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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讲 中国诗文化（古代）
——从《春江花月夜》说起
一、《春江花月夜》：孤篇压倒全唐的唯美之作
春江花月夜
张若虚
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江流宛转绕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霰。空里流霜不觉飞，汀上白沙看不见。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白云一片去悠悠，青枫浦上不胜愁。谁家今夜扁舟子？何处相思明月楼？可怜楼上月徘徊，应照离人妆镜台。玉户帘中卷不去，捣衣砧上拂还来。此时相望不相闻，愿逐月华流照君。鸿雁长飞光不度，鱼龙潜跃水成文。昨夜闲潭梦落花，可怜春半不还家。江水流春去欲尽，江潭落月复西斜。斜月沉沉藏海雾，碣石潇湘无限路。不知乘月几人归，落月摇情满江树。
月亮出来了!从潮水中央，在江潮涌向海潮的地方。随着千万里春潮荡漾，千万里春江涨满月光。江水弯过芳香的平野，月照林梢，那繁花如雪。空中流洒着月色如霜，滩上白沙消失在霜里。江水碧澄澄，长天也碧澄澄，只剩下皎皎的圆月一轮。江畔什幺人最初见到江上月？江月又从哪年起默默照着人？人生一代代没有穷尽，江月一年年始终如一。不知江月等待什幺人，只见长江送走东流水。一片白云飞去不回头，留给青枫浦一片离愁。谁家的游子今夜漂泊江船上？相思的人儿在哪座明月楼头？惹人的月影在楼上徘徊，该照见她那梳妆的镜台；透进窗帘，卷也卷不去，泻满捣衣砧，掸了还来。苦苦眺望，却听不着你的声息，愿化为月光，流照千里外的你。千里月明，大雁不传你的音讯，鱼跃江心，空皱出满江的波纹。昨夜梦中，花落进悠悠江水，春要归去了，你却还不回家。花已经落去，月亮也快落了，江水流春，就像是流送落花。西斜的月亮沉入茫茫的海雾，碣石，潇湘，望不尽山山水水的路。到底有几个人能踏着月色归来？落月摇荡着——愁人的情思满江的树。
赏析：
1、清晰的结构：景物描写连贯而且重点突出，紧扣春、江、花、月、夜的背景来写，而又以月为主体。
2、感性的领悟：情景交融中抒写真挚感人的离别情绪。
3、理性的思考：壮丽月夜景色中抒发富有哲理意味的人生感慨。
4、澄澈的风格：语言清新优美，韵律婉转悠扬，完全洗去了宫体诗的浓脂艳粉，给人以澄澈空明、清丽自然的感觉。
诗情随着月轮的生落而起伏曲折。月在一夜之间经历了升起——高悬——西斜——落下的过程。在月的照耀下，江水、沙滩、天空、原野、枫树、花林、飞霜、白去、扁舟、高楼、镜台、砧石、长飞的鸿雁、潜跃的鱼龙，不眠的思妇以及漂泊的游子，组成了完整的诗歌形象，展现出一幅充满人生哲理与生活情趣的画卷。千古绝唱，脍炙人口的名作，有“以孤篇压倒全唐”之誉。
二、中国古诗中的意象群
月亮之外，还有：
1飞鸟：自由的灵魂
2青山：身与心的家园
3“捣衣”和“砧声”:离愁与乡愁
4水:流水无情亦有情
5船:漂泊与自由
6落花:流水落花春去也
7鸿雁:大雁是候鸟，定期南飞北返，这就容易使那些滞留外乡，不能按期定时回家的人对比自己，生发出无尽的忧思。
8登高: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
9日暮:日落西山自然给人衰落凄凉之感。
10杜鹃鸟:古诗中的杜鹃成为凄凉、哀伤的象征。
11燕子:燕子到来往往意味着春天的到来。诗人喜用燕子来表达喜悦之情。
12乌鸦:乌鸦是一种不吉利的鸟，常常用来表达一种黯然愁思的情境。
13菊花:菊花虽不能与国色天香的牡丹相媲美，也不能与身价百倍的兰花并论，但作为傲霜之花，它一直得到文人墨客的亲睐，坚强的品格，清高的气质。
14梅花:梅花在严寒中最先开放，然后引出烂漫百花散出的芳香。
15梧桐:梧桐是凄凉悲伤的象征。
三、从《诗经》到元曲的诗歌流变
诗源于巫：中国的诗歌产生于文字发明之前，我同意“诗源于巫”的说法：占卜的结果需要记录下来，这就是甲骨文献的由来。占卜预测的仪式往往伴随着歌舞，这会影响到卜辞的音乐性，也许这才是中国诗歌的由来。例如：“今日雨，其自西来雨？其自东来雨？其自北来雨？其自南来雨？”（郭沫若《卜辞通纂》三七五）就具有明显的节奏和韵律感，无疑是后世诗歌的先声。
（一）《诗经》
《诗经》是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的诗歌总集，也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305篇，按音乐的不同，分为“风”、“雅”、“颂”三类。《诗经》善用赋、比、兴的表现手法，句式以四言为主，常用重章叠句，语言质朴优美，韵律自然和谐，写景抒情都富有艺术感染力，对后世文学有深远的影响。孔子以温柔敦厚为《诗》教。修身必先学诗。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乐而不淫。思无邪。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
《诗经·王风·黍离》：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彼黍离离，彼稷之穗。行迈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彼黍离离，彼稷之实。行迈靡靡，中心如噎。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二）楚辞
战国后期，在南方的楚国产生了一种具有楚文化独特风采的新诗体——楚辞(骚体)。楚辞句式长短参差，以六言、七言为主，多用“兮”字，打破了《诗经》的四言形式。楚辞的奠基人和主要作者屈原，运用这种形式创作了《离骚》、《九歌》、《九章》等不朽诗篇，成为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诗人。其代表作《离骚》，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最为宏伟瑰丽的长篇抒情诗。屈原之后有宋玉、唐勒、景差等楚辞作家。楚辞的出现，标志着中国诗歌从民间集体歌唱发展到诗人独立创作的更高阶段。《诗经》和楚辞，是后世诗歌发展的两大源头，在文学史上并称“风骚”，共同开创了我国古代诗歌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并驾齐驱、融会发展的优秀传统，并垂范于后世。
《离骚》名句：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三）汉乐府民歌
诗经、楚辞之后，诗歌在汉代又出现了一种新的形式，即汉乐府民歌。“乐府”原指国家音乐机构，后代将乐府所收集与编辑的可以配乐演唱的歌辞也称为“乐府”。汉乐府民歌是汉乐府的精华。汉乐府民歌继承《诗经》民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传统，多“感于哀乐，缘事而发”，通俗易懂，长于叙事，富有生活气息，汉乐府民歌流传到现在的共有100多首，其中很多是用五言形式写成，后来经文人的有意模仿，在魏、晋时代成为主要的诗歌形式。
汉乐府中著名的篇章有揭露战争灾难的《十五从军征》，有表现女性不慕富贵的《陌上桑》、《羽林郎》，《陌上桑》故事曲折起伏，人物性格鲜明，言语明快简洁的作品，开启了后世长篇叙事诗的四大名作《孔雀东南飞》、《木兰辞》、《琵琶行》和《长恨歌》的先河。当然最为著名的还是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这首诗讲述了一个凄婉的爱情故事。汉乐府民歌最重要的艺术特色是它的叙事性，《孔雀东南飞》是汉乐府叙事诗的最高峰。汉乐府民歌多采用口语化的朴素语言表现人物的性格，故人物形象生动，感情真挚。汉乐府民歌中虽然多数为现实主义的描绘，但许多地方都有着程度不一的浪漫主义色彩，如《孔雀东南飞》的最后一段文字，即表现出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巧妙结合。
《孔雀东南飞》名句：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十七为君妇，心中常苦悲。
《古诗十九首》:在汉乐府的影响下，到东汉末年，文人五言诗逐渐发展成熟，其标志是东汉末年出现的《古诗十九首》。这是—组由寒门文人创作的抒情短诗，情调感伤，言短情长，委婉含蓄，质朴精练，被誉为“一字千金”、“实五言之冠冕”。《古诗十九首》不是一时一人的作品，诗的内容多叙离别、相思以及对人生短促的感触。
《西北有高楼》之五：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交疏结绮窗,阿阁三重阶.上有弦歌声,音响一何悲!谁能为此曲,无乃杞梁妻.清商随风发,中曲正徘徊.一弹再三叹,慷慨有余哀.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愿为双鸿鹄,奋翅起高飞.
（四）建安诗歌
汉末建安时期，文学进入自觉时代。“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籍、应旸、刘桢)继承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并普遍采用五言形式，第一次掀起了文人诗歌的高潮。他们的诗作大多反映时代动乱和人民疾苦，抒写个人理想抱负，具有“慷慨以任气”、“志深而笔长”的风格，形成为后世称作“建安风骨”的独特风格。唐代李白有诗赞扬「蓬莱文章建安骨」。中国自孔子以后相当一个时期里，文学崇尚理性，以说理，叙事为主，所以有「诗言志」，「文以载道」的说法，成为传统。但三国时期却出现了「缘情」的主张，与「言志」并提。「缘情」大体相当于今天所说的抒情。象曹操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曹丕的「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等等。鲁迅曾说：「因当天下大乱之际，亲戚朋友死于乱者特多，于是为文就不免带着悲凉、激昂和慷慨了。」（《魏晋风度及药与酒之关系》）但这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佛教思想中的「人生」说和「轮回」说，搞得人们心理不得平衡，于是产生了「生死情结」。读魏晋人的诗，感到最普遍，最深刻，能激励人的同情的，便是那在诗中充满了时光飘忽和人生短促的思想与情感：阮籍是这样，陶渊明也是这样，每个大家，无不如此。在《诗三百》里找不到这种情绪，楚辞里也并没有生命绝对消灭的悲哀，儒家「未知生，焉知死」，回避了这个问题。
阮籍《咏怀诗》：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
（五）东晋田园诗人陶渊明
隐居不仕的陶渊明把田园生活作为重要的创作题材，因此历来人们将他称作“田园诗人”。在当时崇尚骈骊、重形式而轻内容的时代气氛中，陶渊明继承乐府的现实主义传统，形成了他单纯自然的田园一体，为古典诗歌开创了一个新的境界，而且五言诗在他的手中得到高度的发展。他的诗风格自然冲淡，“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苏轼语)，对唐代山水田园诗派有直接影响。
陶渊明《饮酒》：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六）南北朝乐府民歌
南北朝时期是中国诗歌史上的又一发展时期，这表现在又一批乐府民歌集中地涌现出来。它们不仅反映了新的社会现实，而且创造了新的艺术形式和风格。这一时期民歌总的特点是篇幅短小，抒情多于叙事。南朝乐府保存下来的有480多首，一般为五言四句小诗，几乎都是情歌。北朝乐府数量远不及南朝乐府，但内容之丰富、语言之质朴、风格之刚健则是南朝乐府远不能及的。如果说南朝乐府是谈情说爱的“艳曲”，清丽婉转（代表作《西洲曲》）；那么，北朝乐府则是名符其实的“军乐”、“战歌”，粗犷刚健（代表作是《木兰诗》）。
《木兰辞》名句：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
（七）唐诗
诗歌发展到唐代，迎来了高度成熟的黄金时代。在唐代近三百年的时间里，留下了近五万首诗，独具风格的著名诗人约五、六十个。唐诗兴盛之由，除了从经济政治方面分析外，似更应该注意文化的因由。我们谈“唐诗”，不应该离开“唐风”。隋唐不仅疆域辽阔，善于吸纳从西域引进不少异族文化，但更重要的是它的统一，实为“南北文化”，即五胡以来交融发展的黄河流域经济文化，与东晋南迁以后，由中原士族融会开发的长江流域经济文化的一种“大整合”，其实力自能超胜秦汉，雄视古今。
1、初唐四杰
初唐四杰是唐诗开创时期的主要诗人。这四杰分别是王勃(649--676)、杨炯(650--693)、卢照邻(637--689)、骆宾王(646--684)。他们的诗虽然因袭了齐、梁风气，但诗歌题材在他们手中得以扩大，五言八句的律诗形式也由他们开始初步定型。“四杰”之后，陈子昂(661--702)明确提出反对齐梁宫体颓靡诗风，提倡“汉魏风骨”。
陈子昂《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2、盛唐诗歌
盛唐时期首先出现两大诗歌流派：一是以王维、孟浩然等为代表的山水田园诗派，多摩山范水，抒写闲情逸致，风格清新自然；二是以高适、岑参、王昌龄等为代表的边塞诗派，多写边塞风光和军旅生活，或慷慨悲壮，或雄奇瑰丽。接着李白、杜甫横空出世，被称为我国诗歌史上雄视古今的“双子星座”。“诗仙”李白继承和发扬中国诗歌的浪漫主义传统，歌颂祖国大好河山，表现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感情奔放炽烈，风格豪放飘逸。“诗圣”杜甫继承和发扬传统的现实主义精神，其诗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唐王朝由盛转衰的时代风貌，被誉为“诗史”，感情内在深沉，风格沉郁顿挫。李、杜分别以其独特的风格和极高的成就而成为泽被百代、彪炳千秋的伟大诗人。
王昌龄《从军行·琵琶起舞》：琵琶起舞换新声，总是关山旧别情。撩乱边愁听不尽，高高秋月照长城。杜甫《望岳》、李白《长干行》。
3、中唐诗歌
安史之乱后，进人中唐时期，经过短期的过渡，唐诗呈现第二次繁荣，这时期的作品以表现社会动荡、人民痛苦为主流。以白居易、元稹为代表，倡导了一场新乐府运动。他们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创作了《新乐府》、《秦中吟》等针砭时弊的讽喻诗。白居易的《长恨歌》、《琵琶行》是古代长篇歌行名篇，扣人心弦，传诵至今。
除新乐府运动之外，这一时期还另有一派诗人，这就是韩愈、孟郊、李贺等人。他们的诗歌艺术比之白居易另有创造，自成一家。
白居易《长恨歌》名句：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
4、晚唐诗歌
晚唐时期的诗歌感伤气氛浓厚，诗风趋于卑弱，代表诗人是杜牧、李商隐。杜牧(803--852)的诗以七言绝句见长，咏史怀古、抒情写景，无不清新俊逸，风姿绝代。《江南春》、《山行》、《泊秦淮》、《过华清宫》等是他的代表作。这些诗于清丽的辞采、鲜明的画面中见俊朗的才思。李商隐(813--858)以爱情诗见长。他的七律学杜甫，用典精巧，对偶工整，如《马嵬》就很有代表性；他的七言绝句也十分有功力，《夜雨寄北》、《嫦娥》等是其中的名作。尤其是“无题”诗，更是意蕴隽永，兴寄深微，沉博绝丽。
李商隐《锦瑟》：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八）宋词
词是配合燕乐演唱的新诗体，起源于民间，敦煌曲子词是现存最早的民间词。中唐之后文人填词者渐多，张志和、韦应物、白居易、刘禹锡等在作诗之余间或作词。晚唐温庭筠是文学史上第一个大力作词的人，他确立了词体规范，开花间词风，被称为“花间鼻祖”。五代时，西蜀和南唐成为词的创作中心，第一部文人词集《花间集》问世。西蜀韦庄名列花间，词与温庭筠齐名，并称“温韦”，以清丽疏朗见长。南唐冯延巳注重刻画人物内心世界，抒写个人生活感受，“开北宋一代风气”(王国维语)。五代词人中成就最高的是南唐后主李煜，他以词写自己的人生际遇和真实性情，写故国之思和亡国之痛，不事雕饰，缘情而行，语言朴素自然而又流转如珠，王国维评云：“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土大夫之词。”
词在宋代发展到了鼎盛时期，成为一代文学的主要标志。宋初词家如晏殊、欧阳修等，主要还是沿袭晚唐五代词风，写的多半是个人的离愁别绪。范仲淹词中的某些词作开始呈现境界开阔、格调苍凉的风格，给宋初时期的词注入了新的活力。同时期的柳永对宋词进行了第一次革新，创制并写作了大量的慢词，以写相思旅愁见长，多用铺叙和白描的手法，语言俚俗，富于平民色彩，产生了“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的广泛影响。词至苏轼而又一变，苏轼打破诗词界限，扩大了词的题材，提高了词的意境，丰富了词的表现手法，开创了豪放词派，使词摆脱了音律的束缚而成为独立的抒情诗体。
北宋后期词坛主流又复归婉约，代表人物为秦观、贺铸、周邦彦。秦词柔婉清丽，情辞兼胜，被奉为婉约派正宗，与黄庭坚并称“秦七黄九”。贺词笔调多变，刚柔相济。词至周邦彦再一变，体现了宋词的深化与成熟。周邦彦精通音律，善作慢词，以思力取胜，词风典丽精工，对南宋格律派、风雅派词人影响极大。南北宋之交出现我国古代最优秀的女词人李清照，创言浅意深、本色当行的“易安体”。她善于炼字炼意，擅长白描，令慢均工。前期词多写闺情相思，清俊旷逸；后期词抒身世之感、家国之思，苍凉沉郁。
南宋初期词人如张元干、张孝祥、朱敦儒等，多亲历靖康之变，故以词为武器，抒发爱国情怀，上承苏轼，下启辛派。辛弃疾是南宋最伟大的爱国词人，主承苏轼但取径更广，使宋词的思想境界和精神面貌达到了光辉的高度，在词的艺术表现手法方面有了新的突破和发展。辛词风格多样，或壮怀激烈、豪气逼人，或缠绵哀怨、清新活泼，尤能寓刚柔为一体。在辛弃疾的影响下，陈亮、刘过和稍后的刘克庄、刘辰翁等人形成了一个阵容强大的辛派爱国词人群体。
婉约派：其特点主要是内容侧重儿女风情，结构深细缜密，音律婉转和谐，语言圆润清丽，有一种柔婉之美。但内容比较狭窄，人们形成了以婉约为正的观念。婉约词风长期支配词坛，直到南宋。代表人物有李清照、李煜、晏殊、欧阳修、柳永、秦观、周邦彦等。
李清照《一剪梅》：红藕香残玉簟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秦观《鹊桥仙》
豪放派：因其词作的题材、风格、用调及创作手法等与婉约派多不相同，故被视婉约派为正统的词论家称为“异军”、“别宗”、“别派”。代表词人为苏轼、辛弃疾等。豪放派词作的特点是题材广阔。它不仅描写花间、月下、男欢、女爱。而且更喜摄取军情国事那样的重大题材入词，使词能像诗文一样地反映生活，所谓“无言不可入，无事不可入”。它境界宏大，气势恢弘、不拘格律、汪洋恣意、崇尚直率。
辛弃疾《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遥岑远目，献愁供恨，玉簪螺髻。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休说鲈鱼堪鱠，尽西风，季鹰归未？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辛弃疾《青玉案•元夕》。
（九）元曲
由于北方少数民族乐曲传人中原地区，元代出现了一种配合当时流行曲调清唱的抒情诗饲——散曲。与传统诗词相比，它大大扩展了表现范围，形式更自由，语言更活泼，具有浓厚的市民色彩，给诗坛注入了一股清新空气。散曲包括小令和套数(套曲)两种形式：小令是单支曲子，套数是由两支以上属同一宫调的曲子依次连缀而成。前期代表作家是关汉卿、马致远，其作品通俗平易，诙谐泼辣；后期代表作家是张可久、乔吉，他们一改前期散曲的本色，趋于雅正典丽。马致远的小令《天净沙，秋思》、睢景臣的套曲《般涉调·哨遍·高祖还乡》，是元散曲中不可多得的佳作
马致远《天净沙，秋思》：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四、诗人的人生境界
李白其人：李白口才极好，大言不惭，有一种纵横家睥睨天下的气概。李白精力过人，会武术，也杀过人，还曾经混迹于江湖。李白爱好自由，性情浪漫，“一生好入名山游”。李白从小喜欢神仙，曾经认真地学过道，炼过丹，做过酒徒。李白自视甚高，眼高于顶，却又热中功名，喜欢女人，他既不愿摧眉折腰事权贵，又不肯低头在草莽……这样说来，李白在我们心目中的印象就是天才、诗仙、侠客、道士、旅行家、纵横家、神仙家、隐士、酒徒、性情中人……
李白精神上的伟大，最重要的是他认真地相信“天生我才必有用”，所以他才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的真切痛苦，才有“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的汲汲追求，才有“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自信满满，才有“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的内心孤独，才有“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潇洒脱俗，才有“大鹏飞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济。…仲尼亡兮谁为出涕”的临终呼号……所有这一切，包孕着丰富的生命体验，寄寓着人的追求与渴望！他一生的理想就是要做神仙，他要俯瞰尘寰、俯视世人，他认真地相信自己是一个超人，至少在精神上他完全是这样的，他是超越性的。从另一面来看，李白就是一个生命力极其旺盛、功名心极盛、欲望极多、热情极大而又不能自我约束的人。在精神上，一切世俗的东西都拘他不得，他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他的人生，变幻太快，令人眼花缭乱。他的人生，理想太多，除了认真地想做神仙之外，我们甚至找不出他人生追求的真正中心点是什么。
苏轼的人生观：林语堂在《苏东坡传》中说:“苏东坡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是新派的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酿酒的实验者，是工程师，是假道学的反对派，是瑜珈术的修炼者，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书，是饮酒成癖者，是心肠慈善的法官，是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是月下的漫步者，是诗人，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可是这些也许还不足以勾绘出苏东坡的全貌。”
苏轼的人生是一种典型的审美人生，即以沉浸于文学艺术的读书写作，赏玩人生宇宙的色相、秩序、节奏与和谐为人生愉悦。苏轼具有以儒学体系为根本的人生思想，但仕途的坎坷又使他充满出世与入世的矛盾，又由于浸染释、道的思想而形成外儒内道的作风，具体则表现为乐观旷达的人生态度。
首先，良好的家庭环境赋予他深刻的儒家思想。一生仕途生涯，怀着大用于天下的雄心壮志。
其次，坎坷的任途生涯又令苏轼的思想充满着出世与入世的矛盾。
第三，浸染释、道的思想又令苏轼形成外儒内道的作风 。
第四，乐观旷达的人生态度是其人生观的最终表现形式。
五、现代人的古典情结
古典诗词与现代流行音乐：
周杰伦《东风破》《菊花台》。
经典对话
女；你看见我的第一感觉是什么?男：忽如-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经典广告
良风有信，秋月无边。惟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牡丹电视）葡萄美酒夜光杯。（西安紫玉牌葡萄酒，钢花高脚玻璃杯）借问酒家何处是，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酒）春来江水绿如兰（春兰空调）吐气如兰，缘于心香如蕙
思考题：
中国古典诗词为何具有恒久的艺术魅力？试举一例说明古典诗词对当代文艺的影响。
第二讲 中国诗文化（现代）
——从海子的诗说起
一、说说海子的三首诗
《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 喂马, 劈柴, 周游世界/ 从明天起, 关心粮食和蔬菜 /我有一所房子, 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 从明天起,和每一个亲人通信/ 告诉他们我的幸福/ 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的/ 我将告诉每一个人/ 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一个温暖的名字/ 陌生人,我也为你祝福/ 愿你有一个灿烂的前程/ 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 /愿你在尘世获的幸福/ 我也愿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
