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张小曼注：2010年6月15日是先父张西曼教授诞辰115周年，也是许德珩从1950年开始捏造九三学社的历史攻击先父的60周年，去年就写好的此文，拖了一年，终于下决心在今天发表出来，虽然有同志曾表示让我“等”，但我觉得60年了，再“等”到什么时候该是个头呢？60年的岁月长河流逝，该是披露历史真相的时候了，我希望以自己艰苦的努力，逐步恢复历史本来面目。虽然我生活在民间，但从不惧怕大人物，我最痛恨的就是编造谎言的骗子，我坚信“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墨写的谎言，掩盖不住血写的事实”，欢迎广大读者和九三同人批评指正。
从《汉口民国日报》谈
1927年“七·一五”政变后真实的许德珩
张小曼
写此文的起因
从1950年起曾担任过先后七届九三学社中央主席职务的许德珩(1890-1990)，在解放后一个接一个波澜壮阔的政治运动中居然一直安然无恙，任职时间之长，居各民主党派之首，最后荣升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7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到1990年之间的许德珩顺风顺水，一路平步青云，可谓政治上的常青树。
我的父亲张西曼教授(1895-1949)是著名的国民党左翼人士，九三学社发起人之一，1908年入同盟会，1911年留学俄罗斯，曾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出重大贡献，是国民党中唯一的一个毕生以传播马克思主义为己任、曾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发展、壮大做出重大贡献的党外布尔什维克，1975年周恩来曾向他的卫士张树迎称张西曼是“红色教授”，在1995年百岁诞辰时被中共中央统战部王兆国部长称颂为“坚定的爱国主义者和英勇投身于抗日运动的民族英雄”。
1949年7月10日先父张西曼教授因多年革命积劳成疾年仅54岁不幸病逝北平，精疲力竭地倒在了新中国的大门外。在7月12日的《人民日报》上，我看到许德珩曾与周恩来、董必武、林伯渠、李维汉、陈绍禹（王明）、李达、周扬等19人一起列名张西曼教授治丧委员会的委员，1949年8月周恩来亲笔为父亲题写了落款是“敬题”的墓碑。当年的我只有一岁，因此对父亲的了解都是二十多年之后我长大成人以后看到我的母亲魏希昭保存下来的原始报纸和搜集的资料才了解的事情了。
1978年，当我从工作了8年的工厂借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参与《中华民国大事记》（1911-1949）的1930年下半年大事记的编撰工作时，利用近代史所图书馆解放前报刊资料丰富的便利条件，查阅了《新华日报》等大量报刊资料，为《中华民国人物传》撰写了先父张西曼教授约3000字的一篇简略的人物小传，由于是初步的研究成果，对父亲的生平事迹了解的还很不全面，特别是对张西曼公开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功绩还丝毫没有涉及，尚有待继续完善。但由于按规定不能以家属名义刊登，民国史研究室就指定了一位女研究人员顶替我的名字继续进行后期求证工作并予以发表。我遂把当时在世的治丧委员会委员和其他有关线索全部提供出来给她，其中就有许德珩的名字，但奇怪的是，她到许德珩处调查回来，不但没有添加任何有价值的线索，却反映说我撰写的这篇父亲《张西曼》的传记在“吹牛”。使我百思不得其解。
1983年12月14日，我发现在《人民日报》上转载了以许德珩名义在同年第6期《人物》杂志上发表的《毛主席与九三学社》一文，造谣说九三学社前身曾在“1944年成立过一个民主科学座谈会，并逐步演进成为一种学术性的政治团体，取名民主科学社”。接着笔锋一转，说“后来因为参加座谈会的朋友之中，有一位办了一个刊物，也叫‘民主与科学’。社会上对这个刊物有些物议，为了避免外面的误会，就把民主科学社的名称取消了”。
