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唉，政治家从事他们的活动，比演戏还要认真。他们的装扮，简直到了最逼真的地步。就在林彪和他的小分队准备杀害毛泽东的时候，林立果还特意地说：“一定要把江青干掉，这个家伙最坏。毛泽东的许多点子，都是来自江青这里。将来我非要亲手干掉她不可。”林彪也说：“毛泽东的事情就是坏到了江青手里。如果没有江青插手，庐山会议上不会有我们的惨败。”
可是，就在他们准备逃跑的时候，林彪还给江青打来电话：“江青同志，又是好久不见了，我很惦念你呀。我很为我们在一起对付共同的敌人时候的合作而感到高兴。那时，我们多么团结呀，我希望能够回到那个时候去。我是上了陈伯达的当了，说了一些不该讲的话，很对不起你呀。你能原谅吗？”
“看林总说到哪里去了，不就是那么一些事情吗？讲清楚就算了嘛，还要记仇吗？再说，这也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还有那个陈伯达老夫子嘛。他和小张、小姚闹矛盾，把我们夹在中间替他们说话，弄得我们也反目为仇，不好。很不好。主席多次讲过：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我看我们还是按照主席的指示办吧。”
这话可是诚心诚意的，可万万没有想到，他竟然不辞而别了。他落了个自取灭亡，却也大大地刺激了毛泽东。江青隐隐记得，在世界近代史上，只有希特勒的所谓亲密助手驾机逃跑过，也和林彪的某些情况相类似。这次事件，使全党全国全军乃至全世界，都为之瞠目结舌。
那天，她来到中南海的游泳池，老远就看见毛泽东正在书柜旁边坐着，好像在落泪。江青在门口迟疑片刻才跨进房门，又随手掩上了两扇玻璃门。她疑惑地问道：“主席，你好像不舒服？”
毛泽东睁开略为有点浮肿的眼皮，感慨万千地摇摇头。他往日说不出的烦恼，此刻以一股狂猛的势头涌了上来，手中的书卷都在不住地打颤。
江青抓住他微颤的手，取过书卷，随手搁在桌子上，而后扶着他，让他坐在沙发里，安慰地说：“事情已经发生了，我们还是按照既定的方针办吧。反正政权在我们手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乱不起来，我们一定会找到合适的接班人的。”
毛泽东忽然苦笑起来：“你呀，太书生气了。什么接班人，那是一个阶级，一个政党，而再不能是一个人了。人，在一定的条件下都是可以改变的。从来就没有一成不变的东西，哪里有永远不变的接班人呢？我们政治局的人都没有经过严重的考验，你知道哪一个就行呢？我已经老了，七十多岁的人了。田家英就是认为我身体不好，也老了，才迫不及待地寻找退路，不惜拿上我的脑壳去向那几个反对派晋身。等我不行的时候才热闹哩。”
“总有可靠的人呢，像张春桥和姚文元就是可以信赖的。”
“就算他们可以信赖，他们能镇得住这个阵脚吗？我们这个党里，是藏龙卧虎之处。要在这个党里站得住脚，要靠资历和权力，还要靠手段和艺术。我从来是把政治斗争给他们艺术化了的，如果什么事情都让人家摸透了，你就会输的。那还有屁的政治！”毛泽东说到这里，激动地站了起来。“你们根本没有体会到，我实际上是在钢丝绳上跳舞哪，一人耍把戏，千千万万的人在欣赏，稍有破绽，就会满盘皆输。不错，林彪死了，谁也不敢说就不会再出另一个林彪。当然出林彪也得有资格，没有比林彪资格再老的人了。我在想下一步该怎么办呢？”
江青听得出来，毛泽东的话显得很凄凉，也有一丝悲观的味道。
……
当时，列席会议的江青只揭发了邓小平一件事：“邓小平对香港电影、美国电影最有兴趣，经常调片子来看。这件事情在一九六二年毛主席就严肃地批评了他。就在那一年，我到刘少奇那里去，和他谈话时还讲到这件事。我说：‘中南海是人家的一块宣传阵地，领导权不在我们的手里。刘主席，你可要真正地管一管呀。’那时我还搞不清楚他，一直到一九六四年我才真正认识了他。”
