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留侯论
【原文】
古人所谓豪杰之士者，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
夫子房受书于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隐君子者出而试之。观其所以微见其意者，皆圣贤相与警戒之义。而世不察，以为鬼物，亦巳过矣。且其意不在书。当韩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锯鼎镬待天下之士，其平居无事夷灭者，不可胜数。虽有贲、育，无所复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锋不可犯，而其势未可乘。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于一击之间。当此之时，子房之不死者，其间不能容发，盖亦危矣！千金之子，不死于盗贼。何哉？其身可爱，而盗贼之不足以死也。子房以盖世之才，不为伊尹、太公之谋，而特出于荆轲、聂政之计，以侥幸于不死，此圯上老人所为深惜者也。是故倨傲鲜腆而深折之，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后可以就人事，故曰：“孺于可教也。”
楚庄王伐郑，郑伯肉袒牵羊以迎。庄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舍之。勾践之困于会稽，而归臣妾于吴者，三年而不倦。且夫有报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刚也。夫老人者，以为子房才有余，而忧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刚锐之气，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谋。何则？非有平生之素，卒然相遇于草野之间，而命以仆妾之役，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之所不能惊而项籍之所不能怒也。
观夫高祖之所以胜，而项籍之所以败者，在忍与不能忍之间而已矣。项籍不能忍，是以百战百胜，而轻用其锋。高祖忍之，养其全锋以待其敝，此子房教之也。当淮阴破齐而欲自王，高祖发怒，见于词色；由此观之，犹有刚强不能忍之气，非子房其谁全之！
太史公疑子房以为魁梧奇伟，而其状貌乃如妇人女子，不称其志气。呜呼，此其所以为子房欤！
《留侯论》是苏轼早年所作，字里行间洋溢着作者的博闻才识和独具匠心。文章的主旨在于阐发“忍小忿而就大谋”，为使论点具有说服力，作者广征史实，不仅引用了郑伯肉袒迎楚，勾践卧薪尝胆等善于隐忍的正面典型，而且引项羽、刘邦等不善于隐忍的反面典型，从正反两方面加以论证发挥。作者引证史实层层递进，流转变化，不离其宗，抓住留侯能忍这一主线，进一步阐明张良能忍的效果是助高祖成就帝王大业。这篇文章能开能合，气势俊逸奔放，虽只有短短七百字，但言简意赅，分析透彻，鞭辟入里，显示了青年苏轼杰出的文学才华，千百年来成为立论文章的典范。
【赏析1】
该文系1061年（宋仁宗嘉祐六年），作者为答御试策而写的一批论策中的一篇。根据《史记·留侯世家》所记张良圯下受书及辅佐刘邦统一天下的事例，论证了“忍小忿而就大谋”、“养其全锋而待其敝”的策略的重要性。文笔纵横捭阖，极尽曲折变化之妙，行文雄辩而富有气势，体现了苏轼史论汪洋恣肆的风格。
