后裔于民国初期又欲霸占乡人房产之事。末尾记“按此碑两座，一在车市胡同，一在在怀王寺西马道西胡同，同文同字。”
4、金毓黻著《静唔室日记》民国十六年五月九日记载：“近年，地痞有勾引耿氏子孙家丁，指近寺（怀王寺）里余之地，皆为寺产，张大其词，意在索偿。人皆斥其妄，又有至省长公署
控诉，当局认为讹诈，令县严究，该地痞等始匿迹销声，不敢复执前议。”
这些记载都是有据可查又翔实可信的，第一条与第二条所记内容，第三条碑文与第四条日记所记的内容均形成了互证。通过这几条记载可知，虽然耿氏家族已经趋于衰落，但从清初至民国一直都有后人住在辽阳（至今还应留有后人）。所以说，历史上根本就没有耿氏一家被“灭族”这么回事，更谈不上对辽阳本来就虚无的“耿仲明墓”去“奉旨掘仲明坟，棺上箍铁三道，以示惩第”了。
究其之所以存在这样传闻的原因，也绝非是《辽阳古迹遗闻》编纂者的凭空杜撰。笔者分析，很可能是由于当时在汉人中间，曾一度存在着强烈的反满情结，因而，导致世人对耿仲明等明末降清汉官“汉奸”行为的无比憎恨，加上道光年间和民国初期耿家在辽阳的后人又仗势欺人、为非作歹、横行于乡里，这更加激起了民愤，进而对耿氏家族产生了一系列的诅咒、唾骂之词，即使是骂的再狠、再离谱都不能解恨，也都不为过。而这一传闻，经过后人的演绎，恰恰在当时被《辽阳古迹遗闻》的编纂者捕捉到，奈年代久远，无迹可考，已不知真伪，故暂编到书中。让人没有想到的是，这一传闻能以讹传讹至今还令人信以为真，可见，人言之可畏，善恶终有因。但是，历史终究是历史，它并不能因为世人对某个人的好恶，就因此而被改变。
其实，耿精忠积极参与并发动了“三藩之乱”，虽然他后来复降，但也罪该当诛，即便是朝廷采取了“灭族掘坟”
等过激手段，亦不为过。但朝廷却如此之开恩，这除了是因
为其祖耿仲明是“功在草昧，多不胜书”⑹的开国旧勋，耿昭忠、耿聚忠均是“太子太保加和硕额驸”以外，更主要的原因还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三藩之乱”被平定之后，天下并没有彻底太平，康熙这位少年天子为了坐稳江山，就必须要依靠这些明末降清，实力仍然雄厚的汉官及其后代的力量，以达到巩固和维护其统治的根本目的。为笼络人心对罪臣家族予以宽待，也不啻为一计良策，可使这些苟活之人，为谢不杀之恩，愈加感恩戴德地为朝廷效力。鉴于如此，作为很懂政治又颇有统战意识的康熙大帝，也不可能去滥杀无辜，自断股肱，自损其利了。
四、《辽阳古迹遗闻》和《辽阳县志》对《盖平县志》的影响
反观《辽阳古迹遗闻》和《辽阳县志》，还真验证了它们的影响力和杀伤力，它直接殃及了在它们之后三、四年成
书的《盖平县志》。
在《盖平县志》之前十年纂修的《盖平县乡土志》明明已经有了“耿仲明墓在盖平城东连阴峪，所谓清初耿怀王坟是也”的明确记载。但在民国十九年纂修《盖平县志》时，由
于深受《辽阳古迹遗闻》或《辽阳县志》的影响，《盖平县志》的编纂者还是向“辽阳老大哥”看齐了，他们主动放弃了自己原有的正确观点，在《盖平县志·古迹》中，对怀王墓做了如下叙述：“怀王墓，在城东六十五里连阴峪，俗呼怀王坟。墓前有石人、石马至今犹在。怀王耿仲明，隶盖牟籍。明万历年间，卜地城东连阴峪，葬其曾祖、祖考，立神道碑以纪其事。清初以功封怀顺王，顺治六年改封靖南王，镇福建，坐失察属下罪，自杀，子继茂葬仲明于辽阳。自此怀王之后虽不续葬连阴峪，而顺治四年所立各墓碑字迹可辨，周围茔垣、石柱尚存基址，人故以怀王坟呼之”；在《盖平县志·乡宦》中对耿仲明也做了以下描述：“耿仲明世居盖牟，……崇祯五年应有德之约，六年降清，封怀顺王，顺治六年改封靖南王，驻福建，坐失察部下罪，自杀。