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第七章 从工人到科长
【下只角的小市民】
一九七二年十月，陈更华进入上海医疗器械研究所，进入该所最关键的部门，标准化情报研究室当工程师。上海医疗器械研究所因为是情报机构，所以地处上海中心位置，在上海美琪大戏院的对面，江宁路七十七号，和南京路仅一步之遥。医疗器械研究所开始的时候人数不多，只占了七十七号大楼的六楼[3]。陈更华从石门路到江宁路上班，也十分方便。
陈更华时来运转不说，进了标准化情报研究室一看，他的资格最老，接触医疗器械专业最早，英文也最地道。其他同事当中，至多不过是五十年代的留苏人员，和他四十年代留学美国芝加哥大学的经历，不可同日而语。研究室的同事也十分尊重他，人人都称为“陈工”，而无一人直呼其名者。如此一来，陈更华慢慢地又有点好了创疤完了疼，把辫子翘了起来。陈更华说话声音也高了，烟斗也重新叼起来了，洋腔洋调也敢拿出来了。所谓“总是手持一烟斗，说话前深吸一口，盘恒再三。不过等到嘴一张便是一句SHIT，然后是正文。结束时又是一句SHIT。就像标点符号般的精确。”就是说的是他到了上海医疗器械研究所标准化情报室之后的情况。
那时候，陈良宇也有一二次到江宁路。见过陈良宇的人，都觉得父子俩颇有不肖之处。其父陈更华胖大威风，洋派十足，而且非常健谈，口若悬河。让人觉得直爽，没有城府；但是陈良宇那个时候却是又高又瘦，神情严肃，也不喜欢和人攀谈，看上去城府很深的样子。
当时陈良宇，虽然给人以一种城府很深的感觉，其实过的却完全是上海所谓“下只角”小市民的生活。正如许多上海男人一样，成家之后，就自觉地承担了绝大多数的家务劳动。早上早起买菜，下班以后又匆匆忙忙地洗菜做饭；星期天则大动干戈地洗衣服，打扫房子。从某种意义上讲，可以说是典型的上海“模范丈夫”。
闸北区因为历史上从来没有成为租界，因此向来是贩夫走卒、引车卖浆之徒的聚居之所。虽然人烟稠密，热闹拥挤，但是城区规划混乱，房屋低矮破旧，有许多穷人自己搭建的棚户房。因此闸北区向来有上海的“下只角”之称谓，好比是纽约黑人聚集的哈林区。
上海人秉性讲面子，所以住在闸北区的人稍一发迹，立即迁出闸北区。至于达官贵人，上海滩的闻人和有钱人，则更是不屑于住在闸北区。所以和黄浦、静安和虹口这些群星璀璨的地方相比，闸北区名人奇缺，仅仅只有一个画家吴昌硕在闸北区的山西北路住过十几年。闸北区现在编区志，将中国第一号大官商盛宣怀罗致在闸北名人录中。其实盛宣怀晚年在塘沽路所建的盛宅，只是他所设立的愚斋义庄的慈善场地，本人从未去居住过。
所以上海闸北区虽然拥有上海的主要火车站，却一向是被上海人看不起的下等人的集居之所。而陈良宇因为命运的播弄，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在这个闸北区最靠北的彭浦新村，可以说是“下只角”的“下只角”，过着小市民的生活。
【民兵指挥部里的南郭先生】
从一九七零年到一九七八年，陈良宇在上海彭浦机器厂始终是一名默默无闻的普通工人。既没有因为任何事情出头露脸，也没有犯错误，总之是默默无闻。进厂后七八年，隔壁车间的工人都不认识他，也不知道他的名字。当时的***党国营工厂，非常注重宣传和控制人心，因此每个工厂都设立自己的广播室。但是陈良宇的名字，几乎从未出现在工厂的广播中。
陈良宇在长达七八年的时间内，政治上原地踏步，思想上只想过小市民的小日子，工作上只求过关，不求上进。这对于一个解放军重点院校五年制大学毕业，又经过在部队两年锻炼的人来说，这种情况在整个中国，也是相当少的。
