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一张报与一个时代： 张季鸾凭借什么成为持不同政见者共同拥立的报人？梁由之尝试从以下方面着手，对季鸾先生何以能够在为数不少的民国优秀报人中出类拔萃，成为众望所归的“报人模范”“一代论宗”，作一点初步分析。 ② □梁由之 自由思想 1934年元旦，《大公报》在要闻版显著位置刊登《本报特别启事》说：“本报今年每星期日，敦请社外名家担任撰述‘星期论文’，在《社评》栏地位刊布。现已商定惠稿之诸位先生如下（以姓氏笔画多寡为序）：一、丁文江先生，二、胡适先生，三、翁文灏先生，四、陈振先先生，五、梁漱溟先生，六、傅斯年先生，七、杨振声先生，八、蒋廷黻先生。”1月7日，胡适撰写的《报纸文字应该完全用白话》作为首篇“星期论文”在《大公报》发表。从此，《大公报》社评由浅近文言文改用白话文，更易为学生和大众所接受。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影响的扩大，“星期论文”的作者队伍不断壮大。从1934年1月到1949年6月，作者达200多人，发文计750余篇。“星期论文”是《大公报》的独门创意，作者阵容异常强大，多为专家学者、教授名流、军政显要，延绵不绝达15年之久，内容涉及的宽度和深度非比寻常，影响巨大，为加强报纸与社会各界的广泛联系、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以敦促政府实行言论开放和新闻自由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1934年，《大公报》的子报《国闻周报》曾连载“赤区土地问题”专栏，肯定苏区有一整套社会制度，值得认真思考、研究，决不是什么“土匪”“流寇”。 1935年11月起，《大公报》开始连载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首次向全国公开报道了红军长征的事迹。国民政府对此极为不满。 1936年丙子“双十二”事变，对中国的前途命运、对国共两党的起落兴衰都具有决定性影响。最终得以和平解决，张季鸾和《大公报》发挥了举足轻重而一直为人所忽略的作用。 中日关系是当时的重大问题。张、胡、吴三位先生都是留日学生，通晓日本政情，与日本朝野人士有着广泛的接触联系，对之研究有素。他们的观点和主张迥异时流，但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在张季鸾大量的时事性社评中，有关中日关系的内容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1928年，北伐军到达山东时，日本一手制造了济南五三惨案，《大公报》对此有所预感，事前曾发表过警示性言论。事件发生后，及时对日本提出了强烈抗议。但在具体主张上，则提倡隐忍持重的态度。 对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也是如此。事变前夕，张季鸾凭借他对日本问题的深入研究与了解，已清楚觉察到日本对中国的侵略野心及其巨大危险性。在7月12日发表的《读日俄工业参观记感言》一文中，他忧心忡忡地指出：“日本一切能自造，而中国一切赖舶来；日本且叹‘不景气’，中日前途更是何等结果？此吾人所大感危惧者一也！”事变发生后，他在11月22日撰发著名社评《国家真到危重关头》，对九一八事变后两个月来国内外局势进行了全面、透彻的分析，并提醒政府和国人：“盖日阀行动，证明其志在灭中国，不止在并（东）三省，其行动之范围，常以国际形势所许之最大限度为限度，而求以最小牺牲，得最大效果……中国至此，已非国耻问题，而真为存亡问题。”但不主张意气用事，认为应先行致力于国家的统一和建设，凝聚国力，不能轻易“一战”。报纸因而遭到社会上一些人的唾骂，报馆还被人投了炸弹，张季鸾本人也收到过一个炸弹邮包。