……精忠十六年复降，二十一年削官夷族并籍其家”。对比《盖平县志》中关于“子继茂葬仲明于辽阳”、“二十一年削官夷族并籍其家”的这些观点，可以说与《辽阳古迹遗闻》和《辽阳县志》的所记，几乎就是一份人云亦云的“雷同卷”，“雷同卷”的特点就是这样，你错我也跟着错，甚至由于缺乏自信，把自己本来是对的地方（如《盖平县乡土志》中关于“耿仲明墓在盖平”的记载），也跟着改成了错误的。我们试分析一下，如果耿仲明不是葬在盖平，只是“葬其曾祖、祖考”于此，后人何以“名不副实”地称此墓为“怀王坟”呢？以致后来“怀王坟”能演变成为地名，至迟在民国时期怀王坟已经发展成为了与马连峪并列的村落，足见其应该是“名副其实”的才对。再回头看看早于《辽阳古迹遗闻》、《辽阳县志》六、七年成书，没有受其任何影响的《盖平县乡土志》中关于耿仲明墓的记载，来对比一下《盖平县志》中对“怀王坟”的牵强解释，谁对谁错便不言自明了。
经过以上对比分析，可以肯定地说，《盖平县志》的确
是受到了辽阳这两部地方史料的影响，整个“盖平小老弟”
被“辽阳老大哥”给“忽悠”了，可见这两部史料的影响力有多大。
结束语
综上所考，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耿仲明死后是由其孙耿昭忠安葬于盖平（盖州）的，这除了有最具说服力的本人墓表和其孙墓志的记载外，还有官方正史和地方史料相佐证，而且“怀王坟”至今仍然有迹可循，可谓证据确凿。而对比《辽阳古迹遗闻》和《辽阳县志》也包括《盖平县志》等地方史料中，关于耿仲明墓在辽阳以及耿氏一家被“灭族掘坟”、“削官夷族并籍其家”等记述，无疑都是讹传。
以上仅代表个人观点，不妥之处，请予斧正。
需要说明一点，笔者在这里丝毫没有故意诋毁先贤们劳动成果的意思，这些地方史料，虽然不可避免的略有瑕疵，但瑕不掩瑜，后人至今仍然无法超越，如今乃至今后，它还将是我们研究辽阳地方史不可或缺的重要参考资料。以上是笔者的研究结果，欢迎盖州的朋友批评指正，对能够提出新线索的将不胜感激。
二〇〇八年六月
注释：
⑴ 详见《今古辽阳》2008第一期拙文《千山曾是代指辽阳的又一例证》。
⑵ 《清太宗实录》记载，耿仲明原是明末参将，于天聪七年五月（1633
年）与孔有德共同归附后金，被授总兵官，命率所部驻东京(辽阳)。
在他归附后的第二年初，即天聪八年（1634年）正月，耿仲明奏
曰:“今又蒙皇上营赐臣第，以示格外之仁，此皇上莫大之恩也。
臣虽木石，岂有不知。但去年臣于东京旧居，已增置数间，尽可
栖息，今复兴工营造，不惟糜废财物，且恐妨农时而疲民力也，
臣虽受恩，不安弥甚，伏祈皇上收回成命，俾仍住旧居，臣之获
福没世难忘矣”。他以自己在东京(辽阳)原有旧居，来婉谢皇太极
为其在东京营建宅第，可见，他家原来在辽阳就有居所，此后也
一直都有后人住在辽阳。
⑶民国《辽阳县志·古迹名胜》载：“怀王寺原系耿怀顺王仲明家庙。相传其孙精忠，图谋不轨，建此为宫殿，后败露乃改作佛殿……”
⑷《清史稿·耿仲明传》载：“仲明弟都司仲裕在龙军，率部卒假索饷名，围龙廨，拥之至演武场，折股去耳鼻，将杀之，诸将为救，免”。
⑸、⑹钱仪吉（清）辑《碑传集》，中华书局1993年4月第一版。朱彝尊撰『怀顺王晋封靖南王耿公仲明墓表』载：“按王自登州航海携军民、械器归太宗文皇帝，功在草昧，多不胜书，具载‘实录’，今以聚忠所能记忆者，述其大略，表墓道焉”；“王薨于军，世祖念王开国勋，旋册王长子继茂袭封靖南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