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在大连石油七厂的实习生活

前几天媒体上报道说,中石油大连石化公司发生了火灾,并具体指明就发生在炼油厂。实话说这消息让我心里一惊——因为四十多年前我在大连石油七厂呆过几个月,莫非着火的是那里吗?后来证实果然就是石油七厂,更一下子勾起了我的回忆。

我是1969年2月底去的大连石油七厂,同去的除了我们学校的同学外,还有海淀区太平路中学、门头沟区大峪中学的同学,大约共有五六十人。我们当时都是十八九二十来岁的中学生,属于所谓的“老三届”。到七厂干什么去了呢?就是去“实习”了。原来,当时北京要建一座“东方红炼油厂”,我们都是这个厂新招的学徒工;那时“东炼”本身还正在建设施工过程中,新招的几千名学徒工包括我们都得到外地去实习,而我们这批人的实习地点就是大连石油七厂。

石油七厂位于大连甘井子区,厂区的围墙一半儿是建在连绵的小山包儿上,一半儿则是在大海边上——美丽的大连湾的一段儿就是七厂的厂界。对面儿,隐隐约约地能看见,就是大连港和大连造船厂。站在我们厂区高一点的地方,总是可以望见海面上慢慢行 驶着的或静静停泊着的巨型轮船,蓝天碧海之间,清风白云之下,壮观极了。只有身临其境才会知道那种美。

回忆在大连石油七厂的实习生活

我们在这里一共呆了三个来月。由于是刚参加工作,内心极为兴奋,所以事无巨细,都留下了深深的印象。这里只能说一小部分。

我被分到了油品车间的重油工段——这个“重油”指的主要是“重质油”,即比重较大的油品种类。一般汽油、煤油和一部分柴油被称为“轻质油”,其他比它们比重重的就被称为“重质油”。不过也单有一种油就叫“重油”,以前主要用来做燃料,其实是很大的浪费。和我一起分在这里的连我在内一共是十六个人,分为四组,每组四个人,两男两女,然后插入工段的四个班组里去。我们班两个女的来自太平路中学,学习管理空气压缩机;我和一个叫田宝明的来自大峪中学的同学学习管油罐。一说“油罐”,有人可能立刻想起了家里的各种瓶子罐子,炼油厂的油罐可不是那样的。这些油罐,最小的也有几百吨,大的有几千吨甚至一两万吨;都是厚钢板围焊而成的,又分拱顶罐和浮顶罐;拱顶罐一般装柴油、蜡油或重油,浮顶罐则是装易挥发的原油和成品汽、煤油等;因为浮顶是压在油面上的,可以随着油量的多少上下滑动,就减少了轻质油的挥发,设计很科学。

我们的工作实行的是“三班倒”。具体来说,就是早8点到下午4点、下午4点到半夜12点、半夜12点到第二天早8点这样的三个班倒着上班。每一种时间的班上三次就换下一种,上完一个轮次共是九个班,然后休息48小时;而四个班组中总有一个在休息。因为炼油厂的设备不能停,人必须随着生产的流程安排作息时间。

每天上班后的第一项工作,都是先听上一班的交待工作,包括他们做了什么,设备的情况;然后看生产纪录;没问题了,上一班的下班回家,我们跟上师傅去“查线”。“查线”看的就是油罐状态是否和上一班交待的情况相符,各个阀门和各种管线的情况是否正常,等等。这些都是例行巡查,必须要做的,当然一般都没什么问题,但也必须仔细认真。这种例行巡查基本上是交接班前后各一次,但我和小田则是一个班要转三四次。赶上夜班儿(半夜12点到早上8点)到三四点时是困得最难受的时候,又不能睡觉,我们俩就自己出去“查线”,师傅也不拦着。当然,深夜的炼油厂、大连湾的美景,则是属于我们专有,一般人没福气领受的,这也是一份儿自豪。

我们管的油罐一般都有十几米高,一条窄窄的铁梯子延着油罐外壁弯弯地盘到罐顶,我们就要蹬着梯子到顶上去测量罐里油品的高度,以便心里有数;而每个班的早上六点、下午两点、晚上十点必须去检测一次油罐里的油品数量,计算出收进、付出的油量以后,汇报给厂里的生产调度室。那么高的梯子我从来没爬过,一开始心里害怕腿直发抖,但也只能硬着头皮往上爬,等过了几天后才渐渐不害怕了。而师傅和小田则没事儿。一趟下来回来一看,浑身蹭得到处是一块一块的油,自己都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在哪儿蹭上的,可师傅身上却是干干净净的。我心想,就这点就够学的——既把活干了,身上还得是干净的。田宝明干活儿方面显然比我强多了,看得出来,师傅也比较喜欢他,这是没办法的事儿。这里得多说一句,这小田是六八届初中的,比我小,就自动成了我的师弟,但干活儿确实比我会干,为人也极为朴实可爱。他实习完回到东炼后就和我分开了,我们不愿意也没辙。他被分到了装油车间,在那里干得挺好。工厂里的内部电话很方便,要是赶对了班儿,尤其是晚上,我们就在电话里聊上一阵儿。“文革”时期有一段时兴往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掺沙子”,我这位小田师弟不知怎么,就被“掺”到了石油部部机关里去了,那时这事儿很轰动,大家羡慕得不得了。可后来听人说,他到了石油部也干不了别的,只得去了保卫部门;还听说始终也是“掺”不进去,就他一粒“沙子”势单力孤,总被“臭老九”们看不起,最后精神就抑郁了,再后来就没了下文。说实在的,这件事在今天看来真像是个具有黑色幽默意味的笑话儿,生生地把一个好好儿的人给糟践了!试想,假如他不去石油部,而是在车间里班长、工段长、车间主任一步步地往上走,一定会干得很好,现在反倒害了他。看来“揠苗助长”的寓言还真是有道理的。

