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世蓉她如何对得起唐山24万以上震死的冤魂?! 查志远和梅世蓉

刚看了段视频:【凤凰卫视】社会能见度-回忆当年唐山大地震,十分感慨.梅世荣唐山大地震
这个人——唐山大地震时国家地震局主任(据说还没有死,并且还挺滋润,官越当越大)
梅世蓉胆敢在华国锋面前说瞎话,说唐山地震事前完全无预兆。
事实上是下级(河北省地震局、开滦矿务局地震办公室等等)无论反映了多少回,都引不起她的重视。(转:文评:我们不认识这个女人。但是从报道中我们知道,是以这个女人为代表的原国家地震局权威,压制否定唐山大地震的预报,最终导致24万人命丧黄泉。我们还知道,同样是这个女人,在唐山大地震发生当天,竟然向国家领导人谎称,唐山这个地震是个突发性的地震,这种地震呢,它是没有任何前兆的,因此是不可预测的,也不可预防的。以此欺骗国家,欺骗人民,欺骗历史。)

“地震前,地震监测网覆盖了整个唐山地区。”张庆洲援引1986年《地震报》统计数据说,1976年上半年,唐山地区群测点中的骨干点就达85个。
“各种异常都已经十分明显了,光监测地震用的微安表就不知道烧了多少块。”张庆洲说,据他调查,绝大多数监测点都发现了不同程度的临震异常,至少十几个点向上级单位发出了短期临震预报。
“可到了21日,国家局没来人。不能再拖了,北京队业务组副组长张国民就直接给主管华北震情的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副主任梅世蓉打了电话,请求立即听取汇报,但梅世蓉把汇报时间推迟到了26日。”耿庆国说。
“26日那天,国家局来了15个人,梅世蓉没到。

