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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壁画中的飞天，与洞窟创建同时出现，从十六国开始，历经十个朝代，历时千余年，直到元代末期。敦煌莫高窟492个洞窟中，几乎窟窟画有飞天。一千余年间的敦煌飞天由于朝代的更替，中西文化的频繁交流等变化，姿态意境、风格情趣都在不断地变化。如敦煌飞天的鼎盛时期，即整个唐代，敦煌飞天术形象达到了最完美的阶段，是完全中国化的飞天。唐代大诗人李白咏赞敦煌飞天仙女诗：“素手把芙蓉，虚步蹑太。霓裳曳广带，飘浮升天行”。
由于佛教中把空中飞行的天神称为飞天，所以飞天多画在佛教石窟壁画中，敦煌飞天就是画在敦煌石窟中的飞神，后来成为敦煌壁画艺术的一个专用名词。敦煌飞天从起源和职能上说，它不是一位神。它是乾闼婆与紧那罗的复合体。神话传说中说他们一个善歌，一个善舞，形影不离，融洽和谐，是恩爱的夫妻。后来乾闼婆和紧那罗的职能混为一体；乾闼婆亦演奏乐器，载歌载舞；紧那罗亦冲出天宫，飞翔云霄。乾闼婆和紧那罗男女不分，合为一体，化为后世的敦煌飞天。
敦煌飞天的故乡虽在印度，但敦煌飞天却是印度文化、西域文化、中原文化共同孕育成的。从艺术形象上说，是多种文化的复合体。敦煌飞天是印度佛教天人和中国道教羽人、西域飞天和中原飞天长期交流融合为一，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飞天。它不长翅磅、不生羽毛、没有圆光、借助彩云而不依靠彩云，主要凭借飘曳的衣裙、飞舞的彩带而凌空翱翔的飞天。敦煌飞天可以说是中国艺术家最天才的创作，是世界美术史上的一个奇迹。
1942年，春末，张大千率领门生子侄在敦煌两年多，据说全部花费达“五百条黄金”之多，结果复制了276件敦煌壁画，在成都举办了敦煌壁画临摹展，评论很多，张大千最看重陈寅恪的一段话：“敦煌学，今日文化学术研究之主流也。大千先生临摹北朝、唐、五代之壁画，介绍于世人，使得窥见此国宝之一斑，其成绩固已超出以前研究之范围。何况其天才特具，虽是临摹之本，兼有创造之功，实能于吾民族艺术上，别阔一新境界。其为敦煌学领域中不朽之盛事，更无论矣。”
他花了大量时间对十六国、北魏、北周、隋、唐、五代、宋、西夏、元各朝的壁画代表作及雕塑进行了临摹，共有摹品共记三百多幅。
敦煌飞天是敦煌莫高窟的名片，是敦煌艺术的标志。只要看到优美的飞天，人们就会想到敦煌莫高窟艺术。敦煌莫高窟492个洞窟中，几乎窟窟画有飞天。据常书鸿先生在《敦煌飞天》艺术画册序言中说，“总计4500余身”，
从起源和职能上说，飞天不是一位神，它是乾闼婆与紧那罗的复合体。乾闼婆是印度古梵文的音译，意译为天歌神，由于他周身散发香气，又叫香音神。紧那罗是印度古梵文的音译，意译为天乐神。乾闼婆和紧那罗原来是印度古神话与婆罗门教中的娱乐神和歌舞神，他们一个善歌，一个善舞，形影不离，融洽和谐，是恩爱夫妻，后来被佛教吸收，化为天龙八部众神中的两位天神。唐代慧琳《音义》解释说：“真陀罗，古作紧那罗，音乐天，有微妙音响，能作歌舞。男则马首人身，能歌；女则端正，能舞。次此天女，多与乾闼婆为妻也。”乾闼婆与紧那罗被佛教列入天龙八部神后，随着佛教理论、艺术审美以及艺术创作的发展需要，由原来的马头人身的狰狞面目，逐渐演化为眉目清秀、体态优美的天人飞仙了。