我们住在工厂的单身宿舍楼里。听师傅说,我们那座楼一楼门口儿传达室原来有一位老师傅,特别能喝酒,而且喝的是烈性酒。有一天,这位师傅晚上喝酒喝多了,临睡觉前点了一支烟,结果一下子连自己的嘴也“腾”地着起了火——原来是嘴里的酒气呼出被引燃了。因为是晚上,别人都不知道,大概他自己也糊涂了,结果被发现的时候已经活活儿地被烧死了,据说连食管都烧了。这说法儿虽然是事后人们根据现场情况作出的推断,但大家都相信肯定是这样的。我们听说后都恐怖得很,以至于每次走过传达室,都忍不住要往里边多瞄两眼,心里感觉怪怪的。

环境和人慢慢熟了,情况就有了些了解。我们班长大号郑延春,三十多点儿岁,人精神帅气,精明强干,已经有了一个女儿,但特别爱聊他那刚出生不久的儿子,一聊起来就眉飞色舞,连孩子拉的屎撅儿都喜欢得什么似的。我们的师傅王庆杰、董长云家都是农村的,不爱说话,对我们都很实在。一位年轻的师傅孙长杰,前不久被朋友恶作剧,理发的时候被按住,连眉毛都强行给剃光了,我们看他怎么看怎么别扭。听说,他还曾经被朋友们在单身宿舍里恶搞过一次:手脚分别被拴在双层单人床的四根柱子上仰面躺着,最要命的是把他裤子扒开,把裤裆里的那话儿也用细绳子拴住,另一头儿吊在上床的钉子上,然后那哥儿几个锁上门出去玩儿去了;等过了好几个小时才回来把他放开了。这期间,他也不敢叫人,怕被更多人看见,只能干忍着。孙师傅算是把那几个家伙恨透了,可又能怎么办呢?管压缩机的是两位女师傅,一律年轻清秀,高高细细的,典型的大连女子。她们的厂房在我们隔壁,有时过来坐一会儿,但很少和我们说话,也就是瞄个一眼半眼的。师傅多次让我们俩过她们那边去看看空气压缩机,说别的班的男生都去,但我始终不去,大概因为那边儿四个都是女的吧?小田儿师弟没办法,也就只好随着师兄了。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叫赵连海的师傅,他抚顺人,白白净净的很文静,石油学校毕业,本来是位技术员,但因为哥哥去世后,和嫂子结了婚,文革中就被批斗,下放到我们班里来劳动。他平时极少说话,更不要说开玩笑了——即便别人开玩笑笑得前仰后合满地打滚儿,他也不笑。后来,他倒是愿意和我说说话,但也不多;我们临走的时候,他送给了我一本《鲁迅语录》,是文革中厂里的群众组织自己编印的。我因为没有思想准备,结果什么也没有回赠他,到现在还心里留着遗憾。后来我们郑班长来出差,说他已经回有关科室重新做技术工作去了。

七厂有一条长长的栈桥伸向海中,大概总有千八百米吧,那是装运成品油用的。那里总是停靠着一艘艘的大轮船,师傅还带我们到一艘叫什么“丸”的日本船上去参观过。师傅说,栈桥下的石头里有螃蟹,但都是小螃蟹,哪天带着我们来抓,从此我们就盼着。有一天上中班(下午4点到半夜12点),大概五六点钟的时候,看压缩机的一位女师傅带着那两个女徒弟,我们师傅带着我们俩还真就去了。但这是违反厂规的,是师傅们为了满足我们的好奇心才冒险去的。石头缝儿里的螃蟹真多呀!一翻开到处爬。但确实都不大,根本没有那种两头儿尖的梭子蟹。我们的兴奋劲儿就别提了,尽量捡大的抓,一小会儿就把带去的两个水桶装满了!回来后,师傅们把螃蟹洗干净,放到蒸饭的大铁箱子里去蒸。那天晚上,我们全班十几个人饱餐了一顿鲜美的蒸海蟹。

当然也发生过算是比较意外其实细想也在情理之中的事。比如不只一位女生和师傅搞了对象,都闹得“满城风雨近重阳”,但烈烈轰轰之后最终有情人也都没有成为眷属。尤其是一位在原油工段实习的六八届高中的女同学,和他们师傅搞上了,这消息立刻风一样地传开了,有人甚至说还发生了什么什么事儿呢,传得有鼻子有眼儿的。不过好像是真的,因为那位师傅受了处分——主要是那女生在领导调查的时候,不承认是自己愿意和师傅怎么怎么样,意思是被迫的。结果我们班的师傅问我们这事儿的时候,因为这位女生来自我们学校,弄得我也觉得挺没劲,莫名地有点儿怪丢脸的感觉!其实我跟那女生根本不认识,在学校里也不是一届的。但那位女生好像无所谓,回到东炼后就找上了她们车间的一位初中生,并且很快结婚了。大家私下里议论起来就有人说,那男的亏了。不过人家俩人自己倒是过得挺好。

还有不少的事,就不说了。

1969年5月,我们的实习生活结束了。初入社会,就来到了石油七厂这个地方,向一群善良的工人师傅学习,真是幸运。我们就要回到北京去了,要用从师傅们那里学到的知识,去为东方红炼油厂向国庆二十周年大庆献厚礼而工作了,心里充满了依依不舍。直到今天,这份不舍还留在心里,没有改变。

石油七厂的火灾,跟我们认识的师傅们都没有关系,因为他们早就退休了。但还是让人牵挂,因为那里毕竟留下了我们走向社会的第一行脚印,留存着我们对那里人们的温馨印象。愿各位师傅今天无论在哪里都生活得顺心幸福,他们一定会知道我对他们的祝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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