《九月》：目击众神死亡的草原上野花一片/远在远方的风比远方更远/我的琴声呜咽泪水全无/我把这远方的远 归还草原/一个叫马头 一个叫马尾/我的琴声呜咽泪水全无/一个叫马头 一个叫马尾/我的琴声呜咽泪水全无/远方只有在死亡中 凝聚野花一片/明月如镜高悬草原 映照千年岁月/我的琴声呜咽泪水全无/我把这远方的远 归还草原/
<<日记>>：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夜色笼罩/姐姐，我今夜只有戈壁/草原尽头我两手空空/悲痛时握不住一颗泪滴/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这是雨水中一座荒凉的城/除了那些路过的和居住的/德令哈┄┄今夜/这是唯一的，最后的，抒情。/这是唯一的，最后的，草原。/我把石头还给石头/让胜利的胜利/今夜青稞只属于她自己/一切都在生长/今夜我只有美丽的戈壁空空/姐姐，今夜我不关心人类，我只想你
二、怎样理解现代诗
苏格兰作家鲍斯威尔（1740——1795）在《约翰生博士传》一书中与约翰生的一段对话（约翰生是美国18世纪非常有名的作家和词典编撰家）。鲍斯威尔问：先生，那么，什么是诗呢？约翰生答：唉！要说什么不是诗倒容易得多。我们都知道什么是光，可要说明它却不那么容易。这话意味着给诗下定义是十分困难的事。
一个留言条：我吃了/放在冰箱里的/梅子，/它们大概是/你留着早餐吃的，/请原谅/它们太可口了，/那么甜又/那么凉。这意味着诗歌尽管很难从本体意义上给它下定义，但它仍然有一些形式性的因素或者说程式化的要素，决定一首诗之所以是诗。其实我们分析一首诗也往往并不是从诗的定义和本质入手的，而往往是从诗歌的形式要素入手的。
(一)诗歌形式的五个要素
1，分行。
即使是一篇通讯报导分了行也会有诗的感觉。美国学者卡勒举过一则通讯的例子：昨天/在七号公路上/一辆汽车/时速为一百公里时/猛撞/在一棵法国梧桐上/车上四人/全部/死亡。朗诵时再加以悲哀的调子，还真是一首不错的诗呢。
2，韵律。
从韵律开始，进入了诗学相对复杂的层面。很多背过唐诗的人从小就会感到古体诗的韵律美。语言本身是有音乐性的。台湾诗人郑愁予的写于1954年的《错误》，它就是韵律感极强的一首诗：
我打江南走过/那等在季节里的容颜如莲花的开落/东风不来，三月的柳絮不飞/你的心如小小的寂寞的城/恰若青石的街道向晚/跫音不响，三月的春帷不揭/
你底心是小小的窗扉紧掩/我达达的马蹄声是美丽的错误/我不是归人，是个过客……
还有《雨巷》：
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地/结着愁怨的姑娘/她是有/丁香一样的颜色/丁香一样的芬芳/丁香一样的忧愁/在雨中哀怨/哀怨又彷徨/她彷徨在这寂寥的雨巷/撑着油纸伞/像我一样/像我一样地/默默彳亍着/寒漠、凄清，又惆怅/她默默地走近/走近，又投出/太息一般的眼光/她飘过/像梦一般地/像梦一般地凄婉迷茫/像梦中飘过/一枝丁香地/我身旁飘过这女郎/她静默地远了、远了/到了颓圮的篱墙/走尽这雨巷/在雨的哀曲里/消了她的颜色/散了她的芬芳/消散了，甚至她的/太息般的眼光/丁香般的惆怅/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飘过/一个丁香一样地/结着愁怨的姑娘
3，意象性。
意象性是诗歌艺术最本质的规定性之一。诗句的构成往往是意象的连缀和并置。这一特征中国古典诗歌最突出，诗句往往是名词性的意象的连缀，甚至省略了动词和连词。现代派诗歌的突出的特征就是意象性。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废名的《十二月十九夜》：
深夜一支灯/若高山流水/有身外之海/星之空是鸟林/是花，是鱼/是天上的梦/海是夜的镜子/思想是一个美人/是家/是日/是月/是灯/是炉火/炉火是墙上的树影/是冬夜的声音。
4，风格。
从意象性随便谈及的是“风格”。意象性是诗歌的普泛的属性，本身没有风格特征，但诗人选择哪一种类型的意象却标志着风格。
5，情境。
分析现代派诗歌，更好的一个角度是情境。它不完全是意境，而有情节性，但其情节性又不同于小说等叙事文学，其情境是指诗人虚拟和假设的一个处境，按卞之琳所说，是“戏剧性处境”。
《错误》体现了一种情境的美学。它首尾有故事性，令人联想起一个有淡淡的伤感的哀婉的邂逅故事。我们不妨设想，一个江南女子倦守空闺，苦苦等候出远门的意中人，中间几个比喻暗示出女主人公的形象，描绘了一颗深闺中闭锁的心灵。这时候，一个游子打江南小城走过，他可能邂逅了这个女子，也可能暗恋上了她，抑或两个人还发生了爱恋的故事。但一切不过是美丽的错误，最终我只是一个匆匆的过客，在达达的马蹄声中，美丽的故事终于结束了。让同学根据这首诗歌想象一下可能发生的故事，同学们编造的故事可能非常复杂，差不多象一出台湾的电视连续剧。
故事是确定的，而诗的想象情境却是不确定的，多义的，提供了多重想象的余地。首先它是关于江南的一种文化想象。同时，它也是关于游子的母题，让人想起辛弃疾的词：“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阑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当然它又是深闺的母题，这个深闺紧锁的形象，你可以把它看成是少女，也可以看成少妇。无论是少女还是少妇，这在季节里苦苦等待的形象，如莲花的开落的形象同样让我们心动。最后是邂逅的主题。“美丽的错误”暗示了一种邂逅或失之交臂的普泛的人生境域，是我们每个人都可能经历过的，或体验过的，隐含了丰富的美感内容。最核心的是“邂逅”的主题。
(二)如何理解现代诗的语言
1、粉碎逻辑、文字拼贴、意味含混的现代诗，有人说“读不懂”，有人说是“垃圾”。
2、评价标准：有意味的、有神韵的、能触动心灵的文字才是诗。否则难免流于“胡说”。
三、从尝试派到“第三代”的诗歌流变
（一）尝试派
1917年2月《新青年》刊出胡适的《白话诗八首》，它是新诗最初的尝试之作，1918年5月，《新青年》第4卷第1号推出胡适、刘半农、沈尹默三人的白话新诗，被称为“现代新诗的第一次出现”。俞平伯、康白情等人也发表了白话新诗。胡适在1920年3月出版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尝试集》，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个人新诗集，受到读者的欢迎，这是历史上首次出现的现代诗歌个人专集。此后，更多的诗人开始尝试白话诗的创作，形成了中国的文学史上的第一个流派“尝试派”。代表作有：《尝试集》（胡适）、《冬夜》（俞平伯）、《教我如何不想她》（刘半农）、《卖布谣》《田主来》（刘大白）、《三弦》《月夜》（沈尹默）、《草儿在前》《别少年中国》《鸭绿江以东》（康白情）、《小河》（周作人）。
新诗的不足。胡适首开新诗革命之风，但他的诗歌，基本上还用了旧诗的意境，只是语言变了而已。所以算不上好诗。新诗在蓬勃发展的同时，其不足也暴露了出来，出现“非诗化”的倾向。只重“白话”不重“诗”。“新诗运动最早的几年，大家注重的是‘白话’，不是‘诗’，大家努力的是如何摆脱旧诗的藩篱，不是如何建社新诗的根基。”（梁实秋）
1、语言极不讲究，词汇极端贫乏，大白话遮掩了闪光的诗情。“收入了白话，放走了诗情”（梁实秋），空口说白话而缺乏诗美（形式上）。
2、情感太薄弱，想象太肤浅，诗淡而寡味（内容上）。
3、表达内容在性质上、质素上缺乏美感（寻常琐屑的事物、感冒风寒的病，也没有入诗的价值——闻一多）
胡适：《蝴蝶》、《兰花草》
（二）创造社 早期浪漫主义
创造社是1921年6月至7月间在中国上海成立的现代文学社团，由从日本留学归来的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张资平、田汉、郑伯奇等人共同创建。创造社在成立后编辑出版《创造社丛书》，编有郭沫若的诗歌《女神》等。第二年开始发行《创造季刊》，1923年编辑出版《创造周报》以及《中华新报》的文学副刊《创造日》。前期的创造社主张自我表现和个性解放，具有浓重的唯美抒情倾向，对中国的新文学运动起了相当大的促进作用。以创造社为核心所形成的诗歌流派也称为早期浪漫主义。后期创造社有冯乃超等思想激进的年轻一代参加，其中，王独清、穆木天、冯乃超后来加入了现代派阵营。代表诗人：郭沫若宗白华 王独清 冯乃超 穆木天。作品以郭沫若的《女神》最为出名。
郭沫若：《天上的街市》
（三）湖畔诗派
1922年3月，应修人、汪静之、潘漠华、冯雪峰四人在杭州结成湖畔诗社后，效仿英国十九世纪英国浪漫主义作家湖畔派三诗人华兹华斯、柯勒律治和骚塞的风格，以中国的湖畔派诗人自居，并于1922年出版了第一本诗歌合集，书名为《湖畔》和《春的歌集》。湖畔派原指19世纪英国的华兹华斯、柯勒律治和骚塞三位浪漫主义诗人所形成的诗歌流派。中国的湖畔派诗人的诗歌与英国的浪漫主义湖畔派诗人的作品在风格上有相似之处，其最有特色的是歌颂爱情的诗歌。编辑出版刊物《支那二月》。代表诗人：应修人 汪静之 潘漠华 冯雪峰。代表作：《妹妹你是水》（应修人）、《伊的眼》（汪静之）、《落花》（冯雪峰）、《月夜》（潘漠华）。
应修人：《妹妹你是水》
（四）新格律诗派 新月派
1923年，胡适、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陈源等人发起成立新月社，因提倡现代格律待而成为在诗坛上有影响的社团。1925年，闻一多回国，徐志摩接编《晨报副刊》，并创办了《诗镌》、《剧刊》，1927年新月书店在上海成立，1928年3月由徐志摩、罗隆基、胡适、梁实秋等创立了《新月》月刊，团结了一大批后期"新月派"的新诗人。新月派是中国新诗史上活动时间长并在创作中取得了较高成就的诗派。新月派提出了“理性节制情感”的美学原则，提倡格律诗，主张诗歌的色彩美和意境美，讲究文辞修饰，追求炼字炼意，其鲜明的艺术纲领和系统理论对中国新诗的发展进程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新月派也称为新格律诗派，徐志摩是新月派的代表诗人。1931年11月19日，徐志摩飞机失事遇难，不久《新月》杂志停刊，新月社解散。代表诗人：徐志摩 孙大雨 饶孟侃 林徽因 于赓虞 刘梦苇 梁实秋 闻一多 朱湘 邵洵美 卞之琳 方令孺 方玮德 陈梦家。代表作：《死水》（闻一多）、《示娴》（刘梦苇）、《采莲曲》（朱湘）、《再别康桥》（徐志摩）。
徐自摩：《再别康桥》
（五）中国现代派
中国现代派由新月派和象征派演变而来，代表诗人有戴望舒、卞之琳等。中国现代派的崛起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1932年《现代》杂志在上海的创刊。最早提出“现代派”概念的是当时的批评家孙作云，他于1935年发表了《论“现代派”诗》一文。这篇文章的发表，标志着中国现代派诗群的诞生。现代派一方面追求“纯诗”的艺术观，坚持表现自我，以个体生命和个人情感为中心，另一方面在内容上往往表现出悲观的虚无思想。在表现形式上，不追求严格的格律，诗的韵律靠诗情的抑扬顿挫来表达，多用象征、暗示构成诗的意境。代表作：《雨巷》《我用我残损的手掌》（戴望舒）、《预言》（何其芳）、《断章》（卞之琳）、《乡愁》（李广田）。其中卞之琳、何其芳、李广田被称作“汉园三诗人”。
戴望舒：《雨巷》
（六）七月派
七月派由《七月》杂志得名，指在《七月》、《希望》等杂志以及《七月》丛书的出发表作品的诗人群。《七月》杂志于1937年9月在上海创刊，由胡风担任主编。诗人阵容强大、思想倾向鲜明，有已经成名的诗人如艾青、牛汉、田间等，而更多的则是刚刚走上诗坛的青年诗人。在他们的作品中，政治抒情诗和描写社会现实的作品占有较大比重，多着重对重压之下的生命、死亡与背叛等主题的思考。代表诗人：艾青 胡风 田间 彭燕郊 牛汉 鲁藜 绿原 阿垅 曾卓 杜谷 邹荻帆。代表作：《为祖国而歌》（胡风）、《我爱这土地》（艾青）、《给战斗者》（田间）、《纤夫》（阿垅）等。
艾青：《大堰河——我的保姆》
（七）新现代主义
新现代主义，源自于纪弦1953年所创办的《现代诗》诗歌季刊。1956年纪弦号召诗坛同仁，组成现代派，提倡新现代主义，掀起新诗的再革命运动，即所谓的现代派的“自由诗运动”及“现代诗运动”。现代派诗人也可能说是20世纪30年代"现代派"的延续，所以也称为新现代主义。《现代诗》季刊的创办也被认为是台湾现代诗歌的起端。代表诗人：纪弦 杨唤 林泠 方思 羊令野 郑愁予。
郑愁予：《错误》
（八）蓝星诗社
蓝星诗社于1954年由余光中等成立，并先后创办了《蓝星诗刊》杂志、《蓝星诗页》、《蓝星年刊》等。蓝星诗社是具有沙龙精神的现代派诗社，最具特色的是自由创作路线，提倡充分发挥个人才华、个性，形成独有的以乡土情结作为诗歌精神的创作风格。1957年诗人覃子豪发表重要诗论《新诗向何处去》，主张诗歌应该通过反映现实和人生来观照读者，也就是传统的严谨和浪漫的抒情相结合的风格。蓝星诗社的成立对台湾的诗歌文学运动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代表诗人：余光中 覃子豪 钟鼎文 罗门 蓉子 周梦蝶 向明 白萩 夏菁。
余光中：《寄给画家》
(九)创世纪诗社
创世纪诗社成立于1954年10月，由当时的洛夫、张默和稍后介入的痖弦发起，出版《创世纪》诗刊。作为"创世纪诗群"的代表诗人，洛夫自1958年写作《我的兽》便开始进入"现代诗"的创作时期，用了将近5年的时间完成了总共有64节、600多行的长诗《石室之死亡》，成为台湾诗坛最具争议的作品。痖弦1968年出版了诗集《深渊》，使他在台湾诗坛赢得了持久不衰的盛誉。张默诗歌创作的最佳时期是在对"超现实主义"进行省思和扬弃。创世纪诗社曾经是台湾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诗歌文学社团，在20世纪60年代成为超现实主义的聚集地。代表诗人：洛夫 张默 痖弦 杨牧 辛郁 管管 商禽 叶维廉。
洛夫：《子夜读信》
(十)朦胧派新诗潮诗歌运动
20世纪70年代中国诗坛出现了大批的优秀青年诗人。他们对当代诗歌传统规范进行挑战，先后大量发表了当时无法让“正规”诗坛接受的充满新风格的诗，他们通过创作诗歌来反思人的本质问题，以一系列琐碎的意象来含蓄地表达出对社会的不满与鄙弃，开拓了现代意象诗的新天地，新空间。他们由地下秘密写作、交流转入公开写作和集会活动，形成了一个新诗潮诗歌运动。以朦胧诗为主的新诗潮诗歌运动在70年代末“思想解冻”后逐渐进入高潮时期，其标志便是1979年3月号《诗刊》上北岛短诗《回答》的发表，随着《回答》一诗的发表，“朦胧诗”开始由地下状态进入公开状态，新诗潮诗人不仅很快就占领了各种文学报刊的主要版面，他们还创办了自己的民间诗歌刊物《今天》杂志，推出了一批优秀诗人的作品，并且引发了诗歌界乃至整个文学界的一次历时数年的声势浩大的关于“朦胧诗”的论争。这类诗歌在创作手法上大量使用象征的艺术表达方式，使得诗歌的文学意义充满多样性和不明确性，所以也被人们称为朦胧诗。朦胧诗人们在反思和对自我价值的探寻之后，终于找到了自己作为“历史的见证人”的位置，其实现自我价值的途径就是为后人提供历史的见证，因此，“提供历史的见证”也就成了“朦胧诗”的最终主题。1985年11月出版的《朦胧诗选》收集了这些诗人的作品，这也是朦胧诗派一词的来源之一，又因为相当一部分朦胧诗人都在《今天》上发表过作品，朦胧派也往往被称为今天派。20世纪80年代开始，朦胧派被陆续出现的新诗潮流派取代，从1984年开始，中国新诗潮诗歌运动进入“后朦胧派”发展阶段。代表诗人：食指 北岛 杨炼 多多 根子 舒婷 芒克 顾城 黄翔 江河 梁小斌 严力 王小妮 林莽 方含 田晓青 哑默 傅天琳。
舒婷：《神女峰》
(十一)第三代诗群 新生代后新诗潮
第三代诗人不是属于某一个流派而是泛指前朦胧诗人之后出现的一大批诗人，又称“新生代”，以1986年10月的“中国现代诗群体大展”为结体标志。第三代诗人是在82年以后与朦胧诗人脱离时逐步形成起来的；他们在诗歌的创作手法上依然受到前朦胧诗人的影响而又更多地借鉴了欧美后现代主义的写作原则，反英雄反崇高及平民化是他们创作的主要特征之一。他们人物众多、流派纷呈、各种旗帜铺天盖地，他们往往以集团群体出发尔后又反代、反集团，或努力在个体上趋于成熟后的独立和孤独，或游离于一切社会、文化意义，但他们的统一大旗一直是生命意识即强烈树立个体的趋于完全向内转的本体价值建构文学，是从反民族传统劣根性开始的深层次反文化的泛文学本体思想，较之前朦胧诗人更具现代意识。他们开始以“后文化实验诗”进行实验、反叛，尔后牢固确立了终极生命边缘实验诗歌立场和态度，即先锋诗歌，因此他们是前卫诗人。发动这场运动的领潮人包括“非非主义”、“他们”、“莽汉主义”、“整体主义”、“海上诗派”、后现代主义以及现代现实主义等的一批新生代诗人和评论家。［注］第一代诗人：指具有强烈政治意识的中国现实主义诗人如公刘等；第二代诗人：指新诗潮中出现的朦胧派诗人如北岛等。
李亚伟《中文系》
何小竹《不是一头牛，而是一群牛》
(十二)神性写作
神性写作是一种诗歌写作姿态。其代表诗人有海子、骆一禾、戈麦、李青松等。他们在从事诗歌创作时，更多的是拷问自己的灵魂，也就是将灵魂或者说绝对精神放在首位，而把带有“实验色彩”的东西如“现代性”、“后现代”之类统统置于次要位置。对他们来说，诗意的本质是一种宇宙真理，诗的理想就是表现这种真理的存在。无论是诗的架构还是诗的内容、形式都是宇宙规律的再现，哲学和宗教统一于最高的诗艺——绝对宇宙精神，绝对宇宙真理。因此，诗意也是永恒的。神性写作具有反后现代主义写作的创作倾向，诗歌的内容是精神的最高表现，神性写作往往是照耀和启示性的作品。相比之下，诗歌的写作形式则是次要的。神性写作的对立面是口语写作。
海子：《祖国，或以梦为马》
四、新世纪：诗人何为？
l关于当代诗坛
厌倦了当代诗坛上那些直白的缺乏想象力的诗句，厌倦了那些颓废的、卑琐的、灰暗的、丑陋的、荒诞的诗歌主题，厌倦了诗坛那些没有意境的所谓最前卫的诗歌技巧和诗歌模式后，感到当代诗歌的危机。
就当代现代诗的内容来说，主要有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思想性不高，诗人往往很随意地宣泄自己的情感，抒写的是自己一时一地的小小的一丁点儿感悟，或者就是对某个严肃的主题调侃戏说一番；再或者就是所谓的哗众取宠、标新立异。
二是诗人大多缺乏使命感和责任感。寻梦，在浮躁而喧嚣的当代，在这个信仰危机、主流精神崩溃的当代，可以说是青年人精神生活的一个主题。而当代那些缺乏使命感和责任感的现代诗，使那些艰难跋涉的寻梦人更加迷惘，使那些寄希望于现代诗的青年更加困惑、更加失落！这可能就是现代诗失去读者的主要原因。
三是现代诗缺乏对我国优秀的古典诗歌的继承和发展，就像先天不足的孩子，或者说是没有根基的浮萍和墙头芦苇一样，缺乏坚实的基础和深厚的底蕴。不是吗？那些口口声声喊着上帝死了的先锋派诗人们，根本就不屑学习我们祖国优秀的古典诗歌艺术，他们梦想建立现代诗歌的空中楼 阁。这，可能就是现代诗在艺术上和审美上最大的缺陷吧！
l诗人何为？
诗歌发展到九十年代，早已褪去了神圣的光环。诗歌界也开始面临着转型，是接受现实，还是继续追逐梦想，是横亘在诗人面前的一个重大问题。这一时期的诗人出现两大派系，即知识分子和民间。实际上这只是相当粗疏的分类。知识分子的写作更多地带有形而上的气息，而民间诗派则要求清理文化，这其实继承了“他们”的传统。但是诗人们长久不受关注的现实使他们日益变得焦灼，因而在两大派系之间掀起论战。这也表明当代新诗在经过八十年代的繁荣后，出现了新的问题，即在各种诗歌形式的狂欢后，诗歌还能走向何方？而随着社会大众对诗歌的麻木不仁，诗歌界内部似乎已经只能靠相互之间的争吵来博得人们的注意，这无疑是非常可悲的一件事
当商品化的潮水几乎冲决诗歌的堤坝时，当代诗人心理普遍产生惶惑之感。谁也无法预料到社会的普遍水准不再依赖于哲学的沉思和艺术的点染，无法预料到昔日高贵的诗人会为五斗米而折腰。但真正的诗人在此刻必定矗立着，诗歌在此刻所启示的是对于生命的自信和对于明天的渴求，它所寻求的是情感空间的辉煌。诗人在肩负沉重的同时，不能因此而放弃精神对文明的承诺。
当今诗坛最令人不安的现象在于批评标准的缺失。诗人们在对诗歌的圣殿进行大肆破坏后，终于领教到诗神的报复。诗歌成为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有句话叫“写诗的人比看诗的人多”，说明了这样一种现状：人人都不关心别人写的诗，但人人都认为自己能写诗。当诗人的权力被放赎到如此程度时，诗歌的沉沦已到极点。我们当然无意于将诗人的地位抬高到尼采所说的酒神之类的境地，但诗人之所以成为诗人，正在于他能够把目光投向为现实而忙碌的实在生活空间之外，并面向庸俗无聊的世俗生活发问，因此在诗歌面临艰难之际，我们应回味荷尔德林的名言：“充满劳绩，但人诗意地栖息在此大地上。”把握自我，拥抱人类，让想像的翅膀飞腾，让创造之心不死，这是真正的诗人在当今应做的事。只有这样，中国新诗的发展才有希望，我们才能告别世纪的沉沦。
思考题
谈谈你的诗歌美学观点（好诗标准），并尝试创作一首现代诗。
第三讲 中国传统谋略文化反思
——从《左传·宫之奇谏假道》说起
一、《左传·宫之奇谏假道》中的轻信与不义
（一）《左传》
《左传》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第一部较为完备的编年体史书。是鲁太史左丘明所写。它以《春秋》为本，通过记述春秋时期的具体史实来说明《春秋》的纲目，是儒家重要经典之一。它与《公羊传》、《谷梁传》合称“春秋三传”。
《左传》是记录春秋时期社会状况的重要典籍。取材范围包括了王室档案，鲁史策书，诸侯国史等。记事内容包括诸侯国之间的聘问、会盟、征伐、婚丧、篡弑等。主要记录了周王室的衰微，诸侯争霸的历史，对各类礼仪规范、典章制度、社会风俗、民族关系、道德观念、天文地理、历法时令、古代文献、神话传说、歌谣言语均有记述和评论，对后世史学文学都有重要影响。
《左传》代表了先秦史学的最高成就，对后世的史学产生了很大影响。它补充并丰富了《春秋》的内容，不但记鲁国一国的史实，而且还兼记各国历史；不但记政治大事，还广泛涉及社会各个领域的“小事”；一改《春秋》流水账式的记史方法，代之以有系统、有组织的史书编纂方法，大大提高了《左传》的史料价值。
《左传》不仅是历史著作，也是一部非常优秀的文学著作。与《尚书》、《春秋》的质木无文不同，它“情韵并美，文彩照耀”，是先秦时期最具文学色彩的历史散文（诸子散文）。前人评说“左氏艳而富”（范宁《谷梁传序》），“《春秋》谨严，《左氏》浮夸”（韩愈《进学解》），这正表明《左传》在文学性方面比《春秋》有了很大增强。《左传》中出现戏剧性的故事情节和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是历史散文的一大进步。
（二）左传·宫之奇谏假道文本解读
1、原文
晋荀息请以屈产之乘与垂棘之璧，假道于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宝也。”对曰：“若得道于虞，犹外府也。”公曰：“宫之奇存焉。”对曰：“宫之奇之为人也，懦而不能强谏，且少长于君，君昵之，虽谏，将不听。”乃使荀息假道于虞，曰：“冀为不道，入自颠，伐鄍三门。冀之既病，则亦唯君故。今虢为不道，保于逆旅，以侵敝邑之南鄙。敢请假道，以请罪于虢。”虞公许之，且请先伐虢。宫之奇谏，不听，遂起师。夏，晋里克、荀息帅师会虞师伐虢，灭下阳。
晋侯复假道于虞以伐虢。宫之奇谏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从之。晋不可启，寇不可玩。一之谓甚，其可再乎？谚所谓‘辅车相依，唇亡齿寒’者，其虞、虢之谓也。”公曰：“晋，吾宗也，岂害我哉？”对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从，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为文王卿士，勋在王室，藏于盟府。将虢是灭，何爱于虞！且虞能亲于桓、庄乎，其爱之也？桓、庄之族何罪，而以为戮，不唯偪乎？亲以宠偪，犹尚害之，况以国乎？”公曰：“吾享祀丰絜，神必据我。”对曰：“臣闻之，鬼神非人实亲，惟德是依。故《周书》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繄物。’如是则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冯依，将在德矣。若晋取虞而明德以荐馨香，神其吐之乎？”弗听，许晋使。宫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腊矣。在此行也，晋不更举矣。”
冬十二月丙子朔，晋灭虢，虢公丑奔京师。师还，馆于虞，遂袭虞，灭之。执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而修虞祀，且归其职贡于王。
2、译文
晋献公十九年(前658年)，晋国大夫旬息请求用屈地出产的良马和垂棘出产的美玉去向虞国借路，以便攻打虢国。晋献公说：“这些东西是我的宝物啊!”荀息回答说：“如果能向虞国借到路，这些东西就像放在国外库房里一样。”晋献公说：“宫之奇还在虞国。”荀息回答说：“宫之奇为人懦弱，不能够坚决进谏。况且他从小由虞君抚养成人，二人熟悉亲近，虞君对他不够尊重。即使他进谏，虞君也不会听从。”
于是，晋献公派荀息去虞国借路，荀息见了虞公后说：“当初冀国无道，从颠軨入侵，攻打虞国溟邑的三面城门。冀国已经被削弱，这也是为了君王的缘故。现在虢国无道，在客舍里修筑堡垒，以侵袭我国的南部边邑。我们敢请贵国借路给我们，以便向虢国问罪。”虞公同意了，并且请求让自己先去讨伐虢国。宫之奇劝阻虞君，虞君不听，于是起兵伐虢。这年夏天，晋国大夫里克、荀息领兵会同虞军攻打虢国，灭掉了下阳。