最重要的原因，是当时社会动荡，运动连绵起伏，知识青年被发配到边疆农村。所以大多数精明的上海人都采取了一种明哲保身的态度，静观待变。那段时间，毛泽东莫明其妙地大捧工人阶级，声称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因此重要的岗位，几乎都是由大老粗当权，知识分子毫无地位。
其次，陈良宇始终因为家庭问题，在档案中有一笔不大不小的黑账，因此没有人会赏识和提拔这样一个档案中记录着父亲是“美国特务”嫌疑的人。在那个时代，家庭成分曾经埋没了许多人，甚至有许多人上吊投井。陈良宇虽然也被家庭成分所拖累，但是相对来说还是幸运的。
更主要的原因是，陈良宇经过在部队的打击和挫折，心灰意冷，政治上毫无进取，甘做一个碌碌无为的小工人和小市民。七十年代中期，上海公安，检察院和法院系统均由造反派组织转变而来的所谓民兵指挥部所取代。许多好吃懒做的工人宁愿去当工人民兵，维护社会治安，也不愿在工厂呆着。因为成为工人民兵，可以享受到类似公安人员的威风和权势。
陈良宇因为是退役军人，按照***党的规矩，一旦退役，既是预备役军人，又是所谓的基干民兵。所以陈良宇也被彭浦机器厂理所当然地编入上海工人民兵的序列。陈良宇也参加过数次上海工人民兵的大规模行动，但是表现十分低调。既不冲锋在前，也不当最后一名。总之是滥竽充数，甘当南郭先生。
有一次，闸北区民兵指挥部的一个头目找到陈良宇，说陈良宇在部队里呆过七年，训练有素，要让陈良宇担任民兵小头目。陈良宇却告诉他，他以前在部队犯过错误，所以不仅不能当民兵头目，甚至不能当基干民兵。一句话，不仅让这个头目从此不敢再找陈良宇，而且此后也不让陈良宇参加任何工人民兵的活动，特别是和上海“第二武装”[4]相关的重要活动。
应该说，陈良宇此举十分聪明。如果当年他积极参与上海工人民兵的活动，甚至追随王洪文等人，即使境遇会有所起色，也会有一点现实的好处，但是好境太短，政治生命也将提早结束。相反，他在浑浑噩噩中度过毛泽东时代的混乱年代，客观上倒像是韬光养晦，磨砺剑峰。等到时间成熟之后，方才放出手段和本事来，在社会变革的大潮中，博上一博。
【时来运转】
陈良宇开蒙早，六岁上学，十七岁上大学，二十二岁大学毕业，这成为他日后飞黄腾达的一根特殊的筹码。一九七八年，随着邓小平时代的开始，知识分子吃香起来了。虽然陈良宇大学只读了二年半，其他二年半时间都是荒废，但是在一九七八年以后，文革以前正规大学的毕业生一律受到重视和提拔。但是，许多文革以前的毕业生，或垂垂欲老，或在文革中家破人亡，或疯狂残废，或被打成右派刚刚摘掉帽子，或屡遭批斗吓得破了胆子、或逃亡香港海外。而陈良宇年仅三十二岁，手持解放军重点大学五年制毕业文凭，好整以暇。他虽然在政治前途上遭受过挫折，但是既没有被批斗过，也没有被关押过，只不过是当了七八年小市民而已。七十年代末，像他这样好整以暇，正宗大学毕业，又十分年轻的知识分子，少之又少。这批人当中，许多日后都步入仕途。只是陈良宇能够爬得如此之高，另有奥秘而已。
因此说，陈良宇生逢其时，步入仕途是一种必然的结果。但是越爬越高，靠的却是一种特殊的本领。
上海彭浦机器厂也从一九七八年六月开始，由知识分子出身的江贯法担任厂长兼代理党委书记。江贯法上台之后，自然起用一批知识分子。一翻档案，锻工车间的陈良宇是解放军后勤工程学院毕业的正牌大学生，立即提拔到工厂技术科当设计员。陈良宇从此解脱了蓝布工装的工人生活，而是可以到技术科，坐办公室，成了一名白领。当然，这只是第一步。
陈良宇一九六三年入学，在大学里学了两年半课程，从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八年当上设计员，历时十二年之久，从来没有一天，用过所学的知识。陈良宇本身在大学里就没有学完基础知识，再加上生疏遗忘，所以他这个设计员，基本上也是滥竽充数。
