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邓英淘（1952.9.5-2012.3.11），湖南桂东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主要学术专长是计量及数理经济学，从事农村宏观经济研究。198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历任国务院农研中心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生态经济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农村金融研究会理事，中国社科院经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主要代表作有：《走向现代化的抉择》、《邓英淘文集》。与人合著的有《中国预算外资金分析》、《海南模式的特征问题和前景》、《新发展方式与中国未来》、《中国体制改革的进程与趋向研究》等。《中国农村经济发展与改革面临的问题与对策思路》一书，获得1990年度孙冶方经济学奖。他提出西方现代化是“少数人的现代化”，在世界范围内已经不可持续；中国的现代化应是“多数人的现代化”，不可能步西方现代化的后尘，必须立足国内找到可持续发展的路径。
忧国忧民是邓英淘的精神家园。著名作家王小强说，邓英淘、崔鹤鸣和他组成了“三老汉战斗队”。“三老汉”当时年龄在50岁上下并不老，但由于不迎合主流，被逆向淘汰，被边缘化了。“三老汉战斗队”，名称里透着不合流俗、光荣孤立的姿态，透着为民请命、傲视权贵的铮铮铁骨。当初许多真诚的理想主义者为了祖国的富强，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而热情地献身改革开放大业。1997年以后，国企改制分流，资源型国企海外上市，从根本上动摇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住房、教育、医疗的市场化改革形成对工农大众的敲骨吸髓。面对改革开放后期铸成的大错，一些忧国忧民的有识之士开始觉醒，对“改革开放”挣脱“四项基本原”的约束，如脱缰野马，不问姓资姓社，一路向着两极分化、贪污腐败、道德沦丧的深渊狂奔提出强烈质疑，邓英淘、王小强、崔鹤鸣、贾根良、卢麒元、黄树东、左大培、高梁、顾秀林等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邓英淘在八十年代就提出，经济体制改革、发展方式选择和国际经济政治和战略格局，是一个不可分割的“三体问题”，必须统筹考虑，找到“综合解”。当时，学术界的青年才俊们都热衷于逆向种族主义，热衷于从各学科、各层次全面否定、嘲讽中国社会的一切，否定长城、否定黄河、否定围墙，否定中医和传统文化，否定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但邓英淘独立地思考中国的人口、资源、环境问题，寻找“三体问题”的“综合解”，也就是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的“顶层设计”。在世俗者眼里，“名不正言不顺”，“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一个普通的研究员凭什么去思考这些天大的问题？凭的就是以天下为己任的忧国忧民的高尚情怀。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中国的现代化是多数人的现代化。首先应该考虑的是环境、资源、人口问题，其次是考虑国际经济、政治和战略格局，最后才是考虑经济体制改革问题。欧美西方的现代化是少数人的现代化，中国绝不能跟随在西方的后面走进死胡同：美国的现代化靠石化资源，中国也靠石化资源；美国搞私家车进家庭，中国也发展私家车；美国环境“先污染、后治理”，中国也“先污染、后治理”。资源不够怎么办？“计划生育”，减少人口。国际经济、政治和战略格局怎么办？倒向美国，“当一段孙子”。经济体制如何改革？向美国学习，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
