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别了，韩德强们
作者：左向前 2014年8月18日
韩德强走了。做了两年“农夫”之后，他终于以一篇《农场答客问》宣告自己超越了左右，找到了出路，回归了“正道”。恭喜韩德强！感谢韩德强！
我们知道韩德强，自然是因为乌有之乡。曾几何时，在改革开放一路高歌、新自由主义甚嚣尘上，而社会主义看似“穷途末路”，毛泽东仅存于下岗工人和“富不起来”的底层农民心中，仅存于翻身无望的文革造反派和一部分“跟不上形势”的退休老干部记忆里的时候，是韩德强和乌有之乡这样一批“新左派”知识分子率先发出了质疑资本主义，重新评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江青四人帮和文革造反派平反的声音。我们无法否认这种声音所产生的巨大震荡，尤其是一个个有着体制内教授学者光环的知识分子发出的声音。至少对我这样的一个与毛主席和文化大革命有着切割不断关系的下岗工人左派群众来说，无疑是看到了重归社会主义的希望。
尽管我们也略感不足，韩德强似乎总在回避马列主义是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来源和基础，他似乎更愿意以他自己的理解来高举毛泽东大旗。他为我们宣示的毛主席也似乎更像一位千年才得一出的圣人和英雄，而与我们所理解的无产阶级战士和领袖多少还有些不同。包括他也强调的、不辞辛劳带着学生同吃同住同劳动与工农群众的结合，似乎更像是一位严于克己、悲天悯人的布道者，一位引领人民到达理想彼岸的先知。但我们愿意尽可能地理解他，至少，他是一位真诚的理想主义者，是毛泽东的虔诚追随者，即便不是毛泽东，总会是陈独秀吧？
相信众多的左派群众会和我一样有过这种认识。所以尽管我们看到的韩德强与我们期望中的左派旗手仍有距离，听说过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怀疑和否定，甚至领略过他对毛泽东思想的实用主义态度，但我们愿意等待，也殷切希望他从一个同情无产阶级的进步知识分子真正成长为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者，一个不仅仅是“用”毛泽东的政治遗产，而且是完全掌握了毛泽东思想武器的本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真理的阶级斗争的身体力行者。就是在这种期待中，我们经历了乌有之乡的蓬勃发展，也看到了乌有之乡的盛极而衰。
我们理解韩德强曾经“非主流”的精神和勇气，也自然理解他要给市场经济套上道德笼头的改良主义梦想，在力挺“熙来当总理，人民共富裕”与力挺资本家梁稳根进中央之间的不遗余力和自相矛盾；更理解他在“改良主义被判无期，革命从此稳操胜券”的激进绝决之后，黯然“退耕还林”，去正道农场“祭拜天地”谋求“大爱回归人间”。我们曾经认为，即便如此，韩德强和张宏良等人，仍不失在客观上曾经唤起左派群众政治觉醒的启蒙作用和历史地位，无产阶级书写历史的时候仍应记上他们一笔。而怪诞的是，韩德强做了两年“农夫”，耕读反思之后，却以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毛主席“继续革命”理论和马克思主义“造反有理”的阶级斗争灵魂，一锄头刨掉了他曾视为上帝的毛主席的根。包括他自己曾经接受的“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的思想，创办乌有之乡的探索，都被他统统归咎于自由主义政治的污染，以此完成了他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蜕变。韩德强终究不是毛泽东，却连陈独秀也没有做成，以至于我们都很难从韩德强极力推崇的儒家“士大夫精神”中找到一个类似的历史人物来与他作比较。但是当我们了解了韩德强自我吐露的“心迹”之后，很容易发现，这一切仍然能够理解，仍然是那样顺理成章，合乎逻辑。