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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大家吴伯箫
（吴伯箫(1906-1982)原名熙成，当代著名的散文家和教育家。“文化大革命”中被开除党籍。“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任全国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会长、《写作》主编、中国写作研究会会长等职，并参加郭沫若著作编辑委员会领导工作。1981年10月，出访英国，不久，当选全国文联理事。1982年8月病逝。）
种花好，种菜更好。花种得好，姹紫嫣红，满园芬芳，可以欣赏；菜种得好，嫩绿的茎叶，肥硕的块根，多浆的果实，却可以食用。俗话说：“瓜菜半年粮。”
我想起在延安蓝家坪我们种的菜园来了。
说是菜园，其实是果园。那园里桃树杏树很多，还有海棠。每年春二三月，粉红的桃杏花开罢，不久就开绿叶衬托的艳丽的海棠花，很热闹。果实成熟的时候，杏是水杏，桃是毛桃，海棠是垂垂联珠，又是一番繁盛景象。
果园也是花园。那园里花的种类不少。木本的有蔷薇，木槿，丁香，草本的有凤仙，石竹，夜来香，江西腊，步步高，……草花不名贵，但是长得繁茂泼辣。甬路的两边，菜地的周围，园里的角角落落，到处都是。草花里边长得最繁茂最泼辣的是波斯菊，密密丛丛地长满了向阳的山坡。这种花开得稠，有绛紫的，有银白的，一层一层，散发着浓郁的异香；也开得时间长，能装点整个秋天。这一点很像野生的千头菊。这种花称作“菊”，看来是有道理的。
说的菜园，是就园里的隙地开辟的。果树是围屏，草花是篱笆，中间是菜畦，共有三五处，面积大小不等，都是土壤肥沃，阳光充足，最适于种菜的地方。我们经营的那一处，三面是果树，一面是山坡；地形长方，面积约二三分。那是在大种蔬菜的时期我们三个同志在业余时间为集体经营的。收成的蔬菜归集体伙食，自己也有一份比较丰富的享用。
那几年，在延安的同志，大家都在工作，学习，战斗的空隙里种蔬菜。
机关，学校，部队里吃的蔬菜差不多都能自给。那个时候没有提出种“十边”，可是见缝插针，很自然地“十边”都种了。窑洞的门前，平房的左右前后，河边，路边，甚至个别山头新开的土地都种了菜、我们种的那块菜地，在那园里是条件最好的。土肥地整，曾经有人侍弄过，算是熟菜地。地的一半是韭菜畦。韭菜有宿根，不要费太大的劳力（当然要费些工夫），只要施施肥，培培土，浇浇水，出了九就能发出鲜绿肥嫩的韭芽。最难得的是，菜地西北的石崖底下有一个石窠，挖出石窠里的乱石沉泥，石缝里就涔涔地流出泉水。
石窠不大，但是积一窠水恰好可以浇完那块菜地。积水用完，一顿饭的工夫又可以蓄满。水满的时候，一清到底，不溢不流，很有点像童话里的宝瓶，水用了还有，用了还有，不用就总是满着。泉水清冽，不浇菜也可以浇果树，或者用来洗头，洗衣服。“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这比沧浪之水还好。同样种菜的别的同志，菜地附近没有水泉，用水要到延河里去挑，不像我们三个，从石窠通菜地掏一条窄窄浅浅的水沟，用柳罐打水，抬抬手就把菜浇了。大家都羡慕我们。我们也觉得沾了自然条件的光，仿佛干活掂了轻的，很不好意思，就下定决心要把菜地种好，管好。
“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为了积肥，大家趁早晚散步的时候到大路上拾粪，那里来往的牲口多，“只要动动手，肥源到处有”啊。我们请老农讲课，大家跟着学了不少知识。《万丈高楼从地起》的歌者，农民诗人孙万福，就是有名的老师之一。记得那个时候他是六十多岁，精神矍铄，声音响亮，讲话又亲切又质朴，那老当益壮的风度，到现在我还留着深刻的印象。跟那些老师，我们学种菜，种瓜，种烟。像种瓜要浸种、压秧，种烟要打权、掐尖，很多实际学问我们都是边做边跟老师学的。有的学会烤烟，自己做挺讲究的纸烟和雪茄；有的学会蔬菜加工，做的番茄酱能吃到冬天；有的学会蔬菜腌渍、窖藏，使秋菜接上春菜。
种菜是细致活儿，“种菜如绣花”；认真干起来也很累人，就劳动量说，“一亩园十亩田”。但是种菜是极有乐趣的事情。种菜的乐趣不只是在吃菜的时候，像苏东坡在《菜羹赋》里所说的：“汲幽泉以揉濯，待露叶与琼枝。