但是陈良宇机遇极好。江贯法上台以后一个较大的动作，也是日后对上海彭浦机器厂产生关键性影响的决定，乃是决定引进日本株式会社制作所D155A-1型推土机的制造技术。彭浦机器厂占地面积广大，厂区内面积就有三十万平方米以上，所以工厂决定大兴土木，特别为引进和生产这种日本技术的履带式推土机，建造专门的厂房和车间。为此，建筑结构专业的陈良宇就被工厂领导看中，划归工厂基建科，负责建设新厂房的工作。
彭浦机器厂的基建科位于工厂的一隅，平时是个无关紧要的部门，甚至因为工厂拥有很多住宅，倒是有点像修墙补漏的房管处。现在因为要造新厂房，因此一下子变得重要起来了。陈良宇不仅在这个时候调入了基建科，而且遇到了他一生中第一个对他产生重大影响的人物，时任基建科科长的齐某。
齐科长比陈良宇大了六七岁，但是为人正直，性格开朗，深受工厂里江贯法等领导的信任。因此在兴建新厂房这一重大事情中，将齐科长从财务部门调到基建科担任科长。齐科长为人爽气，因此对调入基建科的陈良宇也十分关照，嘘寒问暖。经过一个短时间的了解以后，齐科长马上向厂里打报告，要求让陈良宇到上海同济大学进修。这对陈良宇来说，等于是雪中送炭，使得陈良宇能够进入基建科之后，快速恢复对工程结构的专业知识，甚至是边学边干。
为此，陈良宇对齐科长心存十二万分的感激。陈良宇一方面和齐科长进行了几次推心置腹的交流，另一方面也暗下决心，要卖力配合齐科长，把兴建新厂房的工作做好。这样，经过厂部批准，陈良宇从一九七九年二月起到同济大学工程结构系进修。但是，陈良宇没有按照规定去进修而不去上班，而是一下课就赶往单位，显得十分积极卖力。
这个时候，陈良宇似乎还没有意识到命运的转机就将来临。他只是下意识地感激齐科长对他的赏识和关心。所以他的心中充满了对齐科长的仗义之心，而不是表现积极。他每天早上骑着自行车赶到同济大学听课，听完之后立即赶回基建科，帮助齐科长进行新厂房建设方面的方案和设计，经常加班到晚上七八点钟，回家后再复习功课，做作业到深夜。这期间，黄毅玲也非常配合，主动带孩子，做家务。甚至有一段时间干脆住到了娘家。这样陈良宇干脆在单位食堂吃完晚饭之后再回家，节省了许多时间。
【包办入党】
在一股知遇之恩的义气鼓舞下，陈良宇从一九七八年底开始，就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第一次充满热情地投入了工作。那个丝毫，他也的确年富力强，思维敏捷，又经过七年的军队锻炼，因此一旦投入，就产生了巨大的爆发力。基建项目本来应该由基建科长总体提出方案，再报厂里领导审批；但是实际上，基建科的重大文案，都由陈良宇加班加点完成总稿，再以基建科长的名义上报。除此之外，陈良宇还从来不和齐科长争名，表现得格外谦虚和谨慎。刚分配到基建科，他就选择了基建科进门的一个角落办公，这是整个科里最差的一个位置。
陈良宇在上海同济大学进修了十一个月，进修期间几乎每天都坚持到科里上班，甚至于星期天也经常来加班，表现之良好，似乎又回到了一九六五年，他第一次争取入党的时候那种积极。但是和上一次的刻意表现不同，他十分勤恳地工作，成了基建科里最重要的骨干。
就在陈良宇在同济大学进修的时候，齐科长的母亲身患癌症 ，生命垂危。陈良宇得知以后，不惜利用陈家在医院卫生系统的最好关系，为齐科长的母亲创造了最好的医疗条件。在陈良宇的安排下，不仅请了上海最好的医生会诊，而且在上海华山医院安排了床位。虽然齐科长的老妈很快撒手西去，齐科长却对陈良宇产生了一种兄弟般的感情。一心要帮助陈良宇。
一九八九年，陈良宇结束了在同济大学工程结构系的进修，回到基建科正常上班。这个时候，为引进日本新型履带式推土机而新建的厂房也开始动工。由于动工之后，工程开始由国营的建筑公司承建，基建科的人员倒相对清闲了不少。齐科长特意让陈良宇协助自己，负责和建筑公司之间的协调工作。两个人经常有交流的时间。
