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洪林访谈录
——读书与思考(10-04)
三月云淡风清转载
《大师》:从湖南回京后您把马恩列斯的个人藏书全部卖给废品收购站,并要求“洗手不干”了。思想上有如此之大的逆转,却仍然只能服从党的工作安排?那这种内心与现实的冲突如何排解?
李洪林:共产党把中国的农村搞成这个样子,使我这个共产党员感到痛心和惭愧。想当年入党时曾以自己从事人类解放事业而自豪,如今这些干部竟如此胡作非为,如果不改弦更张怎么得了?但是党内久已形成的潜规则是“左比右好”,理论就是为这种左倾路线进行包装。我觉得我的理论实在没法为这种政治服务,讲真话就要犯错误,只有讲假话才行,我不能昧着良心做这种事,所以除几部线装古书和几本工具书以外,把历年藏书都卖掉了,并要求调动工作。当时政研室秘书长柴沫对我还好,安慰并挽留我。共产党员还有“个人服从组织”这条原则,所以我又留下来了。
陈伯达怕《思想界动态》再给他惹祸,当时已经停刊。湖南调查回来不久,田家英有一次来找我,让我编《毛泽东著作专题摘录》。这个工作量很大,除了《毛选》,还要搜集所有他公开发表的言论。我一直编了一两年。编好后,田家英很欣赏,找了人民出版社用《毛选》的规格来出版一大本精装的《毛泽东著作专题摘录》作为内部专用书,发给中央委员、正部长和各地方一把手。
1964年这本书刚编完,原来的中央政治研究室扩大成为马列主义研究院,陈伯达当院长,副院长是胡绳和周扬,柴沫任秘书长主持日常工作。由军队调去一个专职党委书记赵易亚。此人在文革中领导全院红卫兵夺了权,斗死了柴沫,然后就把我和丁伟志、王忍之、还有马仲扬(已故)整成“柴沫一小撮”,让我们一天到晚挨批斗、扫厕所,三九寒冬还要我们掏大粪,送到农村去施肥。
到1969年,陈伯达就解散了研究院,少数几个人留在北京,大部分人分配到河北省。河北把我们安置到汉沽国营农场当工人,我被分配到畜牧队,在鸭房养鸭子,后来又到机务队当副队长,在那里还学会了开拖拉机。苏联“老大哥”把淘汰了的链轨式拖拉机卖给中国,整个是一个大铁块,笨重之极,中国还当成宝贝。有一次我在水田里耕地,拖拉机脱了轨,只好用人海战术把拖拉机抬起来放到旁边,然后把链轨摆直,再把这个大铁块抬上去。
读后:
我们可以从这一段了解到一些史实:
1、《毛泽东著作专题摘录》原来是田家英让李洪林编的。
2、1964年,原来的中央政治研究室扩大成为马列主义研究院,陈伯达当院长,副院长是胡绳和周扬,柴沫任秘书长主持日常工作。由军队调去一个专职党委书记赵易亚。此人在文革中领导全院红卫兵夺了权,斗死了柴沫,然后就把我和丁伟志、王忍之、还有马仲扬(已故)整成“柴沫一小撮”,让我们一天到晚挨批斗、扫厕所,三九寒冬还要我们掏大粪,送到农村去施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