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
小军来邮件，告诉我李伯伯已于旧历年大年三十（2010年2月13日）早上去世。
至此，当年震惊西藏军区的所谓“五大部上书”事件的“主谋”——原西藏军区参谋长李觉、副参谋长陈子植、政治部副部长洪流三人已经走了两位。仅存的一位——陈子植伯伯也马上是一位百岁老人了。“五大部上书”这件事似乎就要被人遗忘了。“五大部上书”的“主谋们”当年是如何在一种扭曲的政治文化环境中，以一种崇高的理想主义精神，以“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英雄主义气概，顶着巨大的压力，在极地高原，舍身忘我，拼命工作，以此来显示自己对人民事业的忠诚。这，已经没有多少人知道了。
今年一月十日，我从上海飞北京，同小军一块吃晚饭，期间问起李伯伯的情况，小军告诉我，李伯伯在中日友好医院住院。当时我正好住在中日友好医院北边不远的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于是，我吃完饭后，直接打的去了医院。一路打听，很顺利地找到李伯伯的病房。敲门进去，看到李伯伯躺在病床上，气色还好，只是当年那把飘逸的银白色的胡子剪短了。李伯伯还没有睡，看到有人进来，老人抬起了头。我几步走到他床前，握住了他的手。还是当年那么光滑、细腻。可明显地很无力。
看到老人有点诧异的眼光，我赶快自我介绍说：李伯伯，我是洪流的儿子，洪流家的老二。我来看您了。老人一听到我爸爸的名字，眼光立刻发亮，问我：你父亲呢，他还好吗。
老人可能忘了，我父亲已于1998年去世了。父亲去世时，李伯伯曾发来唁电的。我提醒李伯伯说，父亲已于1998年去世了。老人一听，目光顿时暗淡下来。握着我的手轻轻地摇了几下，叹了一口气。我怕他情绪波动，马上转移话题，问起他的身体，谈起其他事。照顾老人的那位男士，还是我2005年看望李伯伯时的那位。他对我说，我很幸运，因为很多人来看老人家，他都是沉睡不醒。
老人家很虚弱，我知道不能呆久了，呆了一会便说：李伯伯，我还要去开会，我得走了。李伯伯一听，就说，开会很重要，不要耽误了。快去吧。看到老人家这样虚弱，我感到心酸。我这一去，就不知道今生今世能不能再见到他老人家了。当年“五大部上书”的领头人，为国为民，叱咤风云，英雄一世。如今，当他这样静静地躺在医院里，孤独地度过人生最后的路程，在这个国家，有多少人还能记得他当年的辉煌？有多少人能以中国有这样的伟人而感到骄傲？出了病房，我非常伤感。
在李伯伯的“同谋”洪流家的第二代人中，我是唯一个同李伯伯有过三次交往的人。
第一次是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一个冬天，父亲利用去北京总后参加会议的机会带我去北京医治先天性心脏病。当时我们住民航总局对面的华侨饭店。那时父母除了带我去解放军301总医院检查外，就是会见他在北京的老战友。一般都是他去别人单位或家里见人，而且见到的人都是穿军装的。我记得只有两个人是在华侨饭店我们住的房间里见的，而且都是不穿军装的“老百姓”。一个是前西藏军区副政委、军区政治部主任，父亲的老战友金绍山的遗孀——张文心阿姨。那时“五大部上书”事件已经被处理，三个“主谋”当中，军区参谋长李觉和副参谋长陈子植免予处分，任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实际上是代主任的我父亲莫名其妙地背上一个党内警告处分，直到1979年才被彻底平反。父亲见到张阿姨时对她说，“老金要是不去世，这个处分就是他的了”。谁知道呢？也许被处分的是金紹山，也许西藏军区一个被处分的人都不会有，也许……。还有一个“老百姓”就是李伯伯。他来见爸爸时，里面穿了一件深色的中山装，外面穿了一件大衣，头上带了一顶鸭舌帽。我记得那天他来时，天已经很晚了。妈妈已经在招呼我睡觉。爸爸和他坐在桌子旁边的沙发上，很小声地交谈着。他们说的什么，我一句都听不懂。这次见面我其实很快就忘了。直到父亲去世前，有一次我和他聊起“五大部上书”，谈到李觉，父亲说我和他见过，并提起当年在华侨饭店的那次见面，我才记起。