邓英淘特别擅于算大账：13亿人民走美国式的现代化道路，需要多少石油、天然气、煤炭？1980年中国人均消耗能源0.6吨标煤，美国人均11吨。就按人————均5吨算，假设世界各国都要现代化，而世界人口达到70亿，则每年需要消耗350亿吨标煤，能持续几年？会产生多大的环境污染？而且世界油气资源都在美国军事基地的覆盖之下，美国人封锁围堵怎么办？2010年美国总统奥巴马就对澳大利亚媒体说，如果10多亿中国人口也过上与美国和澳大利亚同样的生活，那将是人类的悲剧和灾难。显然，美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在中国走不通。邓英淘认为，从资源约束角度看，西方人发起的现代化只能是实现“少数人的现代化”。西方现代化的经典模式是“我现代化了﹐你就别现代化”。中国没有可能用西方的现代化模式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梦想。有没有一条道路﹐其资源基础和生产方式﹐包括生活方式﹐大多数人都能现代化﹐而不光仅仅是少数人的现代化。1986年，他把这个思考写成《论总量分析和总量政策在我国经济理论与实践中的局限性——兼析我国经济运行中的某些基本特征》，（《经济研究》1987年第6期）。
经过多年寻访、考察、调研，邓英淘找到了解决的办法：种草+调水。邓英淘提出，种草就是种能源。中国有大约60亿亩草场，每年产干草3亿吨。如果搞10%的人工草场，即6亿亩，种中国象草，亩产2吨干草，就有12亿吨干草。如果种非洲钜菌草，多年生，草高4-5米，亩产干草可达5吨，就有30亿吨干草。每吨干草的价值和粮食接近，既可以当饲料，又可以转化提炼为天然气。这30亿吨干草就足可以满足中国相当长一段时间的能源需要。理论上说，种草意味着用可再生的能源替代不可再生的能源。这样就解决了中国现代化的能源问题。
如此高产的草场需要大量的水来灌溉，而这些草场又多数分布在北方缺水地区。邓英淘又找到了办法：“风水互济，西部调水”。中国有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但是平原只有100万平方公里。西北和华北干旱沙漠地区因为缺水，沙进人退，沙漠化日益严重。如果能将西南地区三条出境大江，即怒江、澜沧江、雅鲁藏布江的水调至西北和华北，则西北和华北的干旱和沙漠地区就能够变成良田。这就是大西线调水方案。此方案有一个难题无法解决，如果希望水能够自流到西北和华北，则必须在海拔较高的地方取水，调水量就不多。如果在海拔较低的地方取水，则必须建高坝提水。且不说建设和维护高坝的难度，就提水一项，能源何来？所以，大西线调水方案胎死腹中。2007年，邓英淘了解到中国风电技术的重大突破，产生灵感：风电提水，西部调水。中国风电技术有一项重大突破，即垂直轴风力发电技术，任何方向的风能都能充分利用，使风场利用率一下提升了5倍。而且，由于应力降低，材料费用也降低，整机造价还大大降低，发电成本可降低到火电水平。如果用风力发电技术来提水，不需要并网、输电和管理费用，实际的电力成本还可以更低。横断山脉，风谷林立。一平方公里摆上4、5台2500千瓦的垂直轴发电机，就可以源源不断地提水。风大，提水量大；风小，提水量小。哪里方便就在哪里提水，不需要建一个高坝。无数个调水点通过无数渠道向西北和华北调水，设计和施工可以试探渐进，建设和维护成本极大降低，也不怕导弹袭击或地震，就可以实现西部调水。
西部调水方案，其意义不仅仅在于种草，还在于将西北和华北的干旱、半干旱土地甚至沙漠变成良田、森林或草场，造就一百万平方公里的可利用平原。这相当于再造一个中国。中国的现代化无法对外侵略扩张，也没有印第安人可供掠夺杀戮，只能开发自己的内部潜力。以中国年财政收入十几万亿衡量，如果西部调水的成本仅仅一万亿左右，却可以再造一个中国，无疑是以极低廉价的成本给子孙后代开辟了巨大的生存空间。
不知道李瑞环是不是看过邓英淘的建议，但在人民网强国博客中，有篇博文《务实求理的治水方略—读李瑞环《关于我国水的几个问题》有感》记述了此事：“离开水万物就不能生长，离开水人类就不能生存，离开水社会就不能前进”。这段话出自《关于我国水的几个问题——在政协第九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的讲话》。原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的新书《务实求理》（人民大学出版社），这篇讲话就收入其中。