“孺子可教”的典故即源于张良圯上受兵书之事。这个故事具有一定的神话色彩，以司马迁的才华慧识，以神怪入史且于篇末加以评注，常令后人对太史公秉笔直录产生怀疑。其实，早在宋代就有苏轼写了一篇《留侯论》，对此作了合乎情理的解释和发挥。
苏轼在文中独辟蹊径，化腐朽为神奇。依苏轼之意，圯上老人并非司马迁之所谓鬼物，而是秦代有远见卓识的隐君子，他的出现其意也不在授书，而是有意试一试张良的隐忍度的。张良曾在博浪沙行刺秦皇。事败之后隐姓埋名逃至下邳，圯上老人对此深为惋惜，特意用傲慢无礼的态度狠狠地挫折他。结果他能够忍耐，说明还是有可能成就大事的，所以圯上老人称他“孺子可教矣”。经苏轼这么解释，此事就具有了可信性。相比之下，司马迁对这段轶闻也是十分厚爱的，但他没有破除其封建迷信的神秘光环。苏轼之高明，终于使这段佳话点石成金。
这篇散文是苏轼早年所作，字里行间洋溢着作者的博闻才识和独具匠心。文章的主旨在于阐发“忍小忿而就大谋”，为使论点具有说服力，作者广征史实，不仅引用了郑伯肉袒迎楚，勾践卧薪尝胆等善于隐忍的正面典型，而且引项羽、刘邦等不善于隐忍的反面典型，从正反两方面加以论证发挥。作者引证史实层层递进，流转变化，不离其宗，抓住留侯能忍这一主线，进一步阐明张良能忍的效果是助高祖成就帝王大业。这篇文章能开能合，气势俊逸奔放，虽只有短短七百字，但言简意赅，分析透彻，鞭辟入里，显示了青年苏轼杰出的文学才华，千百年来成为立论文章的典范。
诗有诗眼，文也有文眼，尤其是立论文章，这篇文章开宗明义即亮出了“文眼”：“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这句话凝结了青年苏轼对世事人生波折的经验，有意无意之中为以后的奋斗撰写了座右铭。苏轼当年，屡遭贬谪，正是以忍为大德，才造就一个词、文、诗、书、画多方面的全才；也正由于此，才为宋代文坛上开创了独具一格的豪放派。因此可以说，作者明写留侯之忍，实际上是以古喻今，告诫自己不能锋芒太露，面对复杂人生只有以忍才能成就大业。
苏轼这篇论文还给读者一个启示，好的素材还要善于运用，即使是文学大家也不能等闲视之，也需要有一个深入分析反复提炼的过程。
《留侯论》作品赏析
留侯张良，汉初开国的第一流人物，生平事迹很多，可论者不少，不能面面俱到，苏轼独独选了“忍”字作为评论张良的重心。开篇先破除旧说：以为黄石公为鬼物，张良能辅佐汉高祖定天下是因为获得黄石公授兵书；接着另立新说，认为张良之所以成功，在于他能忍的性格。至于苏轼所翻案的古人案底为何？《留侯论》文末提到：“太史公疑子房以为魁梧奇伟，而其状貌乃如妇人女子，不称其志气。”对照《史记》留侯世家所言，苏轼翻的应该是太史公的文案。
学者多言无鬼神，然言有物。至如留侯所见老父予书，亦可怪矣！高祖所困者数矣，而留侯常有功力焉，岂可谓非天乎？“上曰：‘夫运筹策帷幄之中，决胜千里外，吾不如子房。’余以为其人计魁梧奇伟，至见其图，状貌如妇人好女。盖孔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留侯亦云。（《史记》留侯世家第二十五）
黄石公非鬼物，张良能忍，并且能以教刘邦以忍而成就大业，在苏轼文中已经论述颇清，在此就不必多提。司马迁以一部《史记》留名千古，史记中的许多评价颇得后人崇敬，但是司马迁受西汉阴阳五行学说影响，怀疑黄石老人为鬼物，间接怀疑张良的成功乃因鬼物所助，天欲成之，非张良之力，这段话却将张良毕生的努力一笔抹销，何其不公平！言末虽然引高祖称赞张良之语来衬托张良的智谋，但末了接上以貌取人一言，不免也令一些其貌不扬、或面貌不够魁武奇伟的大丈夫们感叹唏嘘。