大家可以去看张庆洲的《唐山警示录》这本书,揭开了鲜为人知的一幕又一幕……

那次地震青龙县和唐山市地下矿井就幸免于难,因为他们做好了防备措施。

(本文内容全部摘自凤凰电视台《唐山地震二十九年祭》)
1976年7月28日3时42分,唐山发生7.8级强烈地震。地震中超过24万人的生命在那一瞬间混飞湮灭。近三十年来,人们都认识这只是一场不可抗拒的天灾。然而,2005年一位叫张庆 洲的唐山人发表了一篇报告文学《唐山警示录》。在书中人们第一次知道,原来在唐山大地震这场劫难之前,中国的部分地震专家和民间监测点,都曾经上报过地震预报,但都由于没有引起当时有关部门的重视,才使得唐山人民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遭受了一场灭顶之灾。与此同时,就在离唐山不远的青龙县,就因为对临震预报非常重视,采取了避震措施,而使全县无一人因地震而死亡
那么,唐山大地震是否真的存在漏报现象,这其中又有怎样不为人知的故事,记者驱车赶到唐山进行了实地的调查采访。
(主持人曾子墨)回顾唐山大地震,正像张庆洲所说的那样,一个民族如果能够正视自己的弱点,那么这个民族就还有希望。一个人如果能够承认自己的过失,那这个人就还能够进步。无论是一个民族还是一个人,无视自己的弱点或者是过失,那将会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唐山地震经验总结会议第八期简报,《唐山地震漏报在科技方面的原因》)这是一份鲜为人知的简报。时间是1977年1月20日,简报一共只有450份。主要报送的是当时的中央领导。简报中,国家地震局第一次分析了唐山地震漏报的原因。国家地震局认为,一,对异常和地震的关系认识不清,对震情判断有误。二,对临震异常的标志认识不清。三,对京津唐渤张地区地质构造标志认识不清。这三个人事部请看得人不胜唏嘘!造成那么多人伤残和罹难,难道原因就是这样的简单吗?群测点的预报,专家的意见,都没能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这其中究竟出了什么问题?而如果震前预报得到重视,又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呢?
群测群防是当时的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提出来的预防地震的主要办法。中国在群测群防,专群结合,土洋结合,依靠广大群众,做好预测预报上取得了很多宝贵经验。
时间到了1976年7月,唐山地震监测网各个监测点观测到的异常越来越明显。在经过认真地观测分析后,一些监测点相继发出了短期即将发生强震的紧急预报。1976年7月6日,马家沟矿地震台马希融正式向国家地震局,河北省地震局,开滦矿务局地震办公室做出了强震临震预报。
(张庆洲)7月初地震预报报完了以后,国家地震局就派了两个人来了,把他报的那个人就给否了。就是说……按照你的说法,唐山市7月底8月初不就没有了吗?是吧?当时马希融就讲,我是这个看法。专家讲,在大震发生之前啊,将有很多的小震。当时马希融就提出来,如果先发生大震呢?这专家最终还是对马希融的预报还是一个否定的态度。大概起就还是不可能吧。
虽然国家地震局的专家否定了马希融的临震预报,但此时别的网点的震情预报却越来越多的出现。1976年7月7日,山海关一中的吕兴亚,唐山二中的田金武,王书蔚,李伯奇,唐山乐亭县红卫中学的侯世钧,唐山八中,十中,赵各庄矿,自来水公司,钢铁公司等都以书面形式上报,唐山近期将有五级以上毁灭性的大地震发生!所有这些,都是书面报告,都是有证据的。
(张庆洲)在大地震前五天,有两个地震专家去了(乐亭),同意向上级汇报。侯世钧看他们要走,就说实话了。他说这个大地震啊,这么大的异常,我报的是五级,那是写文字的东西,实际我侧的是这个大震最低6.7级,最高可达7.7级。
大震即将来临,唐山地区民间地震检测点通过各种监测手段,监测的临震异常以及临震预报在不断地向唐山,河北,国家地震局进行着汇集。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直到地震发生,他们的努力也没有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而唐山地震办的(负责人)杨永寰在最关键的时候,被突然调离了地震办公室。
1976年7月14日,地震发生前14天,国家地震局在唐山二种开会,二中以田金武为首的地震监测小组作了汇报,再次明确提出唐山近期会有7到8级大震。
在1976年唐山大地震的前夕,田金武和王书蔚,李伯奇一起绘制了磁偏角,地应力发生了异常变化的曲线图,并且按照地震预报的三要素,成功的预测出了唐山大地震。根据张庆洲的说法,这是中国乃至全世界的特大地震迄今为止最精确的临震预报。然而不幸的是,在唐山大地震当中,田金武并没有能够幸存。据说在他临终前,他躺在废墟上,儿子想合上父亲的双眼,合了几次,都怎么都合不上。田金武的双眼在临终前始终都大大地睁开着,望着灰蒙蒙的天空!
(原北京地质学院石油系地震专家黄相宁),19765年12月向国家地震局的年度报告就提出了唐山1976年有可能发生地震。1976年7月14 日又向中国地震局书面报告7月20日至8月5日会发生地震。
(中国科技大学地震专家耿庆国)7月1日至5日月测到地震,11日回到北京汇报。北京地震队1976年7月14日提出请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立即安排时间,听取详细汇报。
(耿庆国)国家地震局回电,听取汇报的时间推迟一周,定为7 月21 日。
(耿庆国)问题是到了7月21号的时候,没有会商。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主任梅世蓉说她不了解情况,要等派去唐山考察的人回来再定。这样又改成7月26日。
(耿庆国)但是苦苦等了12天,开会时,地震局局长不来,副局长不来,就连主管华北震情的国家地震分析预报室副主任梅世荣同志也没有来!只来了15个一般的同志,没有头。对此,我是感到非常遗憾的!
以后,耿庆国在给同事的书信里愤懑地写道:惨绝人寰的唐山7.8级大地震,造成了几十万人的这种浩劫,国家地震局一些贵族老爷式的人物,有着不容推卸的责任!
(张庆洲)国家地震局汪成民7月14日在群防群测交流会上要求作震情发言,国家地震局局长查志远不同意。(主持人)为什么?(张庆洲)不得而知!于是汪成民就利用晚上召开了两个座谈会。青龙县的王春青就是听了这个座谈会,回去传达,才避免了这次地震的危害。
(1976年7月)28日上午,国家地震局召开紧急会商。会上黄相宁谈了他们之前作出的地震预报意见。这一情况引起有关方面注意。晚上10点半钟,正准备回家的黄相宁被人从家门口接走,连夜向国家领导汇报地震预测情况。
(黄相宁专家)当时正好是梅世蓉副主任——分析预报室副主任,主管华北震情的。和刘英勇局长,就是当时地震局局长刘英勇。他们两个人在里面。那个梅世荣汇报到最后,也就是说认为唐山这个地震是个突发性的地震,这种地震呢,它是没有任何前兆的,因此是不可预测的,也不可预防的。这是梅世荣汇报了最后的话的意思。原话。
(主持人)但是你们在此之前明明已经把这个意见回报给分析与宝室了。
(黄相宁)汇报了地震局了。是的。
(主持人)那她怎么能够这么说呢?这是和事实完全不相符的!

(黄相宁)我估计可能是,是不是怕这个责任太大,有些害怕的心理。瞎说的,这是我的猜想啊。她汇报完之后,华就让我来回报。我一看这个情况,年度的预报意见我就没有汇报,我就直接谈了就是我们短临预测意见。就是7月14日这个。就是放在桌子上,给他们按原文念了一遍吧。他们也没插什么话。完了华就说那个党中央,国务院不责怪你们这个地震界的同志,希望你们继续做好监测预报工作,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这个他们的原话。
(主持人)但是很明显,您所说的话,您所叙述的事实,是和梅世蓉讲的话有冲突的。
(黄相宁)是的。
(主持人)没有人对此引起任何的不满吗?
(黄相宁)没有。国家领导没有在这个上面提什么问题。
(主持人)也没有人提出过要追究地震局的责任吗?
(黄相宁)没有。没有。华国峰就说,他那话的意思就是不追究任何责任。就是你们不要有什么顾虑,你们那个什么回去以后加紧做好监测工作,监测余震。那么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这华国峰这个话的意思就这个意思。
(主持人)当时在座的还有谁?
(黄相宁)在座的地震局就是我们三个。刘英勇局长,梅世蓉副主任,还有我。那个国家领导呢,就是华国峰,有江青,又季登奎,有吴德。
报道中还披露:(黄相宁)这些年来,我们国家地震预报水平都大大落后了。唐山大地震后,在八十年代,在泉州开了一次会,就把群测群防的我们叫做三土,就土地电,土应力,土地磁全部否定了。全国各地相继废除了“群防群测,土洋结合”的方针,“三土”预报法在大部分地区荒废了。就是今后在地震系统一律不开展这种方法。(耿庆国)最后证明他们的逻辑,地震是不能预测的。所以唐山地震后,在中国地震界形成这样的局面,说地震不能预测的是科学家,说地震能够预报的是骗子。
(主持人)如果您当时所从事的这种地应力的监测方法,证明是有效的,为什么在今天不被普遍采用了呢?
(黄相宁)这个可能也是由于学术之争造成的吧。这是我的猜想。
(主持人)让地震最终发生,让很多人的生命来作为这种学术之争的代价,您会觉得这是一件非常悲哀的事情吗?
(黄相宁)我觉得这是一件犯罪的事。不仅悲哀,而且是犯罪。不仅对中国人民犯罪,而且对世界人民都是犯罪的!