康生是揭发邓小平最多的一个常委，他说：“邓小平恶毒地攻击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他在一九五六年的‘八大’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有一句话是：‘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一个重要功绩，就是告诉我们，把个人神化会造成多么严重的恶果。个人崇拜是一种有长远历史的社会现象，这种现象，也不会不在我们党的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有它的某些反映。我们的任务是继续坚决执行中央反对把个人突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这很明显地是反对我们的毛主席嘛，这不会冤枉他的……”
“一九六一年，邓小平在黑龙江省委的汇报会议上，他反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同样把矛头对准了毛主席，他说：‘凡是办不到的，不管原来是哪个人说的，站不住就改。顾面子是顾不住的，今天顾了明天也顾不住。’这是最恶毒的嘛。”陈伯达紧接着说，“他还攻击三面红旗，鼓吹单干，妄图复辟资本主义，一九五九年二月，邓小平在上海工业工作会议的讲话中，诬蔑大跃进是‘擦粉一尺厚，本来漂亮也就不漂亮了。’一九六一年七月，他又攻击人民公社‘超越了阶段’，邓小平同刘少奇一样，宣扬‘三自一包’鼓吹单干否定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他说什么：‘刚几年还可以看出优越性，这几年不行了，不能吹牛了。’一九六二年七月，他在共青团三届七中全会上鼓吹单干，说：‘不管白猫黑猫，能逮住老鼠就是好猫。’现在红卫兵已经画出漫画了，一个白猫，一个黑猫，拉着车子，他在上面坐着。……”
陈伯达在一九六七年二月九日下午的军级干部大会的讲话里，十分激动地骂了一通刘少奇。那个讲话，谁也没有授意他那么讲，完全是出自他的本意。他说：“一九六四年刘少奇作了一个公开报告，反对毛主席。这个报告落到我们手里，把他反对毛主席的东西砍掉了，他就不让发表了。他对我说：‘我的这个报告还要再修改，再斟酌。你们还是不要发表嘛。’他的报告，讲毛主席的调查研究过时了。他对这个问题强调了许多次。说：‘从中央委员到支部书记，如不按照我说的蹲点的办法去做，还是接照毛主席的方法搞调查研究，就不要再作中央委员了，就别再当支部书记了，也别当干部了。’他就是要用这个方法来改组干部队伍，改组党中央。他说的蹲点，就是王光美式的蹲点。是没有阶级分析的蹲点，是没有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蹲点。刘少奇就是抓住这个蹲点的问题，想否定一切，打倒一切。同志们想一想，他的阴谋是多么的危险呀！”
但是，审判他的时候，他却把他的这一切都推掉了，说他是受了江某人的指示而不得不这样说话和做事。这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吗？
毛泽东生前，陈伯达多次在他面前告刘少奇和邓小平的状，数次写信反映他们的问题，他曾经对毛泽东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有的同志给邓小平提意见，跟他商量不派工作组，他就打回去，说：‘一定要派，那里也要派，不派就是不要党的领导。’他的气势很凶，很嚣张。文化大革命，刘少奇有两个点，一个是清华大学，另一个师大女附中，也就是王光美和他的女儿刘涛搞的地方。刘少奇还批评工作组组长说：‘你们没有蹲点，我蹲了点，我比你们有发言权。’这就是刘少奇的路线。邓小平也不是一个好东西。邓小平蹲点的地方，也是靠他的儿子和女儿，根本不去接近群众和革命的师生。当然，小孩子的意见也是可以听的，但这只是一个方面。