过了三年，就是晋献公二十二年(前655年)，晋献公再次向虞周借路去攻打虢国，宫之奇进谏说：“虢国是虞国的屏障。虢国灭亡了，虞国必定会跟着被灭掉。晋国的野心不可助长，对外敌不可忽视。借路给晋国一次就算是过分了。怎么可能有第二次？俗话说，‘面颊和牙床骨是相互依存的，失去了嘴唇牙齿就会受冻。’这话说的正是虞国和虢国的关系啊。”虞公说：“晋国是我们的同宗，怎么会谋害我们？”宫之奇回答说：“太伯和虞仲都是太王的儿子，太伯不从父命，因此没有继承周朝的王位。虢仲和虢叔都是王季的儿子，当过文王的执政大臣，对周王室立下过功勋，记载他们功绩的盟书在盟府里保存着，晋国把虢国都要灭掉，对虞国还能有什么爱惜？再说晋献公爱虞，能比桓、庄之族更亲密吗？桓、庄这两个家族有什么罪过？可晋献公把他们杀害了，还不是因为近亲对自己有威胁，才这样做的吗？近亲的势力威胁到自己，还要加害于他们，更何况对一个国家呢？”虞公说：“我的祭品丰盛洁净，神明一定会保枯我。”宫之奇说：“我听说过，鬼神不随便亲近哪个人，只保佑有德行的人。所以《周书》上说：‘上天对人不分亲疏，只帮助有德行的人。’还说：‘五谷祭品不算芳香，只有美德会芳香四溢。’《周书》上又说：‘人们的祭品没有什么不同，只有有美德的人的祭品神才会享用。’照《周书》这么说，君主没有德行，民众就不会和睦，神明也不会享用他的祭品。神明所依凭的，在于人的德行。如果晋国夺取了虞国，用他的美德向神明进献祭品，难道神明会不享用吗？”虞公没有听从宫之奇的劝告，答应了晋国使者借路的要求。
宫之奇带领他的家族离开了虞国，并说：“虞国不能举行年终的腊祭了。这一次虞国就灭亡了，晋国用不着再发兵了。”
前655年八月十七日，晋侯的军队包围了虢国的上阳……
冬季的十二月初一，晋国灭掉了虢国。虢公丑逃到京师洛阳。晋军返回途中在虞国驻扎，趁机袭击了虞国，把它灭掉了。晋军抓住了虞公和大夫井伯（就是百里奚），后来他们作为晋献公女儿秦穆姬的陪嫁被带到了秦国。晋国虽然灭掉了虞国，然而晋献公并没有废除虞国的祭祀，还把虞国的贡物归还给了周王室。所以《春秋》中记载说“晋国人捉住了虞公。”这是归罪于虞公，并且说事情进行得很容易。
3、解读
晋献公吞并虢国和虞国的成功，要归功于他的心狠手毒。
虞君贪财好利，眼光短浅。
二、中国谋略文化管窥
（一）《三十六计》
本讲为“三十六计”的第二十四计“假途伐虢”顺便讲讲三十六计。“三十六计”一语，先于著书之年，语源可考自南朝宋将檀道-济（？——公元436年），据《南齐书·王敬则传》：“檀公三十六策，走为上计，父子唯应走耳。”此语后人赓相沿用，有心人便采集群书，编撰成《三十六计》。但此书为何时何人所撰已难确考。《三十六计》素有兵法、谋略奇书之称。
第一套胜战计
第一计 瞒天过海
第二计 围魏救赵
第三计 借刀杀人
第四计 以逸待劳
第五计 趁火打劫
第六计 声东击西
第二套 敌战计
第七计 无中生有
第八计 暗渡陈仓
第九计 隔岸观火
第十计 笑里藏刀
第十一计 李代桃僵
第十二计 顺手牵羊
第三套 攻战计
第十三计 打草惊蛇
第十四计 借尸还魂
第十五计 调虎离山
第十六计 欲擒故纵
第十七计 抛砖引玉
第十八计 擒贼擒王
第四套 混战计
第十九计 釜底抽薪
第二十计 混水摸鱼
第二十一计 金蝉脱壳
第二十二计 关门捉贼
第二十三计 远交近攻
第二十四计 假途伐虢
第五套 并战计
第二十五计 偷梁换柱
第二十六计 指桑骂槐
第二十七计 假痴不颠
第二十八计 上屋抽梯
第二十九计 树上开花
第三十计 反客为主
第六套 败战计
第三十一计 美人计
第三十二计 空城计
第三十三计 反间计
第三十四计 苦肉计
第三十五计 连环计
第三十六计 走为上
（二）《孙子兵法》、《战国策》、《智囊》
孙子兵法：先胜而后求战、不战而屈人之兵。全胜计，上计伐交，其次伐谋，不得已而攻城。
战国策：一国要同时与其他六国处理关系，国际战略的策划尤为复杂，出现在诸国之间游说的“纵横家”，合纵连横，“纵横捭阖”源出于此。
冯梦龙《智囊》：“人有智犹地有水，地无水为焦土，人无智为行尸。智用于人，犹水行于地。”“昔者梁、纣愚而汤、武智；六国愚而秦智；楚愚而汉智；隋愚而唐智；宋愚而元智；元愚而圣祖智。”岳忠武有言：“运用之妙，在乎一心。”
三、对谋略文化的现代反思
谋略发展成诡计，导致与人与人之间处处设防和不信任。
（一）李宗吾厚黑学
“古之为英雄豪杰者，不过面厚心黑而已。三国英雄，首推曹操，他的特长，全在心黑：他杀吕伯奢，杀孔融，杀杨修，杀董承伏完，又杀皇后皇子，悍然不顾，并且明目张胆地说：“宁我负人，毋人负我。”心子之黑，真是达于极点了。有了这样本事，当然称为一世之雄了。
其次要算刘备，他的特长，全在于脸皮厚：他依曹操，依吕布，依刘表，依孙权，依袁绍，东窜西走，寄人篱下，恬不为耻，而且生平善哭，做三国演义的人，更把他写得维妙维肖，遇到不能解决的事情，对人痛哭一场，立即转败为功，所以俗语有云：“刘备的江山，是哭出来的。”这也是一个有本事的英雄。他和曹操，可称双绝；当著他们煮酒论英雄的时候，一个心子最黑，一个脸皮最厚，一堂晤对，“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
诸葛武候，天下奇才，遇著司马懿还是没有办法，他下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决心，终不能取得中原尺寸之地，竟至呕血而死，可见王佐之才，也不是厚黑名家的敌手。
项羽拔山盖世之雄。咽鸣叱吒，千人皆废，为什么身死东城，为天下笑！他失败的原因，韩信所说：“妇人之仁，匹夫之勇”两句话，包括尽了。妇人之仁，是心有所不忍，其病根在心子不黑；匹夫之勇，是受不得气，其病根在脸皮不厚。鸿门之宴，项羽和刘邦，同坐一席，项庄已经把剑取出来了，只要在刘邦的颈上一划，“太高皇帝”的招牌，立刻可以挂出，他偏偏徘徊不忍，竟被刘邦逃走。垓下之败，如果渡过乌江，卷土重来，尚不知鹿死谁手？他偏偏又说：“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我念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籍独不愧于心乎？”这些话，真是大错特错！他一则曰：“无面见人”；再则曰：“有愧于心。”
我们又拿刘邦的本事研究一下，自己的父亲，身在俎下，他要分一杯羹；亲生儿女，孝惠鲁元，楚兵追至，他能够推他下车；后来又杀韩信，杀彭越，“鸟尽弓藏；兔死狗烹”，请问刘邦的心子，是何状态，岂是那“妇人之仁，匹夫之勇”的项羽。
楚汉的时候，有一个人，脸皮最厚，心不黑，终归失败，此人为谁？就是人人知道的韩信。胯下之辱，他能够忍受，厚的程度，不在刘邦之下。无奈对于黑字，欠了研究；他为齐王时，果能听蒯通的话当然贵不可言，他偏偏系念著刘邦解衣推食的恩惠，冒冒昧昧地说：“衣人之衣者，怀人之忧；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后来长乐钟室，身首异处，夷及九族。真是咎由自取。
（二）三国谋略主义
“宁我负天下人”的故事。在《三国演义》的世界里，只有对人的智慧的信仰、对策略、计谋、阴谋的信仰、人与人之间的“义气”的信仰而没有对道德和终极真理的信仰。中国现代文化缺乏世界宗教意识。中国学者反对全球化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何以如此？很简单，中国人没有理解全球化浪潮的思维基础。他们更习惯于用诸葛亮主义和过了时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看世界，用权谋观念看待地球上不同国家之间的关系。（此说有异议，可以讨论）
（三）中国的谋略更多的是“谋人”和政治权谋
朱元璋杀功臣为后代帝王仿效。王翦转移视线。萧何花钱消灾、自己抹黑。
（四）《张居正》、《万历十五年》引起的思考
荣获第六届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着力塑造了一位重要历史人物张居正的艺术形象。小说中展示得最生动、最精彩、最入木三分的是权谋文化和权谋活动,透过《张居正》中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权谋文化对中国古代的政治关系、利益关系、人际关系以及相应观念的严重腐蚀与毒害,认识权谋文化对当代社会的负面影响。
小说描写了隆庆皇帝去世前后,各色人物的一系列权力斗争。张居正饱读诗书,也深谙权谋、权术,他自己所著《权谋残卷》一书,就是他对权谋之术的所思所悟,并成为他从政的秘籍。张居正当上首辅后,以铁的手腕力行改革、裁汰冗官、整饬吏治,以重振危机四伏的朱明王朝。但无奈国库告罄,只好以胡椒苏木折官员薪俸。胡椒苏木折俸是度过万历初年危机、保住朱翊钧皇位的重要举措,李太后对此给予了坚决的支持,并对张居正处惊不变表示由衷的赞叹:“这个张先生,胸中倒藏得住千山万水”,并要小皇帝“好好跟着张先生学一学”。由于李太后站在张居正一边,有力的回击了阻挠改革的种种势力。张居正乘势将改革又向前推进一步:实行京察。所谓京察,就是让大臣们给皇上写《自陈不职疏》,然后人人过关。高拱的余党认为此举是要“将高拱的门生故旧一网打尽,逐出京城”。客观地说,张居正实行京察,一方面是为改革需要裁汰冗官、整饬吏治,一方面也起到了借机清除高拱余党,进一步网罗和巩固自己势力的作用。
《张居正》受到读者的广泛欢迎,除了小说本身的艺术魅力外,还有历史与现实之间的密切联系以及人们对权谋文化的接受心理。权谋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毒瘤。权谋文化中最核心的东西是“权力崇拜意识”,它通过一系列权谋行为表现出来:夺取权力、驾驭权力、玩弄权术、言行不一、尔虞我诈、勾心斗角、见风使舵、拉帮结派、党同伐异……权谋文化中最缺失的就是理性、规则意识。权谋文化的这些特点,在历史小说《张居正》中是表现得比较充分的。过分发达的尔虞我诈的权谋文化,将极大地抑制一个民族的理性精神、科学精神、法治精神、诚信观念和道德原则,助长不择手段的厚黑风气,助长专权弄权贪权的欲望。因此,我们对权谋文化需要的是批判,而不是欣赏。虽然历史小说《张居正》彰显的是张居正的改革,而不是张扬权谋文化,但我们仍需警惕文艺作品成为残酷的世俗权谋教科书。
黄仁宇先生就说，他在《万历十五年》一书中所涉及到的人物，从权臣到名将，从清官到太监，从贵妃到皇子，其“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人则身败而兼名裂”，包括皇帝，也不例外。显然，制度才是问题所在，皇权才是万恶之首。中国人不缺权谋与智巧，缺的是制度、终极道义和心灵的完整。
（五）析：“防人之心不可无”
中国人从小就被教育不要信任别人，到了读中学的时候就会耍政治手腕了，活得不阳光。对同事不讲诚信，对老板不讲诚信，对客户不讲诚信。老外开会，会上可能有10种声音，但会后只有1种声音；中国人开会，会上没人说话，但会后可能有10种声音。而且政治敏感度太高，互相猜忌。你怕我，我怕你，中国人的内耗多，说实话的成本太高。大家喜欢猜来猜去，相互间不信任，本来只是工作上的问题，非要上升到政治的高度，所以都不说实话。比如对一个人说“你处理这件事情有问题”，他可能会联想到你不喜欢他这个人，有意针对他。然后他会思考你为什么不喜欢他，是不是上次请客没有叫他？最后一定会找出一个理由来。
中国文化中道义、诚信的流失。失去诚信终究会失去人心，失去长远利益。
不能因为仁慈而软弱，也不能因为谋断而不讲是非。有智慧、讲道义比单纯的善良更重要。
思考题
通过《左传·宫之奇谏道》的学习，你对中国人看重“谋略”有何见解？
第四讲闲适文人与佛老之道
——从周作人译文《徒然草》说起
一、《徒然草》的文人雅致：生命、花月、饮酒
（一）《徒然草》作者、译者简介
作者吉田兼好（1283—1350），又称兼好法师，他兼通儒、佛、老庄之学，是日本有名的歌人。随笔集《徒然草》的书名,按日语的字义讲，是“无聊赖”的意思。这部随笔集共分243段，有杂感、评论、小故事，也有一些属于记录或考证性质的作品，涉及当时社会的各个阶层以及公卿、贵族、武士、僧侣、樵夫、赌徒等人物。作者写了许多带有寓意性质的小故事。由于这部作品内容丰富，语言简练刚劲，描写生动准确，长期被认为是日本随笔文学中的佳作，与清少纳言的《枕草子》并称为日本随笔文学中的“双璧”。
译者周作人（1885—1967），现代散文家、诗人、文学翻译家。浙江绍兴人。原名遐寿，字星杓，后改名奎绶，自号起孟、启明（又作岂明）、知堂等。周作人一生著述涉及的领域十分广泛，在民俗学研究、儿童文学与民间文学研究、希腊及日本文化研究、性心理研究等方面都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周作人曾译介过日本古典随笔作家吉田兼好的《徒然草》中的部分篇章.可从审美趋向上的趣味性与常识性、人生态度上的无常观与隐逸思想以及行文特色上的佛禅意识这三个方面,比较周作人后期随笔创作与吉田兼好的随笔集《徒然草》,这正是周作人文学主张与创作风格于1928年前后发生转变的一个前奏。
（二）原文
长生
“倘仇野之露没有消时，鸟部山之烟也无起时，人生能够常住不灭，恐世间将更无趣味。人世无常，倒正是很妙的事罢。”
遍观有生，唯人最长生。蜉蝣及夕而死，夏蝉不知春秋。倘若悠游度日，则一岁的光阴也就很是长闲了。如不知餍足，虽过千年亦不过一夜的梦罢。在不能常住的世间，活到老丑，有什么意思？语云，“寿则多辱。”即使长命，在四十以内死了，最为得体。过了这个年纪便将忘记自己的老丑，想在人群中胡混，到了暮年还溺爱子孙，希冀长寿得见他们的繁荣。执著人生，私欲益深，人情物理都不复了解，至可叹息。
饮酒
在现世间饮酒则多过失、丧财、招病。虽云酒为“百药之长”，百病皆从酒生；虽云酒可忘忧，醉人往往想起过去忧患至于痛哭。又在来世丧失智慧，破坏慧根，有如火烧，增恶破戒，当坠地狱。佛说:“与人饮酒者五百世无手。”
酒虽如是可厌，但亦有难舍之时。月夜，雪朝，花下，从容谈笑，偶饮数杯，能增情趣。独坐无聊，友朋忽来，便设小酌，至为愉快。……冬日在小室中，支炉煮菜，与好友相对饮酒，举杯无算，亦快事也。
自然之美
无论何时，望见明月便令人意快。或云：“无物比月更美。”又有一人与之争曰：“露更有味。”其事殊有趣。其实随时随地无有一物不美妙也。
花月无论矣，即风亦足动人，冲岩激石，清溪之流水，其景色亦至佳美。曾见诗云：“沅湘月夜东流水，不为愁人住少时”，觉得很有兴味。嵇康曾云：“游山泽、观鱼鸟，心甚乐之。”在远离人居水草清佳之地，独自逍遥，可谓最大之悦乐。
（三）文本解读
1、解生死
“人如能常住不灭，恐怕世间更无趣味”，其实是基于佛道观对生死的了脱。了生死是佛教的最高宗旨。
2、解酒
“过失、丧财、招病”无妨文人好酒。
“酒有别肠，唯文者近”，要论酒的真正知音，还应首推文人。国人善饮，饮者千姿百态，但也只有文人的酒态是最值得怜爱和称赞的。《世说新语·任诞》中记载：“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以屋室为裈衣，诸君何为入我裈中？’”喝醉了，天地就成了自己的房子，房子就成了自己的裤子，如果你走进了我的房子就等于进了我的裤子。多么滑稽可爱的醉态啊。每每念及刘伶、嵇康、李白等人的酒醉心明的样子，总忍不住会心地微笑。
“想当文人，无酒不成”武人借助酒胆以壮声威，以壮行色，文人嗜酒儒雅，过则乱性。例如汉初的东方朔就出过洋相。《芙蓉镜寓言》载：“东方朔豪纵不羁。尝醉入殿，至小遗殿上。”这位滑稽之雄的东方先生步履歪斜带醉上殿，竟至在皇上面前撒尿，想来那场面一定是很尴尬的。喝酒最妙的境界是微醺状态，一种昏昏然飘飘然陶陶然的醉眼蒙眬，但心是清醒的，林语堂先生如是说。与酒为伍全力以赴的要算晋代“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了。此君写过一篇《酒德赋》，与酒不能须臾相离，乘鹿车，携酒浆，叫家人荷锸相随，扬言道：死便埋我。刘伶之嗜酒，可以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给他评个特一级酒徒大概没人反对。
文人中饮酒出名的除了刘伶，唐代大诗人李白应该坐上第二把交椅。这位诗仙一生向往的是“金樽清酒斗十千”，过的是“青莲居士谪仙人，酒肆藏名三十春”的寄情山水的漫游生活。据说他喝了酒以后，文思格外敏捷，格外富于想象力。杜甫在《饮中八仙歌》中写李白：“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历来被认为是传神之笔。郭沫若说的：“李白真可以说是生于酒而死于酒。”他一生写过很多与酒有关的诗篇，在民间还留下了李白晚年“酩酊捉月”而死的美丽传说。后来安徽当涂人民就在李白酒醉捉月入水而死的采石矶上造了一个捉月亭，纪念这位诗仙兼酒仙。
文人中另一位大名鼎鼎的嗜酒者也不可不提，那便是写《红楼梦》的曹雪芹。他常常与同窗好友聚饮终日，以酒助诗文。到曹雪芹晚年着《红楼梦》于黄叶村时，仍喝酒如狂。后来即使已十分穷愁潦倒，酒也是不能不喝的，“举家食粥酒常赊”就是这种窘况的写照。
在我国书法史上，书法家与酒结下不解之缘的也不少。最著名的是每每酩酊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笔的张旭，时人因之称为“张颠”；还有“一日九醉”的怀素，时人称作“醉僧书”。他们往往在酒后挥笔疾书，一气呵成，于是一件件书法精品便在酒精的激发下产生了。
文人聚饮最有趣的是《六如集》中记载的一段故事：明代苏州才子唐伯虎曾与好友祝枝山、张梦晋在大雪天里学乞丐唱《莲花落》(一种地方小调)，向路人求乞，把得来的钱买酒，在野寺中痛饮，并表示遗憾地说：可惜这种乐趣没能让李白看到。真是畸人畸行，匪夷所思！
文人的喜欢酒，有两类：一类是有酒的情感却没有酒量。像周作人、林语堂、胡愈之、沈雁冰等就属此类。另一类则是既有酒的情感又有酒量。这一类文人有很多，像阮籍、陶潜、曹操、苏轼等等，不一而足。总以为他们一日三餐都是红着脸的，且以为他们都是喝烈酒的胚子。“要把个太阳的金樽喝出月亮的苍白”，记不清是哪位诗人这样说过。
文人喜欢酒的原因大致有五：其一，受圣人的影响。《十国春秋》记载：“文王饮酒千钟，孔子百觚。”圣人尚且豪饮，深受“易儒”浸淫的文人，难免有趋鹜之心。
其二，反叛的性格与现实无法调和，便假酒浇愁，求得暂时的麻木与忘却。“自古文人多叛逆”，文人似乎总有与现实格格不入的矛盾，于是便有了曹操“何以解忧，唯有杜康”的无奈，刘伶“无息无虑，其乐陶陶”的逃避，陶渊明从南山菊丛中走来，李白“安能摧眉折腰侍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愤懑。宋代欧阳修自称“醉翁”。他的《醉翁亭记》其中“醉翁之意不在酒”句早已脍炙人口。
其三，以为酒如同烟草香茗，有助于灵感与创造力。林语堂先生在《谈饮酒与酒令》一文中说：“酒在文学上比别样的东西更有重要的贡献。”作家老舍也曾说过“文章为命酒为魂”。
其四，争相效仿。各行各业都有偶像，崇拜追随偶像的风度嗜好似乎是人类的通病。文人也不例外。李白效仿曹操，苏轼效仿李白，互为影响，代代相传，蔚然成风。
其五，文人酒性。曹雪芹先生说：“女人水做的骨肉。”不妨套用，那么文人应是“酒做的骨肉”了。酒性外冷而内烈，文人则大多是外儒而内刚。说到才女，那当然又是水又是酒了，宋代著名女词人李清照，在她的一些名篇中都写到饮酒。例如早期的《如梦令》、《醉花阴》等词中有“常记溪亭日暮，沈醉不知归路”；“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等等。南渡以后，国破家亡，境遇孤苦，酒尊也满蘸哀愁凄清。如历来受人称道的《声声慢》中就有“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的句子。同是饮酒，南渡前后的心情迥不相同，那滋味也别是一番了。
文人的饮酒，要么侠，要么雅，要么痴，脱了这三个字，便是俗了。
3、解花月
审美
“随时随地无有一物不美妙”，说的是境由心造。
静心
对自然的芒妙入微的体验，全在于心静，全在于一丝不苟的妙心映照。澄怀观道，李白的体验是：“宴坐寂不动，大千入毫发”(《庐山东林寺夜怀》) 宗白华：“艺术家凭借他深静的心襟，发现宇宙间深沉的境地。”
微妙
世尊拈花，迦叶微笑。一笑会心，华妙绝伦。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满衣。
瞬间
日本画家东山魁夷在其散文《一片树叶》中说。“无论何时，偶遇美景只会有—次，……；如果樱花常开。我们的生命常在，那么两相邂逅就不会动人情怀了。花用自己的凋落闪现出的生的光辉，花是美的，人类在心灵的深处珍惜自己的生命，也热爱自己的生命。人和花的生存，在世界上都是短暂的，可他们萍水相逢了，不知不觉中我们会感到一种欣喜。”
偶发
某尼诗云：“镇日寻春不见春，芒鞋踏破岭头云，归来笑拈梅花嗅，春在枝头已十分。” 又有“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文章本天然，妙手偶得之”的点醒。汤显祖言：“自然灵气，恍惚而来，不思而至，怪怪奇奇，莫可名状” ，还有诗说“门外春将半，闲花处处开。山童不用折，幽鸟自衔来。”(《送僧》，《祖英集》卷下)
二、闲适文人周作人：从平民文学到苦茶隐士
在1918年底到1919年间，周作人沿着陈独秀导向的从思想内容展开革命的思路开始了自己的论说。他先后发表了《人的文学》、《思想革命》、《平民文学》等文章，为新文学的发展和建设提供了又一种重要的精神资源。周作人从人性出发，认为每一个生命都值得珍重，任何政府、政党都无权以任何借口、任何名义剥夺无辜的生命。重读早期的那些文字，我们看到的是周作人苦茶隐士的另一面，是他人性、人道的一面，至少我们应该肯定1928年以前的周作人是个有良知、有血性的知识分子，在他的身上我们同样能够找到一个知识分子的许多优秀品质。他对思想自由的执着追求，他的人道主义情怀始终都没有泯灭。他后期的变化（大致上在1927年冬天以后）在思想、性格上的根源也许由来已久，但李大钊的惨死，北新书局被迫停业，《语丝》被禁止，这些变故对他的转变恐怕都产生了相当深刻的影响。读他早期的文字，可感受到了他生命中的不可承受之重。在那个已“不甚适宜于说话做事”的年代，面对舆论阵地和言说自由的丧失，面对无数青年滚烫的血，1928年11月，周作人发表了《闭户读书论》，这是他生命的一条分界线，从此以后那个曾和民族共同体共命运，与大时代同呼吸的周作人就彻底告别了过去，回到书斋。那一年周作人仅仅44岁，离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也不到十年。以后，虽然他也说过“中国现在到底不知道还是什么时候，至少不像民国，连人权都没有”这样不无愤怒的话，但他已不再站出来公开抗议什么了。
从“三一八”到“四一二”这一年多时间里所发生的系列流血惨案，使周作人的愤怒与失望达到了前所未有程度，“这些事故压在我的心上，我真不知怎样说才好”（《谈虎集·怎么说才好》）；“现时中国人的一部分已发了疯狂，其余的都患着痴呆症”（《谈虎集·〈酒后主语〉小引》）；“此刻现在决不是文明国”（《雨天的书·黑背心》）；“中国现在社会还是中世纪状态”（《永日集·妇女问题与东方文明等》）；经过了这场骇人听闻的大屠杀以后，周作人与鲁迅的思想都发生了一些变化，他们都看到了屠刀的威力与文学的无用，都感到了自我力量的渺小，为了对抗专制，救民于水火，鲁迅1927年以后投身于集体的政治革命，“和穷困的大众联结，而成为他们的先驱”（《毁灭·后记》），周作人则在佛教种业论的作用下，退入书斋，闭户读书，寻根究源地查找病因。他相信物必自腐而后虫生之，不从自己做起，一切都是空话，梦话，白费精神。他之所以一再表示想去“自修胜业”，“想多读一点书，多用一点思索”，“想做自己的工作”，即是为此。
周作人的散文以和平冲淡、闲适雅逸著称于世。但如果细细品嚼，就会发现：他与另一位闲适大家林语堂的彻底潇洒、放达的美学风貌并不相同，总有一种忧郁闪烁其间，弥漫出苦涩的味道来。据说，周作人是老和尚转世，这就注定要面对人生的“苦海”。实际上，终其一生，他的人格都呈现一种分裂和扭曲之态，思想上的矛盾，行动上的摇摆，精神追求的错乱，都使他的心灵陷入了一种不能自拔的痛苦之中。《苦茶》所收散文，洋溢的是一种类似苦茶清幽之香的韵味，不时地飘逸出来，触动读者和平的心境。乐行不如苦住，在他的书房—“苦茶庵”中，他落寞地进入了佛经的世界，探寻着自己究竟是怎样的一个梦境。只可惜是苦海无边，自己酿造的苦酒，只好自斟自饮了。
周先生的苦茶主义深知现世之苦，但他却愿意苦中求乐，玩赏这苦味本身。他很喜欢杜牧之“忍过事堪喜”这句诗，说“我不是尊奉它作格言，我是赏识它的境界，这有如吃苦茶。苦茶并不是好吃的，平常的茶孩子也要到十几岁才肯喝，咽一口酽茶觉得爽快，这是大人的可怜处。人生的‘苦甜’，如古希腊女诗人之称恋爱，诗云，谁谓茶苦，其甘如荠。”
周作人在内心深处有着很高的理想，他愤世嫉俗，对人世的昏暗、平庸极为鄙视。所以在五四时期他表现得那么努力，为改变旧世界而努力。但这一切仅仅蛰伏于内心世界中。一旦置身于现实尘世，他既然不能象鲁迅那样立志反抗，就只能走向傲世的反面——顺世。现实如此黑暗，而人又是那样渺小，在他看来，最佳的选择莫若在乱世中避灾远祸。所以在1928年，他写下了著名的《闭户读书论》，也就在那一年，他的文章彻头彻尾地开始了他的隐士文风。只谈风情，不论政治。
三、周作人的“附逆”问题
鲁迅和周作人虽是兄弟,但两人性格差异很大。鲁迅的性格比较峻急,热烈而又冷峻。周作人则比较安静、和缓、低调,虽然偶尔也有强硬的时候,但差不多都是被激发出来的自卫性的决绝和反击。
日军逼近，周作人著文抗议，从文章的激烈程度上看比鲁迅的言辞激烈得多。对于日军侵华，周作人曾著文怒指：日本文化源自中国，现在中国衰败了，日本却如此残杀中国人；西方文明源自希腊，希腊也衰败了，却从未见西方人如日军残杀中国人般地残杀希腊人。但是周作人没有做到象梅兰芳那样蓄须明志不演戏，象齐白石那样不作画。
在七七事变前夕，中国政府陆续撤走了故宫博物院里的大批文物和撤退各大学。北大任教的周作人不肯搬迁。于是校方便指派他留守，看护校产。北京沦陷后，周作人出任南京国民政府委员、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等伪职。