2003年母亲去世后，我开始写有关“五大部上书”的情况。2005年4月我去北京开会，和金绍山家老二豫杞一起去看望李伯伯。当时家里只有老人和照顾老人的一位男士。家里的设施是不能想象的简陋。完全不能和当时在职的、甚至退休的他这一级的干部家里的情况相比。进到这个家里，你不能想象，这就是当年主动请缨，进军西藏的军队高级领导。不能想象，这就是在大漠戈壁成功爆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让中国人民从此挺起了腰杆的国家重臣，前国家二机部副部长。老人当时已经91岁了，且身患癌症。可一身虎威，仍不减当年。那把标志性的银须，更显出老人的个性。当你和他进一步交谈时，你才感到，老人内在的那种精神，并没有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减弱，并没有因为居室的简陋而衰败。他身上仍然透露出当年进军西藏的那种强烈的英雄主义、理想主义气概，那种嫉恶如仇、无私无畏的勇气。
豫杞向老人家介绍我，李伯伯听说我是洪流的儿子，立即向我打听父母的消息。老人显然忘了我父亲早已去世。听到我父母都去世了，老人的眼圈马上红了。紧紧地握住我的手。我也强忍着没有让眼泪流下来。老人的手让我想起父亲的那双手，那是西藏高原的雪水洗过的手，那样白，那样光滑、细腻。
那天我和老人谈了很久，很多。而谈得最多的，还是起当年那起冤案——所谓的“五大部上书”事件。谈起他和父亲、和陈子植伯伯是如何做了一点类似于后来庐山会议上彭老总做的事而受到彭老总一类人的整肃。在我开始向他了解这段历史时，我因为父亲所受到的长时间的那种不公平的待遇而不平，为那种荒谬的政治而耗费了父亲的才华而气愤。尤其想到，直到今天，仍然有一些人为了自己的私利，利用为当年西藏军区主要领导人写传记的机会，公然违反中央有关对此事件彻底平反的指示，依然坚持当年错误。说到这，我难免显得情绪化。可李伯伯的心情似乎并不特别激动。在他看来，往事虽然并不如烟，可毕竟已经过去多年。当年那台戏上的角色们，从总部的肖华、谭政、和派到西藏军区整肃的工作组成员，到西藏军区的张国华、谭冠三、王其梅等人，多数已经作古。岁月抹去的，多是一些不快的往事，留下的差不多都是一些美好的回忆。老人家谈起那些事，那些人，心情很平静，像是一个高高地站在历史之上的老人，俯视着人间；像一条静静流淌的大河，满载着往事，缓缓地流向远方。面对我们这些小字辈，他尽量详细地、客观地向我们讲述当年一个个人物的各种表演，一件件往事的来龙去脉。李伯伯让我看到的不仅仅是历史的重演，不仅仅是当年这个政治事件背后所展现出来的不同人性、不同人格，更是一个超越了个人情感的智者对这段神秘历史事件实质的昭示。
就在李伯伯那间简陋的房间里，我对当年那段荒诞历史，对前辈们的恩恩怨怨，对隐藏在表面事件后面的强大的政治势力之间的角逐，有了新的理解。但更让我从李伯伯那里得到的是：不论当年那些人物在“五大部上书”事件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也不论我对他们个人有什么看法，对于那些曾经为了共和国的建立，为了祖国的统一而曾经做出了贡献的一代人，我从心底充满了尊重。这，也是当年父亲的希望。
老人已经九十一岁了，我怕他太累了。提出要告别。李伯伯马上将身后的一瓶酒拿来，说是今天见到西藏老人们的后代了，心里高兴，要和我喝一杯。老人给我和豫杞一人倒了一杯，然后自己一饮而尽。我本来发誓母亲去世后至少三年不喝酒，那天看老人高兴，也陪他一饮而尽。我然后拿出一本书请李伯伯签字，那是原18军的藏族战士，当代著名作家降边嘉措刚刚完成的《李觉传》。老人毫不犹豫地替我在书的扉页题了字，并签上他的名字。