对于一个始终挣扎不出唯心主义泥潭，始终不能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始终把毛泽东思想当做一根用时可以奋起挥舞的千钧棒，不用时顺手就能塞进耳朵眼里的绣花针，始终没有完全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仅只是想充当无产阶级代言人，引领我们完成他的政治理想的人来说，即便他是一个先知先觉者，即便他一度站在无产阶级的前面，即便他在客观上曾经起到了唤醒群众政治觉悟的作用，即便他自认为早已超越了马克思和毛泽东，要彻底批判阶级分析学说，但却仍然不能逃脱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观点为他判定的归宿——知识分子在其未和群众的革命斗争打成一片，在其未下决心为群众利益服务并与群众相结合的时候，往往带有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倾向，他们的思想往往是空虚的，他们的行动往往是动 摇的。因此，中国的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虽然有先锋的和桥梁的作用，但不是所有这些知识分子都能革命到底的。其中一部分，到了革命的紧急关头，就会脱离革命队伍，采取消极态度；其中少数人，就会变成革命的敌人。
知识分子是毛，或者附在无产阶级的皮上，走向革命；或者附在剥削阶级的皮上，走向反动；绝没有第三条道路可走。而今天的韩德强，正以他的万言自白书表明，他是真“服了”。他要完全走向资产阶级。难道不是吗？他完全否定了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工农群众，老干部和造反派、进步知识分子等一切左派；否定了毛泽东和马克思；也否定了要搞普世价值的右派甚至所谓中派。但凡有政治追求的人，不管左中右，也不管活着的还是死了的，在他眼里都是饱受自由主义政治污染的，“一辈子停留在心性层面的自由主义的幻觉中。自以为是，各执一端，自己的心灵饱受创伤，客观上带动中国社会走向动荡，却乐此不疲，不知改悔”的“满大街白发苍苍的老小孩”。似乎举世皆醉唯我独醒，但唯有一个人，却成了他深以为然，不得不服的正义和真理的化身。——这个人就是习近平！习总书记的英勇神武、雄才大略在韩德强的描绘中，简直可以体现君权天授的完美。那么，深谙中国文化有命有运，从汉唐直至大清，历代王朝国运兴衰更替的天机早已被韩德强逐一看破，了若指掌，似乎那本失传了几百年的正版《推背图》就压在韩德强的枕头底下，他也早已夜观天象、掐指算出了习近平就是那位将要改变新中国的运，从此“命硬运昌，命根硬朗，运势兴昌，要引领世界潮流”，更要引得八方来贺的中兴之主、真命天子。所以，韩德强要“顺天应人”了，那不是就要替天行道了吗？“八年之后，终身总书记会成为众望所归”——真是一位识时务的俊杰啊。
但是，抛开那套天花乱坠的陈谷子烂芝麻，我们能看到的，却无非是对高高在上的权力的膜拜和臣服！我们相信，把习近平换做唐宗宋祖，换做袁世凯蒋介石，只要代表了权力，韩德强照样可以“顺天应人”并且替天行道。他的《农场答客问》，看似是一篇告别革命的自白书，其实恰恰是一篇反革命的自供状，更是要改换门庭谋求晋身的投名状。他不是说得明明白白吗？“脱离自由主义政治，回归中国政治。中国政治为我这样的人提供了一个出路”，他终于找到了一条“正道”。说什么要做“农夫”？哪里有如他自我标榜一样“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农夫”！真正的农夫第一要关心的就是春种秋收。看到他刻意强调的那种归隐山林的“恬淡无为”，恍若让我们看到了一百多年前，清末上海众多报刊上高调发表的那一幅袁世凯回到河南漳德老家，身披蓑衣头戴斗笠澹泊风雅的洹上怡然垂纶图。那真是无欲无求的归隐吗？恐怕内心渴盼的还是“大隐隐于朝”吧。相信韩教授并不介意我们如此揣测，反正投名状也不是给无产阶级看的，他并不在乎无产阶级的反应。他真正关心的应该是“今上”是否理解他的苦心。难道不是吗？——
