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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像总有那么一些作家，生前游荡在话题的漩涡里，死后，盖棺已久而定论阙如，很让评论家为难。比如美国人杜鲁门.卡波蒂（TrumanCapote，一九二四至一九八四），从四O年代至七O年代，从文学圈到娱乐业到社交界，或深或浅、脚高脚低的足印留了一大把，但为其人立传、为其作点评的笔落在纸上，总有些犹疑。卡波蒂一生，逸事不少而名作不多，知其盛名者众而谙其性情者寡；人人都晓得他是天才，然而，人人都在扼腕，说他真是虚掷了天分。
但卡波蒂仍然属于那种周期性地被好事者起于底下、拿到台面上来议论一番的名字。二OO四年，适逢卡波蒂诞辰八十周年、逝世二十周年，新闻界和出版商自然是早已未雨绸缪，预备好了将其回锅重炒的新鲜作料：曾撰写《卡波蒂传》的杰拉尔德.克拉克（GeraldClarke）将卡波蒂的私人信件集结成厚达四百八十七页的《享乐时光何其短》（Too Brief ATreat）；兰登书屋在推出这部书信集的同时，又宣告新发现了卡氏从未发表的短篇《便宜货》（Bargain），先是将全文刊在《纽约时报书评周刊》上，再以此篇为主打，力推新版《卡波蒂短篇小说全集》。
这个新发现的短篇，其实在卡波蒂一九五O年五月十五日给友人的信中已有迹可循——他提到了小说的篇名，但此后一直未见作品发表。如今，这个不足万字的短篇重见天日，读来清新可喜，比卡氏大多数小说都更流畅，却不见得更好懂。故事里所谓的“便宜货”，乃是一件“没有光泽、秃毛的皮大衣”。交易的双方，一个是日子过得中规中矩的蔡斯太太，另一位是“太波希米亚”（toobohemian）的瑟文太太。两人本是旧相识，重逢的缘起竟是横遭离婚变故的瑟文太太急需将皮大衣脱手变现。故事以蔡斯太太的视角展开，几分猜度，几分怜惜，几分追忆昔日对瑟文太太的艳羡，几分今时今日油然而生的优越感，都在琐碎的对话游移的眼神里隐隐地流露，一切都在欲言又止之间。
这样的写法让我想起卡波蒂的另一篇名作《通往伊甸园的小径》，也是在一次狭路相逢（墓园，鳏夫，寻找转机的寂寞女人）里包藏了窥破人物一生的企图——不可谓不矫揉，却矫揉得张弛有度，在小格局里撑开大模样，到底蕴着股狡黠的才气。
彼时的卡波蒂，一腔才气被勃勃野心推动着、怂恿着，年少轻狂，满满地写在他寄给友人的信笺上：
“欧.亨利奖年度合集的序言说《一棵夜之树》（A Tree ofNight）比《米利亚姆》（Miriam）更好——这是理所当然的——还唠唠叨叨地吹捧个没完。看看等他们读到《无头之鹰（HeadlessHawk）以后会作何反应：可要让他们开眼了！”这是卡波蒂一九四六年写给《哈泼集市》编辑玛丽.路易斯.阿斯维尔的信，其中提到的三篇作品都出自他本人手笔，《米利亚姆》更是让他在那一年拿到了欧.亨利奖，从而奠定了其“诡异天分”（strangelygifted，《纽约时报》编辑语）的盛名。
在《享乐时光何其短》中，卡波蒂十九岁到四十二岁之间的信占了百分之九十，主调是昂扬的甚至不乏严肃的。一九六六年之后，信，尤其是长信，突然就稀落起来；纸醉金迷中，卡波蒂不愿，或者说无力在耽于书写，取而代之的是电报、明信片以及彼时越来越发达的电话。按照托马斯.马伦在《纽约客》（二OO四年九月十三日）上就《享乐》发表的书评所言，那些满心希望在卡氏私人信件里发现其盛年之后“如何荒废如何堕落”的人，恐怕要大惊失色了——展示在他们眼前的，与其说是“放荡不羁”，倒不如讲是“井然有序”（Morediscipline thandissipation）。括号里难以传神翻译的头韵词组，再传神不过地折射出卡波蒂一生的反讽色彩。