有一天，齐科长找到厂长兼党委书记江贯法，向他汇报基建进度。汇报之后，跟江贯法详细讲述了陈良宇如何一心扑在工作上，在进修期间坚持回厂工作等情况。然后他直接向江贯法提出，要让陈良宇成为基建科副科长，成为自己的助手。江贯法听过汇报，对齐科长说，你先让他入党，再提拔他当副科长，这样比较名正言顺一点。齐科长心领神会。
彭浦机器厂是个大厂，因此上有党委，下有支部。基建科所属，自然是厂部的科室支部。齐科长本人就是科室支部的委员。因此他马上找了科室支部书记，先和他沟通好了。当年邓小平搞改革，要利用知识分子，所以当时知识分子入党也是一种时髦，相对来说非常容易。陈良宇在进入基建科之前，从来是默默无闻，因此也没有得罪过任何人。所以科室党支部书记一口应承，只要陈良宇提出申请，他就会全力支持。
齐科长事先做好铺垫之后，才和陈良宇谈心，让他立即递交入党申请书。陈良宇心中感激，但又觉得兹事体大，因此星期天特地回了一趟家，问陈更华的意见。不料陈更华始终如一，热烈支持陈良宇加入***党；他直言不讳地对陈良宇说：“***党的天下，你不加入***党，有什么出息！”陈更华多年处世的经验，极大地推动了陈良宇的进仕之心。
星期一上班，陈良宇就把早就写好的入党申请书交给了齐科长。齐科长神秘地一笑，也不说什么。谁知道几个星期后，齐科长就告诉陈良宇说，党支部已经批准了他的入党申请，而且已经上报工厂党委。很快，陈良宇就和几位同事一起参加仪式，宣誓加入了***党，入党介绍人就是他的顶头上司齐科长。
陈良宇这次入党，几乎是他的顶头上司一手包办的。他既没有刻意表现，也没有主动要求，而是齐科长上下打点好之后，“请”他入的党，一方面是赏识，另一方面也是兄弟之间的照顾。陈良宇从这次入党的经历中也第一次领会到，不管看上去多么神圣的事情，好比入党，反映出来的还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尤其是在上海，经历过文化大革命人与人之间的一场恶斗之后，人们普遍怀念旧上海价值观念中的兄弟义气。因此即使是在***党内部，义气也是非常重要的部分。这对于陈良宇以后的为人处世，也产生了相当重大的影响。
陈良宇入党，从动机上讲，当然不是为了所谓的***主义奋斗终身的理想。尽管从客观上讲，陈良宇的入党，正是他日后成为上海滩“大哥大”的第一步，但是他当时并没有这样的认识。真正影响他入党动机的，一是当时的环境和条件，邓小平有意吸收大量高学历的知识分子入党，既是经济改革的需要，也是为了改变***党的成分，以免重新出现王洪文之类的流氓人物。所以这是大势，即使齐科长不给他包办入党，以后也一定会有机会。其次是陈良宇家庭中宁波式的实用主义产生了不少影响。宁波人的实用主义毫无意识形态上的障碍，凡事讲究衡量一下“合算”和“不合算”。凡是认准了是“合算”的买卖，就义无反顾地扑上去。
一九八零年以后的陈良宇，可谓是一帆风顺。陈良宇入党之后仅几个月，又被提拔为彭浦机器厂基建科副科长，全面负责基建科工作。同一时候，齐科长因为出色完成了基建任务，调到彭浦机器厂的上属公司，上海冶金矿山机械公司担任副经理。
第八章 初登官场
【钻营之初】
在计划经济时代，彭浦机器厂历来归上海第一机电工业局管辖。上海第一机电工业局简称上海市机电一局，历来是上海工业产业的龙头，鼎盛时期下辖企业四百多家，职工近三十万人。彭浦机器厂因为生产推土机，因此历史上归机电一局下属的专业公司，上海重型机械制造公司管辖。