他们是只听这一方面的，而不听另一方面的，所以就制定了他们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邓小平有个女儿，有个时期，她读谭力夫的文章比读毛主席著作还要起劲。她在美术学院说：‘谭力夫的发言，大长无产阶级的志气，大灭资产阶级的威风，对我们有利，我们已经翻印了五百本，广播了四次，最重要的话就是我们高干子弟要掌权。’当然，对高干子弟要作一分为二的分析，他们的多数是好的，也并不是说高干子弟不能掌权，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最好不要去操纵。我曾经说过，高干子弟不要去插手学校的文化大革命，以免造成不必要的麻烦。邓小平女儿的许多话是从谭力夫和邓小平那里来的。流行最广的一句话就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是联动的反动纲领。他们无法无天，蛮干，完全不顾党纪国法。主席建议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去看看他们的八一学校，康生同志去看了，江青同志也去看了，他们都建议大家去看，一看都清楚了。那里是他们的反动堡垒。这个学校，办成这个样子怎么能行？这就是刘少奇和邓小平造成的恶果。”
……
这天黄昏，夕阳像抹了一层血，红得令人发颤。江青扒在窗口往外观看的时候，好像看见了一种不祥之兆。远处，经过改革、开放的发展，整个中国涂上了一层金黄色的光芒。大街小巷到处都是令人眼花缭乱的霓虹灯闪烁，各种商店和高楼大厦拔地而起，流行歌曲和她听不惯的靡靡之音飘荡在整个北京的上空，她看到的是一片令她非常痛心而又伤感的景象……
“妈妈，你看到这十多年来的大变化了吗？”女儿问道。
“这是什么变化？这是彻头彻尾的资本主义的复辟。你爸爸生前要防止的就是这种局面。我就不相信全国各地的人民都过上了好日子。两极分化的现象一定很严重，富的富来穷的穷，这难道是我们当年流血牺牲要实现的结果吗？”江青愤愤地说。“我是一个被剥夺了政治权利的人，我不能再为中国人民讲话了，让他们胡折腾去吧。我相信，占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群众是不会甘心这样的。毛主席已经把话都说清楚了，看历史的主人是怎样的回答吧。”
江青的眼里含着混浊的泪珠，声音也哽咽着，只有站在她的身边才能听清楚她说的话。这是她自一九八四年五月四日保外就医以来第一次这样明确地表露她自己的观点。很清楚，她至今没有改变她的政治立场，相反，她的那种看法随着时间的流逝越发坚定了。
“妈妈，你今后不要再谈什么政治了，许多事情已经过去了，就让它那样去吧。”
“这就叫不负责任。”江青生气了，“想当年，你爸爸以天下为己任，为了中国人民的幸福和解放，奋斗了整整的一生。你的父亲为你们没有留下一间房、一片瓦、一块地、一件值钱的东西，就是给你们留下了他的思想。这种宝贵的遗产你们都不想继承，你们还配作毛泽东的子女吗？”
“我们还是谈些别的话题吧。这些东西讲起来就让人感到沉闷。”
“那是没有革命意志的表现。你们看我，虽然病魔缠身，身负重刑，但是我从来没有低过头。在国民党的监狱里时，我也没有低过头。我不像王洪文那样，真正遇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就吓得跪地求饶。他也不好好地想一想，他们会饶了他吗？我们同他们的斗争既然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他们怎么会把你放过去呢？结果，他还是判了个无期徒刑，最后还得死在监狱里，反落了个软骨头的名声。唉，你们呀，可是要好好地珍惜你爸爸的名誉。他可是一个宁折不弯的刚强汉子。我有一天作了一个梦，梦见邓小平他们想审判你爸爸。你爸爸拍案而起……”
“好了，好了，别说这种废话了，一点意思也没有。还不如看看书呢。”
“唉，你们一点也不听我的话，好像我说的都是废话。”
“不起作用的话，不是废话又是什么呢？”