二
天才似乎注定要有一个非同寻常的同年。以此标准衡量，卡波蒂若没有自幼父母离异、童年寄人篱下的经历，倒显得不可思议了。卡波蒂出生于奥尔良，从小长在南方，姓氏来自继父（后随其迁居纽约）；而他与亲生父亲阿齐.珀森斯多年后的私下联系，也是到了书信集上市以后，才为世人所知的。
“……我给不了。我所有的钱（也并不像人们相信的那么多）都是瑞士法郎，存在瑞士银行里……在过去的九年里，继父乔已经从我这里弄走成千上万美元啦。”一九六二年，卡波蒂在信里断然拒绝向珀森斯提供任何资助，其借口之轻慢潦草，与大作家的生花妙笔显然不相称。信末，他并没有忘记彬彬有礼地请父亲转达对其妻子——第六任珀森斯太太——的问候。
卡波蒂有理由六亲不认。儿时，无论是被老师判定为“低能”，还是被精神病学家裁决为“神童”，他的早慧抑或早熟，何曾得到过家人的悉心栽培？栽培卡波蒂的是卡波蒂自己。他的孤独无可救药，只能以写作拯救——而后者，恶性循环地，让他陷入更深切的孤独。
“大约十一岁，我开始一本正经地写作。我说的‘一本正经’，就好像别人的孩子回家弹钢琴或者拉小提琴之类，我呢，每日里一放学，便回到家里写，一写就是近三个小时。我乐此不疲。”
因为偏科严重，思维怪诞（学代数的第一年考试便一连三次不及格；不能准确地背诵字母表，哪怕在催眠状态中也不能），卡波蒂从来没有念完过高中。如果那时的美国也有“新概念”，卡波蒂一定比韩寒还要韩寒。在本该大学毕业的年纪，卡波蒂赢得了显然要比“新概念”更富学院色彩的欧.亨利奖，此后十余年，他的脚便踩上了风火轮，带着加速度向前飞奔：二十三岁，《别的语声，别的房间》（Othervoices, otherrooms）付梓，这部小说当时最引起轰动的是封底上卡波蒂倚在沙发上阴柔气十足的照片——端的是眼波流转、刹那风华；而今，时光轻轻地拂去了书里书外的淡妆浓抹，人们再重读，倒是能品出更多属于小说本身的东西，窥见那字里行间隐藏着的，源自作者童年的痛楚。小说的主人公乔尔，那个“太漂亮、太脆弱、皮肤太苍白”的南方孩子，那个到处寻找父亲，结果却稀里糊涂地迷上某个颓废的易装癖的少年，实在晃动着太多卡波蒂本人的影子。乔尔怯生生的祈祷，从纸上跳入读者的眼帘，恍然震响在耳：“上帝啊，就让我，被人爱吧！”
此后的《草竖琴》（Grass Harp）和《圣诞节的一个回忆》（A ChristmasMemory），也都是把笔触或明或暗地指向了童年的。然而，一旦要把话题锁定在真实记忆里，卡波蒂的口吻便简洁得让人心悸、齿冷。他擅长的华美修辞，也被剔得一干二净：
“我是个独子。三岁那年，父母离婚。父亲是个四处旅行的推销员，我童年的大半时光都跟着他在南方各地奔波。他对我还算不错，但我不喜欢他，至今也不喜欢。我母亲生我那年才十六岁，她长得很美……她脑子出了问题，酗酒成性，把我的生活搞得可怜兮兮。后来，她自杀了（吃安眠药）。”
耐人寻味的是，这封信是卡波蒂在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写给佩里.史密斯（PerrySmith）的。而这个收信人，正是卡氏名作《冷血》（In Cold Blood）得以诞生的关键人物。
三