升级唐山悲剧的两大罪人





7月31日,《南方都市报》有篇痛快时评《请让唐山市民回到纪念广场正当哭一场》——200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30周年纪念之日,“唐山抗震纪念碑广场”竟然全天警戒,只许几百个官员拥戴着总书记和特邀代表在下午默哀了三十秒,宣布30年前的唐山大地震是“突如其来”,灾后成就辉煌;而这一天的真正主角唐山市民只能远远地用望远镜看纪念碑,不能实现临碑痛怀死难者、反思灾难的心愿。是什么人这样害怕唐山市民共同悼念反思呢?许多关注唐山大地震30周年纪念的人,都由这一新闻再次思考一个解密消息:30年前的唐山大地震并非“突如其来”,而是早有多次预报而遭压制,唐山大地震悲剧其实是“人祸”加剧。

这是真的么?真的!目前已经确证的罪人就有两个,虽然他们不一定是主犯,但通过他们顺藤摸瓜,最终可以直逼元凶。

原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副主任梅世蓉和原国家地震局副局长查志远,被认定是升级唐山大地震悲剧的两大“前台罪人”。



第一罪人: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副主任梅世蓉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纪念唐山大地震30周年,最主要的目的是资治通鉴,防止灾难重演。人们都希望,作为国家政府的“喉舌”,央视能借唐山大地震30周年纪念日好好总结唐山大地震悲剧的经验教训,以应对可能新出现的大地震——为何世界上强度超过唐山大地震和与唐山大地震同等的破坏性大地震,都比唐山大地震的死伤率少好多好多?这说明当年唐山大地震的预报与救护存在不少重大失误,是人祸加剧了自然灾害。但央视偏偏要反其道而行之,当晚央视的《新闻联播》和《焦点访谈》,都只是歌颂唐山大地震30周年灾后重建成就辉煌的“唐山新印象”,既不表彰当年勇敢说真话准确预报唐山将有大地震的“真话英雄”,更不追究压制真话致百万人于死地的罪人,刻意以今日新楼重立的“新唐山”掩盖当年升级唐山大地震悲剧的可耻人祸——似乎宣扬一种混帐逻辑:地震来机遇,正好建新城;死伤虽百万,生者好快乐。

好在“全国只有一个脑袋,全国只有一种声音”的文革愚味过去了。“主旋律”不敢谈不想说不准讲的话,民间依然要在热议——

作家张庆洲在今年初出版的长篇调查报告《唐山警世录》中揭露:其长篇小说《震城》出版后不久,他接到一个电话:被告知唐山地震预报网络在震前获得大量信息,并多次预警,但没有被认可。前唐山市地震办公室主任杨友宸证实,1976年初,他做出中短期预测,认为唐山市方圆50公里在本年度7、8月份将有5-7级强地震;5月,又在中国地震局华北水化学地震会商会议依据数据图表提出,唐山在近两三个月内有可能发生强烈的地震。但杨却在报警后突然被组织上安排去干校“改造世界观”,他面临“成为散布谣言破坏生产的坏分子”之危险。杨友宸面对张庆洲的采访时痛哭失声地说:“我们本来抓住了唐山地震的,24万人都是被冤死的!”

杨友宸的观点得到多名地震专家证实。原开滦马家沟矿地震台的马希融是位担任过河北省第六、七、八届人大常委的七旬老人,他说当时自己也曾两次发出了临震预报:1976年7月6日,马希融正式向国家地震局、河北省地震局、开滦矿务局地震办公室,发出短期将发生强震的紧急预报。但国家地震局有关部门坚决否定他的预报;7月27日18时,马希融再次拿起电话,向开滦矿务局地震办公室发出强震临震预报,此时距唐山大地震发生仅有9小时,却依然是“泥牛入海”。

是谁在压制唐山大地震的准确预报呢?第一个压制者是主管华北震情的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副主任梅世蓉!——北京地震队的耿庆国回忆了几十年前的事件真相:

“1976年7月14日,北京市地震队紧急给国家地震局打电话,提出震情紧急,请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立即安排时间听取汇报。国家地震局说,先到天津、唐山等地了解情况,21日再听汇报。


“可是到了21日,国家局没来人。北京队业务组副组长张国民就直接给主管华北震情的国家局分析预报室副主任梅世蓉打了电话,请求立即听取汇报,但梅把汇报时间推迟到了26日。26日那天,国家局虽来了15个人,梅世蓉没到。国家局的人听了整整一天的汇报后,传达了梅世蓉的意见:四川北部为搞防震已经闹的不可收拾,京津唐地区再乱一下可怎么得了?北京是首都,预报要慎重!”