或者像他在《后妃菊赋》里所说的：“春食苗，夏食叶，秋食花实而冬食根，庶几西河南阳之寿。”种菜的整个过程，随时都有乐趣。施肥，松土，整畦，下种，是花费劳动量最多的时候吧，那时蔬菜还看不到影子哩。可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就算种的只是希望，那希望也给人很大的鼓舞。因为那希望是用成实的种子种在水肥充足的土壤里的，人勤地不懒，出一分劳力就一定能有一分收成。验证不远，不出十天八天，你留心那平整湿润的菜畦吧，就从那里会生长出又绿又嫩又茁壮的瓜菜的新芽哩。那些新芽，条播的行列整齐，撤播的万头攒动，点播的傲然不群，带着笑，发着光，充满了无限生机。一棵新芽简直就是一颗闪亮的珍珠。“夜雨剪春韭”是老杜的诗句吧，清新极了；老圃种菜，一畦菜怕不就是一首更清新的诗？
暮春，中午，踩着畦垅间苗或者锄草中耕，煦暖的阳光照得人浑身舒畅。
新鲜的泥土气息，素淡的蔬菜清香，一阵阵沁人心脾。一会儿站起来，伸伸腰，用手背擦擦额头的汗，看看苗间得稀稠，中耕得深浅，草锄得是不是干净，那时候人是会感到劳动的愉快的。夏天，晚上，菜地浇完了，三五个同志趁着皎洁的月光，坐在畦头泉边，吸吸烟；或者不吸烟，谈谈话；谈生活，谈社会和自然的改造，一边人声咯咯罗罗，一边在谈话间歇的时候听菜畦里昆虫的鸣声；蒜在抽薹，白菜在卷心，芫荽在散发脉脉的香气：一切都使人感到一种真正的田园乐趣。
我们种的那块菜地里，韭菜以外，有葱、蒜，有白菜、萝卜，还有黄瓜、茄子、辣椒、西红柿，等等。衣谚说：“谷雨前后，栽瓜种豆。”“头伏萝卜二伏菜。”虽然按照时令季节，各种蔬菜种得有早有晚，有时收了这种菜才种那种菜；但是除了冰雪严寒的冬天，一年里春夏秋三季，菜园里总是经常有几种蔬菜在竟肥争绿的。特别是夏末秋初，你看吧：青的萝卜紫的茄子，红的辣椒，又红又黄的西红柿，真是五彩斑斓，耀眼争光。
那年蔬菜丰收。韭菜割了三茬，最后吃了薹下韭（跟莲下藕一样，那是以老来嫩有名的），掐了韭花。春白菜以后种了秋白菜，细水萝卜以后种了白萝卜。园里连江两腊、波斯菊都要开败的时候，我们还收了最后一批西红柿。天凉了，西红柿吃起来甘脆爽口，有些秋梨的味道。我们还把通红通红的辣椒穿成串晒干了，挂在窑洞的窗户旁边，一直挂到过新年。
1961年4月9日
吴伯箫，原名熙成，字伯箫。曾用笔名有山屋、天荪、叩天，发表有关教育方面的文章，曾署名齐延乐。1906年3月13日（农历二月十九日）出生于今莱城区凤城街道办事处吴家花园一个富农家庭。
祖父是公正的乡绅，父亲是乡村的小学教师。因此，吴伯箫在上学前就已经受到一点古典文化的熏陶了。正式发蒙是在他七岁的时候。到离家八里地的邻村上学，寄宿，半年后转回本村新办的启蒙学校，读完初小，到县城读高小。1919年入省立曲阜师范学校读书。时值“五四”新潮激荡，沉寂的阙里掀起了爱国主义波澜，刚刚步入青春期的吴伯箫积极参加罢课与查日货的斗争。民主、科学之风也吹进了孔夫子的故乡，学校里停止了读经，课外大家看汪源放标点的《水浒》、高语罕写的《白话书信》等白话读本，但教科书还是用文言文编写的，国文课一律读古文，阅览室里摆的报纸，课堂上作文，个人写信，也还都用文言文。吴伯箫在曲阜师范学校学习5年，1924年夏毕业，被孔府聘为家庭教师，教孔子七十七世嫡孙孔德成英文，后来朋友戏称“万世师表师”。
1925年夏，吴伯箫辞了家馆，赴京求学，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从满是陋巷井、舞萼坛、子贡手植桧一类文物古迹的曲阜，看过陈焕章在孔庙随着古乐三跪九叩，分吃过丁祭猪肉，忽然迈进火烧赵家楼，发动‘五四’运动的北京城，喊出‘打倒孔家店’，看溥仪搬出故宫，对那时一个青年说无疑是一次思想大解放”。他“刚看罢师范大学新生榜，立刻就跑到天安门参加声援‘五•卅’惨案的游行示威。跟着浩浩荡荡群情激昂的队伍，高喊‘打倒列强’‘锄军阀’。满怀是一种冲破黑暗、探求光明如饥似渴的心情”。
吴伯箫刚到北师大时，抱着科学救国的目的，选的是预科，后来转入英语系。1925年的北京，新文化运动的高潮虽然已经过去，但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由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正酝酿着一场更为普泛、更为深刻的社会革命。吴伯箫参加了一个叫“群新学会”的群众团体，深入到水夫、粪夫等贫苦市民中间，开展宣传、组织工作。不久又参加了G•Y•的生活，秘密传阅《共产产义ABC》、《夜未央》等油印书刊，也学着刻钢板、印传单，他把钢笔夹在食指与中指中间使用的奇特方式，就是这一时期刻钢板养成的。