《冷血》，在严肃的美国文学史教材上，应该是这样定位的：第一部所谓的非虚构小说（NonfictionNovel），以轰动全美的堪萨斯州克里特全家灭门案为中心事件，首次将小说手法与深度新闻报道交融，在主客观视角的交换中关照各种重大命题——司法制度，社会矛盾，青少年教育……作品问世以来，激起广泛而持久的社会影响和文坛争议。
那场谋杀案的两名嫌犯之一，就是上文提到的佩里.史密斯，他和同犯迪克.希考克（DickHickock）一样，案发时都只是十几岁的黑人少年。他们手刃素不相识的被害者，仅仅只为了抢到四十美元。案件的侦破、审理从一九五九年持续到一九六五年。最后，当他们终于被押上绞刑架时，已跟他们断断续续打了六年交道的卡波蒂也列席现场。迪克受刑时卡波蒂还算镇定，轮到佩里时他突然站起来，夺门而出。
《纽约客》杂志的历史档案，详尽地记录了卡波蒂创作《冷血》的全过程：当时，卡波蒂怀里揣着《纽约客》的预支稿酬却迟迟交不出约稿，正惴惴不安地满世界搜罗新选题。那条谋杀案的新闻恰好在此时进入作家的视线。得到杂志编辑首肯之后，卡波蒂启程前往堪萨斯，随行的助手耐尔.哈泼.李（NelleHarper Lee）此前是他童年的玩伴，此后则是以《杀死一只知更鸟》（一九六O）名噪文坛的女作家。
卡波蒂没想到这趟旅程会耗去他六年时光，但处于“现在进行时”的事件彻底打乱了他的计划和情感。抵达堪萨斯不到一个月，疑凶落网，此后漫长的诉讼令卡波蒂欲罢不能。于是，便有了数百个小时投身于一线采访，数百个日夜埋首于二手资料，直到——事件，以及事件背后活泼泼血淋淋的生活，如一卷画卷清晰到狰狞的录像带，在卡波蒂脑海里循环播放。他知道，他要写的，早已不是传统新闻特写的篇幅和体裁可以容纳的了。
既是小说，又要“非虚构”，其间分寸的拿捏，是评论家们永无结论的话题。卡波蒂愈是把事件再现得栩栩如生，就愈是显得与“非虚构”准则背道而驰。他著名的采访习惯——投笔而弃录音——更使人们对其“因文害义”的疑似指控，显得有根有据。曾协助卡波蒂完成《听到了缪斯的声音》（MusesAreHeard，另一篇具有“非虚构小说”性质的长文）的南希.莱恩为其辩护曰：“没错，他确实会杜撰一些东西，可是，他从不会损害事件的基本真实性和其中真正的精神。”
“基本真实性”和“真正的精神”究竟应该在哪里划定疆界，莱恩女士语焉不详，而卡波蒂本人，穷其一生也没有给出正面回答。
《纽约客》以慷慨的耐心，促成了《冷血》的数年磨剑，剑一出鞘便寒光逼人：连载此文的那四期《纽约客》接连创下销售记录，多家报刊争相转载，单行本也以最快的速度由兰登书屋出版。可以这么说，系统回顾《纽约客》的历史，你想绕开《冷血》，很难。然而，这部在两种文体间大玩擦边球的作品也给素来严守“客观”二字的《纽约客》带来极大的困惑。《冷血》之后，非但《纽约客》再未冒险涉足“非虚构小说”，而且其核心人物肖恩（Shawn）在八O年代中期曾对他的副手私下里兴叹，从自己手里发出《冷血》一文实在堪称今生之憾。何以为憾，肖恩始终缄口不言。
细究《纽约客》与卡波蒂的渊源，尚有两朵花絮不可不提：其一，卡波蒂初出道时，曾在《纽约客》当过小职员，在作家布莲达.吉尔（BrendaGill）的回忆中是个“古灵精怪、蠢蠢欲动、老是在办公室走廊里蹦达来蹦达去”————的小伙子。但他并没有蹦达多久就给炒了鱿鱼，而且在杂志创始人之一哈罗德.罗斯（HaroldRoss）的印象中，解雇他的理由颇有戏剧性（卡波蒂则一口咬定是误传）：某次作家会议，卡波蒂非但假冒《纽约客》代表擅自出席，且态度傲慢，开罪了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RobertFrost）。其二，卡氏成名之后，《纽约客》约他写过不少纪实报道和专栏小品，但从未刊登过他的小说。虽然杂志女当家凯瑟琳.怀特（E.B.怀特之妻）曾告诉罗斯“小说栏目对卡波蒂视而不见是愚蠢的”，但罗斯有罗斯的原则。在他看来，卡波蒂的小说实在有太多“精神变态”（psychopathic）的成分，若贸然刊用，只怕是要和杂志文雅明朗的风格打起架来。
