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季鸾其人其事 报人张季鸾先生传


  一个人、一张报与一个时代:  张季鸾凭借什么成为持不同政见者共同拥立的报人?梁由之尝试从以下方面着手,对季鸾先生何以能够在为数不少的民国优秀报人中出类拔萃,成为众望所归的“报人模范”“一代论宗”,作一点初步分析。  ②  □梁由之

  自由思想

  1934年元旦,《大公报》在要闻版显著位置刊登《本报特别启事》说:“本报今年每星期日,敦请社外名家担任撰述‘星期论文’,在《社评》栏地位刊布。现已商定惠稿之诸位先生如下(以姓氏笔画多寡为序):一、丁文江先生,二、胡适先生,三、翁文灏先生,四、陈振先先生,五、梁漱溟先生,六、傅斯年先生,七、杨振声先生,八、蒋廷黻先生。”1月7日,胡适撰写的《报纸文字应该完全用白话》作为首篇“星期论文”在《大公报》发表。从此,《大公报》社评由浅近文言文改用白话文,更易为学生和大众所接受。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影响的扩大,“星期论文”的作者队伍不断壮大。从1934年1月到1949年6月,作者达200多人,发文计750余篇。“星期论文”是《大公报》的独门创意,作者阵容异常强大,多为专家学者、教授名流、军政显要,延绵不绝达15年之久,内容涉及的宽度和深度非比寻常,影响巨大,为加强报纸与社会各界的广泛联系、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以敦促政府实行言论开放和新闻自由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1934年,《大公报》的子报《国闻周报》曾连载“赤区土地问题”专栏,肯定苏区有一整套社会制度,值得认真思考、研究,决不是什么“土匪”“流寇”。

  1935年11月起,《大公报》开始连载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首次向全国公开报道了红军长征的事迹。国民政府对此极为不满。

  1936年丙子“双十二”事变,对中国的前途命运、对国共两党的起落兴衰都具有决定性影响。最终得以和平解决,张季鸾和《大公报》发挥了举足轻重而一直为人所忽略的作用。

  中日关系是当时的重大问题。张、胡、吴三位先生都是留日学生,通晓日本政情,与日本朝野人士有着广泛的接触联系,对之研究有素。他们的观点和主张迥异时流,但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在张季鸾大量的时事性社评中,有关中日关系的内容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1928年,北伐军到达山东时,日本一手制造了济南五三惨案,《大公报》对此有所预感,事前曾发表过警示性言论。事件发生后,及时对日本提出了强烈抗议。但在具体主张上,则提倡隐忍持重的态度。

  对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也是如此。事变前夕,张季鸾凭借他对日本问题的深入研究与了解,已清楚觉察到日本对中国的侵略野心及其巨大危险性。在7月12日发表的《读日俄工业参观记感言》一文中,他忧心忡忡地指出:“日本一切能自造,而中国一切赖舶来;日本且叹‘不景气’,中日前途更是何等结果?此吾人所大感危惧者一也!”事变发生后,他在11月22日撰发著名社评《国家真到危重关头》,对九一八事变后两个月来国内外局势进行了全面、透彻的分析,并提醒政府和国人:“盖日阀行动,证明其志在灭中国,不止在并(东)三省,其行动之范围,常以国际形势所许之最大限度为限度,而求以最小牺牲,得最大效果……中国至此,已非国耻问题,而真为存亡问题。”但不主张意气用事,认为应先行致力于国家的统一和建设,凝聚国力,不能轻易“一战”。报纸因而遭到社会上一些人的唾骂,报馆还被人投了炸弹,张季鸾本人也收到过一个炸弹邮包。但张先生和《大公报》坚持己见,不为所动。张、胡相商,决定“宁牺牲报纸销路,也不向社会空气低头”!他们是坚实冷静的民族主义者,与徒托空言的“爱国贼”恰成对照。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北方局势急转直下。7月27日,日军大举进攻北平;次日晚,进攻天津。29日,《大公报》发表了张季鸾撰写的社评:《艰苦牺牲的起点》,认为事情的性质和时势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力主坚决抵抗,全面抗战。这种立场对全国的舆论和人心、对国民政府的决策都产生了重大影响。由此直至抗战胜利,《大公报》都是我国新闻舆论界的一面旗帜,执国内言论之牛耳,朝野关心,中外瞩目。