一九七八年，上海机电一局将重型机械制造公司一分为三，成立了冶金矿山机械公司、石油化工机械公司和通用机械公司，到一九八零年，石油化工机械公司与通用机械公司合并，成立石油化工通用机械公司。其中彭浦机器厂归冶金矿山机械公司管辖。后来石油化工机械公司和通用机械公司合并，成立了石油化工通用机械公司，后来成为上海帮骨干人物，陈良宇的前任和“大阿哥”的黄菊，一九八零年开始就担任了石油化工通用机械公司的副经理。而陈良宇则在同一系统的上海冶金矿山机械公司下属厂当基建科副科长。大而言之，从一九八零年起，陈良宇和黄菊就是同事。当然，那个时候的陈良宇，还不足以认识黄菊，更不足以像日后一样和黄菊称兄道弟。但是机会很快就来了。
自从齐科长调到冶金矿山机械公司担任副经理以后，陈良宇并没有因为齐科长变成了齐经理，而感到丝毫特别。他仍然和齐经理关系很好，经常上门拜访。齐经理也正好通过陈良宇了解下属工厂彭浦机器厂的情况，所以对陈良宇也很客气。八十年代的***党干部还不像现在，基本上还是在家里吃晚饭，星期天也呆在家中的。
一九八二年夏天的一个星期天，陈良宇照例到齐经理家中，随身带了几个特别好的西瓜。到齐家以后，像是在自己家一样，切开一个西瓜就吃。齐经理却很严肃地和陈良宇说，中央现在提出干部四化，即“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所以机电局要举办干部培训班。他让陈良宇回厂以后，积极争取参加。他也会在冶金矿山机械公司层面上为陈良宇努力。
陈良宇得知这一消息以后，一下子脑袋嗡了一下，然后又迅速地冷静下来了。在齐经理面前，他保持着谦虚和低调，只是唯唯答应说，只要齐经理说的，他就会努力去做。出了齐家大门之后，他却推着自行车，慢慢地往回走，同时脑子里不停地思考着。最后他认为这将是他个人发展的一次极其难得的机会，一定要牢牢抓住。
如果他不抓住这次机会，那么他将永远在上海机电系统当一名技术型的干部。而他自己虽然文凭说得过去，但是专业技术却是一个空架子，读书的时候就没有读足，毕业以后又从来没有应用。话反过来，上海机电系统最需要的人才当然是电子、机械和机电一体化的专家，他的专业却是什么工程结构，风马牛不相及，所以即使是技术型干部，也一定没有什么前途。
回家以后，他又和黄毅玲谈到可以到党校轮训的事情。黄毅玲是爱面子的人，自然赞成他去党校镀金。两个人于是商量怎样才能万无一失地得到这个机会，结果两口子难得地谈了大半夜。黄毅玲休息后，陈良宇几乎是一夜未眠，仔细地盘算了要采取的行动。
第二天，陈良宇和黄毅玲就按照晚上商量的结果，分头开始行动，准备了许多既不起眼，又十分贵重的礼品。几天以后，陈良宇带着黄毅玲拜访厂长兼党委书记江贯法的家中，声称感谢江厂长多年来的照顾云云，把江贯法哄得非常高兴，觉得陈良宇这个人很有良心。陈良宇接着又拜访了党委副书记和人事科长的家中，把礼物送出去了一大堆。
这对于当年的陈良宇和黄毅玲这个小家庭来说，是一笔巨大的开支。虽然当时只有几千元钱，却相当于陈良宇和黄毅玲一年的工资之和。幸亏黄毅玲时常得到父母接济，又善于精打细算，才不至于影响他们的日常生活。在这个机遇面前，陈良宇等于是用两个人一年的工资赌了一把。如果赌成功的话，马上就可以免当这个小小的副科长。但是陈良宇赌术高明，他给厂里的许多关键性人物送出厚礼的同时，却没有给齐经理送上一分钱的礼物。他相信他和齐经理建立起来的关系，已经非是些许礼物能够作为纽带的。同时他宁愿在上一级领导那里表现得非常谨慎，给人一种清白无暇的感觉。
果然，陈良宇如愿以偿。八二年八月，彭浦机器厂一致推举基建科副科长陈良宇参加上海市机电一局干部培训班，这等于是直接把陈良宇送进了上海机电一局的翰林院。
【党校结缘】
上海机电一局党校创办于一九七八年五月，逐渐发展成上海机电系统乃至上海市的黄埔军校。一九八二年九月，陈良宇进入上海机电一局干部培训班。对于陈良宇来说，这就意味着他跳出了彭浦机器厂的小范围，而成为名牌大学毕业、年仅三十六岁、没有历史污点，又显得诚恳、踏实的年轻干部候选人。
