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司空图《二十四诗品》研究
及其作者辨伪综析
〔一〕
赵福坛
摘要本文主要综述和分析自1995年以来有人否认《二十四诗品》作者司空图的辨伪争论，认为陈尚君、汪涌豪提出《二十四诗品》作者不是司空图，而是明人怀悦，《诗品》内容出自怀悦的《诗家一指》，证据尚欠充足。张健指出《诗品》出自怀悦的“《诗家一指》是错误的”，言之有据。但他说《二十四诗品》作者可能是元人虞集似乎无充足理由可以肯定，而虞侍所编的《虞侍书诗法》只收《二十四诗品》中的十六品。由此可见，元明有关《诗法》、《一指》之类的书，并非某作者所撰着，而是用以指导学诗的编集。宋人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着录《一鸣集》所说的一段话，可证《二十四诗品》出自司空图之手。
关键词司空图；二十四诗品；诗家一指；作者；辨伪；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一鸣集
研究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下简称《诗品》）经久不息，过去对《诗品》的作者毫无怀疑。1995年上海复旦大学陈尚君、汪涌豪二教授因辑唐代诗文检索典籍时发现：自司空图以后到明末长达700多年间，无人提及司空图着《诗品》，故认为《诗品》不是司空图所作，《诗品》的作者是明人怀悦，《诗品》内容出自怀悦的《诗家一指》（下简称《一指》），明末作伪者从《一指》中析出二十四品，托名司空图。
陈、汪教授对《诗品》作者的否定，在学术界引起了轩然大波。陈尚君教授于1995年8月19日在上海《作家报》发表《〈二十四诗品〉辨伪答客问》，文章否定《诗品》作者不是司空图，而是明人怀悦，《诗品》内容出自怀悦的《一指》。1995年9月，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国际研讨会在江西南昌举行，陈、汪在会上宣读了其论文《司空图〈二十四诗品〉辨伪》（节要，全文3万字），成为大会专题讨论的主要内容。同年，《北京大学学报》发表了张健博士的《诗家一指的产生年代与作者——兼论〈二十四诗品〉作者问题》，并把论文带到江西南昌在大会上发言，指出《诗品》作者怀悦及《诗品》出自《一指》的错误。
1996年3月16日，《文汇报》又披露了陈、汪二人的观点，而且当时又在浙江新昌召开的国际唐代文学年会上展开讨论，不久《人民日报》海外版作了转载，1996年第1期《中国古籍研究》刊载陈、汪合写的《司空图二十四诗品的辨伪》，其观点影响逐日扩大，引起了海内外学者的关注。
1996年，复旦大学《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期发表了汪泓先生的《司空图二十四诗品真伪辨综述》和汪涌豪先生的《〈二十四诗品〉与司空图诗论的异趣》，前者客观地综述了陈、汪二人的观点及南昌研讨会上各家的看法，后者从司空图的生平思想去否定司空图撰写《二十四诗品》的可能性。
1996年，《安徽大学学报》第2期载祖保泉、陶礼天先生合写的《诗家一指与二十四诗品作者问题》，对陈、汪所论进行反驳。
1997年，《中国诗学》第五辑设“《二十四诗品》真伪问题讨论”专栏：载王运熙《二十四诗品真伪之我见》；张少康《司空图二十四诗品真伪问题之我见》；王步高《二十四诗品非司空图作质疑》；汪涌豪《司空图论诗主旨新探——兼论其与二十四诗品的区别》；张伯伟《从元代的诗格伪书说到二十四诗品》；张健《从怀悦编集本看诗家一指的版本流传及篡改》；蒋寅《关于诗家一指与二十四诗品》；束景南《王希林湖遗稿序与二十四诗品考辨》；陈尚君《二十四诗品辨伪追记答疑》，这些文章各有见解，各有所据，把辨伪推向深入，无疑是好事。
