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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洁《爱，是不能忘记的》研读
一、作家自述
即便是在我们这个社会里，人们在感情生活上也是有缺陷的。为什么不承认这个缺陷呢?恩格斯曾经说过：“只有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才是合乎道德的。”在我们的生活中，真正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有多少呢?而权衡利害的婚姻却随处可见。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部书中，恩格斯断言，在消灭了资本主义生产和它所造成的财产关系，从而把婚姻中一切经济考虑消除后，建立在真正的爱情基础上的婚姻正是最牢靠的婚姻。我的这篇小说，就是想用文艺形式表达出我读恩格斯的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的体会。
转引自孙五三：《一个普通人——记女作家张洁同志》，《青春》1980年第7期。
文学对我日益不是一种消愁解闷的爱好，而是对种种尚未实现的理想的渴求：愿生活更加像人们所向往的那个样子。
为什么它不能?除了文学，没有一件事情可以长久地吸引我的兴趣和注意力。我曾以为我是一个毫无生活目的、不会执著地追求、像蜻蜓一样飞来飞去的人。只是在文学里，我才发现了我自己。不论成功或失败，却是那样地锲而不舍，那样地不顾一切，那样地执著，那样地一往情深。我不知道别人是怎样看待这个问题，我却常常地感慨，一个人，能够找到自己，是多么不容易啊!有时，人活一世，到了，也不一定知道自己是怎么一回事，也不一定能够找到自己。当然，对有些人，也许很容易。而我，却整整花了四十年的光阴。太晚了一点，因此，我格外地珍惜它。
摘自张洁：《我的船》，《文艺报》1981年第14期。
二、重要评价观点
这种片面的追求给作品带来了激情，带来某种刻骨铭心的效果；但也往往使作家在生活面前表现出分外的偏激，以致“为了观念的东西而忘掉现实主义的东西，为了席勒而忘掉莎士比亚”。张洁明言她之所以写《爱》是“想用文艺形式表达出我读恩格斯的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的体会”；这篇小说固然显示了作家对伦理道德领域内现实矛盾的敏感和批判勇气，然而，当她把老干部“基于道义、责任、阶级情谊和对死者的感念”，而和一个工人的女儿结成的婚姻，与钟雨那种由于追求“浅薄而无聊的东西”所造成的无爱的初婚联系在一起，作为自己爱情理想的对立面而设置起来的时候，对爱情本质的追寻就成了爱的绝对化和抽象化。“爱”因此成了某种纯而又纯的稀有元素，成了极少数精神有可能得到较高发展的人们独有的奢侈品。这里我们无意像许多批评者那样，对小说的冲突本身进行泛泛的指责，我们只想指出，当绝对的理念变成一种绝对的标准时，作家孜孜以求并告诫人们万勿忘怀的“爱”，就成了某种可望而不可即的圣物了。张洁在小说中所设置的冲突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她在现实的婚姻和爱情关系中看到了恩格斯所说的那种历史的必然要求，以及这种要求不能在现实中得到实现的悲剧性冲突，她努力在最高和最纯粹的意义上表现这些。但是她忽视了，“历史的必然要求”是一种现实的指谓，而非绝对的“应该”。它只相对于那些已成为历史的发展证明是不合理者而言。