“1991年，我写了《从价格形成看价值规律》，批判了马克思的价值规律学说，以及相应的剩余价值学说。1994年，我写了《历史是进步的吗?》批判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1998年，我写了《马恩原著体系批判》，批判了马克思的物质决定意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学说。1999年，我写了《五十年、三十年、二十年》，肯定新中国的建设成就，特别是肯定毛泽东时代的建设成就，将马克思的思想与毛泽东成就区别开来。2000年，出版《碰撞——全球化陷阱与中国现实选择》，倡导市场现实主义，主张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明确国家主义的立场。2001年，写了《略论道德市场经济》，主张有超阶级的道德，而且只有靠超阶级的道德才能使人类社会摆脱弱肉强食的逻辑。2002年，出版了《萨缪尔森<经济学>批判》，批判了亚当·斯密以来的西方经济学。同年，写了《和谐社会及其实现过程》，阐述了不同于共产主义的东方型的大同世界理想。2003年，出席古巴纪念马克思逝世120周年大会，发表《文化大革命的失败与理论创新》一文，在国际场合公开提出反思马克思主义。同年，发表《略论混合经济体制》，主张以混合经济为目标体制，而不要追求纯私有制和市场经济体制，也不要追求以纯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2004年，发表《重新认识中国历史》，批判了阶级分析学说，重建了东方型的善恶斗争的历史观。……作为现实社会的出路选择，发表了《略论混合经济、政治和文化体制》，是对《略论混合经济体制》的深化和可操作化，这已经成为十八大报告的提法。”
“发表《想象正反馈经济学》，为经济学真正反映现实、指导现实开辟道路。同年，还发表《垄断型人际关系和竞争性人际关系》，划清利他主义和利己主义的适用界限。2008年，出版《整体管理》，阐述如何在竞争环境中为人民服务的道理。2009年，出版《中国反思》，从各个领域反思西方思想对中国乃至人类的影响和危害。2010年，发表《缺席审判孔子，何时方休》，反思“五·四”以来对中国传统的妖魔化浪潮。2011年，发表《析贺卫方的公开信》，既批判有罪推定，更批判无罪推定，指出离开道德，无以为法。2012年，发表《佛解版毛泽东思想》，将毛泽东思想中的阶级斗争成份划归西方，而将毛泽东思想中的为人民服务划归东方，与佛教普渡众生思想相通。2013年，发表《正道与左道的分歧》，告别左道与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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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多么像是一位大学生毕业应聘时精心准备的求职信啊。解读韩德强先生的心声，我们仿佛听到张国焘脱党后，面见蒋介石开口就说的那一句话：“兄弟在外，糊涂多时。”——但，我早已学成了文武艺，更有一颗愿意“国家有忧我有忧，国家有喜我有喜”的耿耿忠心。
所以，我们要恭喜韩德强。为他终于找到自己的归宿，而不再黄沙盖金，混迹于左派江湖。
恭喜韩德强，是因为我们理解韩德强。这是一个不为稻粱谋，要做帝王师，心比天高但在现实中却命比纸薄的知识分子。他的历史唯心主义的英雄史观，使他不相信只有人民才是推动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因此当他客串了一把人民的代言人但却发现难以实现他的政治理想之后，就再也无意附在无产阶级的皮上，而义无反顾地“货与帝王家”了。这位曾经相信经济是政治的基础，经济崩溃将要导致社会危机、政治危机、政体危机、国体危机的经济学家，在书房中推理出2003年中国经济将要崩溃，2008年中国经济将要崩溃，像张宏良一样，习惯一惊一乍地做出预言并为此积极谋划政治路线图，却在屡屡张大了嘴而合不上之后，终于得出一个伟大的结论：原来是政治主导一切，权力决定一切。经济崩溃并不可怕，只要手中握有权力，即便“2013年以后，2018年以前，中国经济肯定崩溃”，但“国家收入反而会增长，人民生活反而会改善，社会反而会安定，政治反而会清明。”甚至为此举证新中国建立之初，经济虽然崩溃恰恰开始了大规模经济建设的例子。我们的经济学家莫非忘记了？