我认为许德珩文章中暗指的攻击对象是我的父亲张西曼教授，因为我的父亲张西曼教授作为中国民主宪政促进会的理事长，曾在1945-1946年期间曾为该会主办过《民主与科学》杂志作为理论刊物。1946年1月楮辅成、许德珩、张西曼并列为九三筹备会的三个发起人，1946年5月4日九三学社成立时当选为十六名理事之一。经过查阅报纸和向九三学社副主席潘菽等进行调查了解，我认为此文完全是无中生有的捏造！同时九三学社创始人之一、因为1957年错划右派默默无闻地贬职在重庆二十五中工作的雷启汉先生也给我写来一封措词严厉的信，对许德珩捏造事实诬蔑我父亲张西曼教授的行径表示了极大的愤慨。当时我就向九三学社中央研究室反映许德珩在社史中造假的问题，并要求《人物》杂志发表我的更正说明，可惜当时的我人微言轻，我的抗议成了泥牛入海根本无法实现。
直到2000年我撰写的《九三学社的早期历史和张西曼》一文才与已经过世的雷启汉先生1985年写给我的《关于九三学社成立前后的失实之论》同时在《红岩春秋》杂志第6期发表。但遗憾的是在九三学社社史中却始终维护着许德珩的谎言，仿佛谎言重复千遍就可以变成真理一样，不断重复着捏造出来的1944年许德珩成立过所谓“民主科学座谈会”及“民主科学社”的“历史功绩”。
因为我的记忆中早已找不到父亲张西曼教授的形象，所以多年来我搜集资料撰写文章的立足点一直在坚持查阅原始报刊资料和珍贵的历史档案，同时寻找采访健在的父亲的亲朋好友和学生双管齐下的方针。2006年春，为了查阅先父张西曼教授在武昌中山大学的任职情况和大革命时期的资料，我开始翻阅由董用威（即董必武）任经理的1927年的《汉口民国日报》。该报在人民出版社一九八0年影印，新华书店内部发行，北京胶印二厂印刷的“影印者说明”中说：
“《汉口民国日报》，是中共中央宣传部直接领导的全国性报纸，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创刊，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五日以后，报社被迫改组，成为国民党的报纸。
……这次影印的是一九二七年一月五日至九月三十日的藏有原版部分合订三册出版。”
事实说明《汉口民国日报》开始创立的时候实际是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中央宣传部的报纸，在报上我发现了先父张西曼教授不但在武昌中山大学担任教授，而且发现父亲曾在武昌举办了多期俄文速成班，翻到7月份的第3本《汉口民国日报》时，我还发现在1927年7月2日（周六）、3日（周日）、4日（周一）、5日（周二）、6日（周三）、7日（周四）、8日（周五）、9日（周六）、10日（周日）的头版第一张广告第一页左下方连续不间断地发表了一则有关父亲张西曼的启事，内容如下：
“张西曼教授主办之
俄文暑期速成早班招生
预备留学俄国或投考国立武昌中山大学俄文系收效最宏之俄文补习机关训练严格教授得法以七年大学教授经验担保事半功倍全期二个月每周十二小时均由早七时起至九时止学费四十元报名时一次徼清七月六日开学校址及报名处汉口华商街辅义里二号本校经售张著大学俄文教本（一）新俄罗斯读本（一元八角）（二）中等俄文典（一元五角）乙7．10”
在这几天的《汉口民国日报》上还同时刊有1927年3月负责出版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下属的人民出版社第六版的标题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由先父张西曼教授翻译的《俄国共产党党纲》的长江书店启事：“本店经售向导社新青年社中国青年社并一切关于革命的书报‘没有革命的理论便不可能有革命的行动’本店愿意于这革命高潮中供给革命民众以研究高深革命理论的材料凡我革命同志欲购阅革命的书报请移玉至敝店可也地址后城马路上首济生路口”，以及《群众》第十四期目录和《前敌旬刊》目录、《蒋介石屠杀上海革命工人纪实》、《党声》打倒蒋介石专号等进步刊物的广告以及讨伐蒋介石宣传大纲、蒋逆又在上海屠杀等文章。
许德珩担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秘书长是被汪精卫任命的
从1927年7月11日以后，我在《汉口民国日报》上就找不到父亲张西曼教授的任何消息了，但是好奇心促使我继续翻阅下去。接着我看到在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继蒋介石在上海发动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接着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七·一五”反革命政变，这就是历史上的著名的“宁汉合流”。政治风云突变，《汉口民国日报》也就从中共中央宣传部控制的报纸摇身一变成为反动的国民党汪精卫派控制的报纸。