  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张季鸾曾指责中共违背军令,“破坏抗战”。同年中条山战役后,张季鸾、王芸生批评中共部队第十八集团军养寇自重,游而不击,“坐视敌军猖獗而不抗”“坐视国军苦战而不援”,在国内外造成很大反响。中共深感不快,周恩来亲自致信张季鸾和王芸生,进行反驳和解释。

  ……

  张季鸾和《大公报》顶着来自左、右双方的巨大压力,特立独行,态度很有点类似鲁迅所谓的“横站”,孤苦万状,危机四伏。结果,山重水复之后,柳暗花明;狂风暴雨过去,彩虹出现。这也算是那个兵荒马乱波诡云谲岁月中的一大奇迹。  名士风度

  季鸾先生学识渊博,交游广泛,三教九流,无所不包。自蒋中正以下,举凡政坛领袖、学界名流、商业巨头、金融大鳄……皆乐与之为友,并引以为荣。另外,还有些比较特殊的角色。

  西藏的达赖和班禅,都与他互相仰慕,书来信往。而张季鸾是无神论者。戏剧名家梅兰芳、俞振飞都把他视为高端票友。张先生病逝后,海上闻人杜月笙赶赴重庆,扶棺痛哭,连声呼叫:“四哥!四哥!”悲痛万分。据杜老板的左右说,从没见过他这副如丧考妣的模样。

  张季鸾人缘极佳,又特别喜欢并善于提拔扶掖年轻人。

  1940年前后,他由重庆到香港小住养病。当时,港版《大公报》由其得意门生徐铸成主持。徐平时工作很忙。一天,徐午时方睡醒,张打来电话,说:“叔平先生(即方振武)今午邀我吃便饭,请你作陪,你赶快来罢。”当时,季鸾先生已经难得写文章。徐到方家时,张笑着对他说:“为了让你安安心心散淡半天,我今天早晨已把社评写好了。”于是徐偷得浮生半日闲,痛痛快快玩了一下午牌。徐铸成对张先生无微不至的关怀体贴,感到由衷的温暖和感激,垂老不忘。

  民国元老于右任曾这样形容他的平生挚友:“恬淡文人,穷光记者,呕出肝胆。”而张季鸾的轻财重友,待人忠厚,豪爽仗义,慷慨大方,也是天下闻名的。

  同为著名报人的好友邵飘萍1926年被奉张杀害。季鸾先生那时刚由上海流落到天津,经济上也捉襟见肘。他克服困难,慨然相助,把邵的遗孀祝文秀和她的母亲接到天津,一住就是三年,每月馈赠100元,这在当时相当于一个高级编辑的月薪。

  1934年,张先生回榆林探亲、扫墓并为父母立碑。他特别关心故乡的教育,临行前,发动各界朋友募集资金5000余元作为贫寒学子的奖励基金,并带头捐助500元。

  1937年八一三沪战期间,张季鸾老年得子,他的亲友和党国权贵们,赠送了许多贵重的金银饰物,作为贺礼。张推辞不得,便予以集中封存,并说:“抗战期间,前方将士为国洒热血牺牲,后方民众死于炮火或家破人亡者不知几万家,我张某不能为得一子而收此巨礼。”及至1939年香港各界举行国庆大献金时,季鸾先生慷慨解囊,把这一大包金银首饰扫数捐出。妻子想留下一两件作为纪念,也被他劝阻说服。张五十大寿时,于右任献诗:

  榆林张季子,五十更风流。

  日日忙人事,时时念国仇。

  战时重庆,一度流行白喉症,特效针剂奇贵,一 般病家无力承担。张先生趁去香港机会,自费买了几箱针剂带回陪都,捐赠给医院。他平生不事积蓄,临终身边只有10元钱。胡政之说:“季鸾为人,外和易而内刚正,与人交辄出肺腑相示。新知旧好,对之皆能言无不尽,而其亦能处处为人打算,所以很能得人信赖。”