然而，至少，卡波蒂有一部小说，任何刊物、任何人对其视而不见，都是不够明智的。那部小说完稿于一九五八年，区区五六万字，篇名叫《在蒂凡尼进早餐》（BreakfastatTiffany’s）。
四
我是在看完电影之后，才读到《在蒂凡尼进早餐》的原文。读罢，脑中雾气蒸腾，欲恼，却不晓得该恼谁：又有那么多被镜头有意无意曲解的文字，委委屈屈地窝在书页间，没处喊冤。
这冤，导演布雷克.爱德华兹（BlakeEdwards）是不会认的。人物、场景、对话，哪一样不是“精巧而优雅地”沿着小说铺就的轨道小心翼翼地走的？小说里偶尔提及的歌谣，女主角弹着吉他哼唱的那一首（Don’twanna sleep, don''t wanna die, just wanna go travelling through thepastures of the sky），不是给忠实而巧妙地改编成了《月亮河》（Moon River, wider than amile……Two drifters, off to see the world, there’s such a lot ofworld tosee……）吗？这歌，这浸润在歌里的画面，难道不曾飘入人世间每一个萧瑟的角落，给流浪者（有身体的，更多是心灵的）的梦境添些许温暖？
这冤，奥黛丽.赫本也是没责任担的。没错，这个霍莉，卡波蒂原先看中的是玛丽莲.梦露的天然一段风骚“，可是最终顶替梦露的赫本演得着实无懈可击啊。乡下口音，交际花作派，抽烟，撒泼，水性杨花，颠覆形象，提升演技，奥斯卡提名实至名归……
然而，为什么原本在小说里只敢隔着玻璃怅然凝视霍莉的叙述者，到了电影里，就渐渐地介入了霍莉的生活呢？为什么霍莉在小说里偶尔回眸往昔时流露的点点忧伤，到了银幕上，就会在泪水里稀释、化开，终于失去了节制？为什么，电影的结尾，会是那样戏剧性的峰回路转，流浪猫回巢，风尘女知返——难道，之前赫本所有的形象颠覆，都只是为了此刻公主式的优雅转身？难道，卡波蒂煞费苦心地把女主角的名字设定为“假日轻松而过”（HolidayGolightly）的深意，就应该被如此“轻松”地一笔抹去吗？
这是赫本的霍莉，不是那个在书里“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的霍莉。这是爱德华兹 《在蒂凡尼进早餐》，与卡波蒂无关。
五
论私交，卡波蒂与赫本素来友好，但，后者在他心目中的位置，当然不能和玛丽莲.梦露相提并论。梦露是卡波蒂在娱乐圈里寻到的一面千疮百孔的镜子，他甚至比她的丈夫阿瑟.米勒，更懂得怎样平视而不是俯视她的灵魂。世人皆知某期《时代周刊》封面有一帧“卡波蒂与梦露共舞”的照片，却未必想得起来，卡氏曾以梦露为主角、亦诗亦歌亦真亦幻地写过一个短篇《漂亮妞儿》。在结尾处，仿佛是舞台脚本的提示般，作者一唱三叹地吟出这样一段“话外音”来，读之悱然：
"光线逐渐黯淡。她似乎要混合着天穹和浮云随着光线一起消逝，远远地消逝在云天之外。我想提高嗓门盖过海鸥的嘶鸣，把她唤回来：玛丽莲！玛丽莲，干吗什么事情都得这样终结？干吗人生就得这么糟？"
