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利益抱成团
南方人能够赚钱，在于他们能够团结，尤其是在外地经商的南方人，经常是一个人在某个地方站住了脚，然后陆陆续续将自己的族人、亲戚、朋友带出来一起赚钱，从而在无形当中形成了一个个团体。浙江商人在这一点上表现的尤为突出。
团结就是力量，这个法则同样适用在商业行为当中。抱团打天下相对于单打独斗的优势在于，凝聚力比较强，可以把市场经营中的风险降低到最低限度。他们是依靠血缘、亲戚、老乡等关系为纽带连接起来的，所以一个团体内的人是非常团结的，相互是很信任的，而且，现代商战愈来愈激烈，单靠个人力量干出一番事业的几率将会越来越小。如何团结，如何合作，是现代商人的又一个重要命题。
在外地的温州老板都会形成一个小圈子，平时对彼此作风都十分了解。圈内的人，仅凭个人信用，不需要任何担保，便可实现资金转借。因为他们有的是知根知底的同乡亲戚，再有就是做生意经常交往而熟识，只要没坏名声，就能迅速成为这小团体中的一分子。他们之间的这种资金支持，不需要繁杂的手续，且到位迅速，数天内可筹得数十万甚至上百万资金。很多温州老板早期以此相互支持，得以快速发展壮大。借债人如果只是周转有困难，一二十万的款子一两个月能还清一般都不要利息。如果是长时间的借钱，借款人都会很自觉地按照他们内部的惯例付利息。如果借款人投资失误，下次再需要借钱发展时，一样能够得到圈子内朋友的再次支持。
除了现金借贷之外，老乡之间还可以通过赊货来互相帮助。温州商人罗云远最初到武汉时，竟然饿了三天三夜，他就是靠赊同乡的货物而慢慢发展起来的。在他成功之后，同样这样帮助过其他同乡。那是他承包武汉电表厂的时候，一个的同乡正好在四川做电表生意。因为他没有资金，便找到罗云远，希望赊一车货给他卖。罗云远知他从小忠厚老实，便放心地发了价值二十万的货过去。不料市场变化，这人一下子亏得血本无归。但他表示，不管怎样，会尽力要还钱。岂料回到温州，竟然又检查出患了癌症。罗云远知道后，主动上门把欠条还给了他，还给他几千块钱，让他保养身体，并答应抚养他的小孩。南方人的团队精神，由此可见一斑。
抱团打天下还有一个好处，就是面对一个巨大的投资项目，一个人没那么多资金的时候，可以通过大家合作，共同集资，来瓜分这块大蛋糕。几年前，有一位浙江老板到四川考察，决定投资兴建一座自贡温州商城，资金需要三亿多元。他就组织了六十多位浙江老乡共同集资，将这个项目很快拿了下来。就是采取这种民间资本的合作方式，他在四川先后投资建起了乐山温州商城、三台温州商城、营山温州商城，这些商城的开发兴建，又吸引来了几千名浙江商人以此作为阵地，从事各种经营活动，他们相互协作，在巴蜀之地，形成了一股很有气势的力量。其实这样的事例，在南方人的身上比比皆是、数不胜数。在海湾战争结束之后，浙江人甚至还瞄上了战后急需重建的伊拉克，准备采取此类方法，前去分一杯羹。
象这种利用团队精神，打出广阔的天下的事例，在其他地方的商人中是很少见的。比如北方人在北京的电子市场里做生意，很难有抱团心理，平时都是各赚各的钱，谁也不帮谁。于是，北方人喜欢就去做来钱比较快的行当，其中之一就是倒卖柜台。先一下租几十节柜台，再转手一手，马上就赚了一大笔钱。而南方人则是带上自己的亲戚老乡朋友等，共同经营这几十节柜台，使之形成行业上的垄断。再有外人想涉足这个领域，则很难生存下来，更别说相抗衡了。
南方人就是靠着抱团打天下的团结精神，打垮了竞争对手，赢得了市场，所以中国不管是穷地方还是富地方，许多钱都是这样被南方人赚走了。
浙江村的来龙去脉
说到南方人抱团，就不得不提及浙江村的故事，它或许能突出地表现南方人的团队精神。
浙江村既非自然村落，也非行政编制，它是指进京经商的浙江人自发形成的聚居区。地处北京城南。主要在南苑乡大红门一带，南北从木樨园到大红门，东西从马家堡到成寿寺，遍及二十四个自然村，区域面积为五百公顷，是典型的城乡结合部。这里本地人口只有一万四千万，外来人口却有十万之众。他们租房而居，以服装生产和销售为主导产业。内部有自成体系的资金市场、劳动力市场、原材料市场。对外产品辐射全国各地，并进入国际市场。既是一个让人感觉“外人无从进入”的社区，又是我国中低档服装的一个重要生产和销售基地。“浙江村”已成为北京城市生活中的一个专门概念。。