张良在博浪沙袭击秦始皇，在乱世中辅佐刘邦定天下，可见他绝不是一个甘愿淡薄之人，虽然功成名就之后急流勇退，却也是明哲保身的不得已之为。自古男儿无一不是雄心勃勃、志在万里，张良忍小忿也是为了就大谋，后人不能明了他的志向便罢，如太史公这样能赞许他所创立的功业，却将他辛苦努力的成果归为一句“岂可谓非天乎”，意思是张良你的功业都是上天注定，是鬼物帮助，而不是你自己的付出与功劳，这样的评价要是给张良知道了，岂不吐血三升？
苏轼是真正能赞赏张良的人，尽管张良成功的原因当不只能忍，更有许多智慧权谋之术，但苏轼这篇《留侯论》却是将开国功臣的荣誉赋予张良本人的名作。他肯定了张良的人格、实力、功业、美名，更不因张良相貌的女态而怀疑他的能力。苏轼撰此文，张良在地底若有知，必定会感叹：“东坡当吾知音！”
【赏析2】
本文系仁宗嘉六年，作者为答御试策而写的一批论策中的一篇。根据《史记·留侯世家》所记张良圯下受书及辅佐刘邦统一天下的事例，论证了“忍小忿而就大谋”、“养其全锋而待其敝”的策略的重要性。文笔纵横捭阖，极尽曲折变化之妙，行文雄辩而富有气势，体现了苏轼史论汪洋恣肆的风格。
这是一篇教授人们“忍小忿而就大谋”的文章。
留侯张良（？—前186年），字子房，城父（今河南郏县东）人。先辈事韩国为相。韩被秦灭后，子房倾家财而求刺客，在博浪沙（今河南原阳县东南）以百二十斤铁椎狙击秦始皇，未中，遂更名改姓逃至下邳（今江苏徐州市），汉立国后因功封侯依封地名称留侯。传说他在下邳桥上遇上黄石公，后者故意将鞋子掉到桥下，让张良拾起来给他穿上，张只得照办，如是者反复三次，黄石公说：“孺子可教矣，”就将《太公兵法》一书授与张良，并说：“读此则为王者师矣。”此后地事情当然是证明此说不谬。
东坡的思想有一个从儒学一尊到儒、道、释“三教合一”的过程，这大约与他那坎坷的政治经历不无关系。本篇的“忍”，则明显不同于佛家的“物我相忘，身心皆定”；也不同于道家的“清静无为”、“与世无争”，还是与孟子所说：“小不忍，则乱大谋”相类，总结的是地道的儒家政治斗争的经验。文中所举数例，如子房、郑伯、勾践、刘邦等，均是因“忍”而成就了大事业，甚至得了天下的，这与佛老的距离是显而易见的。
本文属认辨体散文，以分析事理、辨明是非为主，又有很强的文学性。东坡师承先秦诸子及汉初贾谊、晁错、唐代散文大师韩愈等人，写出了《贾谊论》、《留侯论》等论文，他长于议论，语言明快犀利，说理透辟，所以南宋的叶适称他是“古今议论之杰”。
《留侯论》是作者青年时代应制科考试时的文章，但却写得新意叠出，雄辨滔滔，有着论辨文必不可少的磅礴气势。刘大櫆在《论文偶记》中说：“论气不论势，文法总不备。”道出了气势的重要性。本文发轫，即有一个鲜明的对比，一方是“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的“天下有大勇者”；一方是“拔剑而起、挺身而斗”的“见辱”“匹夫”，以揭示“古之所谓豪杰之士”的“过人之节”就在于能够“忍小忿而就大谋”。依此主旨，在以后的论述中，作者展开了对张良性格的生动描述，并采撷史实，一例接一例，形成一股先声夺人的气势。
《史记·留侯世家》最先记载“圮上受书”之说，此后历代沿用不疑，这位“下邳亡命者”身上也包裹了一层近于荒诞的神秘外表。苏轼如果沿用《史记》观点，至少在两个方面是不利的：一是张良在战争中刻苦磨砺，终于成为“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军事家的真实风貌会受到损害；二是本文借助张良的成熟过程来证明“忍”会成人之事，将无法立论。这样一篇大文章，只是去吃冷炒饭，对于善写翻案文章的苏子来说，显然是不可想象的。针对已成定论的司马迁言，他指出：“然亦安知非秦之世，有隐君子者而出试之？……而世人不察，以为鬼物，亦已过矣，”这可以说是点石成金之言，张良能在楚汉相争这样艰巨、复杂的战争中，清醒地审时度势，铺佐刘邦制定正确的战略方针，百战不殆，表现了作为“帝者之师”的足智多谋，并非得力于什么神仙点化，而是因为隐者对他的启发及授书所致。当然——依本文所说——也与“忍”字密不可分。