他正式发表散文开始于1925年秋冬之际。那时他坚持写日记，看到自习室同桌杨鸿烈每天为商务印书馆写小册子，引起了发表欲，拿出一篇题为《白天与黑夜》的日记问：“这样的东西也能发表么？”得到肯定的回答，便立刻抄了一份，寄给《京报•副刊》，几天后竟然见报了，月底又收到稿费，写作热情大受鼓舞，从此就陆续写开了去。写作的动机除了文学青年的发表欲和胸有积郁需要发泄外，还有经济方面的原因。那时家里靠卖粮食卖地供吴伯箫和他的叔叔同时上大学，生活比较困难。为筹措学费，吴伯箫“断断续续给京官家庭的孩子补习功课，或到私立中学兼教英文，都不经常，收入没有保证，比较可靠的是卖稿”。多方面的动因促使吴伯箫走上了创作道路。这一时期写的散文，有北京市民生活的写实，有故乡生活的回忆，其中接触到贫贱悬殊、贵贱差别等社会问题，抒发了作者心中的不平，表现出憎恶黑暗追求光明的鲜明倾向。在京读书六年，写了大约40篇，发表在《京报•副刊》、《晨报•副刊》、《大公报•文艺》、《水星》、《新生》、《努力学报》、《世界日报》、《新中华报•副刊》等报刊上。作者曾将其结集为《街头夜》，跟北京人文书店订了印行合同，但不久“九一八”事变发生，未得出版，剪贴的稿本也散失了。
1931年夏，吴伯箫从北京师范大学英语系毕业，先是去青岛市立高中教了半年英语，继而到青岛大学校长办公室当了三年事务员，然后又在简易济南乡村师范学校当了一年半教导主任兼国文教员，在山东教育厅当过高等教育股主任科员，在简易莱阳乡村师范学校当过大约10个月的校长。这个时期，吴伯箫和党没有组织上的联系，但默默地做一些有益于革命的工作。“一二•九”运动波及到山东，他为了保护学生的安全，不得不奉命提前放假，但他给每个学生发油印信，鼓励他们在家乡做组织宣传工作。
到青岛之初，海天辽阔，愈加激发起吴伯箫的创作欲望，加上他在一家报纸执编副刊的过程中结识了李广田、臧克家、李辉英等一些崭露头角的诗人、作家，自己也“曾梦想以写作为业”。但“九一八”的炮火震碎了壮丽的祖国河山，也击破了他的美好幻想。他针对“不抵抗”才写了一篇《黑将军挥泪退克山》，只可惜被日本浪人放火焚毁了。然而，困难当头，时政颓圮。热血青年怎能不忧心如焚、怒火中烧。骨鲠在喉，不吐不快，他在从事教育工作的同时，坚持业余写作，以此表达愤懑之情，舒解一腔积郁。
吴伯箫这一时期的散文，回荡着爱国主义的激越旋律。即使在回忆童年生活的篇章里，这一旋律也时常跳跃而出。《马》里面，在追述童年记忆中马的故事之后，又谈及刘玄德跃马过檀溪、徐庶走马荐诸葛等古代掌故，然后说到古时候征马战马在沙场征战中的功劳，接着笔锋一转，意味深长地慨叹道：“飞将在时，阴山以里就没有胡儿了。”《灯笼》的结尾也在追慕古代名将挑灯剑、塞外点兵令胡人不敢南下的业绩之后，直抒胸臆：“你听，正萧萧斑马鸣也，我愿就是那灯笼下马前卒。”“唉，于今灯笼又不够了，应该数火把，数探海灯，数燎原的一把烈火！”《羽书》借“八月十五”的历史传说表现国难现实，大声疾呼：“啊，‘鸡毛翎子文书’飞啊！去告诉每个真正的中国人，醒起来，联合了中国人民真正的朋友，等哪一天，再来一个八月十五！”爱国主义激情在《我还没见到长城》中，更成为雄浑豪放的主旋律：“长城，登临匪遥，愿尔为祖国屏障，壮起胆来！”
同情劳动人民的疾苦、抨击社会弊端也是吴伯箫这一时期散文表现的重要内容。《野孩子》写一群在垃圾堆上讨生活的穷孩子。《理发到差》讽刺官场的无聊昏庸，并藉公务员谋生的窘迫抨击军阀韩复榘的愚民政策，为此他曾遭受追查。
还有一些散文描写青岛自然风光、抒写生活感受等等。这一时期的散文创作，较之作者在京读书期间的尝试，可以说有了长足的进步，基本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这些散文最初多发表在《大公报•文艺》、《水星》、《中流》等报刊上。抗战爆发后，吴伯箫虑及自己正办学校，打起仗来，到哪儿去很难预料，就像“托孤”一样，把文章剪报交给王统照。后来，王统照择取其中18篇，以《羽书》篇名作书名，并亲自作序，列入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第七集。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41年5月初版印行。《羽书》出版后获得好评，奠定了吴伯箫在中国现代散文史上的地位。