耿庆国悲哀地叹息:“国家地震分析预报室是一个决策部门,大震迫在眉睫,但我们过不了那道关。事实上唐山地震前6个小时就出现了地声、地光,如果给老百姓打个招呼,减轻人员伤亡是完全可能的。”

如果当时梅世蓉能重视开滦马家河矿地震台、北京市地震队、唐山市地震办公室等三家地震监测网的准确监测和紧急汇报,亲自到会参与讨论研究,然后力谏权力中枢,唐山百万人民就完全可能如青龙县一样避免大地震死亡悲剧。然而,大灾当前,梅世蓉想的是“北京是首都,预报要慎重”,所谓“慎重”,首先是考虑,“一旦对靠近北京的唐山地区做出地震预报,就意味着毛主席都要搬家,万一出错就要承担巨大的政治后果”,为了不让毛主席轻易搬家,宁肯让唐山百万人承担死亡风险!为了不让自己和国家地震局出现“万一出错就要承担巨大的政治后果”之危险,宁可让唐山百万人承担死亡风险!正是因此“政治挂帅”,所以梅世蓉先是推迟汇报时间,继而拒绝到会,选择“慎重”,终将唐山大地震悲剧无数倍升级,致24万多人冤死!36万多人受重伤,70万多人受轻伤!总共死伤130余万人!

事后证明,梅世蓉对自己的命运预测极准:虽然唐山大地震悲剧无数倍升级了,但她和其后台没有受到任何责任追究——以“不能轻易让毛主席搬家”为准的君贵民轻之地震预报原则,绝对正确,永远正确。

区区七品知县的处级干部梅世蓉,居然有如此炉火纯青的官僚作派和专制思维,足见其寄生的“文革体制”何等集华夏五千年专制之大成。

第二大罪人:国家地震局副局长查志远



梅世蓉的一个直接“后台”,可能是国家地震局副局长查志远。

根据张庆洲的调查,国家地震局对唐山大地震并不是毫无警觉。唐山大地震前十六天,全国地震群策群防工作经验交流在唐山召开。国家地震局青年专家汪成民向与会者呼吁说,要注意唐山、滦县一带发生地震的可能性。以他为代表的国家地震局一批年轻专家,坚持认为唐山、滦县一带会有大震,但他们的意见始终得不到重视。“1976年7月14日,汪成民要求在会上做震情发言,当时主持会议的国家地震局副局长查志远没同意,让他在晚间座谈时说,但强调不能代表地震局。”就这样,汪成民只能采取“越轨”行为,利用17日、18日晚间座谈时间,通报了“7月22日到8月5日,唐山、滦县一带可能发生5级以上地震”的震情。汪成民回到北京之后,还在国家地震局张贴大字报,呼吁高度注意京津地区地震动向,但这都被领导压制下去了。直到大地震前一天,汪成民还再次向国家地震局领导汇报了即将发生大地震的紧迫性。

如若当时的国家地震局副局长查志远,准许汪成民代表地震局通报“7月22日到8月5日,唐山、滦县一带可能发生5级以上地震”消息,唐山市一定会全民防范大地震,大地震中的死伤人数至少会控制在万人以下。这并非空想,事实依据是,距唐山仅115公里的河北省青龙县,因为采信了汪成民的“越轨”通报,躲过了这场塌天大祸,救了青龙县40万人——青龙县科委主管地震工作的王春青听到汪成民的震情通报后,火速赶回县里。县长冉广岐拍板,7月25日,青龙县向县三级干部800人作了震情报告,要求必须在26日之前将震情通知到每一个人。于是,青龙县在1976年7月28日的大地震中无一人伤亡。

可叹的是,国家地震局副局长查志远坚决不同意汪成民代表地震局通报地震消息。与梅世蓉一样,查志远更重视的是“不能轻易让毛主席搬家”!在毛主席的搬家之扰与百万百姓的生死危险之间,查志远只重前者。所谓“人民公仆”、“人民勤务员”,“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一到关键时刻,心中只有君王和乌纱帽!梅世蓉、查志远似乎深信:毛主席啊,为了不让您有搬家之扰,我唐山等地130余万臣民甘心死伤于大地震

“后台”的“酱缸”



如果说,梅世蓉的后台就是查志远,那么查志远的后台是谁?这可能追出许多具体人,但最终出现的“查志远后台”,也许只是一个体制,一种主义,一种思维传统。

假若梅世蓉、查志远当时能像汪成民、杨友宸、马希融、张国民等真话英雄一样实事求是,大胆行使国家地震局的地震信息预测权和发布权,唐山大地震就能在真信息的及时传播防范之下大幅度减少死伤人数。但是,梅世蓉、查志远偏偏要以压制真话为天职,除了其个人品德外,还有什么大背景?