乾闼婆和紧那罗最初在佛教天龙八部众神中的职能是有区别的。乾闼婆—香音神的任务是在佛教净土世界里散发香气，为佛献花、供宝、作礼赞，栖身于花丛，飞翔于天宫云霄；紧那罗—天乐神的任务是在佛国净土世界里，为佛陀、菩萨、众神、天人奏乐歌舞，居住在天宫，不能飞翔于云霄。后来乾闼婆和紧那罗的职能混为一体：乾闼婆亦演奏乐器，载歌载舞；紧那罗亦冲出天宫，飞翔云霄。乾闼婆和紧那罗男女不分，合为一体，化为后世佛教艺术中的飞天。西魏时，莫高窟已出现了持乐器歌舞的乾闼婆。隋代以后，乾闼婆和紧那罗混为一体，已无法分辨了。只是音乐界、舞蹈界写文章时，为了把他们和乐伎加以区别，把早期天宫奏乐的紧那罗定名为天宫伎乐，把后来合为一体、持乐歌舞的飞天定名为飞天伎乐。
从艺术形象上说，敦煌飞天不是一种文化的艺术形象，而是多种文化的复合体。飞天的故乡虽在印度，但敦煌飞天却是印度文化、西域文化、中原文化共同孕育成的。它是印度佛教天人和中国道教羽人、西域飞天和中原飞天长期交流、融合为一的结果，具有中国文化特色。它不长翅膀，不生羽毛，没有头光，借助彩云而不依靠彩云，主要凭借飘曳的衣裙、飞舞的彩带而凌空翱翔。敦煌飞天可以说是中国艺术家最天才的创作之一，是世界美术史上的一个奇迹。
敦煌壁画中的飞天，与洞窟创建同时出现。从十六国开始，历经十个朝代，历时千余年，直到元代末期，随着敦煌石窟的停建而消逝。在这千余年的历史长河中，由于朝代的更替、政权的转移、经济的发展繁荣、中西文化的频繁交流等历史情况的变化，飞天的形象、姿态和意境、风格，都在不断地变化，其演变史同整个敦煌艺术发展史大体一致，分为四个阶段。
1.兴起时期。从十六国北凉到北魏(366～535年)，大约170余年。此时期的敦煌飞天深受印度和西域飞天的影响，大体上是西域式飞天。但这一时期两个朝代的飞天特点也略有不同。
莫高窟北凉时期的飞天多画在窟顶平棋岔角、窟顶藻井装饰、佛龛上沿和本生故事画主体人物的头上。其造型和艺术特点是：头有圆光，脸型椭圆，直鼻大眼，大嘴大耳，耳饰环珰，头束圆髻，或戴花蔓，或戴印度五珠宝冠，身材粗短，上体半裸，腰缠长裙，肩披大巾。由于晕染技法变色，成为白鼻梁、白眼珠，与西域龟兹等石窟中的飞天，在造型、面容、姿态、色彩、绘画技艺上都十分相似。由于莫高窟初建时，敦煌地区的画师画工尚不熟悉佛教题材和外来艺术，处于模仿阶段，运笔豪放，着色大胆，显得粗犷朴拙。如莫高窟北凉第275、272窟中的飞天。
莫高窟北魏时期的飞天所画的范围扩大了。不仅画在窟顶平棋、窟顶藻井、故事画、佛龛上，还画在说法图、佛龛内两侧。北魏的飞天形象大体上还保留着西域式飞天的特点，但有一些洞窟里的飞天形象，已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逐步向中国化转变。飞天的脸型已由丰圆变得修长，眉清目秀，鼻丰嘴小，五官匀称谐调。头有圆光，或戴五珠宝冠，或束圆髻。身体比例逐渐修长，有的腿部相当于腰身的两倍。飞翔姿态也多种多样了，有的横游太空，有的振臂腾飞，有的合手下飞，气度豪迈大方，势如翔云飞鹤。飞天起落处，朵朵香花飘落，颇有“天花乱坠满虚空”的诗意。如莫高窟北魏第251、260窟的飞天。