1927年7月16日（周六）第一张新闻第二版报道了“昨日中央扩大会议，关于最近党务之重要决议”，刊登了“邓演达辞职照准”，下面的小标题是准陈公博继任总政治部主任，陈克文代中央农民部长、并推陈公博为军委会委员。同时国民政府劳工部部长苏兆征也提出辞职。
从7月19日起，《汉口民国日报》在第一张新闻第一版头条位置刊登《本报紧要启事》，内容是“本报副刊改组自今日起暂行停刊一俟改组就绪即当继续出版特此声明”，第二条就刊登了“董用威紧要启事”，接着连续三天刊登此条消息。董用威 即董必武的别名，内容如下：“用威呈请中央辞去汉口国民日报经理一职业蒙照准已由中央宣传部派杨绵仲同志接替自本月十八日起所有本馆事务概由杨同志负责，特此声明。”紧挨最上边的就是“容共政策之最近经过”及孙中山之子孙科发表的“国民革命唯一之路”，都是表示反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文章。
中华民国十六年七月二十一号（1927年7月21日）（周四）第一张新闻第一版刊登了总政治部主任陈公博十九日宣誓就职的消息，表达了陈公博“倾奉中央执行委员会函开，本会第二届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扩大会议，关于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辞职，该部无人负责案，当经决议准邓演达辞职，推陈公博同志继任”，奉此，公博“谨尊于七月十九日到部宣誓就职”，并要“祈灌输本党主义于革命军队之中”。
中华民国十六年七月二十三日《汉口民国日报》第一张新闻第一版刊登杨绵仲启事，由中宣任命曾集熙继任。旁边刊登了顾孟余的《苏联政策的航线》一文，指责苏联的对华政策有严重错误，“由（尤）以共产党同化本党，进而以共产党代替本党”。
中华民国十六年七月二十八号(周四)《汉口民国日报》第一张新闻第一页最上方正中位置发表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七月十七日《告中国共产党》，内容开头如下：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本月十三日发现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时局进言，十九日再发现中国共产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国劳苦青年群众书，对于本党肆行抨击，妄加丑诋。”
文中提出“是共产党自绝于本党，表现不愿与本党合作”。
此文下面的消息就是《中央通令严防共产分子》，要求“各级党部及各种机关应严加防范”。
中华民国十六年八月一号《汉口民国日报》第一张新闻第一页刊登“一周间共产党之活动”。文中称“现武汉共产分子，近更颠倒是非，散布流言，以图淆乱新闻，鼓动风潮”。并刊登《总政治部之新计画》，“我军此次出发东南讨伐蒋逆，总政治部为传播前后方消息起见，特由宣传科组织革命军通讯社，随军出发”等等。又以“旧日标语，不适宣传，陈主任（公博）昨（7月31日）已令将旧有标语十九种，计一万八千六百二十张于八月二日在武昌系数销毁云”。该报第二张新闻第三页刊登“赵觉民启事”，内容如下：
“觉民前曾加入CY（即中国共产党）自登报日起与CY绝对断绝关系信仰三民主义努力国民革命工作用登报端藉表衷诚”。
中华民国十六年八月三号《汉口民国日报》第一张新闻第一页中间位置刊登了八月二日的“国民政府令”，内容如下：
“共产党徒企图破坏国民革命对于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及国民革命军危害万端对于农工民众极力挑拨离间诱惑无所不至种种罪恶已次第发露中央宽大为怀再四优容原冀其稍知悔过早戢凶谋乃该党怙恶日甚近竟扬使其死党贺龙叶挺在南昌举兵作乱枪害友军杀掠良民实属罪大恶极中央已分道派兵进剿指日可以荡平共产党徒既甘心谋叛实自绝于本党自绝于民众自绝于中国自经此次布告以后凡共产党徒之蜇处国民政府领域之内者务须洗心革面勉为良善倘敢阴怀不轨仍秘密进行其祸国殃民之伎俩则国法具在一经拿获即行明正典刑决不宽恕此令中华民国十六年八月二日”
紧挨国民政府令左侧和下面，就有“共产党徒作乱贺龙叶挺犯南昌”的大字报道，摘要是“政府明令褫夺贺叶军职拿办煽乱之共产党员张朱两总指挥并调湘鄂驻军会剿”，下面兹将国民政府电令录下：