有人将责任归类学术霸权。说早在1975年1月,中国地震局在全国地震趋势会商会上,专家们对1975、1976年地震形势分析上出现“东西之争”严重分歧。一些资深地震专家认为,中国东部自1969年渤海地震后,地震活动已趋减弱,今后一两年主要地震危险在中国西部,战略上要转向川滇一带抓8级大地震。而一些青年地震学者则认为,不能对东部地震形势的估计过低。但学术话语权由资深地震专家牢牢掌握,青年后学只能败北。1976年5月底,云南龙陵发生大震,中国地震局主要力量转移川滇,华北震情监测力量薄弱。青年地震学者只能望险干着急。

这话似乎有理,但深想一下,学术霸权从何而来?还不是“一种主义,一种思维传统”。

有人将责任集中于执政党一贯灾情不透明:唐山大地震后,政府先是不向全国人民和世界各国如实报告灾情之严重,以致救灾人员没有吊车、挖掘机、防毒器具等先进救灾工具相助,全靠手工人力,结果延误时机,使许多可以救活的受难者不能救出;接着又一概拒绝国际援助,又使一些可以挽救的病难者伤残者死于“自力更生”。直到三年后的1979年,唐山大地震的死伤人数才初步公布,直到三十年后的今天,人们还只能通过民间非法得知一些基本数据:唐山大地震实际造成242419人丧生(包括天津等受灾区),36万多人受重伤,70万多人受轻伤,15886户家庭解体,7821个妻子失去丈夫,8047个丈夫失去了妻子,3817人成为截瘫患者,25061人肢体残废,遗留下孤寡老人3675位,孤儿4204人,……至今仍未能查清全部灾情数据——这证明唐山大地震既是400多年来世界地震史上最悲惨的一次劫难,也可能是400多年来世界地震史上最迟披露真相因而造成救援问题最大的一次劫难。

至为可怕的是,直到三十年后的2006年7月28日,政府有关部门在唐山大地震30周年纪念日之际,仍然不准说真话,既不追究压制预报唐山大地震信息的罪人,也不表彰勇敢预报唐山大地震信息的英雄,更没有提倡一种负责任的忏悔,反而再次说假话:宣布30年前的唐山大地震是毫无预兆的“突如其来”。在此氛围的鼓励下,2006年7月26日14:14分“新浪嘉宾访谈”,本为唐山大地震30周年纪念活动,但原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中心主任梅世蓉却一句话也不忏悔当年自己压制预报唐山大地震信息的愚味。尽管梅世蓉深知“中国将进入下个地震活跃期”,但毫不反思:如若再不许说真话,就可能再蹈唐山大地震悲剧覆辙

唐山大地震预测时间表


1967年10月

距唐山大地震9年

时任地质部部长李四光,在国家科委地震办公室研究地下水观测的会议上指出,“应向滦县、迁安地区(属唐山地区)做些工作。如果这些地区活动的话,那就很难排除大地震的发生。”

1976年初

距唐山大地震不到半年

唐山市地震办公室负责人杨友宸,综合唐山市40多个地震台、站的观测情况,在唐山防震工作会议上做出了中短期预测:唐山市方圆50公里内,1976年7、8月份或下半年的其他月份将有5到7级强震发生。

1976年7月6日

距唐山大 地震22天

开滦马家沟矿地震台马希融正式向国家地震局、河北省地震局和开滦矿物局地震办公室做出短期将发生强震的预报。

1976年7月7日

距唐山大地震21天

山海关一中的地震科研小组向河北省、天津市和唐山地区地震部门发出书面预报意见:7月中下旬,渤海及其沿岸陆地有6级左右地震。

1976年7月14日

距唐山大地震14天

北京市地震队电告国家地震局,出现七大异常,要求立即安排时间听取汇报。北京、天津、唐山、张家口和渤海沿岸的群测群防经验交流会在唐山召开。国家地震局副局长查志远等近百名中国地震界官员、专家到唐山二中参观地震科研小组的工作。唐山二中田金武老师郑重发出地震警报:1976年7月底8月初,唐山地区将发生7级以上地震,有可能达到8级。赵各庄矿地震台姜义仓在唐山市地震办公室会商会上正式提出:唐山即将发生5级以上破坏性地震。

1976年7月16日

距唐山大地震12天

乐亭红卫中学向唐山地区地震办公室、河北省地震局唐山监测中心台发出书面地震预报意见:7月23日前后,我区附近西南方向将有大于5级的破坏性地震发生。

1976年7月22日

距唐山大地震6天

山海关一中的地震科研小组再次向河北省、天津市、唐山地区地震部门发出书面预报意见:7月下旬,渤海及其沿岸陆地有6级左右地震。

1976年7月26日

距唐山大地震2天

国家地震局汪成民等一行15人到北京市地震队听取汇报,北京队提出,发现临震七大异常。

1976年7月27日10时

距唐山大地震17小时

国家地震局副局长查志远等人听取了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京津组长汪成民等的汇报。之后,查志远决定,下周一开会研究一下,让汪成民等先去廊坊落实水氡异常。