2.创新时期。从西魏到隋代(535～618年)，大约80余年。此时期的敦煌飞天，处在佛教天人与道教羽人、西域飞天与中原飞天相交流、相融合、创新变化的阶段，是中西合璧的飞天。 莫高窟西魏时期的飞天，所画的位置大体上与北魏时期相同，只是西魏时期出现了两种不同风格特点的飞天，一种是西域式飞天，一种是中原式飞天。
西域式飞天继承北魏飞天的造型和绘画风格，其中最大的变化是：作为香音神的乾闼婆抱起了各种乐器在空中飞翔；作为天乐神的紧那罗亦飞翔于天空。两位天神合为一体，成了后来的敦煌飞天，亦叫散花飞天和伎乐飞天。其代表作如第249窟西壁佛龛内上方的四身伎乐飞天。
中原式飞天，是东阳王元荣出任瓜州(古敦煌)刺史期间，从洛阳带来的中原艺术画风在莫高窟里新创的一种飞天。这种飞天是中国道教飞仙和印度佛教飞天的融合：中国的道教飞仙失去了羽翅，裸露上体，脖饰项链，腰系长裙，肩披彩带；印度的佛教飞天失去了头上的圆光和印度宝冠，束起了发髻，戴上了道冠。人物形象完全是中原“秀骨清像”形，身材修长，面瘦颈长，额宽颐窄，直鼻秀眼，眉细疏朗，嘴角上翘，微含笑意。其最具代表性的是第285窟南壁上层的十二身伎乐飞天和两身裸体飞天。
北周时期由于鲜卑族统治者崇信佛教，且通好西域，因而莫高窟再度出现了西域式飞天。这种新出的飞天具有龟兹石窟飞天的风格，脸圆、体壮、腿短，头有圆光，戴印度宝冠，上体裸露，丰乳圆脐，腰系长裙，肩绕巾带。最突出的是面部和躯体采用凹凸晕染法，现因变色，出现了五白：白眉棱、白眼眶、白鼻梁、白嘴唇、白下巴。飞行姿态成敞口“U”字形，身躯短壮，动态朴拙，几乎又回到了莫高窟北凉时期飞天的绘画风格特点，但形象却比北凉时期丰富得多，出现了不少伎乐飞天。如第290窟和第428窟中的飞天。
隋代是莫高窟绘画飞天最多的一个时代，也是莫高窟飞天种类最多、姿态最丰富的一个时代。隋代的飞天除了画在北朝时期飞天的位置外，主要画在窟顶藻井四周、窟内上层四周和西壁佛龛内外两侧，多以群体出现。隋代飞天的风格，可以总结为四个多样性：一是风格特点多样性。既有西域式--飞天，也有中原式飞天，更多的是中西合璧式的飞天。二是脸型身材多样性。脸型有丰圆型，也有清秀型；身材有健壮型，也有修长型。但大多数身材修长，比例适度，腰肢柔细，绰约多姿。三是衣冠服饰多样性。有上身半裸的，也有着僧祗支的；有穿无袖短裙的，也有穿宽袖长裙的；有头戴宝冠的，也有头束发髻的，还有秃发僧人式的飞天。四是飞行姿态多样性。有上飞的，也有下飞的；有顺风横飞的，也有逆风横飞的；有单飞的，也有群飞的。但飞行的姿态已不呈“U”字形，身体比较自由舒展。从总体上说，隋代飞天是处在交流、融合、探索、创新的时期，总趋势是向着中国化的方向发展，为唐代飞天完全中国化奠定了基础。最具有隋代风格的飞天，是第206、427、404窟的飞天。
3.鼎盛时期。从初唐到晚唐(618～907年)，贯穿整个唐代，大约300年。 唐朝时，敦煌飞天进入成熟时期，艺术形象达到了最完美的阶段。这时期的敦煌飞天已少有印度、西域飞天的风貌，是完全中国化的飞天了。