新中国之所以能够在短短十几年中百废俱兴，完全因为人民是在建设自己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国家。而今天，完全由资本主义发展规律所造成的经济危机，还能指望资本主义自身去解决吗？在老牌帝国主义国家都束手无策、日薄西山之际，你的“天姿矫健”的习总书记，岂能靠不左不右继续做国家资本主义的美梦而成为中兴之主？当然，我们以无产阶级对历史发展的认识和判断，不会像韩教授那样常出天籁之语，但我们坚信资本主义发展所造成的经济危机必将导致资产阶级全面的统治危机，而无产阶级必将通过自己的组织斗争，因势利导地掀起社会主义革命的高潮。马克思主义“造反有理”的“理”，就是无产阶级应该、也一定能够自己解放自己的道理，也完全是“顺天应人”的道理。这个天，就是历史发展不可抗拒的规律；这个人，就是我们无产阶级自己！
所以我们相信，韩德强先生终归是命比纸薄。在他的政治理想反复破灭，痛定思痛，终于确信为自己找到了最后一条出路，找到了“正道”，并且不留任何余地，不惜否定一切、甚至否定自己去匍匐到权力脚下、亲吻权力的鞋尖时，我们基本可以断言，他高山仰止的又一尊神像，也离倒塌不远了。
而我们更要感谢韩德强！感谢他的真诚，把诸如此类的知识分子的轻狂全面地暴露出来了。由于他的狂妄自大，目空一切，口出狂言，不再遮遮掩掩，而是毫无保留地坦露心迹，批判马克思主义，否定毛泽东思想，使我们再次深刻认识到，即便是一个曾经追求进步的知识分子，只要他不能彻底改造自己的小资产阶级世界观，不能走真正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不管他革命的口号喊得多响，革命的大旗举得多高，也终归是靠不住的，总有一天要出丑的。
韩德强勇于现身说法，对于那些一贯迷信和夸大知识分子先锋作用的一部分人是一个很好的警示，为我们无产阶级澄清认识、清理和整顿阶级队伍做出了贡献。他对当今左派群众起到的教育作用，就像当年毛主席通过发动文革想达到的教育效果却不为群众所理解，最终人民因为邓小平发展资本主义给了深刻教训一样。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说这是一件好事！他让我们深刻认识到了，在团结和争取小资产阶级进步知识分子的同时，无产阶级必须要培养我们自己的骨干，只有把阶级斗争的领导权牢牢掌握在无产阶级自己的手里，才能辨别出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分子，纯洁我们的队伍。也只有紧密依靠我们的同志，团结我们的朋友，壮大革命事业的力量，才能使得那些知识分子的毛，更牢固地附在无产阶级的皮上。
所以，我们要感谢他的警示作用。除了主动跳出来的韩德强之外，我们身边还有多少暂时不愿或者不敢站出来的、大大小小的韩德强们？就像那位和韩德强先生堪称和合二仙的张宏良教授，不是至今还在举着马列毛主义的大旗行极端民族主义和狭隘爱国主义之实吗？还有那位自诩毛泽东思想坚定拥护者的艾跃进教授，不是已从乌有之乡接过了“保党救国”的接力棒了吗？还有那位号称超越了马克思主义的秋石客，不是正在以芙蓉姐姐的自恋精神，顽强地表现自己，力图把毛泽东与邓小平水火相融、珠联璧合吗？以及那位一直视韩德强为坚定的革命者，认为他“接受了毛泽东的哲学，具有辩证历史唯物主义”的河南造反派领袖晨明先生，不是都在以毛泽东思想继承者的身份引领群众远望帝都盼招安吗？据说，晨明先生之所以认定自己早晚会被习总书记雨露恩泽，是因为他早年曾和习总有过一段“佛缘”。他在为造反派罪名住监狱时，精心烧制了一尊钧瓷佛像，带回家后竟被尚在“龙潜”之时的习总看中而珍藏。于是，他就怀揣了白发宫女般的热切，自觉地瘦身细腰，等待着皇恩浩荡再续前缘。难道韩德强先生今日如此破釜沉舟，孤注一掷，也是因为搭上了某一班上达天听的顺风车了吗？当年宋头领走的是李师师的路子，韩德强先生难道是走的老佛爷的渠道？
当然，我们无意猎奇宫廷政治的幕后秘闻，那是各色精英的终南捷径。对于无产阶级而言，“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韩德强走了，左派就会更像无产阶级的左派了。很好，很好，这难道不是值得庆祝的吗？
别了，韩德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