（衔略）据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东电报告，第二十军军长贺龙及第二十四师师长叶挺，受共产党指使，谋袭南昌，公然叛乱，已派兵往剿，并自请处分等语，查近日共产党到处煽乱，企图破坏国民革命。叶挺为共产党死党，所有该党一切暴乱分子，悉萃其间，贺龙出身绿林，共产党说以杀人劫财，投所夙好，此次共同作乱，诚所谓聚蛇蝎于一窟，南昌人民，遭此荼毒，实深悯念，贺龙叶挺，着即褫夺军职，照谋叛律治罪，张发奎初抵九江，即逢事变，应从宽免其置议，著即督饬所部，赶紧进剿，务获元凶，并将所有煽乱附逆之共产党员，一体拿办，以除民害，该逆等经张发奎所部进剿，难保不分……
就在中华民国十六年八月三日（即1927年8月3日）的《汉口民国日报》第一张新闻第一页的左下方，就有一条字体稍小一点的消息“总政治部秘书长许德珩前日就职”，内容是“总政治部前任秘书长余恺湛呈请辞职照准，已由该部任命许德珩为秘书长，已于一号到部接事，即于是日纪念周时，由该部陈主任（公博）介绍于各职员，许君当即宣布对于政治工作意见，全部鼓掌欢迎，闻许君系由法比，留学回国云。”
看到此处，吃惊的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反复看过之后，我才坚定信心，这里反映的事实是真实的，许德珩1927年8月1日担任的是汪精卫叛变革命以后被任命的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秘书长，而不是大革命失败以前的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秘书长呀！多年来的困惑终于得到解答。过去我奇怪许德珩究竟为什么要捏造我父亲张西曼教授和九三学社的历史，由此我不禁恍然大悟，原来许德珩的历史并不象他在自传回忆录里写的那么纯净清白，1927年的“七·一五”是革命与反革命的分水岭和试金石，真实的许德珩原来是汪精卫反革命组织伪国民政府总政治部的得力干将和心腹呀！
自从许德珩担任伪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秘书长以后，由于主任陈公博已经带队前往南昌协助军队进行镇压南昌起义的政治思想工作，武汉的汪精卫的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实际由许德珩全盘领导，由于汪精卫在争国民党的正统地位，思想上是既反蒋又反共，所以许德珩忠实地执行了汪精卫的思想，自八月四日起由许德珩领导控制的的《汉口民国日报》，连续发表了“总政治部为东征讨蒋告民众”（第一张新闻第二页）、“总政治部为辟谣敬告武汉同胞书”、“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应用讨蒋宣传大纲的说明”（第二张新闻第三页）等多篇反共文章。
就在八月四日第二张广告第四页下面发表了“长江书店停业启事”，内容如下：
“敝店于上月三十日晚间给军事委员会派军官士兵检查后抄去书籍甚多并禁止发售一切出版无不得不停业特此公告”
就在长江书店停业的广告旁边，除了赵觉民脱离CY的启事外，又刊登了“吕剑哉尹忠领启事”，内容如下：“剑哉忠领前在清党运动时被别人绍介加入CY今自登报日起与CY脱离关系努力国民革命工作信仰三民主义此启”。
中华民国十六年八月六日（六）《汉口民国日报》第二张新闻第四页中间刊登了“总政治部目前的宣传要点”，分甲乙丙丁戊五项，其中丙项内容是“制裁共产分子之意义”，内容如下：
丙制裁共产分子之意义
（一）因共产党消灭国民党
（二）因共产党阴谋破坏国民革命
（三）因共产党挟制民众希图捣乱
（四）因共产党把持本党的宣传机构
（五）因共产党违背三民主义
（六）因共产党为违背总理政策
（七）因共产党分散革命的势力
（八）因共产党不守革命纪律
（九）因共产党违背本党策略并耄政府命令
（十）因共产党违背总理容共之真意义
由于许德珩担任伪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秘书长以后身体力行、积极反共有功，短短十天之后的8月11日在《汉口民国日报》第二张第三页刊登的“总政治部设立审计委员会”一文，报道许德珩担任伪政治部审计委员会主席；接着在8月12日《汉口民国日报》第一张新闻第二页“陈（公博）主任今日赴浔（南昌）”一文报道，“陈主任为赴前方（指赴南昌帮助镇压八一南昌起义）指导便利起见，特于今晨率领秘书处总务科及特务处人员一百余人离汉。所有该部在后方工作，已由陈主任委任秘书长许德珩为留守主任。”可见陈公博对许德珩是多么器重啊！提升许德珩为伪政治部留守主任，正说明许德珩当时与陈公博是一丘之貉。
