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顾准（1915——1974），我国著名的学者、思想家，经济学家。早年毕业于上海立信会计学校。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7年他发表了《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第一次提出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行市场经济。后来，他两次被打成“右派”，仍然坚持理想和信念不动摇。在逆境中，他写下了《希腊城邦制度》和《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等著作，对革命胜利后所遇到的问题进一步进行了思考和探索。顾准不仅为我们留下了他的著作和思想，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为我们留下了一种卓尔不群、独立思考的精神。1974年12月因癌症逝世。
顾准为什么说，中国人被辩证法坑害苦了？这是基于中国文化的特点说的。中国文化的特点是什么？从儒释道三家看，
第一个特点，就是思维的“大”。
这里的“大”，无限性。比如孔子说，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这里学习的科目是什么，没有限制，时间也没有限制，在任何时间学习任何东西。这算是什么话？这就是“无条件”的话。孔子还说，“君子不器”，这里君子虽然是限制，但是对物质的一揽子的否定，也是“无条件”的。这样就是大笼统的话。还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这好像是文字游戏。“和而不同”也是无条件的。和，不同是矛盾的，但是孔子最愿意把这样的矛盾性植入语言思维，这样就产生模糊性，这样也就是把一切“全”表达出来了。
第二个特点是“全”。
中国人是思维是很“贪婪”的。思维要把一切都包含进去。阴阳五行就是这样的，太极，无极也是这样，似乎一般性的表达都要把宇宙都装进去。在这种愿望下，中国人的表达追求“穷尽一切”，无所不包，无所不备。也就是说，“一句话要把一切说完，使别人无话可说。”，在这种目的性中，中国人追求对一切横扫。
第三个特点是，“或然性”。
因为上述的特点，结论部分只能是“或然性”的，不置可否。含糊其辞。这样也行，那样也行。但是一旦别人果然做的不符合自己的意思，就进行强制，把本来来自思维和语言的模糊，加到对象身上。在儒家那里，没有什么是确定性的，仁义礼智信是相互包含的，自我的状态没有确定性，自我对他者的礼仪没有确定性，也就是“随机应变”的，也就是“因人而异”“因地制宜”“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在这种 指导下，任何事情都没有“准”，怎么都行，怎么都不行，最终陷入模棱两可，只能由权威人物强制裁决。
或然性，最严重的是“阴中有阳，阳中有阴”，概念不能是相互包含的，概念如果是这样，就是必然矛盾的。在这样的思想中，任何事情只能是或然性的。在互相依存，互相制约这样的模糊性中，到底什么是确定的？没有。在这样的或然性的背景下，是不会产生科学的。因为科学是确定性的。
第四是语言玄学。汉语是世界上最模棱两可的话。没有严格的时间规定性，没有时态的变化，汉语的“是”实际很难界定。“是'的不确定，就是”怎么都是”，“怎么都不是”，什么也是，什么也不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结果是一样的。到底是君子在“和”的基点上，还是在“不同'的基点上？不置可否。小人也是这样，结果君子和小人一样。在这样模糊性的表达中，论语要强调的是什么？是前者，还是后者？
第四，中庸之道。中庸之道是其大无比的。已经包含着宇宙中的一切，而人要在一切中抉择一切可能性，这个最佳点是---中。但是人是不是可以真正知道一切？是不可能的。因为人不知道全是什么，就不知道”中“在哪里，不知道两极在哪里，也不知道“中”的位置。这样中庸之道实际是办不到的。只是一种想象力。实践中谁也办不到。