抗战胜利，周作人名列汉奸，遭到逮捕。在候审调查中，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秘书的原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出函证明华北沦陷时，确曾派周作人等保管北大校产。北大也出函证明复校后查点校产和书籍，尚无损失，且有增加。沈兼士、俞平伯等十四位大学教授，更联名发出《为周作人案呈国民政府首都高等法院文》为之讲情。周作人的刑期后来由原判的十四年改为十年。待到解放大军渡江在即，国民党监狱里人满为患。这才把周作人这样的“汉奸”放掉，以腾出地方关押刚逮到的中共地下党。
抗战初胜，沦陷区人民刚欢迎完国军光复，随后就是惩办汉奸。所有在国军弃守后任教的大学教员一律以“附逆”论，全部开除教职，不得任用。这些保证了沦陷区人民的教育没有中断八年的北平大学教师一下子没了生计。“盼中央，想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敌人来时，平日耗尽人民血汗豢养的国家军队不负守土之责，弃城而去；把满城百姓丢给敌寇任凭奸污屠杀，当然更不会管沦陷区人民的教育。等敌人被友军击败投降，那些当年弃守的国军反而以“老子抗战八年”的荣耀回来劫收，“五子登科”；还一竿子打翻一船人，把由于他们弃守而造成的沦陷区里稍微有点社会地位的人，甚至教师，都统通打成汉奸。张爱玲、苏青等沦陷区作家也被指为文化汉奸。若说在沦陷区写小说也罪列汉奸的话，那么经商也有流通资敌之嫌，做工也有劳务资敌之嫌，种庄稼更能直接以军粮资敌。除了集体绝食自尽，你让沦陷区人民怎么个活法？在“老子抗战八年”面前，所有沦陷区的人民都有汉奸之嫌。
中国的文人，向来都有其懦弱之处，追求虚无多于现实，也时常吹嘘“浮生若梦”之说，人格上有缺陷，这些缺陷普遍存在于旧时文化人的身上。周作人认为中国人对于“专制的痴迷”是根本不可改变的，这些都导致了他悲观的人生走向。
1966年在“文革”中遭受冲击，被红卫兵粗暴对待，被关进茅厕，于1967年5月7日粹死，死因不明，仓促火化、销户，骨灰匣亦丢失。好几次，全家被洗劫一空，连住的榻榻米也被砸成许多窟窿。抄家之外，就是批斗。周作人年老病弱已是不堪一击，于是就长时间地罚跪，并把他撵到狭窄、潮湿的洗澡间、厨房，每餐只以苞米面粥充饥。昔日衣帽整齐的周作人，今日却睡在搭在地上的木板上，脸色苍白，身穿一件黑布衣，衣服上钉着一个白色的布条，上面写着他的名字。此时，他似睡非睡，痛苦地呻吟着，看上去已无力站起来了，几个恶狠狠的红卫兵拿着皮带用力地抽打他，叫他起来。（这年周作人先生82岁）
四、闲适文人与佛老之道
周作人：周作人闲聊似的说古论今，讲国粹，讲乌蓬船，讲喝酒与“吃茶”，讲北京与江南的雨天。讲那苍茫尘海里的百感交集。周作人是天凉好个秋的心境。在江南连绵的阴雨里读《苦雨》“但卧在乌篷船里，静听打篷的雨声，加上乃的橹声以及‘靠塘来，靠下去’的呼声，却是一种梦似的诗境。”。这种风雅文章是否沿袭士大夫风气？鲁迅在他一系列批判闲适文学的经典文章里指出，在一个黑暗的时代里，闲适文学总有着沦为强权者的帮闲的危险。而在我们这个消费时代里，闲适文学几乎不可避免的要成为一种玩物和玩具，90年代后半期，闲适文学一度大行其道，不但周作人，林语堂，俞平伯，梁实秋等被翻出来热炒，而且周末副刊上的小文章也火了，有“小女人散文”。谈花谈草谈小猫，谈酒谈烟谈女人，谈时装谈音乐，并美其名曰“性灵文章”。闲是够闲了，但实在看不出“性灵”在哪里。
周作人的文章其实并不那么“闲适”的，在一个风雨如磬的时代里躲进十字街头的象牙塔里去寻觅一个文人的散淡人生的梦想，其实是多么无奈的事情，那“秦淮河上的灯光”或者“十字街头的象牙塔”也罢，那“陶然亭里的雪”或者荷塘上的月光也罢。乱世文人的清梦里也总透着焦灼。所以，周作人那一壶苦茶恐怕也不只一汪清水和几片茶叶，也有血有泪。周作人和林语堂都是开一代风气的大师，是用大手笔写小文章的人。他们那些看似琐碎的小文章里，也未尝没有千秋家国梦万古风雨声的，切莫以为闲适就养花养鸟，喝茶聊天，逛古玩店买古书，闲了再抽两口大烟，如此除了养出一身八旗子弟的肥膘，是养不出半点“性灵”的。
林语堂：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时局动荡，文学发展在整体上呈政治化的趋势，许多文人在此情形中为保全自我个性自由、不随波逐流而向往闲适之趣，其文学创作也就成了主流文学形态之外的另一种存在状态。林语堂的闲适散文就是这种特殊政治环境和文化语境的产物。强调个体精神的逍遥自适，这是历代闲适文人最为根本的精神追求，也是林语堂在闲适散文中最为强调的一个精神特点。闲适文人，远自魏晋名士陶渊明始，一直到王维、白居易、苏轼、袁中郎等人，近至周作人之流，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推崇个体之精神自由与人格尊严，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高蹈“我行我素”或隐居以求其志，不甘为物所驱、为物所役。三十年代中后期，当全国上下都进一步强调文学与文人的社会职能时，林语堂却公然说：人生的目的就是为了自己生活，这是多么明显的事实。”林语堂曾说，“大自然本身永远是一个疗养院”，是“治疗一切俗念和灵魂病患的场所”。因此，在他的笔下，自然中的事物如石头、树木、花草，甚至松鼠、麝鼠、土拨鼠、云等也都成了他可以“以求忘却一切”的景观。把生活审美化，营造和追求闲淡、雅致、舒适的人生境界。李笠翁曾说：“以人之一生，他病可有，俗不可有”，他的话很能代表闲适文人的心态和品味：一方面，他们认为“饮食男女，人之大欲”，肯定日常世俗生活的合理性和身心需求的正当性；另一方面，他们又不肯以世俗物质生活为满足，认为这有失风雅，太俗。因此，他们一心想做的是不避于俗又不溺于俗的“雅人”，他们努力想做的便是变“俗”为“雅”，在读书时，他可以体味到“一种探险”和“魂灵的壮游”；买鸟后，他可以感受到人类的天真纯朴和彼此亲和；品味秋天时，他可以体察到庄子的“正得秋而万宝成”的豪壮和人生之秋的古气磅薄；吸烟时，他感到了心灵的自由与灵魂的飞升；即使是躺在床上，他也可以体味到心灵清净，看见“人生变成了一幅更现实的图画”，等等。这样，经过林语堂诗意的眼光和艺术的心态的“点化”，普通平凡的日常生活都变得富于诗情与哲理。林语堂后来以一种非常幽默的说法概括了他的生活理想：“世界大同的理想生活，就是住英国的乡村，屋子里装有美国的水电煤气等管子，有个中国厨子，有个日本太太，再有个法国情妇”。对林语堂这种兼顾物质舒适和精神超脱的享受态度，鲁迅先生曾措辞激烈地批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是渊明的好句，但我们在上海学起来可就难了……”
梁实秋：由于鲁迅先生的一篇文章，梁实秋落了个“丧家狗”的恶名。他写的《雅舍小品》风行全世界，先后印行有300多版，创中国现代散文著作发行的最高纪录。他把毕生精力投入到翻译《莎上比亚戏剧全集》上，皇皇41卷。一个翻译家以他的“一支笔”用40年的时间译完莎士比亚的41本书，这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冰心说：“一个人应该像一朵花，不论男人或女人。我的朋友之中，男人中，只有实秋最像一朵花……”潇洒才子一生拥有两次不同质的爱，与大家闺秀程季淑的爱是传统的、古典的；与台湾歌星韩菁清的爱是浪漫的、奔放的，这两份爱使他的生命像花一样始终处于绽放的状态。
梁实秋在《影响我的几本书》一文中谈到八部使他受益颇大的中外著作，禅宗经典《六祖坛经》是其中之一。抗战爆发，梁实秋背井离乡，颠沛流离，辗转入川，与妻子儿女分离长达六年之久。他转向老庄之道和佛禅之学，以求“解脱”。如他自己所说：“一个道地的中国人大概就是儒道释三教合流的产品”。“我们没有政治色彩，我们都是强烈的个人主义者”。他非常欣赏胡适之“不被别人牵着鼻子走”和“狮子和老虎永远是独来独往的”这两句名言，并经常引用。梁实秋作为一个自由主义文人于丧乱中“开始思索生死这一大事因缘”。他的《读徐志摩》中关于徐志摩的死，到《槐园梦忆》中关于妻子程季淑的死，到翻译哈代《二者的辐合》一诗关于泰坦尼克号的沉没等等。一生中战争的苦难和亲人好友的猝然亡故，使他认识到三千大千世界，一切皆是无常，人生如寄，产生澹泊豁达的生死观。梁实秋的生活方式是“一切只要随缘”。
《雅舍》一文，可以说是他以乐写苦、离世独善的心态的极致。这正是达摩禅所谓“随缘行”和“无所求行”。梁实秋以禅入文，也产生散文风格的闲暇美。以《雅舍》中月视一节为例：“雅舍”最宜月视——地势较高，得月较先。看山头吐月，红盘乍涌，一霎间，清光四射，天空皎洁，四野无声，微闻犬吠，坐客无不悄然！舍前有两株梨树，等到月升中天，清光从树间筛洒而下，地上阴影斑斓，此时尤为幽绝。直到兴阑人散，归房就寝，月光仍然逼进窗来，助我凄凉。……
梁实秋是一个有大智慧的人。主要成就是他的散文集。有人说，现今流行的所谓“散文大家”，如林清玄、余秋雨、刘墉等之流，在梁实秋的面前，大概是也就是提鞋的水平。读梁实秋的书，很舒服，很惬意，他会教你怎么做人。（我看莎士比亚戏剧，只看梁实秋的译本。）
梁实秋的爱情之花，一生中开了两次。韩菁清祖籍湖北，父亲是一位巨贾，后移居上海。7岁时，她便在上海的儿童歌唱比赛中一举夺魁，14岁荣登“歌星皇后”宝座，成为上海滩光彩夺目的新星。1949年，韩菁清随父去了香港，埋头读书。由于人长得美丽端庄，很快有电影导演请她出演《樱花处处开》，此后一发不可收，片约滚滚而来。她自编、自演、自唱、自己制片的《我的爱人就是你》使她获得了金马奖的优秀演员奖。梁韩之恋成为台湾岛的“新闻风暴”。《教授与影星黄昏之恋》，类似的新闻标题在大小报纸上频频出现。矛头首先指向韩菁清。韩小姐年轻美丽，为何允嫁七十多岁老翁？梁实秋追求韩菁菁的时候，那份炽热年轻人都难望其项背。后来印行的情书集里，语言之火热、表达之浪漫，一点看不出来这是一个古稀老人的手笔。
梁实秋始终处于佛禅的边缘又不遁入宗教境界,对于佛禅的接受仅止于人性的层面。超然澹泊的审美心态, 折射出佛禅“遇苦不退, 遭难能忍”的旷达胸怀; 也映射出梁实秋“世网尘劳,谁能遣此。筝声剑影, 我自调心”的雅人深致。梁实秋始终不曾遁入宗教境界( 他的父亲就不喜求神拜佛) ,在广州中山大学时林文铮要为他“开顶”, 梁实秋也“敬谢不敏”,换言之, 梁实秋只是贪禅悦, 不近佛门。杜甫常赞叹佛法之博大,超过了儒家, 但杜甫毕竟不曾遁入空门。梁实秋认为杜甫也许有意逃入禅门, 但为三事所累, 诗、酒、妻子。而梁实秋之不遁入佛门,恐怕也是为诸事所累：诗书、美食、妻子,狗、猫、鸟, 树、山、花,脸谱、鼾声, 男人、女人、孩子, 下棋、听戏、看画,喝茶、抽烟、喝酒, 散步、旅行、读书, 聊天、排队、送礼,看电影、放风筝、谈美食, 等等, 琐琐碎碎, 细大不捐,均饶有趣味。
思考题
你对吉田兼好、周作人等人的雅趣、闲适之类的文章怎么看，你觉得是否有“逃避社会现实”之嫌？
第五讲 中国的名士文化与隐士文化
——从《世说新语·任诞》说起
一、《世说新语·任诞》中的名士
作品介绍：
《世说新语》是我国魏晋南北朝时期「志人小说」的代表作，由南朝宋刘义庆编撰。内容主要是记载东汉后期到晋宋间一些名士的言行与轶事。书中所载均属历史上实有的人物，但他们的言论或故事则有一部分出于传闻。这部书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魏晋时期文人的思想言行和上层社会的生活面貌，有助读者了解当时士人所处的时代状况及政治社会环境。书中的人物事迹，文学典故等多为后世作者所取材、引用，对后来笔记影响尤其大。全书依内容可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等三十六类，“任诞”是其中第二十三类。每类收有若干则故事，全书共一千多则
题解：
“任诞”：指任性放纵。这是魏晋名士生活方式的主要表现。名士们主张言行不必遵守礼法，凭禀性行事，不做作，不受任何拘束，认为这样才能回归自然，才是真正的名士风流。
时代背景：
魏晋南北朝指的是曹魏、两晋和南北朝之间三百多年的历史，被传统历史研究者视为衰微乱世。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是中国历史的大势。秦汉时天下一统，到了三国南北朝时，就呈现出了内乱外患的动荡局面。从魏至隋的三百六十余年间，有三十余个大小王朝交替兴灭。「魏晋南北朝」的「魏」指的是三国里的曹魏，「晋」主要指的是司马氏所建的西晋与东晋(此时北方是「五胡十六国」时代)，「南北朝」则指当时南北对峙的几个朝代，南方包括宋、齐、梁、陈四朝，北方则有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最终由隋朝统一。
在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魏晋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西晋末年的“五胡乱华”推动了中原人的第一次大规模南迁（客家人也于此时开始南迁/历史上有三次大规模南迁），南方的经济开始发展，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文化之间互相交流、融合。战乱和割据，不仅打破了一元化的集权统治，同时也出现了文化的多元走向。玄学崛起，创制道教，佛教东传，与中国固有的儒家学说相互冲突，又相互融合，形成了这个时期多元化的文化局面。魏晋文化上承秦汉，下启隋唐，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
篇目讲解：
魏正始年间(240-249)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及阮咸7人常聚在当时的山阳县（今河南修武一带）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
陈留郡阮籍、谯国嵇康、河内郡山涛，这三个人年纪都相仿，嵇康的年纪比他们稍为小些。参与他们聚会的人还有：沛国刘伶、陈留郡阮咸、河内郡向秀、琅邪郡王戎。七个人经常在竹林之下聚会，毫无顾忌地开怀畅饮，所以世人叫他们做竹林七贤。
阮籍在为母亲服丧期间，在晋文王（司马昭）的宴席上喝酒吃肉。司隶校尉何曾也在座，对晋文王说：“您正在用孝道治理天下，可是阮籍身居重丧却公然在您的宴席上喝酒吃肉，应该把他流放到荒漠地方，以端正风俗教化。”文王说：“嗣宗哀伤劳累到这个样子，您不能和我一道为他担忧，还说什么呢！再说有病而喝酒吃肉，这本来就合乎丧礼啊！”阮籍吃喝不停，神色自若。
刘伶患酒病，口渴得厉害，就向妻子要酒喝。妻子把酒倒掉，把装酒的家什也毁了，哭着劝告他说：“您喝得太过分了，这不是保养身体的办法，一定要把酒戒掉！”刘伶说：“很好。不过我自己不能戒掉，只有在鬼神面前祷告发誓才能戒掉啊。你该赶快准备酒肉。”他妻子说：“遵命。”于是把酒肉供在神前，请刘伶祷告、发誓。刘伶跪着祷告说：“天生我刘伶，靠喝酒出名；一喝就十斗，五斗除酒病。妇人家的话，千万不要听。”说完就拿过酒肉吃喝，一会儿就又喝得醉醇醇地倒下了。
刘公荣和别人喝酒时，会和不同身分、地位的人在一起，杂乱不纯，有人因此指责他。他回答说：“胜过公荣的人，我不能不和他一起喝；不如公荣的人，我也不能不和他一起喝；和公荣同类的人，更不能不和他一起喝。”所以他整天都和别人共饮而醉倒。
步兵校尉的职位空出来了，步兵厨中储存着几百斛酒，阮籍就请求调去做步兵校尉。[在这之前也做过一次官。到东平去做官。阮籍骑着驴到东平之后，察看了官衙的办公方式，东张西望了不多久便立即下令，把府舍衙门重重叠叠的墙壁拆掉，让原来关在各自屋子里单独办公的官员们一下子置于互相可以监、内外可以勾通的敞亮环境之中，办公内容和办公效率立即发生了重大变化。之后他又突然提出愿意担任军职，并明确要担任北军的步兵校尉。但是，他要求担任这一职务的唯一原因是步兵校尉兵营的厨师特别善于酿酒，而且打听到还有三百斛酒存在仓库里。到任后，除了喝酒，一件事也没有管过。]
刘伶经常不加节制地喝酒，任性放纵，有时在家里赤身露体，有人看见了就责备他。刘伶说：“我把天地当做我的房子，把屋子当做我的衣裤，诸位为什么跑进我裤子里来！
阮籍的嫂子有一次回娘家，阮籍去看她，给她道别，有人责怪阮籍。阮籍说：“礼法难道是为我们这类人制订的吗？”
阮籍邻居的主妇，容貌漂亮，在酒庐旁卖酒。阮籍和安丰侯王戎常常到这家主妇那里买酒喝，阮籍喝醉了，就睡在那位主妇身旁。那家的丈夫起初特别怀疑阮籍，探察他的行为，发现他自始至终也没有别的意图。
阮籍在葬母亲的时候，蒸熟一个小肥猪，喝了两斗酒，然后去向母亲遗体诀别，只是叫“完了！”总共才号哭了一声，就吐血，身体损伤。衰弱了很久。
步兵校尉阮籍死了母亲，中书令裴楷去吊唁。阮籍刚喝醉了，披头散发、伸开两腿坐在坐床上，没有哭。裴楷到后，退下来垫个坐席坐在地上，哭泣尽哀；吊唁完毕，就走了。有人问裴楷：“大凡吊唁之礼，主人哭，客人才行礼。阮籍既不哭，您为什么哭呢？”裴楷说：“阮籍是超脱世俗的人，所以不尊崇礼制；我们这种人是世俗中人，所以自己要遵守礼制准则。”当时的人很赞赏这句话，认为对双方都照顾得很恰当。
王子猷曾经暂时借住别人的空房，随即叫家人种竹子。有人问他：“暂时住一下，何必这样麻烦！”王子猷吹口哨并吟唱了好一会，才指着竹子说：“怎么可以一天没有这位先生！”
王子猷住在山阴县。有一夜下大雪，他一觉醒来，打开房门，叫家人拿酒来喝。眺望四方，一片皎洁，于是起身徘徊，朗诵左思的《招隐》诗。忽然想起戴安道，当时戴安道住在剡县，他立即连夜坐小船到戴家去。船行了一夜才到，到了戴家门口，没有进去，就原路返回。别人问他什么原因，王子猷说：“我本是趁着一时兴致去的，兴致没有了就回来，为什么一定要见到戴安道呢！”
王子猷坐船进京，还停泊在码头上，没有上岸。过去听说过桓子野擅长吹笛子，可是并不认识他。这时正碰上桓子野从岸上经过，王子猷在船中，听到有个认识桓子野的客人说，那是桓子野。王子猷便派人替自己传个话给桓子野，说：“听说您擅长吹笛子，试为我奏一曲。”桓子野当时已经做了大官，一向听到过王子猷的名声，立刻就掉头下车，上船坐在马扎儿上，为王子猷吹了三支曲子。吹奏完毕，就上车走了。宾主双方没有交谈一句话。
原文
1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涛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亚之。预此契者，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邪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
2阮籍遭母丧，在晋文王坐，进酒肉。司隶何曾亦在坐，曰：“明公方以孝治天下，而阮籍以重丧显于公坐饮酒食肉，宜流之海外，以正风教。”文王曰：“嗣宗毁顿如此，君不能共忧之，何谓？且有疾而饮酒食肉，固丧礼也。”籍饮啖不辍，神色自若。
3刘伶病酒，渴甚，从妇求酒。妇捐酒毁器，涕泣谏曰：“君饮太过，非摄生之道，必宜断之！”伶曰：“甚善。我不能自禁，唯当祝鬼神自誓断之耳。便可具酒肉。”妇曰：“敬闻命。”供酒肉于神前，请伶祝誓。伶跪而祝曰：“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妇人之言，慎不可听！”便引酒进肉，隗然已醉矣。
4刘公荣与人饮酒，杂秽非类。人或讥之，答曰：“胜公荣者不可不与饮，不如公荣者亦不可不与饮，是公荣辈者又不可不与饮。故终日共饮而醉。”
5步兵校尉缺，厨中有贮酒数百斛，阮籍乃求为步兵校尉。
6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衣，诸君何为入我裈中？”
7阮籍嫂尝回家，籍见与别。或讥之，籍曰：“礼岂为我辈设也！”
8阮公临家妇有美色，当垆酤酒。阮与王安丰常从妇饮酒，阮醉，便眠其妇侧。夫始殊疑之，伺察，终无他意。
9阮籍当葬母，蒸一肥豚，饮酒二斗，然后临诀，直言：“穷矣！”都得一号，因吐血，废顿良久。
11阮步兵丧母，裴令公往吊之。阮方醉，散发坐床，箕踞不哭。裴至，下席于地。哭，吊喭毕便去。或问裴：“凡吊，主人哭，客乃为礼。阮既不哭，君何为哭？”裴曰：“阮方外之人，故不崇礼制。我辈俗中人，故以仪轨自居。”时人叹为两得其中。
46王子猷尝暂寄人空宅住，便令种竹。或问：“暂住何烦尔？”王啸咏良久，直指竹曰：“何可一日无此君？”
47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仿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
49王子猷出都，尚在渚下。旧闻桓子野善吹笛，而不相识。遇桓于岸上过，王在船中，客有识之者，云是桓子野。王便令人与相闻云：“闻君善吹笛，试为我一奏。”桓时已贵显，素闻王名，即便下车，踞胡床，为作三调。弄毕，便上车去，客主不交一言。
二、如何理解“魏晋风度”
“魏晋风度”是指魏晋名士在追求人格美时所表现出来的特有的作风态度和精神风貌。他们追求一种有别于传统士人的独特的行为方式和思想风范，张扬个性，不守礼法，放浪形骸，对我国后世的文学与美学发展影响巨大。具体包括：
（一）蔑视礼法，率性而为
说到不守礼法、放浪形骸，最直观的表现不妨先看当时的服饰习惯。刘伶以天地屋宇为衣服。当时有一群人就喜欢在家里闭门饮酒、散发裸体，显得玩世不恭。虽然多数人不至于如此极端，但是敞怀袒胸、宽袍大袖的确是魏晋时的着装风尚。当时士人崇尚老庄与自然，穿着宽大显得他们超越尘世的逍遥放荡，袒胸露怀则可以显示出对礼教的蔑视。在1961年南京出土的砖印壁画上，名士们都穿着十分宽大的衣衫，敞着衣领，袒胸露臂。唐代大画家孙位的《高逸图》中的竹林七贤也是宽袍大袖袒胸露怀，均流露出鄙视名教、放达不羁的神情。
在《任诞》中多次谈到阮籍这个人，服丧时饮酒吃肉、跟嫂嫂从容告别、在邻家美妇身旁喝酒醉卧，都表现出他的不拘礼法、特立独行。然而他虽然蔑视礼法，但是对于自然的人情伦理，却并没有丝毫的违背。跟嫂嫂告别不避嫌是因为内心坦荡。在那个漂亮的少妇身边醉倒，始终没有别的意图。服丧时虽饮酒吃肉，告别母亲遗体时却悲痛过度以致吐血伤身。他与同时代那些在礼教的名义下欺世盗名的行为相对抗。阮籍所处的时代司马氏当权，俗话说“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司马氏集团篡魏自立，于忠自不敢言，就主张以孝治天下，往往借“不孝”的罪名排斥异己、杀戮名士，虚伪性自不待言。所以阮籍在受到指责时说“礼岂为我辈设也”。魏晋名士的出格行为往往带有强烈的叛逆色彩，针对的是礼教的虚伪和对人格个性的严重束缚，追求的是精神的自由和个性的解放。
（二）纵酒放达，佯狂避祸
阮籍还很喜欢喝酒，为了跟当时的统治者保持距离，他一向懒于做官，却为了步兵校尉兵营的三百斛酒申请担任职务。曹操曾赋诗说“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对生命苦短的喟叹，对人生的感悟，使酒风兴起。所谓“酒中有真意，万事不萦心”，酒醉后可以忘情世事，解除一时的烦恼。酒能使人麻痹，也能使人兴奋，喝醉后飘飘欲仙的状态让人觉得可以摆脱世俗的羁绊。嗜酒如命的刘伶，常乘鹿车携酒出游，叫人拿铁锹跟着他，说：“死便埋我。”但他们喝酒的一个重要的理由，还是实际的社会情势逼得他们不得不饮酒。为逃避现实，为保全性命，只能沉湎于美酒中。从表面看，终日饮酒好象很快乐，实际却是充满了悲痛与恐惧。阮籍：“夜中不能寐，其坐弹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衿。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我们不难看出，一个人前傲然任性的阮籍，在游宴褪尽的夜深人静时，孤独、凄清、苦闷的内心。在当时的政治局势之下，一个名士，一个士大夫，随时都可能遭到迫害，积极参与政治是危险的，消极抵抗也是危险的。最好的办法，就是为自己布置一层烟幕。于是终日饮酒，不问世事。
（三）清雅脱俗，不滞于物
对待生活、对待人生，魏晋名士往往表现出一种超功利的审美态度。宗白华认为“晋人之美”包括几个方面：人格上的自然主义和个性主义，解脱了汉代乳胶礼法束缚；山水美的发现和晋人的艺术心灵；晋人“一往情深”造就的艺术造诣、境界；精神是最哲学的，因为最解放、最自由；高级的社交文化：玄理辩论、人物品藻；晋人之美，美在神韵。
魏晋的“人物品藻”体现了一种清雅脱俗的取向：“海西时，诸公每朝，朝堂犹暗。惟会稽王来，轩轩如朝霞举。”、“时人目王佑军，飘如游云，矫若惊龙”、“时人目夏侯太初，朗朗如日月之入怀；李安国，颓唐如玉山之将崩。”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或云：“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山公曰：“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有人叹王恭形茂者，云：“濯濯如春月柳。”
北宋苏轼有一首诗写道：“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人瘦尚可肥，士俗不可医。”早在魏晋时的王子猷，已经有了“不可居无竹”的要求。作为“岁寒三友”之一，竹往往象征着高洁、清逸、淡泊，王子猷说“何可一日无此君”，称竹为“君”，是把竹当作朋友来看，即使暂住也离不开。
对竹一往情深的王子猷，由夜大雪四望皎然触发诗意，由咏左思的招隐诗想到隐士戴逵，再到乘船去探访，完全是意到兴随，兴趣所致。见戴是一种功利目的，而乘兴而来，兴尽而返着重的却是兴趣，只要尽兴了见不见戴又有何关系？他享受的是过程，而不是结果。这种超功利的审美的生活态度，正表现了魏晋名士自由洒脱的精神风貌。
王子猷与桓伊之间的音乐交流，同样显得率性洒脱。桓伊并不认识王子猷，但他素知子猷之名，当时他已经做了高官，对于如此唐突的邀请也不在意，欣然演奏。两人没有见面没有交谈，因为他们共同醉心的是音乐的纯美和心灵在音乐中的交流。王子猷请桓伊为他吹一曲，是为了欣赏音乐。桓伊知道难得遇到知音，而王子猷精于音乐，于是折回来为王吹了三曲，然后登车而去。两人都从对方那儿得到了艺术的满足，这时，彼此还需要说什么呢?