因此，小说中老干部和他妻子的婚姻，在封建宗法的人身依附观念仍很严重的今天，应该说还有相当的合理性；当然，另一方面，相对于某种更高的追求，相对于那种以真正的爱情为基础的婚姻，男主人公不得不受制于传统形式，确又包含着深刻的悲剧因素。这是一种复杂的矛盾状态，这种状态为我们这个社会的过渡性质所决定。当小说中的男女主人公只是把痛苦各自埋藏在心底，而行动上则始终保持着高度克制时，作家表明了对上述复杂矛盾的尊重，从而深切揭示了矛盾的悲剧性的一面；而当小说结尾的“我”发出“让我们等待着”的呼吁，对老干部的婚姻表示了事实上的否定时，作家却把这一复杂矛盾简单化了，同时也就损害了作品本身所应达到的悲剧效果。
摘自唐晓渡、王光明：《论张洁》，《文学评论》1985年第1期。
《爱，是不能忘记的》贯穿着一个伤感的声调，这当然和主人公的命运，她的绝望的爱情十分熨帖。它又是逝去未久的那个窒息人的时代的回响。不是不可以——倒是大大应该——回顾、揭露和鞭挞那可诅咒的时代，尤其是习惯势力的惰性如此令人惶惑不安的这两年。但令人不快的是，作家和她的主人公抱得这样紧，以至人们会问：她就是她本人吗?作家的声调就是主人公的声调，主人公的绝望就是作家的绝望。作家当然需要进入角色，但作家还有比进入角色更重要的任务，必须评价角色，不能无限度地溺爱。给予人物以生命的作家必须是造物主，将自己的生命分给人物而又自己站在高处。那样，人物的命运的底蕴才能显示得更透彻，作家所意欲控诉的时代才能更物无遁形，作家才是精神上的强者。我是欣赏精神上的强者的，可是我不喜欢这篇小说的声调——不是一般地不喜欢小说注重声调。
摘自何满子、耿庸：《关于张洁{爱，是不能忘记的)的通信》，《女作家》1985年第1期。
《爱，是不能忘记的》使人看到了张洁，理解了张洁，认识了张洁。她其实是在无数古代佳人蛰居的情感避难所抒写爱的心灵价值之美，继续的是一个有渊源的爱情主题。使这部作品在社会引起震动的主要原因是它展示了这种古典美所滋长的残酷的文化事实：人类性爱在文明的铁律下受到种种逆天性的严禁，爱因为无法自由兑现而赋予了自身无穷的悲剧性。正是在文化与生命的这种永恒冲突之下，人类情爱才显示出崇高与美。钟雨在张洁的笔下是美的。她那份背逆文明性道德的婚外恋越出了将那爱得以兑现的能力极限，也无法在时间与空间的迁徙中忘却，便只能在幻觉中和物恋里被深化和强化，以至使一套《契诃夫小说选》获得了不同寻常的教人系恋的力量。钟雨以物恋方式激发或替代情爱的积欲和解欲的过程，既可以解释为生命对文化的抵御，也可以看作无奈的文化逃避。然而，精神之恋的心灵价值毕竟超越了伦理，甚至超越了生死，其间所显示出的神秘崇高的人性力量与深度，呈献出的是对宗教的禁欲势力曾创造的爱的心灵价值的赞美。这就是张洁。
摘自王绯：《张洁：转型与世界感——一种文学年龄的断想》，《文学评论》1989年第5期。
张洁笔下的钟雨是另一个时代知识女性的典型形象。她是一位作家，年轻时由于幼稚、轻信，嫁给了一个“公子”，终于因无爱而离异。正当她在孤独中生活并独立抚养自己的女儿时，在她面前出现了一位“白发生得堂皇而又气派”的老干部，并深深地爱上了他。但老干部是有家庭的，尽管他是在战争年代出于人道而非爱情和一位工人的女儿结合的；现实的道德和法律都不允许他和她越雷池半步。钟雨把爱深深地埋人心底，以珍藏、抚爱他赠送的《契诃夫小说选》为慰藉，这种孤独和孤独感一直陪伴她离开人世。