吴伯箫这一时期散文创作的发展，固然是由于时代的激荡与个人的努力，同时也有拜师访友、求教切磋的缘故。在这期间，他拜识了在青岛大学任教的杨振声、闻一多、王统照、老舍、洪深、梁实秋等名家。在课堂上，大礼堂里听他们讲课、讲演，私下去拜访、求教谈心，获益匪浅。同时，也与孟翘、李同愈、臧克家等交流甚密。约有半年的时间，曾三五人定期聚会，各带作品，大家传看品评，不吹捧，也不自卑，彼此推敲，都受裨益。1935年暑假，由王统照、老舍带头，吴伯箫还有师友们借《青岛民报》的篇幅办了几期《避暑录话》。
可是，侵略者拿战火烧红了整个中国，不要说这样一个创作氛围化为一缕青烟，就连这片赖以生存的故土都难有立足之地了。“七七”事变发生不久，作为莱阳乡村师范一校之长的吴伯箫，奉命带领二百多名自己搞过军事训练，从油印材料上学过游击战术的青年学生，徒步跋涉700里，晓行夜宿，风霜苦辛，过即墨、高密、诸城、莒县，整整走了9天，终于到达“集中训练”的目的地鲁南临沂。可是，只知逃跑的山东长官，不给训练经费，没有训练计划，不派负责的人员，令人失望。学生们抑制不住的激情，继续前进，各奔前程。临近1937年底，吴伯箫趁教育厅一科长昏睡未醒之际，把学校钤记弃置在他的床头，抛却一切牵挂，毅然从军。起初，他“在安徽淮南军中任职，军阶少校。不久，奉命往行州，负责招考、组织和培训七百名学生军的工作”。
为了实现在北京读书时就已经开始了的政治追求，为了更有利于全身心报效祖国，吴伯箫只身登上黄土高原，1938年4月投入到延安的怀抱。“一望见嘉陵山的宝塔，凤凰山麓的古城，立刻感到心情舒畅，呼吸自由，到家了”。他入抗日军政大学第四期学习，纳入驻瓦窑堡的第一大队三支队政治班，在瓦窑堡写的第一篇报稿题目就是《抗大，我的母亲》。他与自己先前执教过的济南乡师的学生编在一个队里，年龄相差十岁左右，却一样出操、上课，浑身充满了青春活力。吴伯箫在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氛围中学习了4个月，结业后回到延安。
1938年11月，他参加八路军总政治部组织的抗战文艺工作组第三组，任组长，同卞之琳、马加从延安出发，到晋东南，过了6个月的战地生活。在那里，他亲身感受到军民同心协力、浴血奋战的火热氛围，强烈的责任感与澎湃不已的激情促使他行军时构思，宿营时写作，甚至不过夜就仓促付邮，好让全国人民及时了解八路军和人民的战斗业绩。《潞安风物》、《沁州行》两组战地通讯和《夜发灵宝站》、《响堂铺》、《路罗镇》等散文就是这样产生的作品，最初大多寄给老舍，发表在《抗战文艺》上，后来结集为《潞安风物》，香港海洋书局1947年10月初版印行。
1939年5月，吴伯箫从晋东南回到延安，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工作，参加编写《文艺突击》，后任秘书长，也在中国女子大学任教。1939年5月4日，第一个五四青年节的晚上，他同上万名战友一起，在延安城北门外靠山傍河的坪坝，听了毛泽东的著名讲演《青年运动的方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他在几篇散文里都深情的忆及当时的情景与心境。
1941年8月，吴伯箫加入中国共产党，实现了梦寐以求的夙愿。不久，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亲笔写信调他到陕甘宁政府教育厅工作，任中等教育科科长。
从晋东南回到延安后，吴伯箫继续写一些反映战地生活的散文。另外，也有一些表现个人性情、心境的篇章，如《山桃花》、《客居的心情》、《谈日常生活》等，曾受过到一些批评，作者也曾一度自我否定过，迟迟不肯收入集子，直到80年代，才有几篇选入集子里面。
1942年5月，吴伯箫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在会上作了一次简短的发言，表示欢迎文艺工作者到学校教学，说明那样做，一来可以熟悉群众生活，搜集陕北丰富的民歌，以利于创作；二来可以做一些文艺普及工作，这一发言，受到毛泽东的鼓励。他在这次会上的最大收获，是在听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进一步明确了文艺的方向，下决心“为人民服务”，创作走上更为广阔，更为扎实的新路。