这些文章的发表，以及研讨会的研究，对《诗品》作者“真伪”的讨论进一步深入，有力地推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深入研究。我们期待这场辨伪早日有个可信的结论。我80年代初曾涉猎过司空图《诗品》，并着有《诗品新释》（1996年花城出版社），后又撰写过几篇论文，但由于地处南方，图书数据欠缺，其研究应是肤浅的。但作为《诗品》的一个忠实的读者，对于《诗品》的内涵及其作者的真伪，这里应说点什么？况又参加过1995年和1997年两届分别在南昌、桂林召开的中国古代文论国际学术研讨会，故为斯文，请教大方之家。
一、关于《二十四诗品》的作者
在陈、汪教授未提出《诗品》作者不是唐代司空图，而是明代怀悦之前，所有研究《诗品》的学者，尚未提及对《诗品》作者的怀疑。香港科技大学中文系陈国球先生所收录的专辑《司空图研究论着目录》（1931—1986），共132项，在132项论着中，标题均以司空图或司空表圣题为《诗品》作者，从未有人对《诗品》作者司空图提出怀疑。这些作者包括大陆、台湾、香港以及海外学者。众所周知1986年以后近10年间对《诗品》的研究，亦未有人提出异议。直到1995年陈、汪二人提出对《诗品》作者的质疑，才引起对司空图《诗品》作者真伪的争论。
陈、汪认为《诗品》作者不是司空图，而是明代的怀悦，《诗品》内容出自怀悦所编的《诗家一指》。他们的立论根据是：
1、司空图传世诗文中，无着此书之迹，今人据其中有诗论赏诗之说，谓《诗品》为其晚年之作，仅属揣度；
2、自五代至元末，司空图传记有7种，如《旧唐书·文苑传》等或不云著作，或仅记文，而《本事诗》、《北梦琐言》等60多种唐宋笔记只载其事，“无及《诗品》者”；
3、今存宋元公私杂志，如《崇文总目》等，均载其文集，“不及是书”。明人编《文渊阁书目》、《国史经籍志》、《百川书志》等，仍无其迹。其见书志着录，始于清中叶《孙氏祠堂书目》、《四库全书总目》等；
4、因辑唐代诗文，于宋元类书、地志、诗话、笔记等曾予通检，“未见引录之迹”。近年苏州、河南编纂《全唐五代诗》，检宋元旧籍逾千种，凡引唐诗制卡，“仍未见此书片言只语”；
5、明高木秉《唐诗品汇》和胡震亨《唐音戊签》司空图小传，“仍不及《诗品》”，后者及秀振宜《全唐诗稿本》，“均不载此书”。杨慎《升庵诗话》有司空图论书一节，所举仅其论诗二书及《诗赋》，胡应麟《诗薮》和胡震亨《唐人葵签》均曾列所知全部“唐人诗话”，自李嗣真《诗品》，李山乔《评诗格》以降，逾20种，“均不及司空图《诗品》”，《葵签》及许学夷《诗源辨体》均述及司空图诗说，“亦不涉《诗品》”，明代典籍浩瀚，无以通检，然以上诸位皆博洽之士，于唐诗研究颇深，“足证其时《诗品》尚未出世”。
6，苏拭所说：“唐末司空图崎岖兵乱之间，而诗文高雅，犹有承平之遗风。其论诗曰：“梅止于酸，盐止于咸，饮食不可无盐梅，而其美常在咸酸之外。”盖自列其诗之有得于文字之表者二十四韵，恨当时不识其妙，予三复其言而悲之。”陈、汪认为：这里所说“二十四韵”是指《与李生论诗书》中所举的二十四联诗，而不是指“二十四诗品。
（以上六点均摘引自陈、汪先生提交1995年南昌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国际学术研讨会大会论文《司空图〈二十四诗品〉辨伪（节要）》，因篇幅关系摘引时稍加删减，致歉）
从上面陈、汪先生否定《诗品》作者司空图的六点依据看，二人的确做了大量的考检工作，其得出的结果应是有充分的依据的。将这六点概括起来一句话是：从晚唐至明的大量的有关记载司空图及其作品的史籍中，均未见有记载司空图《诗品》的文字，或者说“均不及司空图《诗品》”。因此，可断《诗品》在司空图死后700多年间尚未出世，因而《诗品》不是司空图所著；而最早刊载《诗品》是明人怀悦的《诗家一指》，因而《诗品》作者是怀悦。