从中国文化的思维特点上，中国人已经是过于辩证法了。加上辩证法的进入，中国人就更加雪上加霜。就像在冰上倒油，再度陷入模棱两可之中。汉语就是一种辩证法的语言，什么阴阳，吉凶，得失，危机。。。都是辩证法的语言。世界上的语言只有汉语能把矛盾的词组成新的词运用。
中国人本来是先见到----矛盾现象，在中国人的眼睛中一切都是矛盾的，汉语处处表现出矛盾的思想，阴阳，就是中国人认识的最普遍的矛盾。中国人一开始思考，就被两种矛盾的东西揪住不放，所以，中国人都很难真正的展开思考的过程。因为一开始就被矛盾揪住不放，就像一抬脚就掉进泥沼不可自拔。中国人都很怕思考。因为思考是这样的苦恼，被两种矛盾扯来扯去，自己的心思不断撕碎，撕碎。
顾准还说，为什么欧洲人没有被辩证法坑害？是因为欧洲的逻辑学。逻辑学限制了所谓的大前提，小前提和结论的一致性，这样就始终在确定性中思考。西方人没有中国人这样害怕思维，因为这种思维是逻辑性的，是按照一致性的原理进行的，也在“不矛盾律”的支持下，把矛盾的东西踢出去，达到思维的清晰，确定。这才是科学产生的前提。科学就是清晰和确定的。所以西方的科学技术发达。当然科学技术的发达还有别的原因。
中国人的思维本来是不合逻辑。比如“仁义礼智信”到底第一是什么，下来是什么，再次是什么，这五个方面是如何安排的，秩序是什么，先怎么做，下来怎么做？都是模糊的。在把一堆东西置于思想之后，即使都是好东西，但是思维还是会迷惑不解。因为思维的秩序，逻辑不能建立。
中国人是玄学色彩很浓的。故意追求对思维本身和对象的“不确定”。这样反而是自得其乐的。不管思维的过程和结果是什么。孔子说，学而思并重，但是思维的方法是什么？如何思维，都没有交代。从论语看，孔子的思维不是逻辑思维，而是形象思维，感性经验到一般性的道理。“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孔子要现实的启示才能思考。而且要在特定的启示下才能思考，这种思考仅仅是认识了时间的流逝，而没有认识时间本身是什么。何谓时间？这实际不是思考，而是把一种现象移动到另一种现象中。是平移的。水流逝，时间流逝。月亮走，我也走。
老子的思维更加追求“大而全”，“高下相倾，前后相随，音声相和，动静相形，难以相成”。。。。“万物负阴抱阳”，“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就像上帝的安排那样自信。在追求“大而全”时，语言几乎是不可靠的，老子甚至怀疑语言的作用。“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这样开启了语言之外的虚无缥缈的思维境界。这却被中国人痴迷。中国人会是不自觉的玄学家。这也是集体无意识。不仅认为语言是不可靠的，而且思考也是不可靠的，一切的结论也是不可靠的。一个神是不可靠的，要多个神才能满足需要。因为追求“大而全”，就要任何概念填塞进去，任何对象包含进去，任何东西不遗漏，才能“大而全”，这种思维的“贪婪”是明显的。但是这种贪婪却没有“大前提，小前提和结论的一致性”，先是从阴阳矛盾出发，后回到两种矛盾的结果，要么是，，，要么是。。。此一是非，彼一是非，和而不同，同而不和，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
佛学到中国似乎也被中国化了。也就是被矛盾化了。无常，模棱两可，出家还是俗家，最后是佛在心头坐，怎么都行，怎么都不行。佛学本身是严格思辨的，但是中国化之后，就把道学，儒学吸收进去，变成了此一是非，彼一是非，出家也行，俗家弟子也行。
基督教进入中国，就个儒家混搭起来，把孔子的思想和耶稣基督的思想混合起来，以儒学的概念和基督教的概念寻找契合，看什么地方是接近的，就像把陌生人和熟悉的人比较，鼻子是不是一样，眼睛是不是一样，这里是不是接近，那里是不是接近。。。。这样寻找亲近感，从而接受对方。但是基督教是严格的，一神，一信，一教，是不可改变的，这甚至成为历史上的教难。基督教在确定性中不改变自己的概念，而中国的文化会搅合，这样模糊各种概念，这使基督教抵制。
整体看，中国文化是在模糊性中，不要求什么绝对的确定性，可以是多神，可以是多种解释，这样中国人的思维模棱两可。思维一开始就没有限制，没有思维的过程，只有一个突如其来的结论，不管与大前提一致不一致。在这样的基础上，辩证法就更加使助推了这种思维的含糊其辞，这样才是顾准说的，“辩证法坑害苦了中国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