就在《汉口民国日报》一九二七年九月廿一号第一张新闻第二页的报纸中间，我发现了一条新闻，内容如下：
“ 军委会
通缉江董琴
在江西张贴
反革命标语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陆字第一八八号令各文武机关云，为令行事，案据总政治部后方留守主任许葆珩呈称，请明令免职，迅予通缉严办，以申党纪，而免效尤，仰祈鉴核施行事，倾接九江汪委员卅电开，博密，益之昨回南昌，顷电告四军，沿途所贴反革命之标语，皆江董琴所为，深可痛恨，请即明令免职拿问，为要等因，查江董琴身任方面军政工作，所负使命，极为重大，应如何竭诚努力，以报党国，兹乘贺叶叛变之际，肆行反动，显系共产余毒，妄冀淆惑听闻，殊堪痛恨，若不迅予免职，通缉归案，从严惩办，实不足以申党纪，而儆效尤，奉电前因，理合具文，呈请钧会鉴核，迅予免职通令硒辑，务获归案究办，实为公便等情据此，应即准予转饬通缉，除分令外，仰该即便遵照，饬属严辑归案深究切切此令。
口民国日报》中华民国十六年九月廿一号（三）第一张新闻第二页中间”
从该篇文字来看，所谓“总政治部后方留守主任许葆珩”只不过排版有误，“许葆珩”应该就是由于表现突出、反共有功、迅速得到汪精卫、陈公博提拔，短短十多天就由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秘书长提升为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留守主任的许德珩无疑。
2009年1月20日，我与九三学社研究室的同志们见面，才知道原来许德珩在1950年12月九三学社第一届委员会的工作报告中就开始造谣说九三前身1944年有所谓的民主科学座谈会，并造谣说我父亲主编的《民主与科学》杂志得到孙科的支持（孙科1948年被列为战犯）。当时我就告诉九三中央的同志们，是许德珩在造谣！我父亲主编的《民主与科学》杂志与孙科没有任何关系，该杂志的经费均由父亲从多年积蓄和工资中负担，虽困难重重，但父亲坚持出版了12期杂志（共8本）。中苏文化协会是先父创办的，虽然孙科被父亲请来担任中苏文化协会的会长，但由于孙科思想右倾，对先父张西曼教授一直采取排斥打击态度。
2009年2月10日，我与一位近代史所资深研究员谈起我的发现，他告诉我：许德珩是国民党改组派组建的大陆大学的主力，发表过大量反共文章。3月初并借给我1986年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由民国史研究室查建瑜编的《国民党改组派资料选编》，果然查到了秘密存在的国民党改组派的活动中许德珩的动向。随后我向九三学社研究室的同志提供了我父亲张西曼教授主编的《民主与科学》全套1至12期（共8本，有合刊）及其他著作的内容。
2009年3月23日，我借阅了1928年陈公博主编的《革命评论》第一至十三期，这是陈公博主编的国民党改组派的理论刊物，共出版18期，只存在了从1928年4月到8月的5个月时间，其中显著地位就有许德珩署名的13篇文章，充分说明许德珩是汪精卫、陈公博清党分共的理论干将。3月30日我又收到吴藻溪先生之子吴维扬先生从上海给我寄来的《革命评论》中许德珩13篇文章的复印件，4月1日，我上网查阅了“江董琴”的条目，发现这是一个牺牲在1932年的与邓演达创立第三党的同志，1927年当时担任的是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政治部主任。为了进一步了解全貌，4月2日，我又借到《革命评论》1至18期的全套合订本，这套书应该是原版，历经81年的沧桑，书页变得又黄又脆，边角被老鼠啃得缺了一大块，好在还没有啃到使书页缺少铅字的程度，该书原收藏者的名字叫“金志骞”。该刊仅仅出版18期，而许德珩在《革命评论》5个月间的文章竟有13篇之多，其发表文章的目录如下：
第一期中国革命的纠纷与将来的希望
第二期目前最低限度的几个注意与要求
第三期日本出兵山东与中国革命前途
第四期北伐的意义与价值
第五期六三纪念感言
第六期埃及的反英运动与中国的反日运动
第七期德法选举之结果与欧洲政治
第十期怎样废除不平等条约
第十一期俄国共产党内斗后的一篇纪事
第十二期俄国共产党内斗后的一篇纪事(续)
第十三期复古与革命
第十七期清党欤?驱无欤?