（四）妙解音乐，驰情骋怀
魏晋是一个爱好音乐的时代，上至豪门贵族，下至民间艺人，“妙解音乐”者甚多。他们或弹琴鼓瑟，或击鼓吹笙，或轻歌曼舞，或著书立论，在魏晋二百余年的时间内，音乐高手辈出，群星灿烂。玄学名士们几乎人手一乐器，吹拉弹唱，歌琴咏啸，无所不能。音乐真正成为了士子们不可缺的文化品性。阮籍的侄子阮咸，在没有任何检测仪器的条件下，仅凭听觉，就能指出荀勖这位音乐家所造音律的错误，并说明问题出在乐尺短于古尺的缘故上，故时人称其为“神解”。
魏晋士人则把琴和音乐变为抒发情感体验、寄托艺术追求乃至人格追求的载体。王子猷与桓伊之间不交一言的音乐交流就是明证。
同为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也是当时极负盛名的音乐家。嵇康创作的《长清》、《短清》、《长侧》、《短侧》四首琴曲，被称为“嵇氏四弄”，与蔡邕创作的“蔡氏五弄”合称“九弄”，是我国古代一组著名琴曲。隋炀帝曾把弹奏《九弄》作为取士的条件之一，足见其影响之大、成就之高。
稽康是阮籍的好朋友，在母亲去世后的葬礼上阮籍对前来吊唁的人都不理不睬，唯独对嵇康另眼相看（青眼白眼的典故），因为当时嵇康带着两样东西前往，一个是酒，一个就是琴。后来嵇康因为触犯当权者被判死刑，临刑那天，面对即将降临的死亡他仍从容不迫，只求最后一次弹奏倾注一生情愫的名曲《广陵散》，让琴声寄托他对生命、对自由的热爱。
音乐艺术使魏晋名士们摆脱了生活的苦闷、平庸，以及功名利禄的困扰。嵇康曾经说：“今但愿守陋巷，教养子孙，时时与新旧叙离阔，陈说平生，浊酒一杯，弹琴一曲，志意毕矣。”这就是魏晋士人所钟情的生命境界，也是魏晋风度的真实底蕴。（欣赏《广陵散》）
思考题：生活在今天这个时代，你对于魏晋风度有什么看法？
第六讲 张爱玲笔下的上海女人
——从《倾城之恋》说起
美籍学者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称张爱玲是“现代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在《20世纪文学大师文库》中，张爱玲排名列第八，仅次于鲁迅、沈从文、巴金、金庸、老舍、郁达夫、王蒙。但张爱玲的创作视角与这些大家们却有着较大不同。在她的作品中没有轰轰烈烈的大事，没有写当时血与火的中国，没有日寇侵占香港和上海，极少涉及社会政治事件，而是“请您寻出家传的的霉绿斑斓的铜香炉，点上一炉沉香屑，听我说一支战前香港的故事”，着眼于乱世中的家庭及个人生活，揭示了男权社会造成了女性本质的异化与失落，体现了一位女作家非比寻常的洞察力和对女性生存状态的关怀。
一、《倾城之恋》故事解读
在张爱玲的创作中，《倾城之恋》是一部可以代表她的风格的作品。《倾城之恋》的女主人公流苏年轻的时候，不堪夫家的欺凌和毒打，愤而离婚，流落到娘家。不到几年，她带回的资财被势利穷酸的兄嫂哄骗一空。之后，受尽了冷嘲热讽，被逼得无一寸立足之地。前夫死后，她不愿回到夫家去守寡，不甘心走一条别人认定的是长久之计的守活寡、熬日子的老路。因此她受尽了家人的嘲讽与排挤。这个时候，南洋阔少范柳原的出现，给了流苏一线希望，她决定用自己二十八岁的残余青春去赌一把，去寻找一条出路。为此她两度前往香港与经济优裕的范柳原展开了捉迷藏、斗心眼的情场较量。较量中流苏败下阵来，因为寄住在娘家的日子太难捱，无可奈何地做了范柳原的情人。只不过一场战争带来了香港的陷落而成全了一对平凡的夫妻，算是有了一个圆满的收场。
对这部作品，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
有人认为，这是一个关于调情的故事，描写的是白流苏和范柳原的调情表演。现代著名的翻译家和评论家傅雷认为：“几乎占到二分之一篇幅的调情，尽是些玩世不恭的享乐主义者的精神游戏；尽管那么机巧，文雅，风趣，终究是精炼到近乎病态的社会的产物。”
但也有人认为，傅雷的意见仅仅代表着男性读者的意见，这个意见对于范柳原是合适的，对于白流苏则有些冤屈。站在女性的立场看，白流苏的调情的背后，是生存的焦灼和无奈。范柳原意在求欢，而白流苏意在求生。
l主题解析
在文学语汇的传统中，“倾城”是一个形容词。形容妇女容貌极美，美到令众多的人倾慕、倾倒的程度。“倾城倾国”一词，语本《汉书·外戚传》：“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女有美色，倾城倾国。“汉皇重色思倾国”，引出白居易的《长恨歌》，创造了一个千古爱情的传奇。
但是，读完了张爱玲的这篇小说，就会发现，说它是传奇，不如说是一个反传奇的故事。书中的女主人白流苏并不是美貌惊人，流苏与范柳原成婚，交易的因素亦多于爱情的因素。倒是在“倾城”的另一意义上：倾覆、倒塌，沦陷，在这个意义上，倾城之恋名副其实。香港的沦陷成全了白流苏和范柳原，使他们做成了一对平凡的夫妻。
l两种视点
男性的读法：
“女有扬娥入宠，再盼倾国。”美貌倾城，换一个角度，，“倾”，一音多义，影射女色误国，导致倾城倾国，。历史上的亡国之君背后，经常会有一个美女，她是祸水，导致君王沉迷酒色葬送国家。白居易《长恨歌》即是一例，它流传久远，代表了传统文化心理中对“倾城之恋”的普遍看法，这看法包括两方面：一是对贵妃专宠、君王误国的怨恨，乃至于皇帝不杀美女恋人不足以平民愤：“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一是对爱情永存，超越生死这一境界的恋慕：“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说白了，就是女色误国是不好的，但两情相悦天长地久还是让人感动的。美色祸国，这是父权制封建社会的女性定义。同时杨贵妃的死又导致了唐玄宗事后的苦苦思念，也就是说她的死成全了唐玄宗千古情人的美名。当读者被这个故事感动时，他们感动的是唐玄宗在爱人和国家之间的选择，是他对爱情的念念不忘、至死不渝。只有用这种传统的男性视点，读者才能欣赏到《长恨歌》的凄美。
女性的读法：张爱玲在两个层次上显示了冷嘲的，反讽的态度。一个层面是不存在美色与倾城的联系，“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但是在这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谁知道呢？也许就因为要成全她，一个大都市倾覆了。成千上万的人死去，成千上万的人痛苦着，跟着是惊天动地的大改革……流苏并不觉得她在历史上的地位有什么微妙之点。她只是笑吟吟地站起身来，将蚊香盘踢到桌子底下去。”“成全”实为反语，因为这中间的逻辑是荒唐与怪诞的，不过是人世无常中遇到的一个偶然。
第二个层面，爱情传奇也是不存在的。张爱玲“倾城之恋”是对古往今来男性文本中建构的爱情神话的嘲讽。她一开始走上文坛，就带着她对爱情幻想的冷嘲。和“五四”以来许多表现恋爱婚姻的作家比较，张爱玲独树一帜。她描写男女婚姻，多数与金钱利害死死纠缠。金钱令女性沦为商品，又令她们成为有意识的商品推销者，为推销自己或子女而彼此厮杀。
柳原意在求欢，对于流苏的情意还不足以让他想要结婚，他只想要一个红颜知己，所以他一直在计算自己的付出和所得，因此会说“我犯不着花钱去娶一个对我毫无感情的人来管束我。那太不公平了。”流苏旨在求生存，她需要的是有经济保障的婚姻。张爱玲在一篇谈到女人的文章曾说到，以身体取悦于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职业，为谋生而结婚的女人也是一样，这是她笔下女性根本的悲哀，也是张爱玲的洞见所在。后来流苏不得不妥协，成了范柳原的情妇，如果没有香港的沦陷，会一直是他的情妇。
第三种看法：
来自另一位男性读者胡兰成的看法，他认为范柳原是自私而懦弱的，没有结婚的勇气，“其人是自私的，并且怯弱。有一天，他在深夜里打电话给流苏，也不是为了要使流苏烦恼，却正是他自己的烦恼的透露。他说出了爱，随即又自己取消了。因为怯弱，所以他也是凄凉的。”范柳原说过“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这句话，好像我们人可以自己作主似的，其实在命运面前人是那么渺小。这种说法当然是他玩世不恭游戏人间的一种借口，但恐怕也是他对人世的真实想法，一种虚无的态度，所以他在失望的情况下对什么都不认真不当真。他对流苏有感情，但是因为不相信，因为虚无悲观的人生态度，他不敢承认也不愿意郑重地去对待。
问 ：在你看来，两人之间存在爱情吗？
l《倾城之恋》中的几个意象
胡琴意象——苍凉
这是小说首尾都出现的一个意象。小说开篇即写道:“胡琴咿咿哑哑拉着,在万盏灯的夜晚,拉过来又拉过去,说不尽的苍凉的故事———不问也罢!结尾处再一次写到了胡琴意象:“到处都是传奇,可不见得有这么圆满的收场。胡琴咿咿哑哑拉着,在万盏灯的夜晚,拉过来又拉过去,说不尽的苍凉的故事———不问也罢!”
白公馆意象——单调与无聊
月亮意象——凄凉无助
流苏第一次到香港做爱情冒险,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小心算计之后,发现柳原并不是真心爱她,更不愿意给她想要的婚姻这个保障。流苏在深夜里突然哽咽起来,“泪眼中的月亮大而模糊,银色的,有着绿的光棱”。月亮意象在这里很好地传达了流苏孤独无助的凄凉感,大而模糊；另一次是流苏屈服于做柳原的情人第二次来到香港,“十一月尾的纤月,仅仅是一钩白色,像玻璃窗上的霜花。然而海上毕竟有点月意,映到窗子里来,那薄薄的光就照亮了镜子”。这里的月亮依旧是寒冷而凄凉的,正映衬了流苏此时的心情,屈辱,痛苦,压抑,然而又不得不如此。
墙的意象——不见边
一堵灰砖砌成的墙壁。柳原看着她道:“‘这堵墙,不知为什么使我想起地老天荒那一类的话……有一天,我们的文明整个的毁掉了,什么都完了———烧完了、炸完了、坍完了,也许还剩下这堵墙。流苏,如果我们那时候在这墙根底下遇见了……流苏,也许你会对我有一点真心,也许我会对你有一点真心。’”
老钟意象——将时间个体化，不参与社会历史的宏大叙事
上海为了“‘节省天光’,将所有的时钟都拨快了一小时,然而白公馆里说:‘我们用的是老钟。’他们的十点钟是人家的十一点。他们唱歌唱走了板,跟不上生命的胡琴。”
二、张爱玲的身世
她死得很寂寞，就像她活得很寂寞。但文学并不拒绝寂寞，是她告诉历史，20世纪的中国文学还存在着不带多少火焦气的一角。正是在这一角中，一个远年的上海风韵犹存。——余秋雨
张爱玲说：“我们从小就活在遗老遗少的家庭阴影中，见到、听到都是那些病态的人、病态的事。……生活的上空一直笼罩着黑色的云雾，让人觉得苦闷，有时几乎要窒息。”张爱玲的性格中聚集了一大堆矛盾：她是一个善于将艺术生活化，生活艺术化的享乐主义者，又是一个对生活充满悲剧感的人；她是名门之后，贵府小姐，却骄傲的宣称自己是一个自食其力的小市民；她悲天怜人，时时洞见芸芸众生“可笑”背后的“可怜”，但实际生活中却显得冷漠寡情；她通达人情世故，但她自己无论待人穿衣均是我行我素，独标孤高。她在文章里同读者拉家常，但却始终保持着距离，不让外人窥测她的内心；她在四十年代的上海大红大紫，一时无二，然而几十年后，她在美国又深居浅出，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以至有人说：“只有张爱玲才可以同时承受灿烂夺目的喧闹与极度的孤寂。”
三、张爱玲笔下的女人
由于家庭的残酷，人性的阴暗，“苍凉”的心态贯穿她创作的始终，并且构成其人生观的背景。她的小说把关注焦点投射到了家庭内部的情感领域，关心的是人性在现代社会里的迷失、人情在金钱诱惑下的冷漠。她笔下男男女女的婚恋，大多以金钱为支点，将婚恋视为换取安稳生活的必经之途。对人性的悲观使张爱玲拒绝善与恶、美与丑的二元对立，表现在其女性观上就是拒绝对女性的神化和丑化。张爱玲塑造的一系列女性形象在人性上都是有缺陷的，正如她所说的：“我写的故事里没有一个主角是个‘完人’”。体现在其女性观上就是她关注的都是世俗的平凡的女性，她们都是“不彻底的人物”，而她们的人生大多是“苍凉”的———“长的是磨难，短的是人生。”
生存的代价
在张爱玲看来，在新旧交替的“乱世”讨生活的女人，生活的惟一出路在于一份稳靠的婚姻，旧的婚姻方式已经不合时宜，出去交际又被认为是有损身份，于是嫁不出去成了她们的一个恶梦，嫁出去又怎样呢？则是“银幕上最后映出的雪白耀眼的‘完’字”。张爱玲悲哀地感慨：“女人一辈子讲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永远永远。”
《倾城之恋》是张爱玲惟一以大团圆收场的小说，但充溢其中的，却是更为浓重的悲剧情调，流苏为了生存，以残留的青春孤注一掷，花尽心思，最终得到了想要的婚姻。而这桩貌似美满的姻缘，反倒证明了个体的人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而是命运对人随意摆布，在命运面前，个人的努力是那么苍白而又可怜。流苏的庆幸让人如此辛酸，只要能保住稳定的经济地位，柳原对她有无感情都不重要了。
欲望中的沉沦
流苏是迫于生计，相比之下，《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则是个自甘沉沦的羔羊。这个在香港南英中学受过现代教育的普通上海女孩子，本来有自立的可能，一心只想完成学业，却因家境贫困而无法实现。无奈之下，她去投靠有钱的姑妈，想让姑妈资助她完成学业，从此进入了吃喝玩乐的上流社会。姑妈年纪虽老，却整天忙着找男人，和丫头争风吃醋。薇龙明明知道环境不好，她以为只要自己“行得正，立得正”便会没事。谁知梁太太是个浑身色欲、毫无亲情的人物，她收留侄女，只是一次“金钱交易”，先花一点钱然后将侄女培养成替她勾引男性的工具。果然，她通过华美衣饰、奢华饮宴等物质手段来引诱葛微龙，使她一步步进人圈套。三个月工夫，她对于这里的生活已经上了瘾。
她经不起物质享受和金钱的诱惑，一步步走向了堕落，成为交际花，与自己爱然而却不值得去爱的花花公子乔琪乔结婚，整天忙着用自己的姿色为梁太太弄人，为乔琪乔弄钱，明知道今后命运的不幸，却已无法回头。在小说的结尾，薇龙被路人误以为是风尘女子，她自嘲地认为，妓女是被逼的，自己是自愿的，两者的区别仅仅在此。
人性的扭曲
如果说流苏、薇龙、梁太太对自己的婚姻还有一定的自主权，《金锁记》的曹七巧则完全是封建婚姻的牺牲品。本来，曹七巧年轻的时候也有着对未来生活的美好幻想，是个充满活力、容貌姣好的麻油店老板的女儿，却被兄嫂“卖”到姜家，做了有“骨痨”的活死人姜二爷的妻子。她只得将爱情转移到小叔子姜季泽身上，可姜季泽拒绝了她。婆婆和丈夫相继死去，姜家三房分家，她凭着撒泼得到一份家产，带着孩子独立门户，从那以后，钱成了她生命的一部分。若干年后，姜季泽突然来到她家想重续旧情，曹七巧的心里产生了极为激烈的内心冲突:
“七巧低着头，沐浴在光辉里，细细的音乐，细细的喜悦……这些年了，她跟他捉迷藏似的，只是近不得身。原来还有今天!可是，这半辈子已经完了—花一般的年纪已经过去了。人生就是这样的错综复杂，不讲理。当初她为什么嫁到姜家来?为了钱么?不是的，为了要遇见季泽，为了命中注定她要和季泽恋爱。她微微抬起脸来，季泽立在她跟前，两手合在她扇子上，面颊贴在她扇子上。他也老了十年了，然而人竟还是那个人呵!他难道是哄她么?他想她的钱—她卖掉她的一生换来的几个钱?”