与马龙.白兰度的交往，是另一个传为佳话的段子：话说那日，卡波蒂本是应《纽约客》之约赴片场采访导演的，未料遭拒，却意外地得到了男主角马龙.白兰度的接待。卡波蒂素来有个理论，再没有比“明星访谈”更容易“提升层次”（elevated，有点“微言大义”的意思）的了，一旦身体力行，自然要显显独门功夫。见到白兰度，他先痛陈家史，直说得大明星心有戚戚焉——谁让他们俩打小都有个酗酒如命的母亲呢？事后白兰度与别人恨恨地说道：“这个小杂种，把他那些糟心事和盘托出，絮叨到半夜。我想，既如此，那我怎么着也得说几桩自个儿的事吧。”
随着年事渐长，卡波蒂对银幕的迷恋，好像已经不是交几个明星朋友、写几出剧本可以罩得住了。一九七六年，哥伦比亚公司的《临终谋杀》（Murderby Death）闹哄哄上演，人们在一堆明星里发现了年过半百的卡波蒂——彼时早已不复当年金童（GoldenBoy）风姿，既胖且白，活像涂满了糖霜的炸面圈。炸面圈的一招一式倒也有腔有调，哄得该年度的金球奖评委开开心心地给了个表演奖提名。
那部电影，刻意安排各路名探（分别以波洛、玛普尔小姐、塞缪尔.斯佩德等为原形）攥着某古堡主人下的英雄帖齐齐聚首，侦破一场即将发生的谋杀案，或者说，恶作剧。情节经不起推敲也没必要推敲，台词倒有无厘头话的莎剧风范，句句字正腔圆，直点笑腰穴。卡波蒂演那个见首不见尾的古堡主人，戏不多，但每每出场必威风八面。看着他在“古堡鸿门宴”上对着众名角拿腔做调，我忍不住走神，暗里思忖：不晓得做这段戏的时候，卡波蒂有没有想起多年前自己曾出头替《华盛顿邮报》老板凯瑟琳.格拉罕姆（KatherineGraham）张罗过一场被媒体盛传为“世纪派对” 的“黑白舞会”（Black and WhiteBall）。之所以说“盛传”，乃是因为人们只晓得派对的时间（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从晚上十点持续到翌日清晨）、地点（纽约PlazaHotel）、约略的出席名单（包括弗兰克.辛纳特拉、米娅.法罗和琼.芳登等），至于其中让人浮想联翩的细节，则无从详考。“就其方式而言，确实可以说不同凡响，”面对媒体，卡波蒂的说法一如既往地圆熟而狡黠，“然而，就我个人而言，那只是场私人聚会，与他人无关。”
据说《应了愿的祈祷》（AnsweredPrayers）的灵感，就是诞生在卡波蒂频繁穿梭于大小派对的那些日子。在纽约上流社交界，卡波蒂是圈里热情的一员，也是踯躅在“圈”之边沿的、冷静的写作者。他不动声色地咀嚼着浮华世界的闲话八卦，反刍在文字里，盘算着要以此为题材再写一部“非虚构小说”。但他实在太高估了那些富豪朋友的心理承受力，作品的头几章刚在《老爷》（Esquire）杂志上发表，名流们的白眼和口水就汇成滚滚浊浪，将卡波蒂的写作蓝图，一个趔趄冲回到现实的沙滩上，就此搁浅。
此后的岁月，卡波蒂本人竟也像搁浅了一样，再没有像样的作品问世。他不断地出现在传媒前，但与文学的关系愈来愈远：娱乐节目里的插科打诨，社会新闻中关于他吸毒酗酒、因醉后超速驾驶被捕的报道……一九八二年，医生说他的大脑正在萎缩，只有六个月好活，但他好歹又捱满了两年。临终前的某一天，他对萎缩的大脑如是评说，“有时候，遗忘是个很好的所在。”