目前在浙江村注册的各类企业有三万六千多家，平均日吞吐货物量达一千六百吨，年交易额三百亿元人民币，占据了北京服装业交易额的一半以上。浙江村还创下了京城最大的外来人口聚集地和最大的服装批发集散地两个之最。据统计，京温服装市场全年交易金额相当于王府井百货大楼一年的销售总额。
浙江村兴起的主要原因是：北京对服装、皮货的需求量非常大，而精明的浙江人首先发现了这一商机。浙江人有这样的习惯：通过族亲、朋友和乡邻来互相帮助，为自己的流动、存在、就业、融资、情感沟通等活动提供一个平台。所以越来越多的浙江人聚集在了这里。至于为什么选择木樨园、大红门一带，那是八十年代，北京城南房租相当便宜，又有赵公口长途汽车站、北京南站的便利交通。于是浙江村很快就在木樨园附近发展起来了。这也体现了浙江人的睿智。
现在，浙江村的“村民”不用迈出社区一步，即可满足全面的生活需要，村内有幼儿园、诊所、理发店、修理铺等等。与浙江村相比，河南村、安徽村、新疆村等“村落”，远没有过上像浙江村那样幸福的生活，他们只是简单的人员聚集，没有形成固定的产业方向，更没有凝聚力。由于城区改造和扩建道路，新疆村甚至已经不存在了！
而在浙江村内，能感觉到有一个共同的“我们”存在。浙江村的“村民”在对事物作评价时，往往会说这样的话：“你也知道，对这样的事情，在浙江村都是这样认为的……”在他们的意识中，对事物的判断标准首先不属于他个人，而是属于浙江村这个团队，体现了他们对团队强烈的归属感。
当面对困难与压力时，浙江村的人更是精诚团结，一致对外，共同维护团体的利益。一九九二年，当地工商部门建起了木樨园轻工批发市场，但工商所把每月三十元的摊位费提高到每月两百到四百不等。这是浙江人不能接受的，他们就拒绝交费。后来，工商所采取强硬手段，封闭市场大门，不许未交款者入内。这激怒了浙江人，他们喊出 “坚决抵制乱收费”、“要开一起开，要关一起关”等口号，集体罢市，最后迫使工商所承认错误并降低收费标准。类似这样的行动，之后出现过很多回，充分展示了浙江人的抱团精神
抱团与小狗经济
三条小狗如何才能吃掉大斑马呢？诀窍是：第一条小狗咬住斑马的鼻子，第二条小狗上咬住斑马的尾巴，第三条小狗则咬斑马的腿。这样一来，三条小狗终于能置斑马于死地。其秘诀在于八个字：分工明确，合作紧密。这就是小狗经济的典故。
以台州摩托车行业为例，台州有上千家摩托车零部件生产企业，每个企业规模都不大，但一个企业只生产一个配件，甚至只生产一颗螺丝钉，专业化分工非常明确，零部件专业化生产水平相当高；而千家万户通过专业化的市场联合起来，整个台州市就俨然成了一个特大型的摩托车生产集团。由于专业化程度很高，生产效率随之提高，同时还降低了不同生产环节间的交易成本，因此，整个台州地区摩托车生产的总成本比内地许多大型摩托车集团要低百分之三十。低成本成了台州摩托最大的优势。
“小狗经济”模式在南方各大区域随处可见。在温州，制鞋企业有四千多家，与之配套的鞋料企业有两百多家，鞋机企业也有两百多家，而鞋模企业也多达一百多家。具体的分工体系是：鞋底――乐清白石鞋底生产基地；鞋饰――永嘉黄田鞋饰生产基地；鞋料――年销售额达三十亿元的河通桥鞋料市场；皮革：年销售额达二十亿元的生皮市场；鞋机：瓯北皮革机械市场。
“小狗经济”的基本特征是：以一个家庭为一个作坊，构成一个独立的生产单元，家庭中派一个成员出去跑销售、跑采购、跑合作，其他成员在家生产。户与户、村与村、镇与镇、市与市，连点成线、连线成片，形成块状经济，经济板块之内全民皆商。一个村或邻近的几个村是某一类或某一种产品的产销小基地，一个镇或邻近的几个镇是某一类或某一种产业的产销大基地。血缘、乡谊、共同的生意背景等因素将千家万户联结在一起。使得在特定区域形成产业集聚的格局，并在区域内进行精密的产业分工，同时辅之以上规模的专业市场，这样，整个区域的某一产业就既获得了专业化分工的效益，也因企业的集聚和市场的高效运作而降低交易费用，最终获取低成本的优势，同时还具有群体规模、技术和资金等生产要素的集聚优势。由于“小狗经济”具有这些独特的优势，使得南方人在市场竞争中很容易取得胜利，当然也容易赚到钱。
世界打火机产业的“龙头老大”曾是日本，然而现在却是温州人的天下，如今世界上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打火机是由温州人生产的。日本人曾到温州探访温州打火机低价之谜。温州大虎打火机厂老板周大虎的介绍让他们差点没晕倒：同样一个电子点火的小部件，日本生产的成本是人民币一元钱，而周大虎的进价只是一毛钱，为大虎厂提供这种部件的家庭企业生产成本仅仅一分钱。