1976年7月27日16时

距唐山大地震11小时

吕家坨矿地震办公室的赵声和王守信两人通过电话向开滦矿务局地震办做了紧急震情汇报:第二个峰值一直在上升、上升、上升……

1976年7月27日18时

距唐山大地震9小时
梅世蓉她如何对得起唐山24万以上震死的冤魂?! 查志远和梅世蓉

开滦马家沟矿地震台马希融向开滦矿务局地震办公室做出强震临震预报:“地电阻率的急剧变化,反映了地壳介质变异,由微破裂急转大破裂,比海城7.3级还要大的地震将随时可能发生。”

1976年7月28日3时42分53.8秒

唐山发生里氏7.8级大地震,超过24万人在地震中遇难。

青龙县当年的抗震经历

  刘志新,秦皇岛市残联理事会理长,前青龙县副县长。1996年应邀赴联合国就青龙县1976年抗震的典型事例作报告。地震当年为青龙县水泥厂化验员。时值唐山大地震30周年之际,刘志新讲述了当年青龙县抗震的经过。

  问:请您讲讲青龙县当年的抗震经历好吗?

  刘志新:1976年防震、抗震我不是当时的指挥人员,当时我也是在唐山震剩下的人,在唐山高碑店,离唐山市50华里,当时正好在那里学习,因为我很快就回到了县里,县里的这些事儿倒是非常的清楚。

  唐山大地震的前夕,国家地震局在唐山市召开全国地震工作会议,在会议期间国家地震局也是华北组的组长汪成民在会议上发布了河北近期的一些地震的迹象,他并说可能有6级的地震会发生。他发表这个是在白天的会议之后,是晚饭后发布的。青龙县参加会议的,是青龙县科委王春青,当时师范毕业一年,年轻人,听了会议之后,认真地做了记录,会议之后两天回到了青龙县,当时的交通很不方便,他从唐山坐火车到滦县,住一夜然后才可以坐班车到青龙县,回到县里就和当时的科委主任王进志做了详细汇报。

  王进志主任听了汇报之后,认为7月底可能有6级左右的地震发生,另外也有好多迹象表明,有地震发生。所以他听了以后,感到这个事情关系到全县人民的生命财产,因为当时已经是52万人口了,他说这个事儿不是小事,他听了汇报之后,找到当地的县委办公室主任马刚(音),他是县委常委办公室主任,他汇报了这个情况之后,马刚也感到这个事情的重大,不能耽误时间,所以立即向当年的县委书记冉广歧做了汇报,冉书记听了汇报之后,他认为这个事应该赶紧安排部署,因为涉及到全县人民的生命财产问题,就向马刚主任通知各个常委,晚上参加常委会议,研究部署抗震的会议,晚上召开了常委会,而且有会议纪要,就是现在我们县档案局里面一直存着的纪要。

  问:您参加这个会议了吗?

  刘志新:我没有参加,当时我还是我们县水泥厂的化验员,晚上的常委会,会议上好象是做了五条安排,我可以说清楚大致意思,常委会研究并出台了会议纪要,会议纪要就是县委的文件了,大致做出这么几条安排,一个是因为全县已经次日安排一个大会,不是24日就是25日,我忘了,常委会的次日就是全县三级干部大会。事先已经通知了,召开全县三级干部大会,所谓的三级干部就是县、乡、村,当初做了这么几点,正好这天晚上常委会逐步定了这么几点,在三级干部大会上,请县科委主任王进志传达唐山地震会议精神,并讲解防震减灾的有关知识,就是地震的有关知识,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就是到会的各乡镇的武装部长,还有各村的民兵连长,听完会议之后,回到乡镇,开动乡镇的喇叭对老百姓进行宣传,一是宣布最近有地震,另外是传达县委的精神,还有讲解地震的知识。还有发地震棚,就是动员老百姓进去住。另外通知学生不准在教室内上课,要在室外上课,供销部门,总之在室内办公的都要到室外办公来,这是全县统一要求的。

  另外县广播局每天要设专题节目,宣传避震知识,另外怎样做好防震工作,举例说明,比如说防震知识,讲地震前兆,地震要来临的前几天,有时候牲畜鸡犬不宁,骡马狂躁,狗也到处乱跑,另外鱼都浮到水面,就是说种种动物都不安宁,就讲这些,另外大地震来临之前,首先有地声,就像过去的过车一样的声音,然后有地光,然后产生地光,就像彩虹一样特别亮。在天地之间,你一开门看到天地之间有大亮光,这是地光,然后就是地震。就讲这些知识,另外怎么防震呢?一个是大家都要搬出来,晚上到地震棚里住,另外实在在屋里住的,就让他们睡觉不准关窗户、门,门窗必须要开了,因为晚上如果地震一压,门就紧了,人就砸里面了。