作为“五大部上书”的核心人物，李伯伯、陈伯伯、还有其他一些卷入“五大部上书”事件的人，如原西藏军区干部部处长王达选叔叔、原西藏军区司令部办公室主任郑震叔叔等人，其实都和我父亲一样，长期受到一种精神上的压抑。很多人不理解，认为这些“主谋们”事过之后，虽然作了组织处理，但总的来讲，不是仍然身居要职吗？这些人不理解，对于当年这些满怀共产主义理想的清教徒似的人来讲，还有什么能比受到领导这个事业的组织的怀疑、不信任而更让他们痛苦的了？还有什么能比受到和自己一起浴血奋战十几年的战友们的无端指责更让他们伤透心的了？他们别无选择，只能用近似苦行僧的行为，在极地高原，以极其艰苦的工作来折磨自己肉体，以拼死工作来证明自己作为一个革命军人的忠诚，来洗刷那些极左派们泼在自己身上的污水，以求得个人精神上的安慰。
“五大部上书”事件之后，李伯伯从批判他的会议室直接去了戈壁荒滩，在荒无人烟的大漠里，一呆就是八年，以自己的血汗，浇灌出足以让一切觊觎中国的侵略者胆寒的蘑菇云；我父亲则为完成周恩来总理亲自交待的任务，去了藏北海拔4500多公尺、气温零下30多度的无人区杜加里，在令人难以想象的极端艰苦的生命禁区抱病带领工程技术人员和藏族民工，挖硼砂还前苏联的债；陈伯伯从拉萨去了中尼边境，在世界屋脊修建起第一条中国的高原国际公路。在旁人看来，这是变相的惩罚，变相的劳改，可在他们看来，只有这样才能让党组织相信他们的清白。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扭曲的政治文化呀！
当年进军西藏的上万名18军将士，为维护祖国疆土的统一、为结束中国大地上最后一个封建奴役制度、为维护包括藏族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在世界上的尊严，义无反顾地踏上了生命禁区。在语言不通、文化不同、政策不明、诺言不曾兑现的情况下，将克己、奉献看成几近宗教戒律而不得违反。他们不仅仅是将自己的美好年华甚至生命留在这片广漠的土地上，他们甚至牺牲了自己的家庭、自己的子女。只要看一看西藏军区有多少干部战士终生留下高原引起的种种疾病，只要看一看西藏军区的家属一年中绝大多数时间处于单亲家庭状态，只要看看一看西藏军区有多少子女患有高山引起的先天性心脏病，就知道18军的将士们在维持着祖国的统一大业方面做出的是什么样的牺牲。而所有这些牺牲至今没有得到任何国家赔偿。在今天那些提倡所谓“老西藏”精神的人，其实很多人并不知道这三个字有多么的沉重，多么的令人心酸，多么的无奈。对于今天的许多人来讲，当年18军将士的这种极端的无私、利他行为和想法真是不能想象的。可是对于李伯伯、陈伯伯和我父亲，以及当年一大批18军将士们来讲，这不过是作为一个共产党人、革命军人的最起码的条件。我相信，有着这样信念的人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他们无论是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还是有一天离开这个世界，心情都会是非常满足的，都会感到非常幸福。的确，那些将自己的鲜血洒在风雪高原，那些将自己的忠诚刻在喜马拉雅群山上的18军将士们，就像是那座巍巍的珠穆朗玛峰一样永恒、庄严，让我们这一代人永远仰望，让我们想起他们时眼里永远热泪盈眶。因为在那神圣的珠峰上永远有一面猎猎飞舞的18军军旗，因为在18军子弟们的心里永远有一首赞美的歌，让我们今生今世永远因他们而感到骄傲。
李伯伯永垂不朽！
自1950年以来所有牺牲的、去世的18军将士们永垂不朽！
谨以此文悼念李伯伯，并纪念我敬爱的父亲洪流去世12周年、母亲高锦云去世7周年。
18军子弟
小建
2010年2月28日
我请小军代我为李伯伯献上一个花圈，并题挽联一付：
忠心无私，高原风雪、极地红旗，铮铮硬骨筑成钢铁国防线。从此国家一统，万里江山何人不识李将军
赤胆可鉴，大漠黄沙、戈壁连营，处处热血浇灌蓝天蘑菇云。今后五洲四海，魍魉鬼怪谁敢挑战李部长
新闻链接
李觉同志遗体告别仪式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