从上述检索看，这些检索有些是作者因辑唐代诗文而亲自检索的，有些是借助他人检索的结果来作左证的，我认为这都有相当充足的根据的，但问题是这些检索是否齐全？是否有千检之一漏之嫌呢？对此，似乎难于回答。如果单从史籍无及《诗品》，就把《诗品》从司空图手中分出来，这未免有点过急或武断。因此，在南昌的学术讨论会上，南京大学中文系张伯伟教授就提出异议，他说：“《魏文帝诗格》书名是伪的，材料是唐代的。司空图《二十四诗品》因为宋元没有人提及是否就一定是伪书，这个结论不是唯一的。”（转引自汪泓《司空图二十四诗品真伪辨综述》下同）江西师范大学陈良运教授亦举出论据说：“有些书，如汉代的《焦氏易林》、班固的《汉书》及隋唐以前的文献都无记载的，但在《隋书经籍志》上又出现，这部书一直流传至今。而另一部《崔氏易林》在旧、新《唐书》和《宋史》都有书目，与《崔氏易林》并存，但到元代又不见了。《诗品》的左证，很可能成为又一个中国文化之迷。（同上引）北京大学张少康教授提出另一疑点，“明末清初各大家，如钱谦益、王夫之、王士祯、袁枚等均不怀疑《诗品》为司空图所作，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更认为‘唐人诗格于世者，王昌龄、杜甫、贾岛诸书，率皆依托，即皎然抒山《诗式》，亦在疑似之间；唯此一编真出图手。’他们是否都是对苏轼《书黄子思诗集后》的误解所致，也值得怀疑。《诗家一指》有很多版本，并被收入《格致丛书》不是难见之书，他们不会都没有看见”。
我认为这三位教授的意见是值得重视的。他们觉得在所检索的史籍中均不及司空图《诗品》，就不等于没有此书，这个结论难于肯定。陈、汪教授用反推理方法来否定《诗品》作者，若在绝对的大前提下是可以的，但在尚未确定，甚至有疏漏的前提下就不一定准确了。比如说，他们所检索过的史籍是否齐全？即使自认齐全，是否有失佚呢？或者说，除了与司空图《诗品》有关的典籍外，其它非有关的典籍，是否有记载的版本也已失传而“未见引录”呢？这种种可能是存在的。这些前提还未弄明白之前，而单凭“不及是书”，就等于没有此书，这个结论为时尚早。历史古远，很多典籍在流传过程散失或版本失传，这是常有之事，一些典籍在其它版本中能找到，但在一些版本也永远找不到了，这也是事实。陈良运教授所举的例子，就是个说明。张少康教授提出的，钱、王诸学者确认《诗品》作者是司空图，不会因看了苏轼的话而误导，而恰恰相反，他们不会不见《一指》的。只因为《一指》这一类的书是编集，是教人学写诗的，属于教材，编集者很多，所收集的材料有些标明来源，有些则不标出处，这样你引我引，你编我编，广泛流传，作者就不为人注目了。钱、王诸学者只标司空图是《诗品》作者而无视《一指》中的《诗品》著作权，不无道理的。
1994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宋蜀刻本唐人集丛刊”三十二种，其中有《司空表圣文集》（十卷本）。在出版说明中该社特别说明出版“宋蜀刻本唐人集”，所据为原书，由北京图书馆古籍特藏部和上海图书馆古籍部提供底本。同时又说明宋蜀唐人集丛刊是四川成都、眉山地区的刻本。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有“蜀刻本六十家”之说，认为此与北图藏本为同一刻本。可证明，这个版本是宋人刻本，也是至今流传下来的较早版本。但这个版本只有十卷，有文无诗，标《一鸣集》并有司空图自序。序说：“因据拾诗笔，残缺亡几，乃以中条别业一鸣总以目前集，庶警子孙耳。”司空图序中说得清清楚楚，集中有诗，而为什么只有文无诗呢？显然是“序”不对“文”的。为此上海古籍出版社在出版宋蜀唐人刻本《司空表圣文集》时已注意到这个问题，故在跋中加以说明之。为了让大家方便阅读这段文字，我把它抄录下来，供参考。