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菩提达摩与梁武帝没有缘分，于是就离开南京，北上嵩山，居嵩山少林寺达十年之久，少林寺就此而为禅宗祖庭。在此期间，关于达摩最有名的故事，即是“一苇渡江”和“面壁九年”。
想当年，达摩大师于一叶芦苇之上，飘然而过波涛汹涌的万里长江，是何等的潇洒，令人羡煞！而少林寺内沉默的九年，连小鸟也在他肩上作窝产仔，又是何等的神秘，令人猜疑！
今天的人们，哪怕是禅门子弟，也不会去仿效达摩此举。哪怕吹得最离谱的特异功能者，也不敢说自己有此能耐。我们也不会因此而说达摩是现代冲浪运动的祖师爷，或是要求吉尼斯大全记上静坐的记录。那么，这些故事除了给导游小姐增加谈资外，还有什么意义呢？
本来佛教讲因缘和合，就不信鬼神，而禅宗讲顿悟成佛，更是连奇迹（非常现象）也不说，但其东土初祖达摩的身上却凤毛麟角地生出些神话传说来，此话从何而起？
这是佛学来华之特殊历史背景之下和特殊文化现象。
源自古印度的佛教，作为一种异质异态的文化，其思维方式和结构，相对于中国的诸子百家而言，是闻所未闻，无法想像的。因此，初入华的佛教，是绝不可能要求中国人按其真实面貌来理解它、接受它的。换言之，最早入华的佛教，是不会按正常的情况那样以经典来作为其传播载体的，历史为它另外安排了传播媒介。
宗教传播的关键，乃是在心理上唤起信徒的认同。就此而言，奇迹的制造、特异的功能、超前的预测，乃至无稽的神话，较之深奥难懂的教义，具有更大的优势和更好的效果。就像明代天主教来华时以先进的天文历算知识和精巧奇妙的机器来打动人心一样，汉末来华的佛教，也以其医道术数、神仙方技来开辟道路。
另一方面，佛教入华之东汉，正是中国儒道二家发生重大变化的时代。汉代儒学建立了严密完整的政治理论，中国儒家政治人伦之学的特质由此而定；而西汉道家那“无为而治”，作为政治理论的黄老之学已经衰退，但其擅长的自然学说（如宇宙论）、医学、天文学、炼丹术以及谶纬图说，神仙方术则成为东汉黄老之说的世袭领地。
很自然的，中国人就把新来的佛教与道家归为一流，特别是方士道术等而视之。特殊的历史背景，强化了佛教方术化的倾向，强化了佛教以七曜五行、医方异术为传播媒介的时代特征。
有史为证：
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佛法来华之信史——汉明帝“永平求法”的记录中，“天竺有得道者，号之曰佛，飞行虚空，身有日光”，显然是个仙家人物。
中国最早的记录佛--教来华之情况的牟子《理惑论》中：
佛之言觉者也，恍惚变化，分身散体，或存或亡，能小能大，能圆能方，能老能少，能隐能彰，蹈火不烧，履刃不伤，在污不染，在祸无殃，欲行则飞，坐则扬光，故号为佛也。
与这样的神能广大、法力无边的“佛”相比，那“一苇渡江”、“面壁九年”的达摩只能算小巫见大巫了。
对佛的形象神化如此，那么僧侣们干些什么呢？安世高“七曜五行，医术异方以至鸟兽之声无不综达”；康僧会“天文图谶多所综涉”；佛图澄“变化技术可以惑常人之耳目”。
在这样的情况下，佛教理论也部分地被方术化。典型的例子就是佛教关于三世轮回、因果报应的思想，被庸俗化为行善上西天、从恶下地狱的“中国式佛教”，首先在中国流传开来。从汉代“王公大人观生死报应之际，莫不惧然自失”，到二千年后鲁迅笔下的祥林嫂，为免于死后下地狱被锯为两截而捐门槛，中国人始终把这种“邪见”当作真正的佛教思想接受下来。
作为佛经翻译和解说、真正的佛学传播的先锋，神怪化、方术化的“佛法”曾在中国流行，其结果，必不可免地在整个佛教史上，特别是民俗文化的层面上留下痕迹和影响。
了解这一历史北景，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在文明高度发达，早已过了产生神话时期的中国魏晋时代，那不信鬼神、不讲奇迹的禅宗，会出人意料地在自己的初祖身上制造出那么些神话传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