1943年，吴伯箫入中央党校第三部学习。第三部组织党员参观南泥湾。本来，这次参观没有写作任务，但是，八路军三五九旅将士又打仗、又生产，把榛莽丛生、荒无人烟的南泥湾改造成了五谷丰登、牛羊成群的塞北小江南。在南泥湾的所见所闻使吴伯箫深受感动，情不自禁，一挥而就，写成了《丰饶的战斗的南泥湾》，歌颂南泥湾的新景象和南泥湾精神。而后，他又陆续写下了《“火焰山”上种树》等篇，反映边区生产、建设情况。同时，他访问各根据地到延安的党政干部，听他们谈抗战军民英勇斗争、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如实地写了《一坛血》、《黑红点》、《化装》等。这些散文最初大多发表在延安《解放日报》上，1947年4月结集为《黑红点》，由佳木斯东北书店初版印行。其中有几篇在发表之初，就引起了热烈的反响，被别处的报纸或刊物转载过。尤其是揭露日伪的血腥暴行、表现中国人民不畏强暴、誓死抗战的坚强斗志的《一坛血》，曾作为电讯稿发到各根据地，影响颇为广泛，仅在东北地区，不长时间内就有三种文集选入些篇并以其篇名作书名。延安时期，吴伯箫还抽空在译介外国文学方面做了一些工作，有些篇章曾在艾青主编的《诗刊》和《解放日报》、《文艺月报》等报刊上发表过，其中的海涅诗译稿由艾青带在身边在战争环境中颠簸了3年，直到新中国诞生，由上海文化工作社1950年2月初版印行。
经过8年浴血奋战，中国人民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为了给曙光在即的新中国培育干部，1945年11月，吴伯箫随延安大学干部队离开延安，先到张家口华北联合大学任中文系副主任，半年后又到佳木斯东北大学任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编《东北文化》，办新抗大式训练班。东北大学先迁吉林，后又易地长春，改名为东北师范大学，他先后任文学院副院长、副教务长。
1949年7月，吴伯箫到北京出席第一届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全国委员，委员会上被定为秘书长，因有学校工作未能到职。
1951年，他调离东北师大，到沈阳担任东北教育学院副院长。从1945年冬离开延安到1954年春离开东北，由于教务甚忙，他的创作不多，但不乏《出发点》、《范明枢先生》那样的精品。这一时期的创作结集为《出发集》，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4年7月初版印行。
1954年春，吴伯箫调到北京，任人民教育出版社副社长、副总编辑，参加编中学《文学》课本，兼办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任所长，并参加《文艺学习》、《语文学习》编委会工作。1955年，正值抗日战争胜利10周年，吴伯箫从《羽书》、《潞安风物》与《黑红点》三个集子中选出22篇，另加一篇《记乱离》，辑成《烟尘集》，当年7月由作家出版社初版印行，算作对抗战胜利的纪念，也是对以往创作的一次总结。
1956年，吴伯箫参加全国总工会组织的作家参观团，任南团团长，去太原、洛阳、武汉、南京、无锡、苏州、上海等7个城市参观访问。10月，他出访民主德国，出席海涅学术会议，途径莫斯科等地，到列宁墓拜谒。这一年的国内外旅行，开阔了他的视野，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得以有《难老泉》、《钢铁长虹》、《谒列宁——斯大林墓》、《记列宁博物馆》等散文的问世，并且成为他的创作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的契机。