当我们把莎菲和钟雨放在一起，把她们的孤独感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的时候，可以发现这两类知识女性之间的一个重要差异。固然，她们在生活中都不顺利，内心也都感到寂寞，但是，莎菲的孤独更多地表现在她与周围环境的隔膜、矛盾，以至对立之中……而钟雨的孤独则集聚地体现在精神追求之中，更多的是一种心灵上的孤独。她和环境并非水火不容，她的作品发表后获得了相当一部分读者，家中的女儿对她也十分尊敬和亲切。但是这一切并不能驱散她心灵上的寂寞凄情，她爱上了一个人却又无法表露，更不可能实现，只得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倾诉，甚至为了从小汽车的后窗里看一眼他的后脑勺，她煞费苦心地计算他上下班可能经过那条马路的时间。又由于这种心情无法向别人表达而日益郁积，变得更加难以排遣，刻骨铭心的爱变成了刻骨铭心的孤独，于是，只能希冀有所谓的天国……钟雨的孤独更多的是一种精神世界的郁悒，她的孤独感导源于她的思想、感情与世俗观念的深刻歧异而造成的心灵上的惆怅和压抑。
摘自赵福生：《现代知识女性的心理踪迹——丁玲和张洁的小说比较》，
《当代作家评论》1989年第6期。
在张洁的创作道路上，《爱，是不能忘记的》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实际上，她对妇女解放问题的痛苦思考正是由此开端。这篇小说本来是要揭示生活中存在的爱情与婚姻相分离的不合理现象，推崇一种纯洁的、理想的精神恋爱。为了与一般和睦婚姻相区别， 她设置男主人公和工人女儿的婚姻；为了防备世俗伦理观念的指责，她苦心孤诣地让苦恋的男女主人公连一次手都没有握过，她在男女主人公的爱情关系中间排除了一切世俗的、物质的因素，其中包括性因素。这样，在男女主人公之间，就只剩下了纯粹的精神吸引和精神倾慕。
摘自黄秋平：《女性心理与社会意识——张新欣张洁作品再分析》，
《理论与创作》1997年第4期。
张洁真爱理想最早的精神宣言，便是轰动一时的《爱，是不能忘记的》。在80年代初“人”的问题为主潮的背景下，男女主人公的爱情对于旧道德价值体系的冲击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而事实上，女主人公钟雨对老干部的恋爱超越了婚姻、法律的制约，也超越了道德、文化的束缚，甚至不受承载生命的肉体的局限，作为一种精神直到永恒，却一生在一起不足二十四小时，连手也不曾握过一次，这样的表述本身，已然体现了张洁理想与现实的天壤距离。男女主人公的爱只与精神有关，与生存层面上的事，甚至与钟雨的女儿都不发生关系，这样的爱情故事真可以说是天堂里的故事……与其说张洁这样的爱情想像是源于柏拉图式精神之爱的爱情范式，从当时的中国大语境和张洁个人小语境角度，则更体现了张洁本人对于爱情作为一种人们丧失已久的精神生活的呼唤，在这样代表了“人”的解放流向的呼唤中，越是理想的越能引发阅读共鸣；反过来，就张洁个人的写作而言，越是理想的越需要生命激情。幸而张洁始终与她的人物处于同一精神探求层面，不懈的精神解放的探求，赋予她写作的强烈激情。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可以称张洁的写作为激情写作。激情写作令张洁在构想人物形象时，往往以有无理想、有无精神高度为分水岭，而不是按性格来描写。
摘自周晔：《爱到无字——张洁真爱理想的建构与解构》，《文学评论》2000年第6期。
《爱，是不能忘记的》中的女作家钟雨，更是相当程度上表现为张洁梦幻式的自我镜像，那镂骨铭心的“不能忘记”的爱情，却绝不悖逆于社会的伦理道德规范，被她的生花妙笔渲染得那般神圣，那般纯洁，那般高贵，那般超凡脱俗。然而，那完全是一场柏拉图式的精神苦恋——“她”与“他”连手也没有握过一次，但“他”与“她”却永远在“她”与“他”的精神世界里相伴相随。对于这灵与肉相隔万里的残缺的爱情的虔诚歌颂，并非如某些评者所论是“对贬抑人的伦理发起一次前所未有的挑战”，而是高度首肯了男女主人公为尊重社会伦理道德，“不伤害另一个人”，而“割舍自己的爱情”，却因此而获得了至死不渝的“不朽的爱”。