这是陈良宇人生道路上质的飞跃。更重要的是，他从此进入上海机电系统，乃至上海市领导的视野之中。因为陈良宇进入党校学习的同时，黄菊官升一级，从下属的工业专业公司上海石油化工通用机械公司的副经理，升为上海市第一机电工业局副局长。这个时候，担任上海市市长的汪道涵，曾经长期担任一机部副部长，是机电系统的老领导。
陈良宇为了进入党校，第一次钻营成功，此后就一发不可收拾。这就好比卖过一次身的女人，此后再卖多少次，都已经无关紧要一般。何况***党的统治机构，向来以人治为本，只要是党委书记，向来可以在用人上一锤定音。所以***党当中，不钻营而升官者，可谓绝无仅有。
陈良宇进党校之前，在彭浦机器厂遍洒礼物，唯独不给齐经理送上一星半点。等到他上了党校之后，自然不会忘记一手提拔自己入党当科长的齐经理。但是他给齐经理送礼的时候，却很有讲究，一点也不讲究外表的美观。他早就请母亲李谋真求得数种名贵药材，然后专门根据齐经理阴虚火旺的体质，用上好白酒浸泡半年。酒成之后，陈良宇专门借了一辆三轮车，把泡着药酒的巨大玻璃缸送到齐经理家中。玻璃缸上毫无装饰，既没有披红戴花，也没有任何字样。到了齐家，陈良宇一进屋后，就自己找了个合适的地方，把玻璃酒缸安放平稳，如同在自己家中一样。然后向齐经理和夫人详细列数酒中的药材，其功效，每天的用量等等，毫无扭捏做作之处。让齐经理完全感觉到如同自己一奶同胞的兄弟在关心自己一样。
陈良宇早年的这一番钻营功夫，做得十分地道，收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自从陈良宇一九七九年进入基建科和姓齐的共事以来，表面上看似乎总是姓齐的在帮助陈良宇，一手包办他入党，又提拔他当副科长，进入机电一局党校培训等等，而实际上陈良宇早就用所谓兄弟情谊收服了齐经理。到现在这种程度，齐经理根本不用陈良宇相求，就会主动帮陈良宇四处讲好话，谋求进一步的晋身的台阶。
齐经理不仅带陈良宇认识了冶金矿山机械公司的主要领导，而且四处帮陈良宇讲好话，赞扬他的表现的学识。齐经理有一次到机电一局副局长黄菊的办公室汇报工作，特意带着正在党校培训的陈良宇一起去，使得黄菊第一次知道了陈良宇这个名字，也有意无意地在脑子里留下印象，这个陈良宇非常符合所谓的四化标准，既头脑灵活，又比较谦虚。
陈良宇的工程结构专业是个空架子，但是参加干部培训班，却是一名高手。他在业余时间勤于读书阅报，同时善于把书报中的内容，和机电系统的现实结合起来进行发挥。陈良宇毕竟是非常聪明的人，所以他在干部培训班显得非常出众，既能滔滔不绝地空谈理论，又能倚笔写出文情并茂的好文章。
尤其是在干部培训班的同学当中，陈良宇刻意结交，建立了非常有效的人际关系网。在陈良宇参加的干部培训班当中，他是职位最低，党龄最短的一个。但是到了培训班之后，大家都是同学，因此也一时失去了等级森严的屏障。
在同学当中，陈良宇最加刻意经营的，是同属冶金矿山机械公司副经理兼党委副书记李嘉康。李嘉康本身也是上海人，但是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辽宁工作，曾经在辽宁煤炭工业部门担任厂长、矿长、矿务局处长等职务。七十年代中期调回到上海，就在上海机电一局下属的冶金机械部门担任厂长。一九七八年成立冶金矿山机械公司时，出任副经理兼党委副书记。
陈良宇和他熟悉以后，很快就利用星期天登门拜访，声称要向李嘉康学习，如何提高自己的思想认识云云。因为李嘉康和陈良宇一样，都是在外地长期工作过的上海人，因此互相之间有许多共同语言，很快打得火热。和对付齐经理的手段一样，陈良宇很快就用义气收服了李嘉康，使得李嘉康成为陈良宇的兄弟。