这段惊心动魄的思想斗争使她几乎不能自持，然而她保护她用一生换来的金钱的愿望更为强烈，这使她暴怒起来，并赶走了姜季泽，埋葬了自己在人世间最后一丝爱的幻想。
曹七巧对金钱的保护虽然暂时战胜了情欲，但绵绵不绝的情欲却使曹七巧的性格不断走向分裂。当自己的儿女长大后，出于性变态、仇视与嫉妒心理，更出于想保住自己牺牲了一生的青春和幸福换来的钱的心理，百般阻挠、折磨他们，让他们的婚姻生活也不幸，甚至不准儿子同媳妇亲热，却要儿子同她一块抽鸦片烟，逼着儿子姜长白夜里给她讲夫妻私事，她先后逼死了两个儿媳妇。她压制女儿姜长安的婚事，长安认识了个留学生童世舫，脸上带了笑容，她见了便有气，在童世舫面前，暗示长安抽鸦片，就葬送了女儿一生的幸福。三十年来曹七巧对儿女的正常生活的百般破坏，必然要受到儿女心里的抵抗和周围人的指责，她终于在这重重矛盾中跨了下去。曹七巧的悲剧是无可奈何的。她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悲剧的根源在她的本性中。在肉体上正常欲望得不到满足，精神上苦闷无人诉说的双重折磨下，七巧由一个正常人逐步走向人性的扭曲。曹七巧由“被吃”到“自吃”，再到“吃人”，“一级一级走进没有光的所在”，变成了一个疯子。《第一炉香》中的梁太太、《半生缘》中的曼璐、《连环套》中的霓喜等人，也都是如此。
自身的生活经历，造成张爱玲敏感、孤独、悲观的内心世界，在她眼里，生命有诸多的悲凉和无奈，消极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导致了她的人生态度，她始终以清醒近乎残酷的态度来俯视乱世人生，也以此去观照她的小说世界，小说的主题内容不免落入悲观与荒凉之中。张爱玲善于从平凡人身上挖到深层次的生活体验，善于通过描写平凡人的自私、软弱、无情、变态来揭示时代的混乱，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不理解不相通，真正的人性中的孤独感。看张爱玲的作品，我们常常可以感受到隐伏在后面的那种对人生的绝望，冷淡的叙述里往往有力透纸背的悲凉，而这正形成了她的作品的震撼力。
思考题： 如何理解张爱玲的“世俗”与“深刻”？
第七讲 武侠世界的文化传承
——从金庸小说《天龙八部》说起
一、《天龙八部》中扫地老僧的武功境界
（一）节选梗概：慕容博为使中原武林与契丹结怨，假传消息，说契丹武士要往少林寺抢夺武功图谱，众武林豪杰在少林寺玄慈方丈的带领下前往雁门关伏击，杀死无辜的契丹武林高手萧远山的儿子和手下之人，萧远山奋力反抗，后见爱妻身亡，伤心跳崖，将周岁的儿子扔在昏迷的丐帮帮主汪剑通身旁，这个孩子就是乔峰——应该叫萧峰。萧远山跳崖后并没有死，隐姓埋名，潜入少林寺偷学武功。慕容博假传消息后，诈言身死，也不时去少林寺偷阅武林秘籍。玄慈杀死萧远山妻子侍从后，意识到自己被人欺骗，便和汪剑通一同托人照料萧峰。如今真相大白，萧峰苦苦追寻的凶手正是自己的父亲；而更叫人难以预料的是虚竹是玄慈与无恶不作叶二娘所生之子，玄慈受少林寺规之罚后自尽，叶二娘殉情，萧远山、慕容博被少林寺藏经阁一神秘老僧点化，皈依佛门。
（二）解读
扫地僧神技描写
1、鸠摩智越听越不服，心道：“你说少林派七十二项绝技不能学，我不是已经都学会了？怎么又没有筋脉齐断，成为废人？”双手拢在衣袖之中，暗暗使用“无相劫指”，神不知、鬼不觉的向那老僧弹去，不料指力甫及那老僧身前三尺之外，便似遇上了一层柔软之极，却又坚硬之极的屏障，嗤嗤几声响，指力便散得无形无踪，却也并不反弹而回。鸠摩智大吃一惊，心道：“这老僧果然有些鬼门道，并非大言唬人！”
2、玄生、玄灭只觉一股柔和的力道在手臂下轻轻一托，身不由己的便站将起来，却没见那老僧伸手指袖，都是惊异不止，心想这般潜运神功，心到力至，莫非这位老僧竟是菩萨化身，否则怎能有如此广大神通、无边佛法？
3、萧峰更不打话，呼的一掌，一招降龙十八掌中的“见龙在田”，向慕容复猛击过去。他见藏经阁中地势险隘，高手群集，不便久斗，是以使上了十成力，要在数掌之间便取了敌人性命。慕容复见他掌势凶恶，当即运起平生之力，要以“斗转星移”之术化解。
那老僧双手合十，说道：“阿弥陀佛，佛门善地，两位施主不可妄动无明。”
他双掌只这么一合，便似有一股力道化成一堵无形高墙，挡在萧峰和慕容复之间。萧峰排山倒海的掌力撞在这堵墙上，登时无影无踪，消于无形。
灰衣僧不管对付慕容复、慕容博，还是对付萧远山、萧峰，都不费吹灰之力，所以论武功境界，少林寺无名灰衣扫地人，才是金庸武侠小说中武功最高之人。
武学障
如练的是本派上乘武功，例如拈花指、多罗叶指、般若掌之类，每日不以慈悲佛法调和化解，则戾气深入脏腑，愈陷愈深，比之任何外毒都要厉害百倍。
本寺七十二绝技，每一项功夫都能伤人要害、取人性命，凌厉狠辣，大干天和，是以每一项绝技，均须有相应的慈悲佛法为之化解。
须知佛法在求渡世，武功在于杀生，两者背道而驰，相互克制。只有佛法越高，慈悲之念越盛，武功绝技才能练得越多，但修为上到了如此境界的高僧，却又不屑去多学各种厉害的杀人法门了。
超越爱恨情仇
萧氏父子与慕容父子都与无名老僧交手，他们的盖世武功在无名老僧面前，竟然不堪一击。无名老僧为了化解他们的怨仇，让萧远山与慕容博各自死去一次，又把他们救活过来。萧远山与慕容博后来都拜无名老僧为师。他们不仅仅屈服于他的武功，主要是为他的思想所折服。无名老僧有几句妙语：“王霸雄图，血海深仇，尽扫尘土，消于无形”，“不存慈悲布施、普度众生之念，虽然典籍淹通，妙辩无碍，却终不能消解修习这些上乘武功时听钟的戾气”。佛家主张慈悲，比儒家提倡仁义更为透彻地解释了“侠”的精神。
仇全报了。我却到哪里去？突然之间，数十年来恨之切齿的大仇人，一个个死在自己面前，按理说萧远山该当十分快意，但内心中却实是说不出的寂寞凄凉，只觉得这世间再也没什么事情可干，活着也是白活。他斜眼向倚在住上的慕容博瞧去，只见他脸色平和，嘴角边微带笑容，倒似死去之后，比活着还更快乐。萧远山内心反而隐隐有点羡慕他的福气，但觉一了百了，人死之后，什么都是一笔勾销。顷刻之间，心下一片萧索：“仇人都死光了，我的仇全报了。我却到哪里去？回大辽吗？去干什么？到雁门关外去隐居么？去干什么？带着峰儿浪迹天涯、四处飘流么？为了什么？”
二、金庸武侠的特点
把“武”这个字拆开，武的结构是什么呢？是两个字，一个是止，一个是戈--停止的“止”，干戈的“戈”，止戈为武。原来“武”，不是说要拿起武器去打别人，而是要止戈--放下武器，放下武器为武。止戈--首先你要有戈，没有戈，你止的什么戈？所以说，“武”这个字包含两个意义，首先你要有武器，然后你要放下武器。本身就包含了战争与和平两个要素。
金庸充分地做到了“武戏文唱”。把武打给艺术化、道德化、观赏化。
金庸笔下的武打，不但每一部小说是绝不雷同的，他笔下的武打都尽量做到不雷同；他笔下的人物，每个人使用什么兵刃，采用什么武功，都不是随便安排的。而是像《水浒传》一样，根据每个人的性格和命运来安排。
在金庸的武侠中，越是武艺高强的人，他越不肯使用兵刃。最高的大侠喜欢用掌，偶尔也用兵刃。一流的大侠为什么更喜欢赤手空拳，不用兵刃？这就是说明，他们对自己的身体，拥有无穷的自信。
金庸笔下的武功描写并不单纯指武功本身，它其实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不同的武功境界同时也是不同的人生境界。
从武侠小说中不可能学到实战中打架的方法，但是你可以得到人生的启悟。
金庸的武功还是性格化的。
金庸武打又很讲究和环境的变化。武打的场景化。
金庸的武打还注意张弛结合，注意武打的趣味化。
只见张丹枫与那少女，身形一晃，已闯入阵图。两人在石阵之中左穿右插，俨如蜻蜓掠水，彩蝶穿花，双剑挥舞，剑光缭绕之中，只见四面八方都是张、云二人的身影，石阵之中，青白两色剑光，翩若惊鸿，宛若游龙，忽东忽西，忽聚忽散……（《萍踪侠影》第十八回）。
杨过剑走轻灵，招断意连，绵绵不绝，当真是闲雅潇洒，翰逸神飞，大有晋人乌衣子弟裙屐风流之态。这套美女剑法本以韵姿佳妙取胜，衬着对方的大呼狂走，更加显得他雍容徘徊，隽朗都丽。杨过虽然一身破衣，但这路剑法使到精妙处，人人眼前陡然一亮，但觉他清华绝俗，活脱是个翩翩佳公子。（《神雕侠侣》第十三回）
武侠小说中的武功，不能当成技术来看，而应该当成艺术来看。通过武功看到艺术，看到人性，看到我们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
三、武侠世界与传统文化
（一）勇猛精进的武魂
（二）出神入化的武技
（三）觉性圆满的武智
（四）至招无招的武禅
（五）八风不动的武心
（六）随顺自然的武缘
（七）海纳百川的武境
（八）神武不杀的武道
思考题：试述武侠文化的现代价值。
第八讲 中国诗性文学的现代遭遇
——从沈从文《我的写作与水的关系》说起
一、背景资料 生平与创作
沈从文(1902-1988）原名沈岳焕，湖南凤凰县人，汉族,但有部分苗血统，现代著名作家、历史文物研究家、京派小说代表人物。14岁时，他投身行伍，浪迹湘川黔边境地区，1924年开始文学创作，抗战爆发后到西南联大任教，1946年回到北京大学任教，建国后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服饰的研究，1988年病逝于北京。沈从文1４岁高小毕业后入伍，看尽人世黑暗而产生厌恶心理。接触新文学后，他于1923年寻至北京，欲入大学而不成，窘困中开始用“休芸芸”这一笔名进行创作。至三十年代起他开始用小说构造他心中的“湘西世界”，完成一系列代表作，如《边城》、《长河》等。他以“乡下人”的主体视角审视当时城乡对峙的现状，批判现代文明在进入中国的过程中所显露出的丑陋，这种与新文学主将们相悖反的观念大大丰富了现代小说的表现范围。
沈从文一生创作的结集约有８０多部，是现代作家中成书最多的一个。沈从文是具有特殊意义的乡村世界的主要表现者和反思者，他认为“美在生命”虽身处于虚伪、自私和冷漠的都市，却醉心于人性之美，他说：“这世界或有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小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对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庙供奉的是“人性”（《习作选集代序》)。
沈从文唯美的心灵世界
二、文本解读
水给我的种种印象。
泡在河水里。
雨落得越长，人也就越寂。
我的想象是在这条河水上扩大的。
我所写的故事，多数是水边的故事。
海放大了我的感情与希望，且放大了我的人格。
开头的两段概要说明水对于他生命的意义。提到了三种水——檐溜（雨水），小小的河流，汪洋万顷的大海对于他精神成长的重要作用，和这三种水之所以发生作用的原因——水让他孤独，孤独让他学会自己思考，形成他自己对生命和宇宙的认识。我有我自己的生活与思想，可以说是皆从孤独得来的。我的教育，也是从孤独中得来的。然而这点孤独，与水不能分开。
为什么孤独对一个人的精神成人如此重要？因为人只有在孤独中才可能沉下心来分辨、思考，自查、自省、内省，才能真正建立起自我与世界相接触的精神方式，才能形成自己关照世界、打量生命的认知方式。不管是经别人传授而掌握道理，还是经自己勤学而掌握道理，都不能说有了真智慧。这些还必须经由自我内心的亲证，经过自我本己的确认，才能说有了真知，有了自我发现世界和生命的门径。而这一切都发生在孤独之中。正是在孤独中的精神锤炼，沈从文有了自己对世界的理解，所以他的写作才不借助知识和文学的修养，而只是让自我生命借助文字自然发抒，就成就了极高的文学。真正是“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就像他所说。“我的心总对一种新鲜声音、新鲜颜色、新鲜气味而跳。我得认识本人生活以外的生活，我的智慧应当从直接生活上得来，却不须从一本好书、一句好话上学来。”
沈从文的孙女说“水给爷爷三样东西”：
（1）水给了他想象力和自己的思索方式。
（2）水给了他执著柔韧的性格。
（3）水激发他对人世怀抱虔诚的爱与愿望。
三、沈从文湘西小说的诗性叙事
沈从文的湘西小说把人生体验与诗情画意交织在一起，创造了一个温情脉脉的人性世界，从而形成了独特的思想意蕴和艺术特色，被称为“诗化小说”，为中国小说的诗性叙事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一）诗性叙事的代表作：《边城》
《边城》寄寓着沈从文“美”与“爱”的美学理想，是他表现人性美最突出的作品，通过湘西儿女翠翠恋人傩送的爱情悲剧，反映出湘西在“自然”、“人事”面前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一代又一代重复着悲凉的人生，寄托了作者民族的和个人的隐痛。
1、表现内容的诗情画意
人性美和人情美是作家描绘的重点。小说人物性格单纯，主要人物翠翠的纯真专一，二老傩送的热情正直，老船工的慈爱善良，船总顺顺的宽厚大度等等，都只是作为一种美好道德品性的象征。作家孜孜以求的，是画出一幅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的图画。
但理想的人生形式无力抗拒唯实唯利的人生形式和人生命运中诸多“偶然”、“误会”的冲击，因而，小说也浸透着人们不能主宰自己命运的忧伤。“美丽总是愁人的”。
《边城》还充分地描绘了湘西边地风俗。元宵节的烟火，端午节的龙船，中秋节的赏月，和月下男女沟下对歌，都表现出湘西边地风俗纯真的美。这一幅抒情诗般的风景风俗画卷，构成了小说中人物活动的背景。同时这风景美与种种光彩夺目的人情美交相辉映，浑然一体。小说中的人物都具有淳朴、美好的天性。。沈从文以一种美好而自然的人性建构了一个诗意的田园牧歌世界。
作者以他特有的审美眼光，放开笔墨，绘出了一幅幅明媚秀丽的风景画，溪边的碾坊、水车，河上的方头渡船，攀渡的缆绳，河岸的白塔、青崖、黄狗，山上的翠竹，丛林，鸟语，乃至自然界的雾霭风雷，无不写得美不胜收，使人如置身湘西边地山光水色之中。
2、叙事方式的诗性化特色
诗意的抒情小说文体。他实际上是把诗和散文引进了小说之中，打破了三者的界限，从而也就扩大了小说的表现领域及其审美的功能。他注意意境，表现凡夫俗子的日常生活时重在风俗，重在人情，使优美与平庸交织，淳朴，健康与原始，蒙昧并存。他的办法是“纯化”，把自然景物，社会生活场景的描绘尽是融入简朴的生活情致之中，人和自然合一，或者自然环境成了人性的外化。《边城》自然景致如此之美，就掺和着作者的情感，回忆，想象，无处不在体现作者的审美追求。自然景物与人事民俗的融合、作者人生体验的投射、纯情人物的设置、流动的抒情笔致等，共同造成现实与梦幻水乳交融的意境。沈从文创造出一支优美的牧歌，一首忧郁的田园诗，一部浪漫的抒情写意小说。把中国小说的诗性叙事进行了充分的展示。
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日渐凸显的20世纪初期的乡土中国，他于左翼文学与海派文学之外，以地域的，民族的文化历史角度，思考和表现了现代文明进入中国的初始阶段的问题与困扰。创造了极富诗意的抒情小说文体。沈从文的“边城”无疑是一处独特的风景。
（二）沈从文笔下女性的水样情怀
1、水样情怀之一：柔
《边城》里的翠翠,其外貌、性格甚至是爱情都无一不体现着“柔”。
“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故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故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人又那么乖，如山头黄鹿一样，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这是翠翠外貌中的柔。慢慢地“翠翠一天比一天长大了，无意中提到什么时会脸红了。时间在成长她，似乎正催促她，使她在另外一件事情上负点儿责。……茶峒人的歌声，缠绵处她已领略得出。她有时仿佛孤独了一点，爱坐在岩石上去，向天空一起云一颗星凝眸。祖父若问：“翠翠，想什么？”她便带点害羞情绪，轻轻地说：“在看水鸭子打架！”，她的柔情似乎在等待某一时刻的爆发。后来她遇到了英俊、勇敢、热情的傩送，萌发了朦胧的爱意，从此感情上有了一种新的需要，但又不好意思说出来。她对傩送的爱完全是朦胧的，温柔的，纯净的，就像一条小溪慢慢地流淌，虽平缓，但持久。而傩送为翠翠放弃了一座碾坊，宁愿要一条小渡船。但上天往往是惨忍的，就在此时，傩送的哥哥天保在乘船外出时，不幸溺水身亡。傩送为此事感到很内疚，认为哥哥的死，他也有责任，便放弃了对翠翠的爱情，离开了家乡，同时老船夫也风雨之夜逝世了，一夜之间，翠翠一无所有了，但她仍然坚强地活了下来，仍在痴痴地等着傩送，“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
2、水样情怀之二：韧
韧，即韧，能屈能伸，不屈服于命运压迫。
水有柔的一面，亦有刚的一面。让读者感受最深的应该是《说故事人的故事》中的夭妹了。
《说故事人的故事》以第三者的角度讲述了一个“土匪”妖妹的一生。她是一个温婉的女子，却有着水的柔韧。在大家眼中，夭妹是“女怪物，生长得像一朵花，胆量却比许多男子好，无数男子都要她手下栽了跟头”；在“我”的眼中，她有着清瘦的白脸，是适宜做少奶奶的好女人，但简直想不出她能带了两百支枪出没山中打家劫舍。夭妹是离经叛道的，也是刚强的，被抓进监狱后，她没有向旧势力低头。在监狱里，很多军官都垂涏她的美色，但她仍然保持着自己的骄傲，宁死不屈；她爱上了一个叫弁目的军官，为了他，夭妹给了她所有能给他的，没想到却招来祸事，从此香消玉损。
夭妹的胆量，夭妹的勇敢，夭妹的所作所为，在那个时代是不允许的，所以最后她也只能被那个时代给扼杀了。但她做为一个柔弱的女子，却具有如此的力量，敢于和命运斗争，是沈从文赋予了她如此的柔韧，让她能够顽强地与命运抗争。
3、水样情怀之三：持
“持”是坚持，是承受。坚持也有它的负面，即受封建礼教的影响，固执而蒙昧。水是只往一个方向流动的，沈从文他把水的这种特性融入到了他笔下的一类女性中。虽然有点蒙昧，但蒙昧得很可爱，让人想恨也恨不了。
萧萧十二岁时就做媳妇了，有一个小丈夫，年纪约三岁。“她又不害羞，又不怕，她什么事也不知道，就做了人家的媳妇”。于是她在照料丈夫中慢慢长大了。在一个夏天中，萧萧认识了一个叫“花狗”的工人，在花狗的歌声中，萧萧内心里柔软的性意识渐渐被唤醒了，对爱情产生了朦胧的遐想，但又常常觉得很惶恐。麦黄四月的时候，在花狗的诱惑下，萧萧变成了妇人。此时她有想过和花狗到城里去过日子，花狗却不辞而行了，被抛弃的萧萧还是原来的萧萧，没有怨，没有恨，也没有去反抗，在她的观念中这是理所当然的。
日子一天一天慢慢过去了。萧萧的肚子也慢慢大起来了，她有想过要逃跑，但被家里的人知道了，也就没有逃跑成功。她的伯父，丈夫家里的人，从不接受到释然，在这一过程中，萧萧都只是接受而已，没有任何的反抗。最后的结局，也就可想而知，萧萧还是呆在丈夫的家中，并为丈夫生了一个儿子，故事就这样循环着。
萧萧的爱情就这样没了，是因为沈从文把水的“坚持”赋予了她。不仅她的爱情是这样，就连她仅有的梦想也是因为她的“持”被硬生生给磨灭了。
4、水样情怀之四：化
化就是消解、融化、流失、牺牲和升华。水无所不能化，比如化为天上的云，随风飘逝。
砦（“寨”）主的独生子傩佑，与一个女孩子相爱了，这个女孩子“一张小小的白脸，似乎被月光漂过的大理石，又似乎月光本身。一头黑发，如同用冬天的黑夜作为材料，由盘据在山洞中的女妖亲手纺成的细纱。眼睛，鼻子，耳朵，同那一张产生幸福的泉源的小口，以及颊边微妙圆形的小涡，如本地人所说的接吻之巢窝，无一处不见得是神所着意成就的工作，一微笑，一转侧，都有一种神性存乎其间”。他们在月下约会，相互凝视，爱意在漫涎，“没有船舶不能渡过那条河，没有爱情如何过这一生？”这是他们之间的爱情。但现实往往是残酷的，在XX族，有着这样一个魔鬼习俗，女人同第一个男子恋爱，却只能同第二个男子结婚。若违反了这种规矩，常常把女子用三石麿捆到背上，或者沉入潭里，或者抛到地窟里。在他们认为，处女为一种有邪气的东西，第一个男子因此可以得到女人的贞洁，就不能够永远得到她的爱情，若第一个男子娶了这个女人，似乎对这个男子也十分不幸。傩佑和那个女子想永远相守在一起，但他们的家人不允许，村里的人不允许，习俗也不容许，他们便想逃走，但想了好久，也没想到一个可以容纳两人的地方。于是砦主的独生子想到了另外一个世界，问女子愿不愿意，女孩想了一下，就躺在小砦主的怀里，闭了眼睛，等候男子决定了死的亲吻。就这样，他们带着他们的爱情到了另外一个世界，一个不会有人拆散他们的爱情的世界。
四、沈从文诗性文学的现代遭遇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香港和日本、美国等海外的沈从文研究一直薪火不断，并对沈从文给予极高的评价。八十年代以来，沈从文研究取得了突出的成绩。无论是“文学大师文库”还是“二十世纪中文小说排行榜”，海外都一律将沈从文排在位于鲁迅之后的中国最杰出的小说家及文学大师的行列。然而，这样一位大师对于中国文学作品的贡献，仅仅表现在现代文学这一段。他没有像其他的老作家那样继续从事创作，而是在建国前夕突然停止了他在文学天空的翱翔，永远地退出了文坛，这是为什么？
沈从文基本上是一个沉醉于诗情的作家。一条绵长千里的湘西水，维系着他的审美理想和人生寄托。凤凰古城的风土人情，那挥之不去的遥远回忆，承载着他的作品主题，呼唤着他的全部情思。沈从文的创作风格趋向浪漫主义，他追求小说的诗意效果，融写实、纪梦、象征于一体，凸现出乡村人性特有的风韵与神采。而都市题材的上流社会的“人性的扭曲”，也是在“人与自然契合”的人生理想的烛照下获得显现。他的作品远离政治，超越时空，具有永恒的审美价值。
然而这样做却带来一个问题：当许多人都致力于描绘历史运动和人民苦难等社会现象的时候，沈从文却在那里起劲地企图表现个人的情绪。他是一个非常特立独行的作家。和同时代许多描绘现实生活的作家不同，他基本上是一个被过去的记忆吸引住的人。沈从文对湘西乡土的思念，在潜意识里催动着他创作的激情，也使他从中得到心灵的慰藉。他说：“我只想把我生命所走过的痕迹写到纸上。”
沈从文越与众不同，就越招来非议。鲁迅曾说胡秋原和沈从文是“自由人”、“第三种人”，在编《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时，没有收入沈从文的作品。1936年贺玉波的《沈从文作品批判》、1937年凡容的《沈从文的〈贵生〉》等文章，责备他“不写阶级斗争”，没有塑造“个性化的人物”，对不同阶级人物“缺乏爱憎分明的立场”。从抗战开始，他与左翼作家的关系恶化，在“与抗战无关论”、“战国策派”、“反对作家从政论”、“自由主义文学”等一系列论争中，沈从文几乎每次都被列为批判对象；昆明西南联大时期，沈从文在创作方面的新探索，也受到种种非议。他明知自己的作品是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但面对接踵而来的争论和批评，他感到茫然和疲惫了。
作为最优秀的小说家的沈从文，从建国以后再也没有写那些湘西的灵性文字了，从这一年到他去世是漫长的四十载。四十春秋，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他能够写出更多的《边城》、更多的《湘西散记》这样的传世之作，但没有，天才文学大师的艺术之翼就此折断了。
住院恢复后的沈从文下决心“转业”——他不得不离开北大，远离文坛。沈从文离开北大，被安排到了中国历史博物馆。这一年沈从文四十七岁。
1983年沈从文患了脑血栓，造成左身瘫痪。1985年6月，中央组织部发文，规定按部长级待遇解决沈从文的工资、住房等问题。画家黄永玉说：“表叔在临终前两三年，得到党和政府的认真关注，给了他一套宽大的房子，并且配备了一部汽车和一位司机。遗憾的是太晚了。”1985年12月9日，《光明日报》头版头条发表长篇访问记，祝贺他从事文学创作六十周年。1986年10月，沈从文几百万字的小说、散文合集《凤凰》，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同年，电影《湘女萧萧》在法国和西班牙电影节上分获“金熊奖”和“唐吉诃德奖”。1988年5月10日下午五时三十分，沈从文因心脏病猝发，在家中病逝，走完了他八十六年的生命历程。遵照先生遗愿和家乡人民的请求，在沈老逝世4周年的祭日，即1992年5月10日，沈从文的骨灰在家人的护送下魂归故里凤凰；他的骨灰一半撒入清澈秀丽的沱江，一半安葬在风景旖旎的听涛山麓。一块天然的五色巨石肃然矗立，成为沈从文墓碑独特的标志。墓碑镌刻着沈先生蕴含很深哲理的手迹铭文：“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
古语说，凤凰择良木而栖。沈从文终于回到他魂牵梦萦的良木故土。湘西的流波碧水，裹挟着一个自称“乡下人”的深深眷恋，更加辽远悠长、绵绵无尽……
思考题：沈从文为什么要写他的乡村世界？
第九讲《红楼梦》的文化解读
——从周汝昌《解味红楼》说起
一、周汝昌其人
周汝昌，我国著名红学家，新中国研究《红楼梦》的第一人，享誉海内外的考证派主力和集大成者。1918年3月4日生于天津咸水沽镇。燕京大学西语系毕业，曾就教于华西大学、四川大学。在孩提时，就听母亲讲述《红楼梦》里的故事。二十年后，这位青年找到曹雪芹生前好友敦敏的《懋斋诗钞》，这一重大发现，为研究曹雪芹提供了重要史料，由此使周汝昌沉醉红学，一生不醒。这正应了他的《献芹集》扉页上的一句话：借玉通灵存翰墨，为芹辛苦见平生。
周汝昌一生坎坷，二十几岁，双耳失聪，后又因用眼过度，两眼近乎失明，仅靠右眼0.01的视力支撑他治学至今。《红楼梦新证》、《曹雪芹传》、《书法艺术》、《杨万里选集》这一部部穷尽毕生心血研治的作品，展示了周先生多方面的艺术才华和造诣，远非“红学家”一词所能概括。今虽已是耄耋之人，思维较先前毫不逊色，每日仍笔不停挥，著书立说。
二、《解味红楼》文本解读
（一）广博而深厚的文化内涵
《红楼梦》到底是一部什么书？归根结蒂，应称之为中华之文化小说。因为这部书充满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历来对《红楼梦》的阐释之众说纷纭：有的看见了政治，有的看见了史传，有的看见了家庭与社会，有的看见了明末遗民，有的看见了晋朝名士，有的看见了恋爱婚姻，有的看见了明心见性，有的看见了谶纬奇书，有的看见了金丹大道……正由于《红楼梦》包孕丰富，众人各见其一面，因此才引发了“红学”上的那个流派纷呈的现象。而这“包孕丰富”，就正是那个广博深厚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内涵的一种显相。就反映生活的丰富性来说，是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就其包含的文化因子来说，堪称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总汇。文学、艺术、技艺的各种形式，包括诗、词、曲、赋、歌、赞、诔、偈、匾额、对联、尺牍、谜语、笑话、酒令、说书、百戏、雕刻、泥塑、参禅、测字、占卜、医药，以及诗话、文评、画论、琴理等等。