1998年夏秋之交，我国南北洪水水位之高、时间之长、范围之广是历史上罕见的。造成这种局面，从根本上说是由于气候异常、降雨量过大和过于集中。李瑞环同志说，作为痛定思痛，作为总结经验，作为改进工作，我们也应该汲取一些教训。以长江为例，长期以来上游过量砍伐森林、陡坡开荒，造成生态恶化、水土流失，加上河道未能及时整治疏浚、堤坝未能切实加高加固，严重影响行洪泄洪。沿江湖泊是天然滞洪、蓄洪区，对于分洪削峰、调节水位、缓解堤坝压力有重大作用。长江流域原有大的通江湖泊30多处，总面积1．7万平方公里，总容积1200亿立方米。由于多年的泥沙淤积和围湖造田，湖泊面积缩小了6700平方公里，达百分之四十；湖泊容积减少了567亿立方米，达百分之四十七。长江河道的行洪能力、过水流量是有限的，超过限量的水有去处就可安然无事，反之就会泛滥成灾。围湖造田的最大弊端，就是使过量的水无处排放，造成各方来水同时争挤一条河道、水位越壅越高的危险局面。自然界有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运动规律。人不能违背规律，也不能改造规律，否则就要受到惩罚。在人类的历史上，因为违背自然规律而受到惩罚的事例不胜枚举。无度的围湖造田，从局部看有所收益，从全局看危害甚大；由一时看是人对自然的胜利，由长远看是干了一件蠢事。
无视自然规律，片面夸大人的力量，是唯意志论；听任自然摆布，否定人的能动作用，是宿命论。人不能违背规律、改造规律，但人可以认识规律、掌握规律、运用规律。自古以来，水给中华民族带来巨大的利益，也造成无数次灾难。在兴利避害的过程中，我们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系统的资料，对水有了比较充分的了解。就长江而言，我们知道从公元前185年到现在发生的200多次较大洪水灾害的情况；我们知道长江宜昌站洪峰流量5年一遇是6．03万秒立方米，20年一遇是7．23万秒立方米，百年一遇是8．37万秒立方米，千年一遇是9．88万秒立方米，超千年一遇是11．5万秒立方米；我们还知道长江来水的时间和空间分布以及各个河段的行洪能力和承载水量。可以说，我们对长江发生洪水的基本情况是比较清楚的。经过探索和总结，对治理长江的方向、方法也是大体明确的。除了下大力量切实抓好植树造林、改善生态这个长远大计之外，最主要的是，按照必要的防洪标准，确定适当的堤坝高度、河床断面；在此范围内整治河道、保证水流畅通无阻，加固堤防、保证大堤万无一失；建设相应的蓄洪区，遇有河道承载不了的超量洪水，根据情况有计划地分洪蓄洪。今天，我们已经掌握了古人难以想象的科学技术，积累了比较雄厚的物质基础，加上我们有共产党的领导和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只要统一认识，下定决心，“坚持全面规划、统筹兼顾、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原则”，就一定能够把长江治理好，把祖国的大江大河大湖治理好。
李瑞环同志长期以来非常重视水的危机和水利工程建设。在天津市长任上，建成了“引滦入津”工程，疏浚环城河道。调入中央工作后，仍时常关心天津海河、环城河的水污染治理，水利工程建设和节约用水工作。他说，我国是一个缺水的国家。我国年水资源总量为2．8万多亿立方米，人均水量不足2400立方米，仅为世界人均水量的四分之一。我国水资源总量中，可用水储量只有1．1万亿立方米，而用水量增加很快，自1949年以来平均每10年增加近1000亿立方米，目前已达5600亿立方米。照此趋势，用不了很长时间，我国用水就将达到可用水储量的极限。我国农业自然灾害主要是水旱灾害，从1950年至1989年，我国平均每年洪涝面积约1．2亿亩，而干旱面积约3．1亿亩，九十年代平均每年干旱面积更增至3．8亿亩。由于缺水，全国668个城市中有400多个供水不足，生产和生活受到严重影响；由于缺水，大量耕地草场废置，土地沙漠化以平均每年2460平方公里的惊人速度扩展，总面积已达160．7万平方公里；由于缺水，地下水超量开采，一些地区地面沉降、河湖干涸。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1972年发生第一次断流，1985年后更是年年断流，1997年断流累计竟达226天。缺水已经成为威胁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一个紧迫问题。