陈良宇的另一位同学，就是现任上海市政协主席的蒋以任。当时蒋以任是以上海柴油机厂设计科科长的身份，被推荐参加党校培训的。陈良宇和蒋以任在那个时候，关系还相对疏远，因为在机电一局的这个大家庭中，不属于同一派系。
【台阶之一：副厂长】
陈良宇的这一套用义气收服比自己职位更高之人的手段，说来既有历史渊源，也有地方特色。宁波向来是开埠之地，京航大运河的终点，因此宁波人长期以来就形成了一种讲利益，重面子的商业和人文特征。所谓重面子，一是深信“花花轿子人抬人”的原则，相信给别人面子和利益，一定会得到相应的回报，所以基本不做损人不利己的事情，即使没有利益，也愿意给别人面子。二是讲究共同利益，所谓“上半夜忖忖自己，下半夜忖忖人家”[5]，任何事情都是大家有利益，有面子。这虽然是一种商业手段，但是运用在人际关系和官场上，也通常无往而不胜。从某种意义上讲，宁波人的这种人文特征，正是日后上海滩海派文化的核心因素。
当年朱葆三、虞洽卿等人在上海滩混成最有名的大亨，就是依靠这种手段，不仅有利益，而且得人心。事实上，凡是深谙此道到上海混的宁波人，无不成为上海滩的人物。这也包括陈良宇的父亲陈更华。如果不是***党占领了上海，陈更华也许也会成为上海滩的闻人之一。
陈良宇虽然在上海出身长大，但是整个家庭却浸透了这种“宁波式的”观念。上自爷爷奶奶，下到陈更华和李谋真，都在潜移默化中造就了陈良宇的处世哲学。事实证明，这种处世哲学，在利益场上，乃是战无不胜。
在这种手段的推动下，陈良宇出道之初，刚刚种下种子，马上就开始收获了。一九八三年三月，离陈良宇培训结业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就被机电一局下属的冶金矿山机械公司任命为彭浦机器厂副厂长，负责后勤、工会和基建等方面的工作。在当时的几个副厂长中，虽然重要性和地位都是最低的一个，却是最有前途的一个。因为他有两个方面的资本，一个方面是符合所谓的干部革命化、知识化、专业化和年轻化的要求，另一方面则是已经初试锋芒的钻营手段。
一九八三年三月，陈良宇人还在机电一局的干部轮训班，副厂长的任命书已经下达到了彭浦机器厂。这就是陈良宇参加这次长达七个月的干部培训班的初步收获。但是这个收获，根本还不算是真正的果实。
陈良宇结束了轮训班学习之后，回到厂里，俨然已经是厂级领导。但是，陈良宇虽然是副厂长，却很少在厂里工作。那个时候，彭浦机器厂的基建已经结束，后勤方面的工作量也很少。按理说，陈良宇应该是一个清闲的厂长。但是事实上，他却比谁都要忙，忙得工厂里几乎见不到他的人影。
自从陈良宇通过在干部培训班的学习，一举成为彭浦机器厂副厂长以后，他的人生观完全改变了。既认识了自己的资源，也摸清了当时的官场规则，因此抖擞全副本领，全力一搏。所以他的眼睛里，其实已经没有把这区区的彭浦机器厂厂长放在眼中。他要再上一个台阶。
为此，凡是有空闲时间，他就往公司和局里跑。在不熟悉的干部那里，他是因为工作，顺便到局里和公司拜访领导；在熟悉的公司兄弟们那里，他则是小兄弟一个，是来为他们排忧解难，分担烦恼的。尤其是在李嘉康和齐经理那里，他永远以一副“自己人”的面目出现。他们有什么具体困难，尤其是不符合他们身份做的，事无巨细，都由陈良宇去解决。陈良宇名义上是彭浦机器厂的副厂长，其实等于是公司领导的马仔。为了帮助李嘉康的亲属看病，陈良宇几次在上班时候跑到江宁路上海医疗器械研究所，让其父亲陈更华帮助解决。所以陈更华单位的同事，大都见过陈良宇，而且知道他当时的身份是彭浦机器厂的厂长。
【台阶之二：党委副书记】
一九八三年春夏之际，机电一局的干部当中已经流传黄菊即将升迁的消息。在机电系统老领导汪道涵担任上海市长期间，由机电一局的干部担任市委工业书记，自然也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黄菊一升，下面自然是鸡犬升天。机电一局的整个班子都要调整。