其原文如下：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着录《一鸣集》说：“蜀本有杂着，无诗。自有诗十卷，别行。诗格尤非晚唐诸子所可望也。”所说蜀本当即为此《司空表圣文集》。全书计收杂着八卷，碑二卷，内容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记录相同。但四库馆臣误以为此书即是《新唐书•艺文志》着录的《一鸣集》，实际上二书有所不同。《四库表圣文集》前有司空图自序，其云：“因据拾诗笔，残缺亡几，乃以中条别业一鸣总以目其前集，庶警子孙耳。”然而本书所收皆文，并无诗论，故序言显然非为此书而作。由此可见《司空表圣文集》并非出自唐时的旧本，而是宋人编辑而成。《新唐书•艺文志》、《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记录的《一鸣集》，内容均为三十卷，乃是司空图诗文的合集。《司空表圣文集》的序文，即或取自这个旧本。可是三十集的旧本流传绝少，宋代就已罕见。元代辛文房所编《唐才子传》说“今有《一鸣集》三十卷行于世”，似乎他当时还曾见过全本。至明代以后，三十卷《一鸣集》再不见有人提及，恐怕早已湮没不存了。《直斋诗论解题》还记有《司空表圣文集》诗集十卷，可惜也未见流传下来。
这段跋文说得很清楚，《一鸣集》有宋蜀刻本《司空表圣文集》十卷，还有宋以前的唐编《司空表圣文集》三十卷本。《新唐书·艺文志》、《崇文总目》和《郡斋当时志》记录的《一鸣集》三十卷诗文合集，就是全本。
又据史载，雕版印刷术始于唐，盛于宋，到了宋代雕版印刷已很发达，以浙本、蜀本、建本为最佳。宋蜀刻本是指成都、眉山地区之刻本。宋蜀刻本唐人集有60家之说。宋人陈振孙《直斋诗论解题》记有“蜀刻六十家”。但现传至今只有23家 。这23家是宋蜀所刻，由北宋起至南宋止，所刻唐人文、诗集有：骆宾王、李白、王维、孟浩然、孟东野、刘子房、刘梦得……李长吉、司空图、韩愈、柳宗元等。已散佚了不少，60家只剩下23家。在这宋蜀刻本中《司空表圣文集》十卷，只有文而无诗。而且所用的序言是《一鸣集》三十卷的序。这样，我们不得不思考：是否宋蜀人刻《司空表圣文集》十卷本时，已找不到《司空表圣文集》三十卷全本，或已散佚部分，而采用三十卷本的序言，抑或有意将三十卷本文、诗和诗格分开刊行而采用同一序言呢？从陈振孙着录看，后者是有可能的，因为他看到“自有诗十卷，别行。”即有《司空表圣诗集》十卷，另刊行于世。那么诗格虽然没有说怎么行世，但其分别刊刻可见。
明人胡震亨《唐音统签》收《司空表圣文集》十卷，作者小传谓“有《一鸣集》三十卷，内诗十卷，今存五卷。”说明胡氏还见到《一鸣集》三十卷本，但已残缺不全，诗集已散佚，只残留五卷了。诗格部分他没有提及，但不等于没有存在，正如他没有提及诗论文，但不等于没有诗论文一样。而且诗格已为人袭用成习，提与不提并不说明什么问题。
张少康教授在前文中认为：“（《诗品》）作为二十四首四言诗存在于诗集中的话，那书志中没有着录，有关司空图传记中没有提及，也是并不奇怪的。这里问题的关键在于司空图诗文集今存已不全，《一鸣集》的真实面貌已见不到了。（此点我在《中国文学批评发展史》上卷第449页已说到）。早在宋代就已经有三十卷本《一鸣集》和十卷本《文集》（蜀本无诗）、十卷本《诗集》并存。三十卷本《一鸣集》明代尚见着录，但是否还存全本，则目前尚无法断定。诗集至明胡震亨编《唐音统签》为五卷本已是残存之本，散佚了近半，文集恐怕也难有完壁。明代前期是否还有十卷本诗集也已不可考。因此我们不能排除三十卷本《一鸣集》原本或十卷本《诗集》中有《二十四诗品》的可能性。”
以上引述和意见，我只提醒读者，研究司空图著作，首先要研究其行世版本，不能因为别人没有说及就等于其作品不存在。
〔下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