我国水资源的分布严重不平衡，既患寡又患不均。在时间方面，年降水的百分之七十至百分之九十集中在6、7、8、9四个月，并多且暴雨形式出现，水资源百分之七十以上由洪水组成，利用的难度很大。在空间方面，水资源的分布是东南多西北少。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水资源占全国总量的百分之八十二以上，而耕地只占百分之三十六；长江流域以北地区水资源不到全国的百分之十八，而耕地却占百分之六十四。由于这种严重不平衡，往往在同一时候，有的地方赤日炎炎，土地龟裂，河川断流，有的地方连降暴雨，洪水泛滥，农田、村镇、厂矿被淹；有时在同一地区，干旱和洪涝接踵而至，交替成灾。因此，我们研究中国水的问题，不仅要研究水灾问题，还要研究旱灾问题；不仅要研究水资源的总量问题，还要研究水资源的平衡问题。如何最大限度地把水留住，如何把水引到最需要的地方去，实行水的再分配，这是我国治水事业中的重大战略问题。
说到治水国家战略，李瑞环同志高瞻远瞩，他分析长江从宜昌到入海口落差不过40多米，一年就把几千亿立方米的江水送到1800公里以外的大海。如果我们能在海拔更高的地方，比如一百米、几百米、一千米、两千米的高程把水拦蓄住，通过必要的工程引导水的流向，就可以使水流到我们所希望的更远、更广的地区。他从长江上游通天河、雅砻江、大渡河取水入黄河上游，说到引松花江、嫩江之水到东北的西南部，把相当于两条黄河的新疆的1150亿立方水资源利用好。他充满信心地说，通过努力，把江河尽可能地控制起来，将更多的水拦在高处，按照我们的意图流向需要的地方，如同大城市的给排水那样，上水随时都有，下水自动排走。这样，我们就可以把解决洪涝问题和干旱问题、水资源分布不平衡问题和水资源短缺问题有机结合起来，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治水之路。
李瑞环同志在洪水汹涌之际，透过水的危机，预见到未来十年后西南省份将要发生的旱灾，并谋划了治水之策。李瑞环的讲话与行文素来生动风趣，富有哲理，即使是在论述治水方略也不乏幽默。他进一步引经据典地指出，几千年来我们的祖先在治水中表现出了非凡的才智，创造出了辉煌的业绩。公元前250年李冰修建都江堰，引岷江水灌溉成都平原，使这一地区从此“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公元前214年史禄开凿灵渠，引湘江水入漓江，沟通了长江与珠江两大水系，至今仍兼有农业灌溉和城市供水的功能。公元612年隋朝修建大运河，全长1780公里，沟通了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五大水系，成为我国南北交通大动脉，至今仍居世界人工河之首。今天我们所拥有的条件是任何朝代都不可比拟的。且不谈社会制度、经济实力、科学技术，仅就人力资源来说，秦朝在凿灵渠、修长城时人口不过2000万，隋朝在修建大运河时不过5600万，直到清朝前期不过1亿，而我们今天有多少人口、多少劳动力、多少富余劳动力？这里还没有包括人的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我们应该也有条件继承前人的事业，在重新安排江河方面有更大的作为，为子孙后代创造更加美好的生存空间。
上至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到有高层智库之称的社科院研究员，下至网络谋士，都在探寻中国现代化的可行性发展路径。因为西方现代化的基础是用一次性使用、不均匀分布资源形成的工业化，不可复制。不均匀分布，资源出产地就既是福地又是险地，阿拉伯人和伊朗人就怀璧其罪，美国的航母就老在那里转悠，精确制导炸弹钻地弹就老招呼那里。一次性使用，能支持二三百年西方模式的现代化。据美国能源部的统计﹐现在全球仍在运行的440座民用核反应堆每年需要1.65—1.85亿磅的铀。按照这一消耗速度﹐可用的铀还够支撑40年，与石油煤炭期限差不多，“和平与发展”就快到头了。工业化靠一次性资源加上不均匀分布支撑，谁的胳膊粗谁的刀子快谁就分得多，只能实现“少数人的现代化”。依靠可再生和均匀分布能源支撑的工业化，创立分布式的能源体系和就地城镇化的生活方式，用不着争﹐用不着抢，没有了那种你死我活，离开你我就吃不上饭的关系，才可能从只有少数人能够现代化到多数人能够现代化。
“坚持名分、员主固基、期限责任、系权制衡、两体互动”的20字政改方针是邓英淘思想的精髓所在。邓英淘认为：“人类配置资源、运营资源，广义地说，只有三种机制，市场机制、科层机制、互惠机制。”古今中外，任何社会组织都只是这三种机制的不同组合，正如五光十色都只是三原色的不同组合一样。计划经济时期，我们突出了科层机制。后来，发现科层机制虽然可以实现大规模扩张，但容易官僚化。于是，就动了市场机制的念头。然而，市场机制虽然灵活，却容易两极分化，道德沦丧。殊不知，人类还有第三种资源配置机制，就是互惠机制。各原始部落内部即是。各家庭内部即是。以往，生产小队内部，亦有强烈的互惠机制。如今，华西村、南街村内部都属于强烈的互惠机制。互惠机制的好处不言而喻，马克思设想的共产主义可以理解为一种全球范围的互惠机制。问题是，互惠机制的要害就在于范围不能过大。范围一大，人与人之间相互不认识了，相互交往历史也记不清楚了，就需要思想统一的科层机制和各自争利的市场机制。问题是，市场机制具有自我扩张的正反馈特性。它不停地瓦解互惠机制，也使科层机制腐败化，以至市场至上。不但国家趋于解体，甚至家族、家庭也趋势解体，人与人之间只剩下冷冰冰的金钱交易。人被原子化了，彻底自由了，但生活也彻底失去了意义。