但张先生和《大公报》坚持己见，不为所动。张、胡相商，决定“宁牺牲报纸销路，也不向社会空气低头”！他们是坚实冷静的民族主义者，与徒托空言的“爱国贼”恰成对照。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北方局势急转直下。7月27日，日军大举进攻北平；次日晚，进攻天津。29日，《大公报》发表了张季鸾撰写的社评：《艰苦牺牲的起点》，认为事情的性质和时势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力主坚决抵抗，全面抗战。这种立场对全国的舆论和人心、对国民政府的决策都产生了重大影响。由此直至抗战胜利，《大公报》都是我国新闻舆论界的一面旗帜，执国内言论之牛耳，朝野关心，中外瞩目。 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张季鸾曾指责中共违背军令，“破坏抗战”。同年中条山战役后，张季鸾、王芸生批评中共部队第十八集团军养寇自重，游而不击，“坐视敌军猖獗而不抗”“坐视国军苦战而不援”，在国内外造成很大反响。中共深感不快，周恩来亲自致信张季鸾和王芸生，进行反驳和解释。 …… 张季鸾和《大公报》顶着来自左、右双方的巨大压力，特立独行，态度很有点类似鲁迅所谓的“横站”，孤苦万状，危机四伏。结果，山重水复之后，柳暗花明；狂风暴雨过去，彩虹出现。这也算是那个兵荒马乱波诡云谲岁月中的一大奇迹。 名士风度 季鸾先生学识渊博，交游广泛，三教九流，无所不包。自蒋中正以下，举凡政坛领袖、学界名流、商业巨头、金融大鳄……皆乐与之为友，并引以为荣。另外，还有些比较特殊的角色。 西藏的达赖和班禅，都与他互相仰慕，书来信往。而张季鸾是无神论者。戏剧名家梅兰芳、俞振飞都把他视为高端票友。张先生病逝后，海上闻人杜月笙赶赴重庆，扶棺痛哭，连声呼叫：“四哥!四哥!”悲痛万分。据杜老板的左右说，从没见过他这副如丧考妣的模样。 张季鸾人缘极佳，又特别喜欢并善于提拔扶掖年轻人。 1940年前后，他由重庆到香港小住养病。当时，港版《大公报》由其得意门生徐铸成主持。徐平时工作很忙。一天，徐午时方睡醒，张打来电话，说：“叔平先生(即方振武)今午邀我吃便饭，请你作陪，你赶快来罢。”当时，季鸾先生已经难得写文章。徐到方家时，张笑着对他说：“为了让你安安心心散淡半天，我今天早晨已把社评写好了。”于是徐偷得浮生半日闲，痛痛快快玩了一下午牌。徐铸成对张先生无微不至的关怀体贴，感到由衷的温暖和感激，垂老不忘。 民国元老于右任曾这样形容他的平生挚友：“恬淡文人，穷光记者，呕出肝胆。”而张季鸾的轻财重友，待人忠厚，豪爽仗义，慷慨大方，也是天下闻名的。 同为著名报人的好友邵飘萍1926年被奉张杀害。季鸾先生那时刚由上海流落到天津，经济上也捉襟见肘。他克服困难，慨然相助，把邵的遗孀祝文秀和她的母亲接到天津，一住就是三年，每月馈赠100元，这在当时相当于一个高级编辑的月薪。 1934年，张先生回榆林探亲、扫墓并为父母立碑。他特别关心故乡的教育，临行前，发动各界朋友募集资金5000余元作为贫寒学子的奖励基金，并带头捐助500元。 1937年八一三沪战期间，张季鸾老年得子，他的亲友和党国权贵们，赠送了许多贵重的金银饰物，作为贺礼。张推辞不得，便予以集中封存，并说：“抗战期间，前方将士为国洒热血牺牲，后方民众死于炮火或家破人亡者不知几万家，我张某不能为得一子而收此巨礼。”及至1939年香港各界举行国庆大献金时，季鸾先生慷慨解囊，把这一大包金银首饰扫数捐出。妻子想留下一两件作为纪念，也被他劝阻说服。张五十大寿时，于右任献诗： 榆林张季子，五十更风流。 日日忙人事，时时念国仇。 战时重庆，一度流行白喉症，特效针剂奇贵，一 般病家无力承担。张先生趁去香港机会，自费买了几箱针剂带回陪都，捐赠给医院。他平生不事积蓄，临终身边只有10元钱。胡政之说：“季鸾为人，外和易而内刚正，与人交辄出肺腑相示。新知旧好，对之皆能言无不尽，而其亦能处处为人打算，所以很能得人信赖。” 