将近八年的延安生活，给吴伯箫的生命打上了极深刻的烙印。在延安时，他热爱延安，建设延安；离开延安后，他怀念延安，歌颂延安。还是刚刚离开延安不久，他就写有《出发点》，把延安称为光明的灯塔、革命之力的发动机、人民大众的温暖之家、全国解放的出发点。文章刚在《晋察冀日报》上发表，就有人成段朗诵。后来，他又撰写几篇文章宣传、歌赞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把它喻为指示方向的北极星。60年代初，由于天灾人祸，中国人民的生活进入了三年严重困难时期。渡过难关，把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是摆在全国人民面前的严峻问题。当此之际，吴伯萧不禁回想起当年延安军民团结一致、开展大生产运动、战胜敌人封锁、渡过难关的往事，创作激情怦然爆发，从1961年2月15日到同年10月1日，一连气儿写下《记一辆纺车》、《菜园小记》、《延安》、《歌声》，翌年6月11日，又写了《窑洞风景》，申请缅怀延安业绩，放声歌颂延安精神。这些篇章由于其强烈的时代精神，和炉火纯青的艺术表现，成为脍炙人口的佳作名篇，也成为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教材，其中仅选入中学语文课本的就有3篇。1955年至1963年的散文收入《北极星》，由作家出版社1963年4月初版印行。《北极星》标志着吴伯萧的散文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1963年秋，吴伯箫入中央党校，学习了13个月。翌年被派到北京市房山县搞“四清”，约10个月。
十年浩劫期间，吴伯箫在劫难逃，在“大风大浪”中历经磨难。粉碎“四人帮”以后，吴伯箫始得重新焕发青春。
1978年2月，吴伯箫由人民教育出版社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任副所长，正式告别了从1924年开始间或有段其中断的半个多世纪的教育生涯。但是，他仍是山东大学兼职教授，仍以诲人不倦的精神指导业余作者学习写作，而且，他的名篇佳作仍在给数以百万计大、中学生乃至难以数计的广大读者以教益。
吴伯箫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期间，正值社会科学拨乱反正、革故鼎新之际，他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为新时期文学研究所迅速打开局面做出了难以磨灭的贡献。同时，他还先后兼任郭沫若全集编选办公室负责人、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写作研究会会长、中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协理事、中国笔会中心理事等职务，为繁荣新时期的文学事业乃至整个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呕心沥血。
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吴伯箫不顾年事已高，借开会之际或随团专访，观乐山大佛，攀峨嵋金顶，寻迹天涯海角，游访西双版纳，还应英中文化协会之邀，远涉重洋访问英国。这期间，他除了将观访见闻、感受凝结成文之外，还写了一系列怀念师友、回忆战争年代生活的文章，1981年11月访英归来，不久身体欠佳，经医生检查，始知已患晚期食道癌。重病期间，他仍系念工作，勉力为文，亲自将自己在最后纪念的作品未曾编入集子的《海》、《理发到差》、《论忘我的境界》、《客居的心情》等早期散文结集为《忘年》，交百花文艺出版社，于1982年4月初版印行，他还亲自为《吴伯箫散文选》提供选目，撰文提倡写散文，为文学事业尽了自己最后的努力。
1982年8月10日，吴伯箫在首都医院溘然长逝，终年74岁。
1983年7月，《吴伯箫散文选》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连同以前出版的《羽书》、《黑红点》、《潞安风物》、《出发集》、《烟尘集》、《北极星》、《忘年》以及香港文学研究社1979年出版的《吴伯萧选集》在内，吴伯箫一共留下了9本散文集，还有一些散见于报刊的散文，这是一笔宝贵的文学财富。即使仅此一项，生命已见辉煌，何况他在教育工作于教育出版工作上也是建树卓然。至于他的精神品格，更是有口皆碑。吴伯箫的一生是平凡而又壮丽的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