作者还有一个新的见解，强调圮上老人的堕履和三次相约，是因他“以为子房才有余，而忧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刚锐之气，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谋。”而并不仅象《史记》中所说是授书过程中的试探手段。换个角度讲，司马迁强调的是“书”，这书有神气，老人经考验后授与张良，从而成就了他的功业。而苏轼强调的是“忍”，老人堕履是为磨炼张良的忍耐力，使他做到“其能有所忍也，然后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它只有掌握在能“忍小忿而就大谋”的“豪杰之士”手中，才能发挥巨大的威力。作者在深度上又有了进一步的发掘。
苏子为使他的观点更臻完备，还使用了反证法。秦灭韩后，张良集国难、家仇于一身，想借一个普通刺客的力量，逞强于一次单纯的狙击之中，几乎丢了性命。“以盖世之才，不为伊尹、太公之谋，而出荆柯、聂政之计”，“此圮上老人之所为深惜者也。”清代李扶九在评论此事件时说：“子房博浪之击，倘使其时真中，子房必与始皇俱死。而其时。斯、高之谋未荫，扶苏尚在，恬、毅诸将无恙，秦未可亡也，虽其忠肝义胆，震动天地，而自达者视之，其行事不犹孺子之为乎？”一句话，子房差点帮了秦国大忙，延长了秦朝的寿命。 论辨文的一个最有效的方法，叫做“事类”，即征引同类事例阐明作者本义，反过来又证明这个本义具有普通意义。东坡引用了“郑伯逆楚”、“勾践困吴”等故事，表明郑伯“肉袒牵羊”，向楚庄王表示服顺；越王勾践“归臣妾于吴”，向吴王夫差表示卑贱；刘邦面对百战百胜的项羽，“养其全锋，以待其弊”，他们决不是软弱地任人宰割，而是豪杰之士的负重忍辱、深谋远虑。他们的举动与少年张良在博浪沙的“匹夫之刚”形成了显明对比，前者似弱而实强，后者似强而实弱。这是照应前文“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的一段议论，举事类义，文势铺陈回荡，扣接得贴切、巧妙。
作者在论辨时，不仅靠立论、推理，而且也较多地借助了张良的形象，这是本文的又一特点。张的形象大约分为几部分来刻划，先是写他少不谙事，“逞于一击之间”；再是老人磨练他的性情，授书与他；然后是写韩信请立假齐王一事。刘邦算是能“忍”的高手，项羽百战百胜，他可“养全其锋”，但“淮阴破齐而欲自王，高祖发怒”，并且“见于词色”了。说明老谋深算如刘邦，“犹有刚强不忍之气，非子房其谁全之”，这又是一个对比。此时的张良已从低层次的匹夫之勇中解脱出来，而代之以“帝者师”的伟岸形象了。这个变化过程全在于从“忍”字中悟到了“警戒之义”。
从文中史实看，所记的几个事件，特别是楚汉战争的胜败，有着多方面的原因和更深远的历史条件，仅仅归结为“忍”与“不能忍”的个人修养和气质，显然是片面的。苏子善作翻案文章，翻案常常伴随着矫枉过正，本文又是他年轻时的应制之作，有一些偏颇也就不足为怪了。
“最后一匹马中龙，不嘶不动尾摇风”。这是作者在《韩干马十四匹》中的两句诗，“牝牡骊黄”无法区别千里马和凡马，这一点在本文结尾处再次出现，“太史公疑子房以为魁梧奇伟，而其状貌乃如妇人女子，不称其志气。呜呼！此其所以为子房欤！“过去有人评论此文以“浓墨开题，淡语作收”，苏轼举重若轻，寓至理于浅显，宕出远神，使读者在此神来之笔处产生丰富的联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