而南方人抱团打天下传统是“小狗经济”的形成的主要原因。南方人在最初的商业活动中，有“一带一”的习惯，只要一个人做哪行发了财，他马上就会让自己的亲朋好友参与进来，共同赚钱。如此一而十，十而百，犹如滚雪球一样，从事一个行业的人越来越多，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小狗经济”。这种良性循环是这样一个过程：（个人的商业活动）――（赚了钱）――（一带一）――（形成“小狗经济”）――（优势更大，赚钱更多）。
家族企业的优势
南方人家族式的企业多如牛毛，这也是抱团精神的一种表现。
九十年代初，不少经济学家考察温州后，给温州的忠告是：尽快改造家族企业，建立大企业集团，否则经济增长必定会停滞不前。然而事实让专家们大跌眼镜，温州经济年增长率为百分之二十，其中百分之九十九的企业为家族企业和中小企业，而那些人为组建的集团企业却陷入了僵局。
其实，家族企业自有它不可比拟的优势。世界上一些著名企业，如杜邦、洛克菲勒集团都是家族企业。沃尔玛更是脱颖而出，成为了世界第一大零售商。全世界五百强企业中，家族企业也占了百分之四十。因为制度、规矩这些刚性规则固然非常重要，但有时候，血缘、亲情这些非制度的文化因素在相互沟通、取得共识等方面，可能也会起到正式制度所不能产生的独特作用。而一家国际权威调查机构的对全世界华人企业的调查结论更是：成功企业百分之九十就是家族企业！
家族企业的优势在于：
一、创业容易。凭借家族成员之间特有的血缘关系、亲缘关系和相关的社会网络资源，能够迅速的筹集资金，凝聚战斗力。能够在很短的一个时期内获得竞争优势，较快的完成原始资本的积累。特别是 改革开放之处，有关个体私营企业的法律制度非常缺乏，为避免不必要的纠纷，精明务实的南方人便选择了最为可靠的家族成员合作。
二、反应迅速。以家族整体利益来看，在通常情况下，利益的一致性使得各成员对外部环境变化具有天然的敏感性，外部尤其是市场变化的信息能很快传递至企业的每位成员；同时，决策速度快，信息沟通顺畅，成员之间容易达成共识，决定执行得力。如：螺丝大王刘大源原先是卖煤油灯的，他从中发现煤油灯当中的铆钉利润更高，就专门做起了铆钉生意。
三、管理成本低。由于家族成员彼此间的信任及了解的程度远高于其它非家族企业的成员，成员之间特有的血缘、亲缘关系，使家族企业具有强烈的凝聚力，加上相互间的信任，以及经营权与所有权的一致性，家族企业的管理成本能较非家族企业低许多。
四、务实。家族企业的短期逐利性使其每选择一个产品都先在本地试销，有了前景再做大，如温州人选择了生产老百姓用得最多的东西，如皮鞋、衣服、眼镜等，并使其价格最接近中国广大城镇与农村的心理价位。这也是温州小商品做出大事业的原因。
五、产品更新换代快。由于家族企业的灵活性，他们在开发新产品上可以立即决策并马上执行，顺利地调动人力物力财力，来研发新产品，而没有大企业诸多的规则绊脚。例如北京徵标厂三到五个月才开发出一个新品种，而浙江的金乡徽标厂只需要十二天。
南方人经商不吃独食，往往以一人带一家，一家带一姓，一姓带一村，一村带一镇，一镇带一县，进而形成规模大、协作好、分工细、效率高、竞争力强的“小狗”经济。散居在全国各地的南方人，哪怕只有三个人在一起，也能形成合力，团结互助，共同赚钱。由于南方人的团队精神极佳，其他商人想与之正面交锋的话，就会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好多地方本地的商家都无法与外来的南方商家抗争，其主要原因也在于此。
南方人最初的“扎堆”还只是出于自身生存的需要，属于无意识合作，松散且局限于亲友，不确定性明显。近年来，南方人已经从“扎堆”升级到了团队精神，开始有意识地联手出击。几年前温州打火机企业集体应诉欧盟反倾销一案，即是典型例子。
从“扎堆”版本升级到“团队”版本，使得南方人在商业活动中如虎添翼。对此，一北方商人深有感触地说：我们是用手指和他们的拳头在打架，焉能不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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