  另外还有简单的知识,就是一些报警的办法,就是让农民各户把酒瓶子倒放在水桶、脸盆里,静静的放着,一旦有一点小的微震就有撞击声了,就宣传这方面的知识,另外井水冒泡,就是这样,动物一些的地震前的一些异常进行宣传,另外大喇叭,那个年代农村的小喇叭入户率特别高,几乎90%多,家家都有小喇叭,可以说是广泛的宣传,深入、广泛的发动。所以说全县的各行各业人人皆知,当时的县委书记冉广歧,带头在外面搭的地震棚,就在凌晨3点多,正好他爱人还拉肚子想上厕所,正好这个时候地震了,他带头在外面地震棚住,开会的时间记不住了,不是24日、就是25日,民兵连长和武装部长都回去宣传,大约感觉到地震的时候有50%都出去了,都是年轻人,多数的老年人不愿意出来,但是都有充分的思想准备,7月28日凌晨3点多,大地震来了,房子也塌了3000多间。

  问:那您回青龙县之后看到什么样的景象?

  刘志新:山坡上、树荫下、全都是地震棚,家家户户都在外面住,另外全都在外面埋锅造饭,一到晚上炊烟缕缕,非常的有意思。

  问:当时还有没倒的房子吗?

  刘志新:也有不少,这个数我记不太准了反正倒的非常多,因为那个时候房子特别破旧,特别的困难,文革那么多年,所以房子倒得也特别多,因为人们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所以无一伤亡。

  我可以再举一个例子,有思想准备和没有思想准备绝对不一样。当时,我们县白家店正在修桥,工地里面有很多的民工,由于我们全面普及的宣传,当时,人人皆知了,让工人们上唐山进料,让谁去也都不去,当时在工地上有一个卫生员叫董武,他现在是青龙县人民医院五官科主任,是我初中的同学,因为他在唐山上的学校,毕业之后到单位工作,然后是工地上的卫生员,派谁去也不去,后来他自告奋勇,他说没有人我去,我那里有亲戚,我住亲戚家。是我初中的同学,他说你们都不去,我去吧,我在那里上过学,我熟,我住就住在亲戚家,他那天晚上就去了。到唐山之后就住在亲戚家里,晚上晚饭的时候跟姑姑和姑父说,他说县里传达了,说有大地震,唐山周边河北这一带有大地震,你们睡觉的时候精神点,衣服都穿着点,别脱光了,他说窗不能关,门也不能关,他说我是认真的,你必须得注意,他也是告诉他们地震之前有地声,跟过车一样,另外有地光,他弄了一点简单的,就用酒瓶子什么的。

  大约凌晨三点左右,他住的是平房,凌晨3点多的时候他听到像过车的时间,那时候不可能有车的声音,他一听有隆隆的车声,他一个箭步就窜出去了,就喊:地震了,地震了快跑快跑,他姑父和两个孩子都从门和窗户跳出去了,等他们出来的时候,他姑姑的腿就压折了,他姑父还有姑父的老母亲,还有两个孩子,加上妻子是五口人,由于他那天晚上住了都出来了,而且就他姑姑是最后一个,赶姑姑出来的之后,房子就塌了,她姑姑的腿压骨折了,后来董武给绑了一下,因为他学医的,因为他那天晚上住在那里,他姑父家的五口人都获救了,那里面高楼大厦就没有一堵墙是站着的,顷刻之间唐山市夷为平地了,没有思想准备的还以为是车声呢,他们都没有心理准备,房子塌下来了,都盖住了,所以说董武这个例子就说有精神准备和没有精神准备绝对不一样。

  因为我们唐山大地震之后,唐山周边的县包括我们南边的县,比我们还在北的,离我们还离唐山远的县都有死亡的报道,唯独我们青龙县没有死亡报告。86年的时候有人写了一个文章,就是《唐山大地震鲜为人知的一件事》。

  问:当时这个邻县有没有听说过你们的做法,或者是做出什么反映?有没有跟你们学的?

  刘志新:没有,因为一个县就一个人,他传达了之后,县委领导重视的,就传达部署了,有的可能回去就没有汇报,也可能汇报之后领导对这个事儿没有重视。所以说在当时,所有的县代表只有青龙县。《唐山大地震鲜为人知的一件事》就是说青龙县地震无一伤亡的一个事儿,也有外文版,联合国经济发展曙发现这个事之后又十年,96年,唐山大地震20年后,96年之前,联合国他们来到青龙县和国家地震局还有地质研究所的,到青龙县里面上上下下进行座谈,可以说全县人民有口皆碑,记忆犹新,当时领导怎么发动什么的等等。

  问:您去联合国讲这个事情是什么时候?