至死，他都没有再续写《应了愿的祈祷》，此事在他胸口打了个永远的死结。他就像徘徊在“蒂凡尼”门口的霍莉，如此急于窥破里面那个目迷五色的世界。然而，翻检他的作品，那些最成功的小说/非小说，却无一例外地写满了底层人物（惟不甘底层宿命）的故事，世界对他们的嘲弄和他们对世界的嘲弄一样精彩。和他的笔下人物一样，他的写作，乃至他本人，始终游离在虚实、正邪、明暗之间。如果试图替他画一幅肖像，我想象中的完美状态应该是这样的：无需浓墨重彩，黑白素描即可，最好是炭笔的那种，一勾一画都介于轻盈与厚重、晴朗与沆瀣之间；光斜斜地打过来，或有一点高光聚在眸子里，只为了让你忘不了那眼神——仿佛望穿了万物，又仿佛目空一切；脸终是半明半灭，最亮的光与最暗的影堆在画面里，偏还突兀地汇拢起来；他的神，他的魂，他似乎要冲破了画面向你诉说的万语千言，全宁静而喧嚷地挤在这条明暗交界线上。
心里始终怀着这样的印象，以至于读到评论家将卡氏文风归结为白昼（daylight）与暗夜（nocturnal）、现实的公众世界与梦幻的超现实领域错综纠缠、矛盾统一时，良久，哑然。
六
还有举足轻重的一笔，是勾勒卡波蒂肖像时，不能遗漏的补白。
卡氏一生，从未讳言自己“更喜欢男人”，但，他或许是美国战后最著名的不“写同性恋”（writegay，发明这个词组的是著名文评家爱德蒙.威尔孙）的同性恋作家。他不像好朋友詹姆斯.鲍德温那样直接于文本中挑破禁忌，倒好像要羞答答地故意绕开。由此，爱情，往往成了卡波蒂小说里最玄虚的部分。
一定绕不过了，他也写男欢女爱，但你别想找到眉目清爽的细节，顶多是躲在人物回忆或间接叙述中，朝你暧昧兮兮地挤挤眼，要不就干脆让孤男寡女柏拉图到底，井水不犯河水。这也从另一个角度佐证了《在蒂凡尼进早餐》中霍莉和叙述者的关系不可能发展到电影结尾那般皆大欢喜——霍莉可以跟他躺在一张床上全无肌肤之亲，啜泣着安然入睡，但绝不可能在大雨滂沱中那样清醒那样圆满地投进他怀里。他们之间的距离，只可能匪夷所思地保持在一个无法度量的范围里：比最亲近的朋友还要近一点，比最疏远的情人还要远一些。
卡波蒂自己的爱情呢？传说众多，真假莫辩，比较出名的有以下几段：
与美国文学专家纽顿.阿文（NewtonArvin）的缘分，一九六四年始于雅斗艺术村。纽顿之于卡波蒂，更像是导师而非情人。纽顿其人，不仅学识渊博，而且行事不羁（曾因收藏色情书画被捕），对于时年二十多岁的卡波蒂影响深远。卡波蒂本人的总结陈词是：纽顿，是我的哈佛。
与现代艺术家安迪.沃霍尔（AndyWarhol）的关系，最是浪漫迷离。据称有整整一年，安迪与卡波蒂鱼雁频传，尤其是安迪，每日必写一封。而安迪本人的说法可能更符合其“波普一代宗师”的赫赫声名：他和卡波蒂曾秘密订婚达十年之久，互相交换的信物不是戒指，而是裸照。
与作家杰克.邓菲（JackDunphy）之间的情感，绵延卡波蒂的大半生，亦是最为世人熟知的。杰克年长卡波蒂十年，早年在百老汇当过舞蹈演员，一九四八年初遇卡波蒂时，正陷在与前妻离异后无边绝望里。除了将《在蒂凡尼进早餐》题献给杰克外，卡波蒂对杰克的依恋，似乎表现得颇为含蓄。在《享乐时光何其短》里，人们所能发现的蛛丝马迹也不过二三。比如，卡波蒂在给别人写信落款前，从不忘带一句“杰克也向你问好”；再比如，一九五三年卡波蒂在致好友的长信中，哀怨不迭，只因杰克“总是闹着要拗断……难道我这辈子老得陷在这种情形里吗？”
此话不假。终其一生，虽然忽冷忽热时亲时疏，卡波蒂与邓菲到底没有断过往来。七O年代之后，卡波蒂的私人信件已少得可怜，惟其如此，那一封给邓菲的信就愈显得撼人心魄——
“……你的出现，是我这辈子碰上的仅有的一件好事。我是那么爱慕你，那么敬重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