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背景:
齐桓公即位,齐国国势衰微,经济困难;而桓公欲图霸,想有一些作为,拜管仲为相。
改革内容:
行政方面:划分和整顿行政区划和机构,把国都划分为六个工商乡和十五个士乡,共二十一个乡。十五个士乡是齐国的主要兵源。齐桓公自己管理五个乡,上卿国子和高子各管五个乡。把国政分为三个部门,制订三官制度。官吏有三宰。工业立三族,商业立三乡,川泽业立三虞,山林业立三衡。郊外三十家为一邑,每邑设一司官。十邑为一卒,每卒设一卒师。十卒为一乡,每乡设一乡师。三乡为一县,每县设一县师。十县为一属,每属设大夫。全国共有五属,设五大夫。每年初,由五属大夫把属内情况向齐桓公汇报,督察其功过。于是全国形成统一的整体。
经济方面:
提出“相地而衰”的土地税收政策,就是根据土地的好坏不同,来征收多少不等的赋税。这样使赋税负担趋于合理,提高了人民的生产积极性。还规定了视年成丰歉而“衰征”的政策,《管子?大匡》记载,当时的齐国政府规定每两年收税一次,丰年收十分之三,中等年收十分之二,下等年收十分之一,荒年不收,待饥荒缓解后再收。
以农为本,大力促进农业生产。实行“均地分力、与民分货”,即把公田的土地,经折算分配给农民,实行一家一户的个体经营;劳动者与土地所有者按一定比例分别获得土地收益,变劳役地租为分成制实物地租。同时,禁止奢侈品生产,稳定农民心理;以农为主,多种经营;注重土地管理和森林保护;奖励致富能手,重视农业科技。
在以农为本的基础上,本末并举。管仲结合齐国实际,大力发展手工业和商业,从而使得齐国的经济在列国中独树一帜,呈现出工商型经济的鲜明特色。其中,最重要、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工商业政策是“官山海”——推行国家盐铁专卖制度。在食盐方面,首先齐国政府明确其属于国有;然后在食盐生产上实行官督民产,规定百姓在特定时间、特定地域煮盐;最后齐国政府设置盐官,统一收购、统一运输、统一销售。在铁方面,还是首先明确铁矿资源国有;然后实行官督民营,“三七”分成制。国家把铁矿开采交给百性承包,并根据产值按三七比例分取利润;最后在销售上,政府运用轻重之术,控制其价格。
实行“轻重之术”,积财通货,设“轻重九府”,观察年景丰歉,人民的需求,来收散粮食和物品。提出了欲取必予、取之有度、取之无形的思想。认为要顺应民心,因民众所好而予之,然后,民众才会有相应的回报,这就是“将欲取之,必先予之”,这比竭泽而渔式、杀鸡取卵式的搜刮要好得多;认为国家取之于民要有所节制,要合理适度,即“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国虽小必安;取于民无度,用之不止,国虽大必危”,要“薄税敛,毋苛于民”。
军事方面:军队方面,管仲强调寓兵于农,规定国都中五家为一轨,每轨设一轨长。十轨为一里,每里设里有司。四里为一连,每连设一连长。十连为一乡,每乡设一乡良人,主管乡的军令。战时组成军队,每户出一人,一轨五人,五人为一伍,由轨长带领。一里五十人,’五十人为一小戍,由里有司带领。一连二百人,二百人为一卒,由连长带领。一乡二千人,二千人为一旅,由乡良人带领。五乡一万人,立一元帅,一万人为一军,由五乡元帅率领。齐桓公、国子、高于三人就是元帅。这样把保甲制和军队组织紧密结合在一起,每年春秋以狩猎来训练军队,于是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同时又规定全国百姓不准随意迁徙。人们之间团结居住,做到夜间作战,只要听到声音就辨别出是敌我;白天作战,只要看见容貌,大家就能认识。为了解决军队的武器,规定犯罪可以用盔甲和武器来赎罪。犯重罪,可用甲与车戟赎罪。犯轻罪,可以用值与车戟赎罪。犯小罪,可以用铜铁赎罪。这样可补充军队的装备不足。
改革导致的结果:
改革让齐国的经济、军事实力迅速强大起来,实现了国强民富。让齐国衰微的国势迅速上升,为齐桓公的图霸和齐国以后长期的大国地位奠定了基础。
分析:
改革的成功,基于君主图霸的雄心、对改革的大力支持。选择管仲作为改革执行者,确是合适人选。管仲出生低微,对社会底层有较为深刻的体会和了解,同时市井出生的他没有任何条条框框的限制,一切从实效出发。同时,管仲的改革措施对后世有大量可以思考回味之处,如管仲虽重农却并不 抑商,做过小贩的他可能深知工商业的用处。再比如藏富于民和寓兵于民的策略,的确是很高明,足以让后世统治者作为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