摘自吕智敏：《张洁：告别乌托邦的话语世界》，《中国文化研究》2001年冬之卷。
三、作品简析
《爱，是不能忘记的》是一篇在新时期之初的中国文坛上有着广泛影响的短篇小说。张洁以抒情散文的笔调向人们叙述了一个凄婉动人的爱情故事：“我”的母亲因年轻幼稚，糊里糊涂地与一个花花公子式的男人结了婚。在“我”很小的时候他们就分手了。但“我”发现母亲心中一直深爱着另一个男人，并在“爱，是不能忘记的”笔记本里写下了她对他的无限深情。这个男人出于报恩和责任与一个因救他而牺牲的老工人的女儿结了婚。他虽也爱着“我”的母亲，但却因道义上的心理障碍而无力言明。他们彼此心心相印，但却从未有过让人沉醉的亲近。他们曾相约互相忘却，但却梦中时时相见。就连他去世后，她仍然觉得他活着，依然用她的笔对他倾诉着她的情和爱。
这是一个伤感的故事，作者欲借此悲剧告诫人们：在人的婚姻生活里，除了道义、责任和传宗接代外，还有更重要的东西——爱。如果没有这种纯洁而又深沉的爱，就不必屈从于世俗，而应以独身处之。但必须指出的是，作者在这里渲染的是一种柏拉图式的纯精神的爱，这种爱带有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它虽然具有永恒的艺术魅力，却不具备现实的生命力感。
这篇小说在艺术上的最大特点，便是浓郁的主观抒情色彩。小说没有去铺叙小说主人公的爱情生活经历，也没有具体展现其活动的社会和工作环境。作者有意识地用浓烈的主观情感来淡化这些情节要素，而以一种抒情散文的笔调，经由对往事的片断式回忆来展示男女主人公的情感历程，揭示出他们丰富的内心世界，并以抒情式的议论传达出作者对爱情、婚姻和道德等方面的人生感慨，显示出强烈的抒情色彩。在语言上，小说同样显示出浓郁的抒情风格，全篇以抒情和议论为主，极少有细致的叙述与描写，显得既哀婉凄惨、如泣如诉，又坦率真诚、酣畅淋漓，收到了很好的艺术效果。
四、重要研究论述目录
1．唐晓渡、王光明：《论张洁》，《文学评论》1985年第1期。
2．何满子、耿庸：《关于张洁{爱，是不能忘记的)的通信》，《女作家》1985年第1期。
3．王绯：《张洁：转型与世界感——一种文学年龄的断想》，《文学评论》1989年第5期。
4．赵福生：《现代知识女性的心理踪迹——丁玲和张洁的小说比较》，《当代作家评论》1989年第6期。
5．许文郁：《张洁的小说世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
6．黄秋平：《女性心理与社会意识——张新欣张洁作品再分析》，《理论与创作》1997年第4期。
7．周哗：《爱到无字——张洁真爱理想的建构与解构》，《文学评论》2000年第6期。
8．吕智敏：《张洁：告别乌托邦的话语世界》，《中国文化研究》2001年冬之卷。
(夏海微)
五、名师导评
《爱，是不能忘记的》（１９７９）在当时影响颇大。小说描写了一对终生相思的情侣囿于社会道德观念不能结合，只能以纯粹的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互相痛苦地守望。小说深切地描写了没有婚姻的爱情的痛苦与没有爱情的婚姻的不幸，并不是表层地批判所谓的封建传统道德对爱情的束缚，而是尖锐地揭示了社会现实与传统观念对人性、人的自由的剥夺以及在这种束缚与剥夺的语境中人的精神困境。小说还在中国时代社会变迁的广阔背景上探讨人类的情感尤其是女性的心灵，在当代作家中较早地阐释、表现了女性意识。
(沈义贞执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