机电一局由于是拥有近三十万职工的大局，而且是中国重工业的核心产业，因此内部派系林立，勾心斗角之事层出不穷。其中有机床公司派，重型机械制造公司派（一九七八年拆分），拖拉机制造派，上柴派（上海柴油机厂）等等。陈良宇所在的小圈子，属于前重型机械制造公司，因此和黄菊原来的石油化工通用机械公司属于同一个派系。
黄菊升官，而且一升数级，必定意味着前重型机械制造公司派系将得到重用。因此陈良宇非常卖力地帮助李嘉康和齐经理在派系斗争中出谋划策，同时进一步通过李嘉康和齐经理拉近了与黄菊的关系。
这个时候的陈良宇，和李嘉康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热络，意气也更为相投。两人惺惺相惜，相识恨晚。但是李嘉康和黄菊之间的关系也非同一般，两人都被视为机电一局的少壮派头目，互相帮扶着。
果然在七月底，上海市委一纸调令，黄菊升为中总共上海市委常委，市工业工作党委书记。八月份机电一局全面换血，李嘉康升任机电一局局长兼党委副书记，江荣任党委书记[6]。破格提升的干部有两名，一名是蒋以任，从上海柴油机厂副厂长，直接提升到机电一局党委副书记，另一个就是陈良宇，直接飞升为冶金矿山机械公司党委副书记。
在上海机电一局，这是一次非常特殊的大换班。因为上一届领导刚刚在一九八二年二月刚刚上任。当时的局长为中国起重机械方面的专家张尊敬，党委书记是老革命、新四军抗大八分校出身的汪儒文[7]。而且张尊敬的这次任命，是由上海市第七届人大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正式通过的。但是，仅仅在一年半之后，就将这一届的领导统统换下，事属突然，无异于一次政变。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汪道涵一手策划的从自己熟悉的上海机电部门培植亲信的一种做法，也是上海帮逐步形成的最早的一个核心。从此以后，机电一局出身的人，被认为是上海干部的嫡系部队，机电一局党校也成为上海帮的黄埔军校。
一九八三年八月起，以黄菊的上海市工业党委书记为龙头，形成了李嘉康、蒋以任、陈良宇、韩国璋、尤逸尘[8]等人的初步核心。
陈良宇从一个小小的厂级副科长，成为机电一局下属专业公司冶金矿山机械公司党委副书记，中间只有短短的六个月时间。六个月时间连升两级不说，这个出任党委副书记的人才，却仅仅只有三年多的党龄。参考古代的官制，机电一局的局长相当于三品道台，陈良宇的这个职务，相当于六品的通判。陈良宇从秀才（入党），到六品官，只用了三年多时间；其中从九品的芝麻官到六品通判，仅仅用了六个月时间。其升官之快，在古代也可算作佳话。
由于陈良宇升官太快，所以虽然他的官方履历中堂皇地写着任过彭浦机器厂的副厂长，其实他在副厂长这个位置上，除去一九八三年四月，他还在机电一局党校培训，实足只有五个月时间，而这五个月时间中，陈良宇跑官正忙，几乎没有呆在彭浦机器厂。所以现在彭浦机器厂的老工人根本对陈良宇当过副厂长这件事情毫无印象。唯一的印象是陈良宇在当基建科副科长时，非常喜欢打乒乓球而已[9]。
从白丁到中下级官吏，升迁如此之快，陈良宇根本没有显示过政绩和领导才能，也没有时间显示这些。他所凭借的，完全是自身的条件和钻营的高超本领。正是因为如此，陈良宇大步跨越了仕途中最困难的起步阶段，并且成为某个利益集团的重要人物之一。这就意味着他将大展鸿图，前途无量。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