经过30多年的市场化改革后，中国社会已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市场至上，金钱至上，礼崩乐坏，道德沦丧。中国共产党曾经将中华民族建设成一个科层机制加互惠机制的高度凝聚的共同体，如今自身信仰丧失，交易盛行，以致官商勾结，腐败堕落。面对生死攸关的困境，邓英淘提出重建党内的互惠机制：“坚持名分、员主固基、期限责任、系权制衡、两体互动”。所谓坚持名分，就是“理直气壮地坚持红旗不倒”。党内如此现状，使无数人灰心丧气，失去希望。失去希望者提出，这样的党还要它干什么？极右的人说，拆了算了，搞多党政治。极左的人说，毁了算了，重新建党。邓英淘说，也不能拆，也不能毁，要坚持名分，使党逐渐恢复活力。怎样恢复活力呢？不是依靠新的毛泽东，不是出新的伟大思想，而是将中国共产党建成一个互惠机制，从互惠机制中自动形成各个层次的带头人。怎样互惠法？首先是赋权，赋予广大党员以发言权、监督权和决策权，切实保障这些权利的行使。为什么给党员赋权，而不给全体人民赋权？邓英淘说，那是因为党员都镰刀斧头下宣过誓，愿意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愿意为共产主义牺牲一切。现在，大多数党员都做不到。但是，可以给一个选择，还愿不愿意重申入党誓词？愿意的，重新登记入党。不愿意的，自愿离党。然后，赋权、授责，使广大党员能够切实履行起发言权、监督权和决策权，从而保障党的基础的巩固。这就叫“员主固基”。期限责任，是指各级领导的任职期限制。其要害是废除终身制。这一点，邓英淘认为已经做到，只需要进一步完善即可，例如探索如何更好地发挥退职人员的余热。
系权制衡，是指借鉴日本自民党长期执政的经验，承认党内有派，使各派相互制衡。邓英淘介绍了一本书：《自民党战国史》。毛主席也曾经说过“党内无派，千奇百怪”。邓英淘说，既然如此，为什么不让党内的各派公开化，并使之相互制衡呢？日本自民党有三派，“党的总裁出任政府首相，负责执行党的方针政策，总务会长负责党务，政调会长负责方向路线的研究和把握。三个关键性的岗位，分别由党内左右右三派领袖担任。有了执政‘期限责任’的基础，党内有派，三权分立，可以实现有效的权力制衡。”
什么叫两体互动呢？一体是指共产党，另一体是指共产党以外的各团体。两体互动，指共产党与社会各团体的互动。邓英淘特别指出，要让工会真正代表工人利益，农会真正代表农民利益。过去，总是说共产党代表工人农民的根本利益，但容易忽视工人农民的当前实际利益。今后，共产党仍然要代表工人农民的根本利益，但让工会代表工人的当前实际利益，农会代表农民的当前实际利益，成为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形式的工农联盟。在保持共产党一党执政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的前提下，又使党内各派相互制衡、轮流政执；既要保障党员对党的主体地位，又要保障工人、农民对国家的主体地位；既要发挥一党执政的稳定性优势，又要使党外各团体有更充分的言论权和监督权。
但是，如果中国共产党真正代表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势必要挑战美国的国际霸权，至少要与美国的东亚战略发生冲突，那么美国也必然会利用中国党内的派系斗争来搞分裂活动，从而打破党内各派系制衡的格局。即使目前党内的派系斗争没有公开化、制度化，美国已经在充分利用这种派系斗争了。邓英淘这样真正有担当、有思想、有主张的好党员长期被边缘化，而那些亲美派、腐败派却步步高升，掌握银行、证券、外汇、投资公司的大权，甚至掌握更高层的政治大权，就是这个问题的直接反映。
