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宁古塔的流人文化
□关治平
宁古塔与流人文化联系到一起，主要是由于清初的顺治、康熙、雍正和乾隆朝时期，这里成为了著名的流放地，大批获罪的官吏、文士名人等被流放于此。
流人的出现并非偶然，不只是清朝，如果上溯追源，流刑始于我国历史上的秦汉时期，到唐宋时流放早已形成制度，成为历代政权使用刑法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而形成的流刑代代沿用。清代大都沿用明朝的制度，将“大明律”中的流刑全盘照搬又不断地加以丰富，形成更多严格、残酷的流放制度，而许多人获罪之后往往是因皇帝格外“施恩”才能被流放，不然就会人头落地，流刑在当时被认为是一种法外开恩之举。
清初的宁古塔，就其版图而言，目前的吉林、黑龙江两省之地乃至俄罗斯远东地域的大片土地都归其统辖。就设制而论，宁古塔是当年边外七镇中设制较早、规格较高、历史最悠久的地方。再 向前追寻，一千三百多年前的渤海古国就建立于此，都城上京龙泉府在宁古塔城的西南不远处。渤海国与唐朝联系紧密，国家典籍都使用唐朝的礼制、官制等，甚至还通用汉字“车书本一家”。到了宋代，出使金国之使臣洪皓被流放于冷山，属宁古塔地域，就在今天五常市境内，他的《松漠纪闻》最早记录了这块土地上的风土人情。随着清初众多流人的到来，就有了“宁古塔三记”，有了流人的戍边诗歌，这些记叙戍边抗俄的诗人也被称为“边塞诗人”，这其中应以吴兆骞的《秋笳集》为代表。后来又有许多人到过这块土地，他们笔下的记述为后人留下丰厚的文学资料，如同陈年老酒，越品越觉得味道醇香。
东北众多的流人中有许多人来到宁古塔，这又是别的地域所不具备的，既有典型性，又有独特性，还有不可取代的历史。清初为什么选择了宁古塔为流放地？这个问题始终是挥之不去的。清初的宁古塔，属于东海窝集部，是野人女真的生存之地。而对中原的汉族人来说，尤其对流放者本身来说，是个十分陌生的字眼，他们不知宁古塔在何方，正像流人方拱乾在《绝域纪略》中所说“宁古塔，不知何方舆？历代不知何所属？数千里内外，无寸碣可稽，无故志可问”。对于一般的被流放者来说，“宁古塔”这个名字又是一个不吉利的词汇。因为到流放地宁古塔绝不是享福去了，他们面临的是一个十分残酷的现实。流人中没有几个能像清末宁古塔最后一个流人皇族宗室载澜记载的那样，在新疆和宁古塔流放地仍然花天酒地，吃喝玩乐，无所不为。
流放是一种刑罚，受刑罚就是受苦。宁古塔地处苦寒绝塞之地，从北京到此均属长流之人。一是长流到此基本是回籍无望，要老死他乡的；二是从京城到这里有三千多里，徒步迁徙要行走四个多月的时间，许多流人及家属半路上就会被折磨致死，根本没到谪戍之地，就成了孤魂野鬼。所以许多流人都说“生不如死”，这种流放的折磨如同钝刀割肉，疼痛难耐，而且又是长期的，这种长期的精神和肉体上的折磨将许多人摧垮了。再就是流途之遥，远在天边的苦寒之地，日复一日的行走，从一个驿站到下一个驿站，天天如此，日日无歇。当时的驿道属于首创，行走于连绵不绝的群山之间，穿过密不透风的原始森林，涉过一条又一条湍急的河流，还面临着猛禽野兽的威胁、夏天蚊蠓的叮咬等等，流人的命就悬在一线，随时可能消失。流人本身不仅要行走，严格的还要带着几十斤重的木枷行走，如果差役不打开木枷，流人的手几个月都摸不到自己的脸，遇到下雨木枷更重，道路湿滑，更是举步难行。如果是家庭富有的流人，他们可以买通押送的差役，路上得到一定的照顾，而那些被籍没财产又佥妻带子女一块迁徙之人，更是苦不堪言。尤其对南方女人而言，按中国传统的习俗从小要缠足，成年之后三寸金莲一步三摇，根本无法长途行走，她们如何完成这漫漫的流徙之程？如果真的能陪着获罪的丈夫到达谪戍之地，这样的女性确实值得尊敬，堪称女中豪杰。
经得住迁徙之苦，也许只是完成了一半刑罚，流人到宁古塔之后要干什么呢？他们要被安插到各旗中去，或成为披甲人的家奴，或者担当各种苦差，或者到官庄去种地，甚至到水师营去走上抗俄一线。
流放之苦不仅苦在皮肉，而且苦于心，苦于精神上无寄托和多压迫、羞辱和折磨。这种苦比肉体上的苦更为难耐。一些流人面对这难以承受的压力选择了逃跑，一路逃来要经过无数座大山，涉过多条不知名的河流，所过的地方多为无人烟的荒原和密林，一些重要关隘要道还设有卡伦（哨卡），他们就是闯过这些关口，回到家乡也难逃官府的追查。于是这些流人逃回故乡后，多隐姓埋名，不敢见家人和亲友。有的到附近寺庙去削发为僧，遁入空门，伴着青灯孤影了此残生。有的长期躲藏山中数年而不敢下山。有的则流落街头，选择个简单的行当勉强糊口度日，仍然是担惊受怕，惶惶不可终日。有的流人在逃跑途中被官兵查验出来，则被流放到更远、条件更差的地方。有的就地正法，待年末向上级官衙报个数就行了。可见清廷视流人的生命如草芥，在法的前提之下格杀勿论。