第十八期值得我们注意的两个问题
事实说明，在汪精卫1927年“七·一五”叛变革命以后，直到汪精卫1929年失败下野，从头至尾许德珩都是汪精卫的得力干将和笔杆子，更受到陈公博的欣赏称赞，在《革命评论》中有相当代表性的文字，当属丁际盛在第十一期42页的“在容共分共反共铲共四个时期当中我们应当救济的青年”所表明的观点，仅从标题就可以说明这个刊物的政治立场了。
在以上文章中，许德珩最有代表性的文字当属发表在《革命评论》第一期上的“中国革命的纠纷与将来的希望”中46页的一段文字，就很能代表许德珩站在反革命营垒中这个时期的思想脉络了：
“（A）目前的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到了现在，我们从事实上批评，第一，他已经是个以暴动为目的的无政府党。只就上次广州的事变看起来，他们除了无目的的暴动，放火烧这事，造成恐怖的局面以外，无论是站在那个阶级的立场，并且无论是站在那一个党的，都说不出利益的两个字来。是的，革命是免不了暴动的；为了革命的利益，或者甚至于为了那一个阶级的利益来烧房子，也本来算不了是个什么事。只是他们所烧的，并不是豪绅资本家的大厦，而是城市小工商业以至无产阶级的破庐。第二，他们现在不是唯物主义者，而是个唯心主义者，因为他们是根据他们的虚想来动，不是根据事实来行动的。他们自己报告，说湖南有组织的农民有三十万，然而马日事变，长沙以一团之众，制驭之而有余。他们是根据他们的思想来做报告，也是根据他们的思想而为行动的。这是他们的错误，而所以错误的原因，有下列的两点。
第一、他们没有认识清楚东方被压迫民族的国民革命，不惟不与西方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相冲突，而并且彼此是互相含接的。东方被压迫民族的国民革命成了功，就是西方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之间接的成功；反过来说，破坏了中国的国民革命，就是间接的打击了西方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
第二、他们呆板式的把阶级斗争的形式，用到产业还没有十分发达的中国社会，结果，只有把小资产阶级，看成他是一个不革命的，向他们进攻，而社会革命的战垒，也因之破裂。”
仅从以上文字，就可以知道许德珩的政治立场和态度了。
吴维扬同志2009年5月11日又给我挂号寄来长达51页的“许德珩1927年8月-9月在武汉的表现”一文，以无可辩驳的事实揭露了许德珩在1927年“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的罪恶行径。
事实说明，许德珩的历史，并非象他的回忆录《为了民主与科学》中描述的那样洁白笔直，而是有严重历史污点、站在革命的对立面的反共投机分子，他更不是象网络上众口铄金齐声赞誉的那样的一个始终坚持新民主主义方向的革命者，他曾跻身汪精卫反革命阵营，成为镇压革命打击共产党人和革命者的干将，却在解放后篡改历史、蒙混过关、不断地造谣诬陷，从1950年就把先父张西曼教授这样一个坚定的革命者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千方百计加以诋毁。特别是当我查阅由我父亲张西曼1945年至1946年期间主编的中国民主宪政促进会的刊物《民主与科学》杂志时，发现许德珩虽然列名编委会，却在《民主与科学》一年多出版的12期刊物中没有发表过一篇与“民主”和“科学”有关的任何文章，可是撰写历史时却恬不知耻地标榜自己《为了民主与科学》，许德珩的爱憎是何等分明啊！
由此我也就彻底明白了为什么许德珩要抹去1927年“七·一五”汪精卫叛变革命后任命的“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秘书长、留守主任”变成大革命失败前的“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秘书长、代主任”，更明白了许德珩究竟为什么从1950年开始就在编造九三学社的社史，捏造历史上从来未有过的“民主科学座谈会”、“民主科学社”等莫须有的组织做为自己的“历史功绩”，那是因为他的历史除了五四时期可以大吹大擂之外，其他乏善可陈啊！
2009年5月14日于北京2010年6月15日发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