张先生名士风度，为人简淡放达，不像胡政之那般精明干练，明察秋毫，偶尔也受小人之欺。只要不是大事大非的原则问题，他也并不计较。 张季鸾信仰并奉行“报恩主义”。其实，他岂止是报恩!他同时也在施恩：向亲友，向新闻界，向社会，向国家，向一切，而且行之坦然，浑若不觉。这点让我尤为敬仰。前辈风范，真不可及。 …… 凡此种种，足证周恩来挽张季鸾联中所云：“忠于所事，不屈不挠，三十年笔墨生涯，树立起报人模范”，良非虚誉，实为恰如其分的知人之言。 （摘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百年五牛图》） 妙笔生花 1938年在汉口，周恩来曾对《大公报》名记徐盈等人说：“做总编辑，要像张季鸾那样，有悠哉游哉的气概，如腾龙跃虎(一作游龙飞虎)，游刃有余。” 毛泽东在延安时期除“党报党刊”外，读得最多、最用心的报纸，便是《大公报》。直到1958年，毛依然这样教导中共新闻界头面人物、新华社社长兼《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张季鸾摇着鹅毛扇，到处作座上客。这种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观察形势的方法，却是当总编辑的应该学习的。” 蒋介石对张氏敬服不暇就更不用说。 那么，张季鸾究竟是怎样当总编辑的呢？他凭借什么居然令曾经沧海的国共两党最高领袖不约而同加以推重，甚至经久不忘？ 张季鸾身材不高，夏天常穿一件丝绸长衫，潇洒和蔼，从容不迫。比较瘦弱，说话急时略有口吃，但双目炯炯有神。待人接物随随便便，无拘无束，常常使人有如坐春风的感觉。 根据“三巨头”的分工，张季鸾负责处理版面、指挥采访、撰写评论。他做这一切时，得心应手，有条不紊。白天，张忙于接触各界人士，促膝谈心，了解社会各方面最新动态。每天午后到报馆主持编务，首先看当天送来的经济行情，因为那时的公债涨落、外汇升降最能反映国内政局的变化。其次是翻阅日文英文报纸，对京、津、沪出版的其他报纸也略加批阅。然后评判长短，分配、布置工作。晚间亲自处理重要新闻。版式安排、主要标题，他都要斟酌推敲，精益求精。重要社论往往亲自动手，下笔千言，一气呵成，如同“宿构”。他工作起来有两大特点：一是不管周围环境多么嘈杂，都能全神贯注写稿；二是知识丰富，对时事了如指掌，并富有远见和预见性，国内外的有关重要数据，不论今古，都能熟记无误。终日忙碌，工作认真细致，却又能游刃有余，驾轻就熟，一切井井有条，毫无手忙脚乱之态。 季鸾先生写文章态度十分严谨，执笔前深思熟虑，文章通篇情绪饱满，遣词造句一丝不苟。谈论一些问题，往往能够抽丝剥茧，层层深入。文中常有精美警策的对仗句，读起来琅琅上口。他认为，写文章立意固然要不落俗套，而文字尤其需要推敲妥切，不能留有漏洞，而为他人所乘。他的文章无隙可乘，无懈可击。他处理新闻的态度，是力求准确、客观、忠实、全面，并且很注意细节。 与梁启超纵横捭阖、跌宕起伏的文风相比，张季鸾的笔墨更注重逻辑的严密和议论的周全。有台湾学者认为，论文笔，论影响力，他超越了梁启超。 《大公报》的巨大成功，得力于“三巨头”的无间合作。他们都是人杰，各有所长。但最重要的，无疑是张季鸾的一支生花妙笔。 梁某认为，百年中国新闻史，无论见识、人品、事功还是文笔，张季鸾先生都是最杰出的报人，他在编辑、采访、评论及培养新闻人才等各个领域都有创造性的、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 张季鸾先生墓，位于西安市长安区竹园村，墓碑系张先生的子孙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所立。现在的墓地附近是一家砖厂，不太好找，但是当地村民都知道墓主人是民国名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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