如果你想要了解中华民族的文化特点特色，最好的的办法就是去读通了《红楼梦》。在《红楼梦》中，曹雪芹以他的彩笔和椽笔，使我们历历如绘、栩栩如生地看到了我们中华人如何生活，如何穿衣吃饭，如何言笑逢迎，如何礼数相接，如何思想感发，如何举止行为。他们的喜悦，他们的悲伤，他们的情趣，他们的遭逢，他们的命运，他们的荷担，他们的头脑，他们的心灵……你可以一一地从《红楼梦》中，从雪芹笔下，寻到最好的最真的最美的写照！
（二）曹雪芹个人的文化素养
曹雪芹“是惊人的天才，在他身上，仪态万方地体现了我们中华文化的光彩和境界。他是古今罕见的奇妙的“复合构成体”——大思想家，大诗人，大词曲家，大文豪，大美学家，大社会学家，大心理学家，大民俗学家，大典章制度学家，大园林建筑学家，大服装、陈设专家、大音乐家、大医药学家……。他的学识极广博，他的素养极高深。这端的是一个奇才、绝才。这样一个人写出来的小说，无怪乎有人将它比作“百科全书”，比作“万花筒”。是什么造就了曹雪芹这个人？
第一，曹家是一个与皇室和皇帝、特别是康熙帝有着特殊关系的家庭，它既是包衣，又是贵族，从顺治到康熙朝，曾经赫赫扬扬兴盛了六十余年，最后又因与皇帝夺嫡有牵连，在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斗争中彻底败落。曹雪芹经历了“锦衣玉食，饫甘餍肥”的贵公子生活，最后又沦入社会低层，尝到了“蓬牖茅椽，绳床瓦灶”的赤贫滋味。因此，他对18世纪上半期我国封建贵族阶段的腐败、罪恶和内部争斗，观察细致，体验深刻，对当时城乡被压迫被剥削者的生活和思想，也有相当的了解。
第二，曹家长期生活的江南，是我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最早、也最发达的地区，自明代中叶以来，新的社会思潮与旧的传统思想的斗争十分激烈。曹雪芹出身于这个地区的一个与新的经济因素有联系的贵族家庭，耳濡目染，对新的社会思潮和民主思想，当然也会有较多的呼吸和领略。《红楼梦》不止是封建末世和贵族阶级的挽歌，也透露出了新时代的曙光；不仅暴露了黑暗，也写得有点希望；不仅悲剧重重，也极富诗情画意。
第三，江南历来是人文荟萃之地。曹寅又是当时著名的旗下才人，有很高的文化艺术素养。他能诗善书。曹寅与当时江南各界名流广为结交，家中经常高朋满座。现存《楝亭集》四卷，作画、题咏者共计45家。曹寅藏书10万余卷。他还奉旨搜辑编印了《全唐诗》和《佩文韵府》。曹寅不仅蓄有“家乐”(家庭戏班)，还创作有《北红拂记》、《表忠记》、《太平乐事》和《续琵琶》等剧。曹雪芹出世次年，虽然曹寅就死了，但是，家学渊源，特别是乃祖的文才艺事，对雪芹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
第四，金陵时期的曹雪芹，可以肯定不止一次到苏州作客游览。苏州的秀丽山水和名胜古迹，还有优美、典雅的园林艺术和昆曲艺术，在他的记忆中皆留有深刻而美好的印象，这对他的《红楼梦》创作亦殊有关系。
三、《红楼梦》的文化解读
（一）《红楼梦》里用很多篇幅描写十八世纪中叶封建贵族的日常生活，其中很大一部分属于文化生活。
如吟诗、作赋、猜谜、行令、晶茗、绘画、下棋、抚琴、说书、观戏、斗草、簪花、游园、宴饮等，都是封建社会上层的文化活动。
《红楼梦》连取名都深有文化内蕴。
（二）书里面的人物集中代表了中国人的文化性格。
文化素养最高，不仅在《红楼梦》中出类拔萃，置诸青史亦光辉熠熠的，是宝钗和黛玉。这是两个由古典文化熔铸出来的艺术典型，而又分别代表着礼和诗两个不同的文化流脉。就传统文化的功用来说，诗和礼是统一的，就其表现形式来说，二者又有所不同。一个代表艺术精神，一个代表道德精神，共同象征着中国传统文化。贾家被称作“诗礼簪缨之族”，刚好和钗黛两个表现形态不同的文化性格协调起来。
贾宝玉是作为封建礼教的叛逆者在书中出现的，他的思想、性格、言论、行为常常与传统文化格格不入，但他并没有脱离开民族文化的土壤，相反，他的身上溶解着丰富的传统文化的因子。按书中所写，宝玉的故事大都发生在十三至十五岁之间，一个十足的少年，其幼稚之处自不待言，但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宝玉也有相当成熟的一面；例如处理人际关系，他是很自如的，不是搬用什么处世之道，而是已成为一种修养，一种文化性格。他遇事谦让，从不为自己争什么。做诗，总是说自己的不好。对人则充分体谅，不只对女孩子，对兄弟子侄也一视同仁，敬恕有加，不愿因自己的特殊地位给别人造成难堪。第二十四回写宝玉给贾赦请安，邢夫人让至上房，同坐一个坐褥，又用手百般摩挲抚弄宝玉，使贾环看了大不自在，示意贾兰离去。宝五见此情景也起来告辞，说明他不愿冷落别人。第二十五回贾环故意推翻蜡灯，烫伤了宝玉的脸，王夫人大发雷霆，把赵姨娘和贾环痛骂了一顿。宝玉则说：“有些疼，还不妨事。明儿老太太问，就说是我自己烫的罢了。”表现出忍让克己的特点。第六十六回柳湘莲向宝玉问尤三姐的品行，宝玉说“你既深知，又来问我做什么?”不作正面回答。这些地方，都可以见出宝玉的修养，完全是中国式的为人行事的方法，无疑带有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包括对爱情的执着和在强力面前的无可奈何，不得已便用庄禅解脱自已，也渗透着我们民族文化性格的某些共性。
（三）《红楼梦》在中国古典文学里面是最富有典范意义的作品，不理解《红楼梦》就不容易理解中国古典文学。
1、中国古典文学的高峰
中国历史悠久，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仅就文学成就而言，三百篇、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每一历史时期都有大家名世，优秀作品汗牛充栋，何独《红楼梦》最有典范意义?文学本身有历史的承继性，后来的作家总是要从先辈那里吸取营养，因此越是晚出而又能达到高峰的作品，包含的文学传统的成分越多，对一国文学来说，其典范意义也就越发突出。《红楼梦》是中国古典文学的集大成的作品。曹雪芹有志于文学创作，而不选择诗、词、曲、剧的形式，选择了小说，这是他的聪明处。如果他当初想以诗、词、曲、剧创作名世，恐怕文学史上就没有他的位置了，至少不会像今天这样显赫。明、清两代是小说的繁盛期，冯梦龙、罗贯中、施耐庵、吴承恩以及《金瓶梅》的作者已经提供了先鉴，曹雪芹有条件把小说这种文学样式推向高峰。
小说的特点是容量大，可以展开广阔的社会生活的画面，时间和方位不再限制作家的手脚，古今中外可以连成一片。同时，小说之外的各种文学样式，也可以伴随人物的活动包容在小说之中。《红楼梦》里的诗、词、曲、赋很多，而且不是通常小说中的回前诗和开场诗，而是货真价实的创作，虽然有一部分是代作品中的人物拟的，也可以看到雪芹的诗才。
2、继承与革新，打破了“历来小说窠臼”
鲁迅：“总之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 （《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
（1）《红楼梦》塑造人物形象，一反“志怪”、“传奇”的传统手法，不仅完全“人化”了，且写出了思想性格的复杂性。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
附：红楼语录
a.宝玉早已看见多了一个姊妹，便料定是林姑妈之女，忙来作揖。厮见毕归坐，细看形容，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态生两靥之愁，娇袭一身之病。泪光点点，娇喘微微。闲静时如姣花照水，行动处似弱柳扶风。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宝玉看罢，因笑道：“这个妹妹我曾见过的。”贾母笑道：“可又是胡说，你又何曾见过他？”宝玉笑道：“虽然未曾见过他，然我看着面善，心里就算是旧相识，今日只作远别重逢，亦未为不可。”
b.一语未了，忽听外面人说：“林姑娘来了。”话犹未了，林黛玉已摇摇走了进来。一见了宝玉，便笑道：“嗳哟，我来的不巧了！”宝玉等忙起身笑让坐，宝钗因笑道：“这话怎么说？””黛玉笑道：“早知他来，我就不来了。”宝钗道：“我更不解这意。”黛玉笑道：“要来一群都来，要不来一个也不来，今儿他来了，明儿我再来，如此间错开了来着，岂不天天有人来了？也不至于太冷落，也不至于太热闹了。姐姐如何反不解这意思？”宝玉因见他外面罩着大红羽缎对衿褂子，因问：“下雪了么？”地下婆娘们道：“下了这半日雪珠儿了。”宝玉道：“取了我的斗篷来不曾？”黛玉便道：“是不是，我来了他就该去了。”宝玉笑道：“我多早晚儿说要去了？不过拿来预备着。”
c.可巧黛玉的小丫鬟雪雁走来与黛玉送小手炉，黛玉因含笑问他：“谁叫你送来的？难为他费心，那里就冷死了我！”雪雁道：“紫鹃姐姐怕姑娘冷，使我送来的。”黛玉一面接了，抱在怀中，笑道：“也亏你倒听他的话。我平日和你说的，全当耳旁风，怎么他说了你就依，比圣旨还快些！”
d.“你也不用哄我，从今以后，我也不敢亲近二爷，二爷也全当我去了。”宝玉听了笑道：“你往那去呢？”林黛玉道：“我回家去”宝玉笑道：“我跟了你去。”林黛玉道：“我死了。”宝玉道：“你死了，我做和尚。”林黛玉一闻此言，登时将脸放下来，问道：“想是你要死了，胡说些什么！你家到有几个亲姐姐亲妹妹呢，明儿都死了，你几个身子去作和尚？明儿我倒把这话告诉别人去评评。”
（2）我国宋、元以来的小说，在题材选取上，有两个突出的现象：多取材于历史(正史和野史)上的人与事，喜互相因袭。《红楼梦》则直接取材于作者所处时代的生活，没有相同的题材可资借鉴，完全是在作者耳闻目睹亲身经历的生活基础上创作而成的。无论是写贵族世家的“兴衰际遇”，还是写生活于贵族世家的众多女子的“离合悲欢”，皆能做到对现实生活的“追踪蹑迹”，抒发真情，写出“真传”。
（3）《红楼梦》由于在题材和情节上打破了“历史小说窠臼”，故其结构也在继承前代章回小说和戏曲的基础上有所创新。明代“四大奇书”的结构各有特色，《三国演义》是绳辫式结构，讲三国故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错综交叉发展；《水浒传》是连环短篇的有机组合，着重叙说一百零八个英雄被逼上梁山的过程(也是主要人物思想性格的成长历史)；《西游记》是珠琏式结构，在介绍了孙悟空和唐僧的来历后，便以唐僧师徒四人西天取经为线索，将一系列神魔斗法故事联成一贯(深化了孙悟空和唐僧的性格)；《金瓶梅》则通过西门庆及其成群妻妾的家庭兴衰际遇，广泛地描写了社会的方方面面。《红楼梦》的结构，比之上述各书，更复杂，更谨严，也更宏伟。它以贾家为代表的封建贵族的兴衰际遇为经线，联结社会的上下左右；以宝玉、黛玉的叛逆、爱情和探求新生的三重悲剧，以及宝玉、宝钗的婚姻悲剧为纬线，联结大观园内外“群钗”的种种悲剧，经纬交错，构成了圆形网状结构，全方位地反映了一个历史时代的社会面貌。
（4）在爱情婚姻问题上，《红楼梦》既突破了明末清初才子佳人小说“郎才女貌”、“怜才爱色”的爱情俗套，也纠正了《金瓶梅》式小说或渲染因果报应，或迷恋男女的变态性爱的不良倾向。通过贾宝玉与“群钗”的悲剧性情史，《红楼梦》提出了男女相恋，须志同道合，相互尊重，完全出自个人的意愿，不考虑家世的利益的新观念。不言而喻，这是带有近代色彩的爱情婚姻观念。
（5）《红楼梦》打破了历来小说的“大团圆”结局模式，写出了在18世纪具有典型意义的贾家荣、宁二府的彻底败落，以及生活于这个家庭的贾宝玉和“群钗”的一系列震撼人心的悲剧。
（四）《红楼梦》的文化特点：“情文化”
在第一回中，作者借空空道人之“思忖”道：“虽其中大旨谈情，亦不过实录其事，又非假拟妄称，一味淫邀艳约、私订偷盟之可比。”这就是说，《红楼梦》“大旨谈情”，而所谈之“情”，又“非假拟妄称”的低级庸俗的儿女私情。
1、首先，《红楼梦》里的“情”，指的是男女之间的相悦相爱之情，并在这方面提出了超越性爱的“意淫”观念，以及以思想志趣的一致作为基础的新的情爱观。
2、其次，《红楼梦》里的“情”，还逸出了“男女之情”的狭隘理解，包含了以尊重和关爱女性为核心的可贵的平等精神。
3、最后，《红楼梦》里的“情”，还超越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流，更广泛地指人与自然的关系，包含了人类必须体贴和善待自然万物的博大情怀。
高贵是文学的重要品质。《红楼梦》骨子里的是高贵，它的人物也好，它描写的生活也好，是一个时期的精神结晶。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是内心藏而不露的高贵之心在作怪。文学所需要的高贵，存在于作家的骨子里。如果写作者本人都不能意识到高贵之紧要，怎么能要求他的作品高贵起来呢？但是，往往很多人把高贵理解为矫情，或者是反过来，将矫情当成了高贵。真正的高贵是人的心灵质量的一种标志。在我们的民间里，曾经盛行的民间故事与民间文学，它所表达出来的，是人在内心潜藏着的种种不满与反叛。过去流传的民间文学几乎千篇一律：愚蠢的有钱人总被聪明的穷人所戏弄；满腹经纶的秀才举人，也就是后来被称为的知识分子，总是被塑造成一付食古不化的书呆子模样，吟诗不行，对歌也不行，就是将孔圣人抬出来，也不过是一个更大的笑话。从这一点上，我们的民间文学中有一种潜在的暴力倾向。流民无赖者心态所带来的恶果，不仅屡屡出现在世界历史上，当今世界里，文明程度越低的地区，越是层出不穷。人类的高贵，在过去时期需要借助诸多奢侈品以及奢华的生活方式来展现；在物质生活差异正在变小的当下，精神气节的关键性就显得更加突出；在生存质量将会变得越来越小的未来，这一点就难免会成为至关重要的了。
思考题：
《红楼梦》的“文化”体现在哪些方面？
第十讲 对地域文化的认识
——从王安忆《两个大都市》说起
一、王安忆《两个大都市》：京沪文化比较
（一）作者介绍
王安忆（1954—），生于南京，次年随母亲茹志鹃迁至上海读小学，初中毕业后赴安徽淮北农村插队，1978年回上海，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上海作家协会主席。主要著作有《雨，沙沙沙》、《王安忆中短篇小说集》、《流逝》、《小鲍庄》、《小城之恋》、《锦绣谷之恋》、《米妮》等小说集及《69届初中生》、《纪实与虚构》等长篇小说。作品曾多次获得全国优秀小说奖，《长恨歌》获茅盾文学奖。1998年王安忆获得首届当代中国女性创作奖。
（二）文本解读
用一种感性的体味，比较上海和北京，比如上海的小和北京的大、上海的人间烟火和北京的肃穆之感、上海的算计和北京的感性等等。既有理性的归纳又有文学性的感性体验，相对来说还是文学描述多一些。
小和大
上海和北京的区别首先在于小和大。北京的马路、楼房、天空和风沙，体积都是上海的数倍。刮风的日子里，风在北京的天空浩浩荡荡地行军，透明的空气，天地间充满着一股鸣声，无所不在。上海的风则要琐细得多，它们在狭窄的街道与弄堂索索地穿行，在巴掌大的空地上盘旋，将纸屑和落叶吹得溜溜转。北京的天坛和地坛就是让人领略辽阔的，它让人领略大的含义。坦荡和直接，省略小零小碎。让人面对着大而自识其小。它培养着人们的崇拜与敬仰的感情。上海的豫园却是供人欣赏精微、欣赏小的妙处，针眼里有洞天。山重水复，作着障眼法，乱石堆砌。它乱着人的眼睛，迷着人的心。它是炫耀机巧和聪敏的。它是世俗而非权威的，与人是平等相待，不企图去征服谁的。
人间烟火与庄严肃穆
即便是上海的寺庙也是人间烟火，而北京的民宅里巷都有着庄严肃穆之感。北京的四合院是有等级的，是家长制的。它偏正分明，主次有别。它正襟危坐，慎言笃行。它也是叫人肃然起敬的。
当你走在两面高墙之下的巷道，会有压力之感，那巷道也是有权力的。上海的民居是平易近人的，老城厢尽是那种近乎明清市井小说中的板壁小楼。带花园的新式里弄房子，且是一枝红杏出墙来的。那些雕花栏杆的阳台，则是供上演西装旗袍剧的。豪富们的洋房，是眉飞色舞，极尽张扬的，富字挂在脸上，显得天真浮浅而非老于世故。
走在皇城根下的北京人有着深邃睿智的表情，他们的背影有一种从容追忆的神色。护城河则往事如烟地静淌。北京埋藏着许多辉煌的场景，还有惊心动魄的场景，如今已经沉寂在北京人心里。北京人的心是藏着许多事的。他们说出话来都有些源远流长似的，他们清脆的口音和如珠妙语已经过数朝数代的锤炼，他们的俏皮话也显得那么文雅，骂人也骂得有文明：瞧您这德行！他们个个都有些诗人的气质，出口成章的，他们还都有些历史学家的气质，语言的背后有着许多典故。他们对人对事有一股潇洒劲，洞察世态的样子。上海人则要粗鲁得多，他们在几十年的殖民期里速成学来一些绅士和淑女的规矩，把些皮毛当学问。他们心中没多少往事的，只有20年的繁华旧梦，如今也还沉醉其中。他们都不太惯于回忆这一类沉思的活动，却挺能梦想，他们做起梦来有点海阔天空的。他们是现实的，讲究效果的，以成败论英雄的。他们的言语是直接的，赤裸裸的，没有铺垫和伏笔的。他们把“利”字挂在口上，大言不惭的。他们的骂人话都是以贫为耻，比如“瘪三”，“乡下人”，没什么历史观，也不讲精神价值的。北京和上海相比更富于艺术感，后者则更具实用精神。
感性与算计
北京是感性的，倘若要去一个地方，不是凭地址路名，而是要以环境特征指示的：过了街口，朝北走，再过一个巷口，巷口有棵树，等等。这富有人情味，有点诗情画意。北京的出租车司机，是凭亲闻历见认路的，他们也特别感性，他们感受和记忆的能力特别强，可说是过目不忘。但是，如果要他们带你去一个新地方，麻烦可就来了。上海的出租车司机则有着概括推理的能力，他们凭着一纸路名，便可送你到要去的地方。他们认路的方法很简单，先问横马路，再弄清直马路，两路相交成一个坐标。这是数学化的头脑，挺管用。北京是文学化的城市，天安门广场是城市的主题，围绕它展开城市的情节，宫殿、城楼、庙宇、湖泊，是情节的波澜，那些深街窄巷则是细枝末节。但这文学也是帝王将相的文学，它义正词严，富丽堂皇。上海这城市却是数学化的，以坐标和数字编码组成，无论是多么矮小破陋的房屋都有编码，是严丝密缝的。上海是一个千位数，街道是百位数，弄堂是十位数，房屋是个位数，倘若是那种有着支弄的弄堂，便要加上小数点了。
北京是智慧的，上海却是凭公式计算的。因此北京是深奥难懂，要有灵感和学问的；上海则简单易解，可以以理类推。北京是美，上海是管用。如今，北京的幽雅却也是拆散了重来，高贵的京剧零散成一把两把胡琴，在花园的旮旯里吱吱呀呀地拉，清脆的北京话里夹杂进没有来历的流行语。高架桥，超高楼，大商场，是拿来主义的，虽是有些贴不上，却是摩登，也还是个美。上海则是俗的，是埋头做生计的，螺蛳壳里做道场的，这生计越做越精致，竟也做出一份幽雅，这幽雅是精工车床上车出来的，可以复制的，是商品化的。如今这商品源源打向北京。
二、影响地域文化的几个重要因素
方言、饮食、民间信仰、民居、自然环境、移民、政治因素、民族分布等。
三、关于上海文化、广东文化的论争
（一）上海文化
海派文化。
上海的自我认同是在全球化的过程中确立的。
上海是充满异国情调的城市。
一个很东方化的城市。
上海文化中的西洋传统。
新教传统在上海文化精神中表现十分突出。
上海还受到欧洲传统中的另一种传统———天主教传统的影响。
上海也形成了多国、多民族的文化传统。
本土文化———移民文化。江浙文化。
如今,上海文化的丰富性被阉割了。上 海 文 化 存 在 的 潜 在 危险是 所 谓 的 新 加 坡 化 。
上海文化全面“庙会化”。
街道清洁、车站有序,却不能产生真正有生命活力的文化。
（二）广东文化
广东有没有文化？是争论的焦点。
一种观点：广东有文化。广东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地位，广东人的开放和创新的精神和经济的蓬勃发展，恰是广东有文化的证明。
岭南文化是一种较能适应现代化进程的文化形态。
岭南文化受香港文化影响较深。
广东作为全国最大的侨乡。
对中土文化有极强的向心力和内聚力。
广东文化的底子还是实用型文化。
三种广东人
另一种观点：广东是“文化沙漠”。
山脉成为广东与中原母体文化的阻隔。
湿热阻碍北方文化人进入。
更喜欢和东亚南交流。
人口相对稀少。
广东的人文弱势集中体现在“小康自满”四个字上。其一，重物质享受，轻精神追求。其二，急功近利，缺少长远眼光和战略思维。其三，诸侯观念深厚，宁做鸡头，不为牛后。其四，重感性认知，轻理性提升。
在清末之前，广东的优秀人物多是作为单个的个体而出现的。
清末民初是广东最为抢眼的年代。
广东往往是报晓的雄鸡。
广东的“文化沙漠”最大的问题所在，就是文化在质的方面有两低---高雅文化的低迷与大众文化的低俗。
广东高速公路十分美妙，但放眼公路两旁，会发现沿途的建筑是千人一面。
广东的年青人文化中存在着重时尚追求、重感官刺激的取向。
在社会科学与理论性的网站论坛里，广东网友的声音是鲜见的。
四、关于商帮文化：徽商、晋商、粤商、浙商
（一）徽商
吃苦精神。徽州是一个山区，山峦叠嶂，川谷崎岖。多山的地理环境，必然给这里的人民带来不便，乃至生存的困难。解决这一矛盾的出路就是走出徽州，去经商。徽州有一首流传很久的民谣：“前生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
开拓精神。当第一批徽州人经商成功以后，第二批、第三批徽州人陆续地走出了徽州的山岭。他们的生意越做越大了，他们所走的路也越来越远了，早在明代，他们的足迹就遍及全国各地。
诚信精神。《论语》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儒家的“五伦”就包括了一个“信”字。
崇文精神。地处江南群山中的徽州，浸润着浓厚的儒家文化传统。从中原迁徙到徽州的移民携带着儒家文化的基因。它们保持着宗族的组织结构，传承着儒家文化的血脉。徽商的文化性格以儒家思想为核心。
徽商知道，“士”比“商”高出更多，让自己的子孙读书、做官，才是他们最可观的收益。因此他们发财之后，在投资教育上豪不吝惜，他们有的设立塾学，广请名师，光大宗族。有的还设立义学，为贫寒的子弟提供上学读书的机会。从兴办塾学、义学到捐助县学、书院，他们出力最多，甚至还资助参加科举考试的学子路费、试卷费等。在清代康熙年间，徽州的社学有462所；除了每县都有县学外，还有书院54所。真是十里之村，不废诵读之声！
（二）晋商
山西是一个很穷的地方，但是山西创造了惊人的财富。
首先是政治原因，山西这个地方是个中华民族的发祥地，山西历史上是出皇上的地方。从唐朝以后，后唐的李克用，后晋的石敬塘，后汉的刘知远，北汉的刘冲都是兵起晋阳，兵起太原打到开封，就把这个国家灭了，所以要保持国家的稳定，赵普给太宗讲，必须毁了太原城，所以先是火烧太原，继而水灌太原，最后把一座2500年历史的文化名城夷为平地，夷为平地怎么办呢？把太原的臣民，10万富户，如数掳往河南，抓到河南去，又不给封官，又不给地，没有土地没有生存的情况，这时候怎么办？只能做小买卖。
山西资源丰富。山西在全国建立了十大商贸区，东北商贸区，山西人主要是做参茸和药材。山东人为什么闯关东？都是山西人带着钱到东北去开发，招募山东的苦力到那去种地，财东是山西人。北京商业圈，山西人在北京做古玩，天下古玩80%的木器，70%的珐琅器，60%的琉璃，50%的石佛、玉佛，40%的字画，30%的民间瓷器都出自山西。两淮商贸圈，就是淮南淮北，今天安徽、江苏山东一带，山西人主要经营盐业，食盐，过去食盐是暴利。上海商业圈，主要是做票号。闽浙商业圈，就是浙江和福建，山西人主要在那做茶叶，开拓了万里茶叶之路。两广商业圈，山西人到那去主要是经营洋货。云贵商业圈，山西人把云南贵州的盐和铜运到北方来卖。两湖商业圈，山西人主要在那做票号和茶叶。西北商业圈，主要经营马匹、玉石。山西人还开拓了对外蒙的国际大市场。
除了这个政治优势、资源优势以外，山西人很会抓机遇，山西人抓住了几次难得的历史发展机遇。
第一次是明代“开中制”，什么叫开中制？过去的暴利产品是盐，谁要经营食盐，首先你得往北方的边关送粮食，你把这个粮食送到边关以后，当地政府发给你盐营，然后你开始经营盐业，山西人抓住这个机会，把南方的粮食运到北方来，获得盐业专营权，盐业的主要产地在两淮，淮南、淮北，包括浙江山东。
第二次是抓住了清王朝统一中国以后，建立了对俄国对西欧的国际商道，叫做万里茶叶之路，万里茶叶之路是中国外贸史上第三条国际大商道，第一条是丝绸之路；宋代开辟了第二条国际商道，这就是源于福建泉州的海上丝绸之路，把丝绸、茶叶从泉州运到西欧去。山西人开辟了第三条国际大商道，从武夷山采上乌龙茶，从湖南的安化、湖北的“羊楼洞”采上绿茶和花茶，穿越长江，以船作为交通工具运到武汉，在武汉整装，用马匹沿河南、山西运到太原。再整装以骆驼北上库仑、恰克图，乌里雅苏台，伊尔库茨克，一直把它运到俄罗斯。万里茶叶之路。
1823年，也就是道光三年，一个在北京工作的山西人，逢年过节大家都要委托他往故乡捎银子，因为他这个人品行很好，信誉很好。但捎的银子越来越多，他带不回去了，怎么办呢？他就写一封信，告老家说，我现在接收了张三五两银子，你从老家给他支五两银子，我接收了李四五两银子，还接收不过来了。怎么办呢？他就跟别人讲条件，谁要再委托我捎银子，我要中间抽取费用了。大家说抽取费用我也愿意干，在这种情况下，突然发现，银两在异地流动的过程中，潜藏着一个暴利产业，这个暴利产业就是票号。所以他天才般地创立了票号，创立票号以后，在短短的几十年之内，控制了中国的金融，控制了中国的经济。
除了上述原因，更重要的是晋商的诚信。晋商论文化，他不如徽商，论权力不如京商，北京很多八旗子弟在做买卖，他的人脉关系，晋商是远远没办法和他比的，论精明，晋商不如浙商，论管理，山西人不如潮汕商人广东人，广东人鉴借外国人。但是晋商一个一个战胜他们，最后成了十大商帮里的老大，靠的是两个字，诚信。山西人走到哪儿，他宣传一个理念，我是关公的后代，你相信我，关公是山西人。
有一个人到广州当分号经理。融了大家一批钱，但是没想到突然英国人洋枪洋炮就打来了，这个银号票号遭人抢劫，债主迎门，回家没办法交待，他只好流落到上海去重新创业去，创业30年，挣了50万两白银，等他老的那一天，重新回到广州来，把所有欠账的客户一个一个还清，然后回到老家去，把财东的那笔最后一本本金还给他。这种以义为先的精神感动了财东，把他儿子重新录用成经理。所以山西人他就是靠诚信两个字征服了市场，征服了人心。
晋商留给我们两笔财富，一笔财富是物质财富，留下了六个气势宏伟的大院，乔家大院、王家大院、曹家大院、渠家大院、孔家大院、常家大院。留下了一笔软性的人文财富，一件是有形的，一件是无形的。
晋商的文化，以儒治商。把文化作为传家宝。
（三）浙商与粤商