唐代前期的飞天具有奋发进取、豪迈有力、自由奔放、奇姿异态、变化无穷的飞动之美，这与唐王朝前期开明的政治、强大的国力、繁荣的经济、丰富的文化、开放的国策、奋发进取的时代精神是一致的。 最具有唐代前期风格特点的飞天，是画在初唐第321窟中的双飞天和盛唐第320窟中的四飞天。
唐代后期的飞天，在动势和姿态上已没有了前期那种奋发进取的精神和自由欢乐的情绪；在艺术造型上人体已由丰满娇美变为清瘦朴实；衣饰上已由艳丽丰厚转为淡雅轻薄；神态上已由激奋欢乐变为平静忧思。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画在中唐第158窟西壁大型《涅槃经变》图上方的几身飞天。
4.衰落时期。从五代至元代，(907～1368年)，大约460余年。这一时期的敦煌飞天继承唐代余绪，造型动态上无所创新，逐渐走向公式化，失去了原有的艺术生命。
五代和北宋时，河西归义军曹氏政权管辖敦煌地区。这一时期的飞天继承唐代余风，但无创新，不复生气，完全失去了唐代飞天生气欢快的基调。但曹氏政权崇信佛教，在莫高窟、榆林窟新建和重修了大量洞窟，并且建有画院，聘用了一些当时著名的画师、画匠，绘制了不少壁画。这些画师画匠继承模仿唐代风格特点，在榆林窟和莫高窟也留下了一些上乘的飞天之作。其代表作品是榆林窟第16窟和莫高窟327窟中的飞天。
西夏是党项族在大西北建立的一个少数民族政权。莫高窟西夏时期的飞天，一部分沿袭宋代的风格，一部分具有西夏独特的风格。最大的特点是把西夏党项族的人物风貌和民俗特点融入了飞天的形象。脸型长圆，两腮外鼓，深目尖鼻，身体健壮，身穿皮衣，多饰珠环，世俗性很强。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第97窟中的两身童子飞天。
元代时蒙古族统治敦煌地区，在莫高窟和榆林窟营建重修的洞窟都很少。元代流行密宗，分藏密和汉密。藏传密宗艺术中无飞天，汉传密宗艺术中现存的飞天也不多。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画在第3窟南壁和北壁《千手千眼观音经变》图上方两角的四身飞天。这四身飞天形象、姿态、衣饰基本相似，头梳锥髻、戴珠冠，脸型丰圆，长眉秀眼，上体半裸，项饰璎珞，臂饰宝钏。一手托莲花，一手执莲枝负在肩上，乘黄色卷云从空而降，衣裙巾带很短，身体沉重，飞动感不强，已无佛教飞天的姿态风貌，倒像是四身乘云飞行的道教仙童。
敦煌飞天，经历了千余年的岁月，展示了不同的时代特色和民族风格，其永恒的艺术生命力至今仍然吸引着人们。正如段文杰先生在《飞天在人间》一文中所说：“她们并未随着时代的过去而灭亡，她们仍然活着，在新的歌舞中，壁画中，工艺品(商标、广告)中，到处都有飞天的形象。应该说她们已从天国降落到人间，将永远活在人们心中，不断地给人们以启迪和美的享受。”
深藏于石窟中的音乐简介欣赏 |