江青不再说话了，因为谁也不想听她的唠唠叨叨。她身边的那些人的神情严峻极了，数双眼睛每天都是紧张地搜索着她们的周围。江青不害怕，孩子们可是不愿意惹事生非。是的，她是个保外就医的犯人，现在整个中国还有哪个人比她更不安全？
自从江青到了这座小院子里后，她可以和亲属们在一起生活了。但是，她常常和女儿及孩子们发生一些争吵。渐渐地，她已经习惯了这一切了。有时不吵几句，反而显得没事干似的。
“妈妈，你一个人闲得没事时，还是写点你的回忆吧。写点东西也许可以添补你的精神上的创伤。也许将来还可以发表你的回忆录。”
“我不写了。”江青淡淡地说，“将来让我的敌人去写吧，或者会有哪一个作家对我的历史感兴趣的，让他们写比我写更会有人看。我们这些人是用自己的行动而不是用文字来写历史的，这话是你们的爸爸经常讲的。他就从来不主张自己写他自己的传记一类的东西。文化大革命中，有人写了他的什么传，让他好一阵发火，最后还是让他们收回去了。我看了那个朱仲丽写的《江青传》，完完全全是胡说八道。靠谣言和伪造历史来为自己树碑立传有什么意思呢？如果这样能够改变历史的话，窃国大盗袁世凯早就成了英雄了。我记得列宁说过，他从来就不相信什么回忆录，他只相信历史的文献和秉笔直书的作家和历史学家们的东西。还记得在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九日，在刘少奇和邓小平的指使下，团中央和北京市委大搞纪念‘一二九’运动三十周年的活动，公然篡改历史，突出刘少奇和彭真，把本来还没有到北方局的刘少奇作为领导这场运动的英雄，他们最喜欢干这种事情，我是从来反对的。我同意实事求是地来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
“你写的时候，实事求是不就可以了吗？”
江青摇摇头说：“再实事求是也不可能讲得那么真实，还是让历史学家们来写吧。当初我本来是想让外国的学者和记者来写我的一些东西，结果还引起了一些舆论。现在我的自由都是被他们剥夺了，我就是写出来又能到什么地方去发表呢？”
从她出了秦城监狱之后，她断断续续地讲了一些历史片段，都是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三日，中宣部副部长姚溱、吴冷西召集中央级报刊负责人会议，传达了彭真和刘少奇等人的指示，姚凑说：“《海瑞罢官》肯定是错误的，但是我们不要把火力集中在吴晗一个人身上。对问题不对人，现在不是把吴晗一个人搞臭，而是要把他们所代表的思想搞臭。”
同年十二月十二日，《北京日报》、《前线》抛出署名向阳生的《从<海瑞罢官>谈到道德继承论》，这篇文章是邓拓写的。由彭真亲自修改，在北京市委会议上作了传阅，姚溱和许立群也参加了讨论。彭真说：“我们就是要把题目扩大，战线拉长，来一个大混乱，抓他几条大鱼来吃。《北京日报》要多登全国各地报刊的学术讨论摘要，尽量把问题搞得复杂些。毛泽东同志不是爱看这类的文章吗？我们就给他多来些这东西。”
一九六六年一月，刘少奇多次召集他们开会，支持他们搞学术批判，说：“你们写文章要慎重，要有高水平，要写出高明的东西来，这是打笔墨官司，不要辱骂。你们搞好了社会主义的文化大革命，我们的国家就不会改变颜色了。”
【】江青说完这些，发表评论道：“当时就连刘少奇也要抓意识形态的东西，他也得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只不过是他们的批判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明问题罢了。现在，他们都平反了，《海瑞罢官》也成了绝对正确的东西，到处上演。那么，当年他们的活动又算什么呢？他们的批判和制定的文件是不是也该批判呢？他们还不是自打嘴巴吗？”
“别说了吧，现在谁给你评这个理呢？他们实际上五十步笑百步，这也没有什么奇怪嘛。”江青叹了口气，说：“文化大革命这段历史够人民研究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