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近日无意中看到一篇袁宝华的文章《深切缅怀薄一波同志》，中间一段讲的大炼钢铁，对时任冶金部部长的王鹤寿的回忆形同白描，摘录如下：
王鹤寿（1909.4.19～1999.3.2）《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的起草人。
在北戴河会议上，毛主席提出1958年的钢产量要比1957年翻一番，即达到1070万吨。一波同志感觉压力很大，因为他是经委主任。毛主席找我们去座谈，我是跟冶金部部长王鹤寿一起去的。毛主席问钢产量翻一番能不能做到，王鹤寿拍着胸脯说能够完成，在场的其他有关同志也纷纷拍胸脯。一波同志与别人的意见不一致，又不能反对毛主席的意见，就建议在报纸上公布1070万吨计划指标，因为公布以后就没有退路，大家就义无反顾、非完成不可了。虽说1958年最后完成了1070万吨钢，可是按毛主席的话说，好钢只有800万吨。为什么没有那么多好钢呢？因为没有那么多好铁，矿石、焦炭也跟不上。于是，我们在1959年想了个办法，打算一下子建设上千座小焦炉。一波同志知道后，在经委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很严肃地批评我们说，1958年大炼钢铁把树都砍掉了，庄稼在地里收不回来，经济遭受那么大的损失，你们还不接受教训？当时我们搞冶金的同志思想转不过弯来，听了这话还不服气。接着，陈云同志把我们冶金方面的人召在一起，主要是听我们汇报怎样完成1959年1800万吨钢的计划。陈云同志觉得指标定高了，应该降下来，最多只能完成1300万吨。他没有批评我们，只是实事求是一个矿一个矿地算账，最后说服了我们，让我们感到确实不行，指标要降下来。这件事给了我很大的教育和启发。（袁宝华《深切缅怀薄一波同志》，中国企业报，2007年5月21日）
袁宝华此处行文甚是狡诈，“我”和“我们”间插使用，气势不减当年，依然毫无愧色，实在令人叹息！
袁宝华还有一篇回忆周恩来的文章，写得不知为什么就明白多了：
总理对待干部，特别是各部门的领导干部，是很尊重的，工作中严格要求、充分信任，思想上关心爱护、循循善诱，很少有发脾气的时候。但对于一些同志工作中的缺点，尤其是对不实事求是的作风，总理绝不容忍，发现问题，总是及时给予严厉的批评和真诚的帮助。我记得1960年10月中央书记处在居仁堂开会，会议内容是研究第四季度工业生产，中心是1960年1800万吨钢的指标能否完成。从当时的实际情况看，无论是钢厂的能力、煤炭的供应，还是交通运输情况，完成这样高的指标都是困难的。但由于受1958年以来在经济建设中产生的“左”倾冒进思想的严重影响，一些干部包括一些高级干部，对当时出现的经济困难的严重性认识不足，对进行国民经济调整的必要性也认识不够，或许是对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心有余悸，以致在一段时间内对实行调整的方针在思想上还转不过弯子。因此都不愿首先提出调整指标的意见，而是强调客观，互相推诿。总理听了几个部门的发言，对这种不实事求是、不面对现实的作风很不满意。早在1956年，总理就提出反冒进，虽在以后受到错误的批评，为了维护党内团结也做过检讨，但他对于以后几年中一些不切实际的做法一直是不赞成的。他认为到了1960年末，中央已经下决心进行调整，部门的领导同志还不能采取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这是不应该的。在这次会上总理对一些部门的领导同志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使他们受到很大震动，解除了他们的思想包袱，从而对促进这些部门贯彻中央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实现我国经济工作的重点转移起了重要作用。（袁宝华《周恩来领导我们搞经济工作的几件往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