今甘肃省敦煌县境内有一处古代佛教遗址，它在山崖沉寂了1000多年后，在清末民初时期突然引起了外国人的垂涎。1907年，一个名叫A.斯坦因的英国人从中掠走文物一万多件；1908年，一个名叫伯希和的法国人又从中掠走文物精品5000多件；接着又有几个日本人、俄国人、美国人相继从中弄走一批批经卷和壁画。这个屡遭外国文化掠夺者浩劫的佛教遗址，就是今已举世闻名的中国古代文化宝库——敦煌石窟。 敦煌石窟又称“莫高窟”，是开凿于敦煌县东南25公里处鸣沙山东麓断崖上的一系列佛教寺庙。创凿于366年，经北魏至隋唐宋元相继建造，形成巨大佛教石窟群。已编号洞窟有492个，几乎窟窟都有乐舞图像。这些乐舞图像可以连接成为一幅从北魏经隋唐到宋元的巨幅中国音乐舞蹈画卷，为了解这些朝代的音乐文化，特别是隋唐音乐文化的盛况，提供了大量生动而具体的形象资料和文字资料。 反映隋代宫廷行进仪仗音乐场面的壁画很有特色，如390窟隋代乐舞图，其中右方有八人分别用横笛、曲颈琵琶、排箫、竖箜篌、方响等乐器为舞蹈伴奏。图中方响是前面章节未提到的乐器，它最早出现于南北朝，隋唐时在乐队中常有所见，形制是用金属制成长方型发音板，悬挂于架上，用槌敲击，音色清脆明亮。它是参照编磬形制而创造出来的一种新型体鸣乐器。 反映唐代音乐表演的壁画很多，场面也很壮观。如220窟北壁初唐乐舞图，中部有四舞伎翩翩起舞，周围竖有彩灯。左侧15人组成的乐队正在演奏(图24左)，使用乐器从下至上是羯鼓、细腰鼓、横笛、扁鼓、拍板、贝(海螺)、竖箜篌、钹、笙、尺八(直箫)、筚篥，另有一伎在挥手耍盘歌唱；右侧13人组成的乐队也在演奏(图24右)，使用乐器从下至上有细腰鼓、横笛、拍板、阮咸、筚篥、方响、琴、排箫、尺八等，也有一伎在持盘歌唱。整个画面规模宏大、形象逼真、装饰华丽，表现出唐代宫廷元宵之夜作乐、歌舞的辉煌场面。 反映鼓吹乐和散乐百戏表演的壁画也引人注目。例如晚唐156窟南壁西端下部的《张议潮出行图》，画面行进队伍前有骑吹数人吹角击鼓；中有歌舞伎八人着少数民族服装正在挥袖踏步合着乐节歌舞；后有12人组成的步行乐队演奏着大鼓、曲颈琵琶、细腰鼓、尺八、横笛、羯鼓、笙、拍板、竖箜篌等乐器，气势浩荡、场面壮观。此画表现张议潮于大中二年至咸通二年(公元848—861年)率领各族人民击退吐番统治者收复河西，被唐政府任命为“归义军节度使”的史事内容。
同一石窟北壁东端下部还有一幅《宋国夫人出行图》，画面行进队伍前有百戏表演，其侧有鼓、笛、板乐员在伴奏；中有四女伎着彩服挥袖踏着乐节舞蹈，其侧有七人分别用细腰鼓、筚篥、短颈琵琶、鼓、横笛、拍板、笙等乐器为她们伴奏。画中百戏表演的伴奏乐器只用了鼓、笛、板，这与白居易《立部伎》诗所说：“立部伎，鼓笛喧，舞双剑，跳七丸，袅长索，掉长杆”的情况完全相符。 敦煌石窟所藏最为珍贵的音乐文物，是于长兴四年(公元933年)写在“中兴殿应圣节讲经文”卷子背面的25首曲谱，今称“敦煌曲谱”。所用谱字称为“燕乐半字谱”，共计有20多个，谱字旁有符号和文字表示音高和节奏。令人痛惜的是，这一文物已被法国人伯希和掠走，今存法国巴黎图书馆(图25)。另外散失的乐舞资料有：英国人斯坦因掠走的记有“音乐部”的《新集时用要字》、《新商略古今字样提其时要并行俗释上卷下卷》；斯坦因和伯希和掠走的《敦煌舞谱》。这些隋唐乐舞资料珍品的流失，不能不说是中国隋唐乐舞研究领域方面的一个重大损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