  刘志新:96年4月。专门介绍这个青龙县如何防震减灾的。后来联合国来就是当时的科委主任王进志还有冉广歧都来了,都见了,其实当时冉广歧也有思想斗争,他当时听了报告就想是安排部署传达还是不传达,当时也有思想准备,如果要是传达,不是不震呢,在群众当中势必造成轰动,当时的政治瓜分阶段势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抓革命的情绪。

  我们到联合国参加是这样的,是第50次联合国复会,就是各国如何发挥公共管理的作用,中国话说就是如何发挥公共管理作用,这次各个国家的发言,都是通过行政管理,用那次会议上的话说就是公共管理和科学界有机结合,能够达到防震减灾的目的,包括水灾等各方面,就是说科学行政管理和科学预测有机结合,能够达到减灾的目的,就这么一句话,那次会议中心宣传的是这点,他们把青龙作为成功的案例推向了这个大会,是这么一个目的。

  当时的冉书记他想,如果一旦震了,咱们又知道这个消息,没有安排,全县52万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具有的损失,我就是对人民的犯罪,对人民的不负责任。他当时说是为了青龙县的人民生命不受损失或者是少受损失,值得了,后来他通过自己的思想斗争,说我不能为人民生命财产负责任,我就是历史的罪人。毅然决然地召开会议,安排部署全县。

  县委书记真的是令人尊敬,是人民的好书记,是为人民财产负责任的好书记。当时如果好多人都像他,假设旁边的县都传达了,真的不会死这么多人,可能难度大一点,可能人多等等,但是肯定会减少。96年,因为是20周年,后来他们知道这个消息,从外文版上发现了这个消息,联合国的官员就来了,来了之后就请示经费,邀请我还有王春青,还有国家地震局的汪成民,就是他奔走的,还有国家地质研究员,副研究员,美籍华人还有一位,邀请我们五个人去联合国。在那里交流交流经验,在联合国大厦来办了一个展厅,县里的文件,也有好多宣传的资料,当时照的相,也很多的资料,资料很多,我们在外地搭的地震棚等于资料特别多。

  问:当时您后来是过了多长时间知道唐山的情况的?

  刘志新:我是在高碑店学习水泥分析技术,那会儿也是震中,我三点多地震的时候我从床上掉下来的时候,一看连门带楼道都塌了,我是从三层楼上顺着绳子下来的。我在高碑店离唐山50华里,在震中,所以也是震剩下的。第三天我到承德,途径整个的一路上,救援的物质源源不断,周边的沿县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也有。

  问:当时你们家都在青龙?

  刘志新:对,并且我还有一个孩子。都没有受伤,当时都搭了地震棚,县里传达的特别到位,工厂都传达了。

  问:在高碑店你知道不知道家里的情况?

  刘志新:不知道。

  问:那您应该是一路担心的?

  刘志新:非常担心。从承德到家里,一看到我爱人,就说青龙全部传达了,都让在外面,老百姓全都知道,过了好几天才地震的。

  当时我们都在外面呆着,特别热,11点多了,才睡觉,一点消息都没有,地震前几天的水全都是白色,像石灰一下,后来他们滑石粉放的量大,我说多也不会这样的。我当时也没有经历过,一点地震的知识也没有。后来知道了,后来问我爱人,青龙房子倒了很多,但是人没有死,都在外面住了,好几天了不让在屋里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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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世蓉:女,1928年4月27日出生于四川省广安县。1974年以来,为走资派胡克实重用,窃据为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副主任以后,在走资派包庇下把持了国家地震局大权,对抗毛主席地震路线,压制学术上不同意见,反对群测群防,是造成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应该得到预报而没有预报的主要罪犯之一,以至于唐山人民和京津地区人民死亡二十四万二千人,重伤十余万,轻伤不计其数,国家经济损失数百亿计。最可恶的是事后向党中央隐瞒实情,欺骗中央谎说唐山大地震根本不能预报。接着又利用我国政治局势的突变,转移罪责,参与诬陷坚持群测群防路线,正确地测出地震危险逼近,要求发动群众抓地震前兆的汪成民同志。逼得汪成民同志家庭破碎,妻子离异,身心受了极大打击。而该犯却被复辟当局重用提升为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主任,中国地震学会常务理事,地震前兆专业委员会主任。尽管事实已经证明,地震完全可以预报,身为地震工作者的梅犯世蓉,在这以后还是一贯地散布地震不可知论,破坏地震预报工作,参与摧毁我国文化大革命中在毛主席路线指引下建立的群测群防队伍殆尽,打击压制对于我国地震工作有杰出贡献尤其在唐山大地震中作了杰出贡献的地震专家,工作上刁难,不给资金设备和仪器,更可恶的是不让带学生,以至近三十年来,我国在文化大革命中培育锻炼出来的一大批地震专家,相继衰老、后继无人,人才凋零,使得我国地震工作处于灭亡的危险。目前梅犯世蓉和其他同案犯在罪恶势力包庇下逍遥法外,全国人民务必立即行动起来将他们捉拿归案,给以应得的惩罚,为唐山大地震二十四万死难者和几百万灾民报仇。

没人责怪她,当时的总理华国锋只是说:“不追究你们的责任,你们回去好好工作,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1976年,是一个多事之秋。

唐山大地震被漏报、以及对漏报的长期隐瞒,就这样在中国的大地上划出了一道比地震本身更深更长的痛。这一痛史无情地告诉世人:只有人民能够决定责任人的为政命运和为政利益,责任人才可能真正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不愚弄人民,不欺瞒百姓,即使想那样干最终也不敢干、干不了。假如明天灾难来临,人类是否吸取教训?不肯直面过失,人祸注定还会再次敲门。这,恐怕就是《唐山警世录》带给我们的最大警示。人类不能忘记,地震的警钟还会在某一天响起;今日不闻警钟之声,等来的必定是丧钟为你而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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