著名新左派学者韩德强很欣赏邓英淘的调水+种草的主张。但认为与他在思想理念上有所区别，邓英淘是个唯物主义者，韩德强是个唯心主义者。他们都认为，互惠机制很重要，是人类社会的希望所在。邓英淘会认为，互惠机制有范围限制，不易扩大。韩德强认为，互惠机制的要害在于形成了一种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观，如果这种价值观得到进一步的提炼、阐发和弘扬，则互惠机制的边界可以不断扩大，直至达到全球范围。邓英淘会认为，“十步之内，必有芳草”，互惠机制自动会产生雷锋、焦裕禄。韩德强认为，自发的雷锋和焦裕禄固然可以有无数，但经不起风浪考验，更不易受生死考验，需要有中国传统儒、释、道的精华引领，方可心安理得，平静坦荡，一辈子为人民服务。邓英淘会认为，英明领袖不可靠，可靠的是党内各派的相互制衡，可靠的是群众性力量。韩德强认为，英明领袖的心路也具有可复制性。过去我们只讲向雷锋同志学习，不讲向毛泽东同志学习。其实，毛泽东的心路恰恰可以被中国传统文化所解释：为人民服务不是痛苦，不是牺牲，而是幸福，而是成就大我，直至无我。中国革命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在实践中将精神的能动性发挥到极致。无论是万里长征还是抗美援朝，无论是两弹一星，还是鞍钢宪法，都是“精神变物质”的奇迹。中国革命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在理论上过于强调物质因素，而忽视精神的巨大能动性。无论是批判大锅饭养懒汉，还是强调生产力决定论、产权清晰，倡导市场机制，都是过于强调物质利益，而导致“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了”。
实际上心与物的关系太重要了。偏废任何一方，都可能会犯极大的错误。因此，唯物或唯心，都会犯下极大的错误。中国近现代史上，常常走极端，就是因为放弃了东方思维，采用了西方思维，不是唯心就是唯物，结果，就在两个极端之间跳动，造成社会生活的大起大落。东方思维则主张，心与物不可分离。物为心的基础，心为物的主导；物为阴，心为阳，阴阳和合，万物生长。
像邓英淘这样的忧国忧民﹐重病中不忘国家的未来﹐理应得到国家的承认﹐人民的尊重。邓英淘就西部调水，风能发电提水﹐超长隧洞、大型桥涵技术，以及塔里木等沙漠地区太阳能发电和净化含苦碱地下水技术都有具体可行性的建议。王小强认为，为千秋万代计，只要有1％的可能﹐就值当付出250％的努力去探索。要有“二百五”的愚公精神。今天的中国有这种精神的人依然存在，不过不在庙堂。牛玉琴、石光银，一个寡妇，一个劳改释放人员，两个文盲坚持几十年治沙30万亩，植树近亿棵。看到这种精神，我们有了信心。作为每一位关心中国前途命运的共产党员﹐都能感受的到邓英淘的赤子之心，那种“天降大任于斯人”的神圣之感。邓英淘以一个国家主人翁的责任感来昭示救国良策﹐站在人民的立场﹐以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感提出建议﹐探讨可行性方案。这与当今物欲横流﹑醉生梦死﹑腐败僵化的世态形成了强烈的反差。邓英淘坚定地认为﹕“信仰危机确实严重，但如果中国整个都是贪官，共产党早完蛋了。红旗之所以能够坚持到今天﹐就是因为行行业业﹐都有共产党员在第一线，和人民群众一道，坚持韧性的持续奋斗。”邓英淘相信﹐在镰刀斧锤头党旗下宣誓效忠的八千万共产党员不可能完全腐败。这是共产党员的立场。我们应该庆幸﹐有像邓英淘这样的仁人志士为国分忧﹑为民呼喊，这应该是时代的光荣﹐中国共产党的光荣。
邓英淘的父亲邓力群同志长期从事理论工作﹐是我党资深理论家，意识形态领域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之初﹐院党组书记邓力群与院长胡乔木同志一道﹐为了社科院的建院和科研规划倾注了全部精力﹐功高至伟。至今社科院的老科研人员十分怀念那创业初始的80年代﹐那个坚强有力的领导班子。到了90年代﹐邓力群同志被认为是僵化保守的代表人物之一﹐邓老听到看到﹐一笑置之。邓老为中国的前途命运在理论上探索了一辈子﹐坚持自己的信仰，正是老一辈中国共产党人的宝贵品质。
“学习雷锋，好榜样。忠于革命，忠于党。爱憎分明不忘本，立场坚定斗志强”。这首歌，我们耳熟能详。50年前，周恩来总理对雷锋题词：“憎爱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这就是我们今天和将来都要继承与发扬的“雷锋精神”。而当国家危难，人民涣散，外部列强虎视眈眈时，国家、民族和人民更需要像邓英淘这样的仁人志士，将自身荣辱生死置之度外，忧国忧民，倾尽毕生才华，冒死能谏，这就是无愧于这个时代，被网友称之为的“大雷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