当粤商凭借天时地利率先致富时，浙商却在经历着创业的艰苦修炼。从1978年到1993年，即从改革开放到转向市场经济体制前的整整16年，是粤商最为辉煌的时期。而此时的长三角还完全在计划经济体制之中，没有广东的天时和地利，没有可以直通欧美国家的香港老表，没有什么优惠政策，也少有什么外商投资。那时的浙江人，这些农家子弟，这些草根阶层，这些行走在街头没有人会多看一眼的外省人，在寂寞、孤独中，奔走于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甚至天山脚下。男人弹棉花、做家具、修房子、下苦力；女人则擦鞋、修鞋、补鞋。那时的浙江商人，连江西、广西、云南、贵州、甘肃等地的人都可怜他们。这些老少边穷地区的人们还沉浸在“三亩薄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时候，浙江商人则正在经历地狱之火的磨炼，“走遍千山万水，说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吃尽千辛万苦”。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充斥广东媒体的是诸如“广东的崛起”，“大潮涌珠江”，“小广东长高了”等新闻。与此同时，日后做大的浙商在做什么呢？以温州、台州为代表，那时正处于从“盲流”到“绅士”转型的早期阶段。90年代后期，浙商已经开始显示出它厚积薄发的强劲力量，义乌的小商品城、绍兴的轻纺工业城等，起步的思路和气度非同寻常。进入21世纪，粤商日渐式微，浙商开始异军突起。广东的先天优势造成了粤商的后天缺失。太容易发财了，很多课没有补。而浙江的先天缺失反而造就了它后天的优势。这就叫“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浙江的民营企业，“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短短的几年，浙商的民营企业超过了号称市场经济摇篮的广东。衬衫、西服、时装、皮鞋、皮具、饮料、汽车配件、轻纺制品、电子产品等名牌，一个个浮出水面。浙商过去所付出的沉重代价全部得到丰厚的回报，他们在艰难成长中积累起来的优势逐渐得以释放。这些优势突出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市场网络优势。经过近20年地狱般的修炼，浙商从擦鞋钉鞋弹棉花当木匠，到做建筑搞装修搞代理，生产“假冒伪劣”产品，最后塑造品牌，终于修成正果，其中一项重要成果是，人际网络和销售网络，这种网络就像人体的细胞或毛细血管，遍布市场的每一个角落。在中国，甚至在海外只要有人的地方就会有浙江人，而只要有浙江人的地方就会形成类似军队的班排连营团师军的完整建制。有实力的大老板就成为投资者，在当地建立一个浙江或温州商城，实力较弱的老板就当摊主或堂主，没有本钱的就当伙计，看铺子、守摊位。总之，每个人都各尽其能。在广东你很难看到类似浙商那样完整、发达的市场建制。这是一个网络为王的时代，尤其是当这个依靠血缘、宗族、同乡之传统关系凝结而成的网络与当地政府形成盘根错节、千丝万缕的关系时，更能释放出巨大的能量。温州炒楼团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重要的是他们如何会制造出这么大的声势？这充分说明了浙商强大的网络能量已经得到全国的认同。
二是地域文化优势。有人说粤商的特点是“敏于行而拙于思”。尽管人类已进入一个需要知识、需要智慧、需要思想的财智时代，但粤商这种特点并未发生多大改观。今天浙商中的精英们也是90%以上出生于草根，但他们与面对面社交的广东老板们不同的是，他们从未放弃从书本上获取经营智慧和思想的努力。这种追求必将使他们在财智时代如鱼在水、如鸟在林。其实，在历史上，浙江就是一个盛产才子佳人的故土。明清两朝，一个县高中进士的人数可能比中国一些文化落后的省还要多。巴尔扎克曾说，“造就一个贵族需三代换血。”这里所指的“血”应该是特有的文化基因。在中国商帮的博弈中，为什么浙商越来越让人敬重、畏惧？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浙商固有的注重文化的传统和习俗。
三是抱团能力。在粤商中，潮汕帮的抱团能力是有目共睹的，但它更多的是基于血缘、宗族和同乡的关系而建立，排他性极强，也很封闭，故层次较低。而浙商的抱团虽然最早也是基于血缘与地缘关系，但却并不封闭，而且能与时俱进，最后演变成具有公信力的商会组织。目前中国最具市场口碑的就是温州商会。许多地方官员，包括省委书记、省长谈起温州商会，都会眼睛发亮。有人竟说：我们这个地方居然有八九万浙江人，他们及其背后的商业能量不得了，我们为什么还要劳民伤财去香港招商？
四是整合能力。关注中国资本市场的人，不难发现，不管是国内的A股市场，还是新开张的中小企业板，浙商所占的比重远远高于粤商。金融资本是商品经济的最高形式，企业要想做大做强，一定要进入资本市场。那么，粤商与浙商对资本市场的兴趣为何大相径庭？最重要的原因还是企业家的胸怀和格局，在这方面浙商无疑走在了粤商前面。
思考题
以随笔形式写写你对某个地域文化（如广州）的感受
第十一讲 大学生活和大学文化
——从冯友兰《我在北京大学当学生的时候》说起
一、解读《我在北京大学当学生的时候》
（一）作者介绍
冯友兰（1898—1990），河南唐河人。191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24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曾任广东大学、燕京大学教授，清华大学教授、哲学系主任、文学院院长，西南联合大学教授、文学院院长。建国后，任北京大学教授。长期从事哲学教学和研究，在哲学思想和中国哲学史研究方面自成体系。著有《中国哲学史》、《贞元六书》、《中国哲学史新编》、《中国哲学简史》等。冯友兰一生勤勉，著述宏富。毕生以复兴中华传统文化、弘扬儒家哲学思想为己任。以“新理学”为核心的《贞元六书》构成了一套完整的新儒家哲学思想体系，奠定了他作为“现代新儒家”的地位，成为继往开来，具有国际声誉的一代哲人。1990年11月26日，冯友兰在北京病逝，享年95岁。《我在北京大学当学生的时候》一文讲述的是冯友兰1915年至1918年在北京大学读书时北大的情况。
（二）文本解读
1、兼容并包，思想自由
1916年底，蔡元培来北大担任校长。他是清朝的翰林，后来弃官不做，到德国去留学，通德文，翻译了一些书。用“兼通新旧，融合中西”这个标准说，他在学术界的地位很高。辛亥前后，他也奔走革命。孙中山担任临时大总统，在南京组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蔡元培担任教育总长。他的政治上的地位，也是很高的。他担任北京大学校长，社会上无论哪个方面，都认为是最合适的人选。他到校后，没有开会发表演说，也没有发表什么文告，宣传他的办学宗旨和方针。只发了一个布告，发表陈独秀为文科学长。就这几个字，学生们全明白了。他从德国回来的时候，立了三个原则，以约束自己。这三个原则是：一不做官，二不纳妾，三不打麻将。当时称为“三不主义”。没有看见他和哪个学生有私人接触。他所以得到学生们的爱戴，完全是人格的感召。道学家们讲究“气象”，譬如说周敦颐的气象如“光风霁月”。又如程颐为程颢写的《行状》说程颢“纯粹如精金，温润如良玉，宽而有制，和而不流，……视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阳之温；听其言，其入人也如时雨之润。胸怀洞然，彻视无间，测其蕴，则浩乎若沧溟之无际；极其德，美言盖不足以形容”。（《河南程氏文集》卷十一）这种形容非常适合蔡元培。我第一次进到北大校长室的时候，觉得满屋子都是这种气象。北京大学参加开学典礼。当时的英文门教授辜鸿铭（汤生）也坐在主席台上，就站起来发言。他的发言很长，感情也很激动，主要的是骂当时的政府和一些社会上的新事物。他是从右的方面反对当时政府的。当时民国已经成立四年了，辜鸿铭还是带着辫子。开学了，他还是带着辫子来上课。他在堂上有的时候也乱发议论，拥护君主制度。有一次他说，现在社会大乱，主要的原因是没有君主。他说，比如说法律吧，你要说“法律”（说的时候小声），没有人害怕；你要说“王法”（大声，一拍桌子），大家就害怕了，少了那个“王”字就不行。总之，凡是封建的东西，他认为都是好的。我听有人说，辜鸿铭在一个地方辩论婚姻制度问题，他赞成一夫多妻制。他说，现在我们这个桌子上一个茶壶带四个茶杯，用着很方便；要是一个茶杯带四个茶壶，那就不像话了。
当时中国文学门的名教授是黄侃自命为风流人物，玩世不恭，在当时及后来的北大学生中传说着他的逸闻逸事，我也不知道是真是假。他在堂上讲书，讲到一个要紧的地方，他就说：“这里有个秘密，专靠北大这几百块钱的薪水，我还不能讲，你们要叫我讲，得另外请我吃饭。”在我们中国哲学门里，有一位受同学们尊敬的教授，叫陈黼宸。他讲的是温州那一带的土话，一般人都听不懂，连浙江人也听不懂。他就以笔代口，先把讲稿印出来，当时称为发讲义。他上课的时候，登上讲台，一言不发，就用粉笔在黑板上写，写得非常之快，学生们抄都来不及。下堂铃一响，他把粉笔一扔就走了。妙在他写的跟讲义上所写的，虽然大意相同，但是各成一套，不相重复，而且在下课铃响的时候，他恰好写到一个段落。北大当时的情况，似乎是乱七八糟，学生的思想，应该是一片混乱、派别分歧，莫衷一是。其实并不是那个样子，像上边所说的，辜鸿铭、刘师培、黄侃等人的言论行动，同学们都传为笑谈。传说的人是当成笑话说的，听的人也是当成笑话听的，所谓“兼容并包”不过是为几个个人保留领薪水的地方，说不上保留他们的影响。除了他们的业务外，他们也没有什么影响之可言。为新事物开辟的道路，可是越来越宽阔，积极的影响越来越大。陈独秀当了文科学长以后，除了引进许多进步教授之外，还把他在上海办的《新青年》杂志，搬到北京，成为北大进步教授发表言论的园地。学生是通情达理的，不仅通情达理，就是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他们的判断水平也是不能低估的。当时已经是五四运动的前夕，新文化运动将达到高潮，真是人才辈出，百花争艳，可以说是“汉之得人，于斯为盛”。就是这些人，提出了民主与科学的口号。
2、大学乃大师之学
“当校长的只要能请来好教师，能够满足学生求知识的欲望，他们就满意了。什么问题都不会有。”他的这番话，确实是经验之谈。学校的任务，基本上是传播知识，大学尤其是如此。一个大学应该是各种学术权威集中的地方，只要是世界上已有的学问，不管它什么科，一个大学里面都应该有些权威学者，能够解答这种学科的问题。大学应该是国家的知识库，民族的智囊团。学校是一个“尚贤”的地方，谁有知识，谁就在某一范围内有发言权，他就应该受到尊重。《礼记·学记》说：“师严然后道尊”，所尊的是他们讲的那门学问，并不是那某一个人。在十年动乱时期，人们把这句话误说为“师道尊严”。
张百熙、蔡元培深深懂得办教育的这个基本原则，他们接受了校长职务以后，第一件事情，就是为学生选择名师。陈独秀到北大，专当学长，没有开课，也没有开过什么会，发表过什么演说，可以说没有跟同学生们正式见过面。只有一个故事，算是我们这一班同学同他有过接触。在我们毕业的时候，师生在一起照了一个相，老师们坐在前一排，学生们站在后边，陈独秀恰好和梁漱溟坐在一起。梁漱溟很谨慎，把脚收在椅子下面，陈独秀很随便，把脚一直伸到梁漱溟的前面。相片出来以后，我们的班长孙本文给他送去一张，他一看，说：“照得很好，就是梁先生的脚伸得太远一点。”孙本文说：“这是你的脚。”这可以说明陈独秀的“气象”是豪放的。陈独秀在他的一个朋友家里，看见沈尹默写的字，批评说：“这个人的字，其俗在骨，是无可救药的了。”沈尹默说，他听了这个批评以后，就更加发愤写字。从“其俗在骨”这四个字，可以看出陈独秀对于书法评论的标准，不在于用笔、用墨、布局等技术问题，而在于气韵的雅俗。如果气韵雅，虽然技术方面还有些问题，那是可以救药的。如果气韵俗，即使在技术方面没有问题，也不是好书法，而且这种弊病是不可救药的。
3、教授治校，为学术而学术
学术并不是做官向上爬的梯子，学术就是学术。为什么研究学术呢？一不是为做官，二不是为发财，为的是求真理，这就叫“为学术而学术”。学生们逐渐知道，古今中外在学术上有所贡献的人们，都是这样的人们。学问这种东西也很奇怪，你若是有所为而求它，大概是不能得到它。你若是无所为而求它，它倒是自己来了。“教授治校”。这也是蔡元培到北大后所推行的措施之一。其目的也是调动教授们的积极性，叫他们在大学中有当家作主的主人翁之感。当时的具体办法之一，是民主选举教务长。照当时的制度，校长之下，有两个长：一个是总务长，教务长由教授选举，每两年改选一次。教授之所以为教授，在于他在学术上有所贡献，在他本行中是个权威，并不在于他在政治上有什么主张。譬如辜鸿铭在民国已经成立了几年之后，还是带着辫子，穿着清朝衣冠，公开主张帝制，但是他的英文在当时说是水平很高，他可以教英文，北大就请他教英文，在蔡元培到校以前就是事实。蔡元培到校，也没有改变这个事实，他还又加聘了一个反动人物，就是刘师培（申叔）。刘师培出身于一个讲汉学的旧家，清朝末年他在日本留学。袁世凯计划篡国称帝的时候，为了制造舆论，办了一个“筹安会”，宣传只有实行帝制才可以使中国转危为安。筹安会有六个发起人，当时被讥讽地称为“六君子”。在六人当中，学术界有两个知名人士，一个是严复，一个是刘师培。在袁世凯被推翻以后，这六个人都成了大反动派。就是在这个时候，蔡元培聘请刘师培为中国文学教授，开的课是中国中古文学史。我也去听过一次讲，当时觉得他的水平确实高。他上课既不带书，也不带卡片，随便谈起来，就头头是道。援引资料，都是随口背诵。当时学生都很佩服。这就是所谓“兼容并包”。
4、学术自由，环境宽松
那个时候的北大，用一个褒义的名词说，是一个“自由王国”；在蔡元培到北大以前，各学门的功课表都定得很死。既然有一个死的功课表，就得拉着教师讲没有准备的课，甚至他不愿意讲的课。后来，选修课加多了，功课表就活了。学生各人有各人的功课表。说是选修课也不很恰当，因为这些课并不是有一个预订的表，然后拉着教师们去讲，而是让教师们说出他们的研究题目，就把这个题目作为一门课。对于教师们说，功课表真是活了。他所教的课，就是他的研究题目，他可以随时把他研究的新成就充实到课程的内容里去，也可以用在讲课时所发现的问题发展他的研究。讲课就是发表他的研究的机会。研究就是充实他的教学的内容。这样，他讲起来就觉得心情舒畅，不以讲课为负担；学生听起来也觉得生动活泼，不以听课为负担。这样，就把研究和教学统一起来了。说“统一”，还是多了两个字，其实它们本来就是一回事。至于学生们，那就更自由了。他可以上本系的课，也可以上别系的课。你上什么课，不上什么课，没人管；你上课不上课也没人管。只到考试的时候你去参加考试就行。如果你不打算要毕业证书，就不去参加考试，也没人管。学校对于校外群众也是公开的。学校四门大开，上课铃一响，谁愿意来听课，都可以到教室门口要一份讲义，进去坐下就听。发讲义的人，也不管你是谁，只要向他要，他就发，发完为止。当时有一种说法，说北大有三种学生，一种是正式学生，是经过入学考试进来的；一种是旁听生，虽然没有经过入学考试，可是办了旁听手续，得到许可的；还有一种是偷听生，既没有经过入学考试，也不办旁听手续，不要许可，自由来校听讲的。有些人在北大附近租了房子，长期住下当偷听生。
二、欧美大学文化
非行政化自主办学：与国内高校相比，美国大学在建设、发展学科方面拥有绝对的自主权。大学在金钱和权力之外树立“第三种尊严”。美国总统奥巴马到亚利桑那大学，亚利桑那大学校方说，他才刚刚上任，我们要看他4年，才能决定是否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尼克松毕业于洛杉矶一所小学院。校方曾想给他树一个碑，但遭到校友一致反对，最后尼克松只能自己掏钱，捐了一个图书馆给母校。一所三流学校出了一个总统，还不以此为傲，这是因为她有她的学术标准和道德标准。大学之所以成为大学，说到底就是大学有她的尊严。
严格的管理：中国大学录取采取的是“严进宽出”，美国大学录取采取的是“宽进严出”，相当数量的大学生不能完成学业或者拿不到学位。中国人注重入学，只要进入学校，便可万事大吉，混张文凭易如反掌。而欧美人注重毕业典礼，对西方人来说，这是人生的新的开始。要成为一流大学，没有优胜劣汰制度是不行的。
多元化办学：加州理工学院是美国西海岸洛杉矶附近的一个小学校，该校成立之初就规定，不管谁做校长，学校的规模不能扩大。该校约有2000学生，占地也很小。但就是这样小的学校照样成了世界一流大学，培养出了一流的人才，我国航天事业创始人钱学森和遗传学专家谈家桢都是该校培养的。纽约的服装学院，哈佛大学，牛津，剑桥等都是世界一流的大学，但各家的定位却不一样。一个好的高等学校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培养多少硕士生和博士生。据统计，我国研究生的绝对数量已居世界第三，但最近某地出年薪16万聘请高级技工，却没人响应。现在高等职业学校常被人看不起。所以，建立一个比较合理的高等学校结构，使之符合教育发展规律市很重要的。
国际视野，输入新鲜视角：美国的大学在实施国际化战略方面一直处于较为有利的地位。把“保持流动性，经常输入新鲜视角”、“允许各类宗旨演变并重新定义其学术领域”作为向教师倡导的国际视野。开展广泛的国际合作与交流。
师资队伍汇集英才：很多欧美大学实行“有试用期的终身教授制度”。面向全球遴选杰出人才，不论国别与种族。美国大学原则上不从本校直接选留博士生任教，而坚持面向全世界进行招聘。根据其教学、科研工作的情况，决定是否给予其终身教授资格，实行“非升即走”制度。对于已经获得终身教授资格的教师，除非其有极其特殊的原因，学院一般不能将其解聘。但为了保持教学和科技创新的动力，学院也需要其每年提供教学、科研等活动情况的报告，并通过提高薪酬等方式不断调动其教学、科研的积极性。在“以人为本”方面，中外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投入比例上有巨大差异。1998年，剑桥大学的科研经费为１亿英镑，合13亿人民币，复旦大学当时的科研经费是1.3亿人民币，为其1/10。但是剑桥科研经费的90%是用在人员的工资上，仅用10%购买设备，而复旦的全部科研经费几乎都用在了仪器设备上。剑桥从世界范围招聘英才，所取得的科研成果当然就不一样。有11位获得过诺贝尔奖的科学家。我国高校的师资大多是学术型的，从学校到学校，不少是在同一学校里从助教做到教授。国外一流大学的教授很少“近亲繁殖”。教授绝大多数是从世界范围招聘来的。对于社会科学、工学等应用科学，很多教授来自政府机关、企业部门。例如，耶鲁大学的工学院院长原是美国总统科技顾问，商学院院长原是美国商业部长，就连原美国副总统戈尔也可以到哥伦比亚大学任教授。他们丰富的经历、与社会各界广泛的联系，为大学的教学、科研带来了非常珍贵的资源。在人们的眼光里，教授、院长的社会地位是很高的，从部长、副总统到教授、院长，一点都没有降低身份。
厚基础、宽口径：美国很多大学，都把广博教育放在培养本科生的首位，把专业培训放在次要位置。规定学生入学后都要学七艺，即文化、逻辑、修辞、几何、天文、数学、音乐，后又加上语文、人文、社会、自然。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就可以具备思想沟通的能力、明确的判断能力、识别普遍性价值的认知能力，而学生分专业是大学二年级之后的事情。这种宽基础、宽专业的培养方式带来了与专业分得太细的培养方式全然不同的结果。例如，在哈佛医学院里就有许多本科学文科甚至学音乐的学生。这在我们这里，简直无法想象。北大已开始试点，部分新生入校不分专业，进入“元培计划班”，获得宽口径、厚基础的培养，在一年半后再选择专业。清华、上海交大、复旦等校也有相似举措。这无疑是一个好的开端。钱学森曾回忆：“加州理工学院鼓励那些理工科学生提高艺术素养。我们火箭小组的头头马林纳就是一边研究火箭，一边学习绘画，他后来还成为西方一位抽象派画家。我的老师冯·卡门听说我懂得绘画、音乐、摄影这些方面的学问，还被美国艺术和科学学会吸收为会员，他很高兴，说你有这些才华很重要，这方面你比我强。因为他小时候没有我那样的良好条件。我父亲钱均夫很懂得现代教育，他一方面让我学理工，走技术强国的路；另一方面又送我去学音乐、绘画这些艺术课。我从小不仅对科学感兴趣，也对艺术有兴趣，读过许多艺术理论方面的书，像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我在上海交通大学念书时就读过了。这些艺术上的修养不仅加深了我对艺术作品中那些诗情画意和人生哲理的深刻理解，也学会了艺术上大跨度的宏观形象思维。我认为，这些东西对启迪一个人在科学上的创新是很重要的。科学上的创新光靠严密的逻辑思维不行，创新的思想往往开始于形象思维，从大跨度的联想中得到启迪，然后再用严密的逻辑加以验证。”
注重方法、充分互动的教学：德国洪堡大学的创建人洪堡认为，大学的主要职能不是传授知识，而是追求真理，学生不仅学习知识，包括最前沿的知识，而且更主要的是掌握方法，养成从事探索的兴趣。在欧美的大学里，教师一般不会对学生进行大量的知识灌输，而是采用实验、案例、讨论、互动交流等丰富生动的方式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学生学习处于自由听课状态，有些文科课程没有固定的教科书，通常只由教授就某一专题作20分钟左右的介绍或讲解，然后把有关材料发给每一个听课人，并将他们分成若干个小组，每个小组围绕一、两个问题对材料进行半小时左右的讨论和分析，然后每个小组由一名或两名学生阐述他们讨论的结果和观点。在学生发言的过程中，教师不断插话，引导学生提高分析社会问题和社会现象的能力。他们争相发言，真知灼见此起彼伏。中国人喜欢私塾老先生式的教学方式，只有老师在讲，学生被动的听。但是，欧美人非常看重classdiscussion。一个清华大学的学生到了MIT去留学，在课堂上他非常鄙视那些理科智商很低的本土学生，从不参与课堂讨论，然后被学校勒令降级，从A无理由降到A-，由此看出课堂讨论的重要性。
注重以学生为本：学生是学校的“客户”，学校必须尽全力为其提供最好的服务。努力为学生的个性化发展创造条件，重视学生的评估、反馈意见。校长定期会见学生代表、学生干部和学生报纸的负责人，并亲自参与学生宿舍和教室的设计。在美国公立高校中，大部分经费都是由校友捐赠的。究其原因，就是因为始终坚持以学生为本，给学生提供了许多终身难忘、永远值得珍惜的环境，从而使大学与校友建立并保持着广泛的联系。校友成为学校的重要资源。他们乐于向学校捐款。
英国的一些著名高等院校成功经验之一，就是它们很早实行了导师制，像牛津、剑桥，15世纪开始就实行导师制，使得每个学生都得到关心。“学生的头脑不是一个用来填充知识的容器，而是一个待点燃的火种”教师的职责就是帮助学生把这火种点燃。牛津大学也有句妙语：“导师对学生喷烟，直到点燃学生心中的火苗。”
创新环境：1953年出生的一个英国男孩，叫安德鲁*怀尔士，十岁那年，当老师在讲商高定理的时候，讲到了世界难题费马大定理，他开始对此着了迷，并立志搞数学。后来他在1985年成了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但是这以后，这个人突然消失了，学术会议也不参加，论文也没有了，别人说他是江郎才尽了。实际上，他埋头苦心钻研了九年，并终于在1994年破解了费马大定理，轰动了全世界。这个故事给我们的教育很大。第一，教师很重要。如果在这个人小时候总是逼他考100分，不启发他的好奇心，能有这个人才出现吗？第二，要有一个宽容的育人环境。一个人能够九年什么事情都不做，专攻世界难题，这就是环境给他的宽容！
NPR(全美公共电台)主持人丽安·汉森请来谜语大王威尔·肖茨（PuzzleMaster），让观众猜15分钟字谜。威尔拥有我们星球上惟一的“谜语学”(enigmatology)学位。威尔1974年进印地安纳大学，印大有一条了不起的规定，本科生可以自行设计学位课程，专业方向不限，只消满足基础课及学分要求。威尔从小爱猜谜，就试着提交一份谜语学学位课程计划。教授们大吃一惊，将他叫到办公室问话。他把“学术意义”振振有辞说了一通，居然批准了！于是，威尔按照自己的规划，念完谜语学课程(历史与文学为主)，写出西方谜语史的论文，戴上了学士帽。他是事业心极强的人。接着他考取著名的弗吉尼亚大学法学院，三年后获法律博士学位(JD)，也未受律师楼的“诱惑”而改变志向。他没去考律师，却进了一家杂志社编写字谜，开始了艰巨而辉煌的谜语编辑与创作生涯。今天，他执掌着《纽约时报》的纵横填空字谜和NPR周日字谜节目这一双谜语娱乐业的高峰；家藏两万种古今谜语文献，包括16世纪珍本；还创办了全美字谜大赛和万国谜语锦标赛，担任世界各地的谜语赛事的主席、评委或特邀顾问。美国少了一名律师，成全一位天才，为我们——从地铁里的上班族到公园长椅上的休闲客，从歌星球星到白宫主人，所有不时埋头在字谜里的男男女女——带来无穷的挑战和乐趣。我们在威尔身上看到了理想的大学。那里，学生可以自由发展个性与才智，而不必套进同样的模子，千人一面。
重视“教授治校”：在聘任校长、副校长以及各级院长和系主任时，教授都有发言权。学校在各个层面也建立了各类专业委员会或咨询委员会，对学校各级领导的决策提供咨询意见。与此同时，也非常注意发挥“教授治学”的功能。所有教师的引进与评级以及新学科的设置，学校或院系都会成立以教授为主要成员的专门委员会来听取意见和建议。学院和教授都把学术声誉放在首位。无论是招生、学位授予、教师聘任与晋升还是经费使用等方面，他们都能够做到自律，不以原则换取利益，也不因利益而改变原则。
灵活高效的筹资：美国大学对筹资的重视程度和采取的实际措施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他们认为，有了足够的钱才能招聘到世界上最好的教师，才能开展世界一流的科研，才能吸引世界最优秀的学生。因此，学校非常重视筹资工作。校长用40％的精力用于筹资。设立分管政府关系的副校长，专门负责跑政府机构，纵向筹集资金；还设立分管发展的副校长，专门负责向全社会争取捐赠。校长不仅对潜在的捐款者的家庭成员有深入了解，而且还能够叫出其爱犬的名字。美国密西根大学的捐赠基金高达55亿美元。仅此一项，每年可得到2．6亿美元的基金回报。
三、当前中国大学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包括：高校的“行政化”、盲目扩张、大学教育功利化、没有特色、没有大师、没有创新、学术腐败、毕业论文与英语四六级问题，等等。
四、对大学生活的理解
谈论与讨论：
专业知识的学习、人生规划、学习目标学习方法、竞争、大学社团与兴趣爱好、当学生干部、寝室人际关系、谈恋爱、面试、英语四六级、打扮穿着、挂科问题、电脑与上网、与父母亲人朋友的关系、找兼职、读闲书、与老师的关系、挫折教育，等等。
思考题：你如何理解大学文化与大学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