  张先生名士风度,为人简淡放达,不像胡政之那般精明干练,明察秋毫,偶尔也受小人之欺。只要不是大事大非的原则问题,他也并不计较。

  张季鸾信仰并奉行“报恩主义”。其实,他岂止是报恩!他同时也在施恩:向亲友,向新闻界,向社会,向国家,向一切,而且行之坦然,浑若不觉。这点让我尤为敬仰。前辈风范,真不可及。

  ……

  凡此种种,足证周恩来挽张季鸾联中所云:“忠于所事,不屈不挠,三十年笔墨生涯,树立起报人模范”,良非虚誉,实为恰如其分的知人之言。

  (摘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百年五牛图》)

  妙笔生花

  1938年在汉口,周恩来曾对《大公报》名记徐盈等人说:“做总编辑,要像张季鸾那样,有悠哉游哉的气概,如腾龙跃虎(一作游龙飞虎),游刃有余。”

  毛泽东在延安时期除“党报党刊”外,读得最多、最用心的报纸,便是《大公报》。直到1958年,毛依然这样教导中共新闻界头面人物、新华社社长兼《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张季鸾摇着鹅毛扇,到处作座上客。这种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观察形势的方法,却是当总编辑的应该学习的。”

  蒋介石对张氏敬服不暇就更不用说。

  那么,张季鸾究竟是怎样当总编辑的呢?他凭借什么居然令曾经沧海的国共两党最高领袖不约而同加以推重,甚至经久不忘?

  张季鸾身材不高,夏天常穿一件丝绸长衫,潇洒和蔼,从容不迫。比较瘦弱,说话急时略有口吃,但双目炯炯有神。待人接物随随便便,无拘无束,常常使人有如坐春风的感觉。

  根据“三巨头”的分工,张季鸾负责处理版面、指挥采访、撰写评论。他做这一切时,得心应手,有条不紊。白天,张忙于接触各界人士,促膝谈心,了解社会各方面最新动态。每天午后到报馆主持编务,首先看当天送来的经济行情,因为那时的公债涨落、外汇升降最能反映国内政局的变化。其次是翻阅日文英文报纸,对京、津、沪出版的其他报纸也略加批阅。然后评判长短,分配、布置工作。晚间亲自处理重要新闻。版式安排、主要标题,他都要斟酌推敲,精益求精。重要社论往往亲自动手,下笔千言,一气呵成,如同“宿构”。他工作起来有两大特点:一是不管周围环境多么嘈杂,都能全神贯注写稿;二是知识丰富,对时事了如指掌,并富有远见和预见性,国内外的有关重要数据,不论今古,都能熟记无误。终日忙碌,工作认真细致,却又能游刃有余,驾轻就熟,一切井井有条,毫无手忙脚乱之态。

  季鸾先生写文章态度十分严谨,执笔前深思熟虑,文章通篇情绪饱满,遣词造句一丝不苟。谈论一些问题,往往能够抽丝剥茧,层层深入。文中常有精美警策的对仗句,读起来琅琅上口。他认为,写文章立意固然要不落俗套,而文字尤其需要推敲妥切,不能留有漏洞,而为他人所乘。他的文章无隙可乘,无懈可击。他处理新闻的态度,是力求准确、客观、忠实、全面,并且很注意细节。

  与梁启超纵横捭阖、跌宕起伏的文风相比,张季鸾的笔墨更注重逻辑的严密和议论的周全。有台湾学者认为,论文笔,论影响力,他超越了梁启超。

  《大公报》的巨大成功,得力于“三巨头”的无间合作。他们都是人杰,各有所长。但最重要的,无疑是张季鸾的一支生花妙笔。

  梁某认为,百年中国新闻史,无论见识、人品、事功还是文笔,张季鸾先生都是最杰出的报人,他在编辑、采访、评论及培养新闻人才等各个领域都有创造性的、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        张季鸾先生墓,位于西安市长安区竹园村,墓碑系张先生的子孙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所立。现在的墓地附近是一家砖厂,不太好找,但是当地村民都知道墓主人是民国名人。

来源于:新安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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