流人的处境艰难，但他们的精神世界十分宽广。许多人从京城出山海关到盛京，到吉林再到宁古塔，一路走来一路诗歌，一路好文章。他们的笔下有北方山川之豪迈博大，有大森林大草原之美，更有诸多新奇景物和事物的感受。顺治十五年（1658年）因江南科场案而流放三年宁古塔的方拱乾写了近千首诗，几乎每日都要写一首诗，不仅有他一路走来的所见所闻，在谪居地的许多小事也被收入诗中，编成《何陋居集》，这是宁古塔最早的诗歌集，也是黑龙江省最早的诗集。流人吴兆骞在宁古塔谪居二十多年，发挥其“江左风味”的笔法，他的许多诗作都有戍边卫国之内容，是讴歌戍边将士们的塞外绝唱，其中《秋笳集》赞颂的是大将军安步海东抗击罗刹，还有讴歌山川之美的《长白山赋》等等，可以称之为不朽之作。他的书信集《归来草堂尺牍》，更让我们深刻了解了流放文人在宁古塔是如何生活的：他们平日里度日如年，对家乡无尽思念，对父母大人祈盼平安，与友人诗歌唱和，都一幅又一幅地展现于后人面前。
自古以来宁古塔的山川大地留下的名字，多为当地土著人以民族语言所记述的。而明代末的兵部尚书、河南新乡人张缙彦游历了宁古塔新旧两域周围的山川、村落、河流等，为之重新命名，增加了这些山川的文化底蕴，这些默默存在于亘古荒原上的河流大山有了自己的名字，被收入到他的《宁古塔山水记》之中。他又对宁古塔的风土人情和富饶物产做了十分详细的记录，让关内人了解了这塞外的山水、塞外的村庄和民俗、塞外非常丰富的物产。今天我们要了解宁古塔之山水，必读《宁古塔山水记》，文章虽不多，但内涵博大，包含宽广，而且文词优美，笔法简练，不仅是宁古塔乃至黑龙江最早的山水游记和散文集，而且是一部优秀的地域文集，为宁古塔地域研究提供了内容翔实的佐证。许多在正史中找不到的资料多可以在此记中得到，可以说它是历史的补充。
张缙彦的另一部散文集《域外集》更是值得一读，这里的“记、论、书、傅、疏、说”主题文章有二十二篇，所记的多与流人有关，也是论述塞外的山水、风俗和物产之作，对研究宁古塔流人生活及塞外之风俗，其史料价值更高。
清代宁古塔的历史记载中流人的活动占有很大部分，这些记述为后来人留下了一笔十分丰厚的宝贵财富，让我们可以通过它们去了解三百多年前的风土人情和历史曲折。
“山非山兮水非水，生非生兮死非死”，这是诗人吴梅村对流人境况的写照，今天再研究流人，追寻他们的足迹也算是对先人们的一种慰藉。
清代流人的背景都十分复杂，宁古塔的流人被牵扯到大案之中的有几起。如顺治朝的江南闱丁酉科场案的主要考官全部被绞死；吕留良、曾静一案，引出了雍正帝重视思想控制，并自编了《大义觉迷录》一书，结果却越抹越黑，还引出了广泛流传于民间的“吕四娘传奇”；浙东通海案，一大批涉案人员被杀，大部分人被流放宁古塔，这是清廷镇压民间抗清力量的实例；金圣叹哭庙案，此案为小事做大，本来是对地方官吏的声讨，却演变成震惊先帝等大案，涉案文人被处死，家眷则长流宁古塔。
品味宁古塔流人，足可以看出清初政治及军事形势的走向，也看出清廷为谋取政权的稳固所采取的一系列政策，所以流人的研究并不完全在其本身，而要将其放置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认真地分析研读，这样才能窥其全貌，掌握其全过程，才能客观地判断历史上流人的形成，评价其形成的流寓文化对其流戍地开发、建设的作用。
清初流放宁古塔的群体中不仅有名人，还有许多流人连名字都没有留下来，史料中也无法找到其生存的只言片语，然而其存在是个不争的事实。随着年代的久远，其后代子孙生于斯长于斯，顺理成章地成为宁古塔这块土地上的主人。到了近代，特别是光绪年间吴大来此办理边务，提出“招民实边”后，公开到山东、河北、辽南等地大规模招民来宁古塔建民屯、垦荒地、修通道路，许多汉族同胞也大量进入宁古塔地域，开荒种地谋生存。不同民族长期相处，一直到目前，你很难分辨出谁是流人的子弟，哪个是关内移民的后人了，他们都融入了宁古塔文化之中，成为这一地域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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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中共宁安市委办公室
《寻根》2012年第六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