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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茶文化发展史》前言
“茶为国饮，杭为茶都”提出已近十年，打造中国茶都的各种活动此起彼伏，如火如荼，杭为茶都的理念，无论是茶界人士还是社会民众，业已广泛认同，深入人心，成为全社会的共识。茶产业振兴、茶文化复兴成为当下经济社会发展的一大亮点和热点，茶文化的研究也成为学术界趋之若鹜的一门显学。然而，对杭州茶文化历史和现状进行全面系统研究的学术成果，却告阙如。因此，为杭茶著史，为茶都立论，成为茶都建设中亟待补阙的一项重大学术任务。
2009年11月杭州市茶文化研究会成立后，就把这项任务纳入首届理事会工作计划，积极筹备，物色人选，于2011年7月正式启动《杭州茶文化发展史》的组织编写工作。蒙虞荣仁会长等市有关领导和杭州茶界诸位名公大家的信任和厚爱，我慨当此任，发奋一搏，以为杭州当代茶文化事业尽绵薄之力。
一
大凡著书立论，发凡起例、谋篇布局是开局，也是基础，要解决和回答定位、定性等基本问题。
顾名思义，《杭州茶文化发展史》是杭州地方茶文化的专业史，她既属于一般意义上的历史或史书范畴，同时在地域空间上又限于杭州范围，在内容上以茶文化为主体。这样的话，比较容易界定的是这部书的空间范围：以现今杭州市行政区划包括所辖各区县市为地理范围；历史上，今建德、淳安、萧山等地并不属于杭州，而现今在杭州之外的海宁历史上却属于杭州，这些都按照现今行政区划为准来界定；而史前时期甚至更早的旧石器时代，在探讨“原生茶”“原始茶”起源问题时，按照植物分布自然区系理论和史前人类文明的演进规律，范围延伸和扩展到杭州为核心的杭州湾两岸地区。
从时间和内容上来看，所谓历史通常是指自古至今的纵向时间维度里发生的人和事，于茶文化史而言，就是茶文化的起源和发展变化过程。然而，中国经典史学中有人生不立传、史不及当朝的传统，即便是现代主流史学，通常写历史都只写到1949年。当代人不写也难写当代史，个中既有春秋笔法、微言大义，也有历史唯物主义和盖棺方能论定的奥理在。因此，这里就产生两个问题：一方面，这部书的历史断代必须符合中国历史发展分期，体现茶文化发展兴衰起伏的轨迹，另一方面，她的下限是到1949年为止，还是需要突破史学传统，延伸到当下。这前一个问题，涉及到宏观的历史观和茶文化史论，相对而言并非太难；而后一个问题，如果要延伸到当下，就涉及到要突破史志体例的区别而史志结合、包容互鉴的问题，这在学术研究上是要冒一定的风险的。考虑到当代茶文化发展的“断层”和“后发”现实，兼顾到杭州地方茶文化研究工作的现状，我在反复研讨、提高认识、解放思想、大胆探索的基础上，采用了纵贯古今、以史为主、史志互补的体例设计；并以“发展”两字来凸显和强调历史纵向动态演进和当下横向静态现状，也就是在大历史框架或结构里，尤其是当代部分，以事论史，寓论于事；具体而言，在结构层次上，以章断史，以节分类，以目述事；而且，不管是古史还是今论，实际编撰时都基本遵循这样的体例；即便是述而不作的当代方志，著作者的认识、观点其实也在谋篇布局中体现无遗，不过是寓论于述、以事喻史而已。突破了这个体例设定上的传统藩篱，那这部书的上下限就明确了：从考古发现“原始茶”文物的新石器时代，到2013年底的当下为止。
明确了空间和时间，还要确定内容。关于茶文化的内容，学界观点基本分两派，一是以茶的品饮艺术为核心衍生出来的文化现象的总和，二是泛指与茶有关的所有社会文化现象。这两种观点有趋同之势，第二种观点正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同。不过，迄今很少有关于茶文化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的学术定论，很多学者从各自不同专业角度来界定茶文化，往往有失全面和系统。在学科分类上，茶文化尚未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学科，而其内容涉及到的学科却十分广泛，诸如农业、中医药、考古、历史、社会、经济、民俗、宗教、艺术、文化人类等学科门类。究其原因，是由茶文化这个概念本身内涵的宽泛广博造成的。文化本身内涵包罗万象，而茶通六艺、博洽百业。茶既是植物，又是作物，既可入药，又可为饮，既可入礼俗，又可通神灵，既是柴米油盐酱醋茶，又是琴棋书画诗酒茶，可谓雅俗共赏，其为物可关生态文化、经济产业，其为艺可以陶冶情操、修身养性，可谓物我皆通……总而言之，说白了茶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扮演的是“万金油”“百搭”这样的角色。这样的茶与包罗万象的文化连在一起，恐怕是人文学科里内涵最丰富博大的命题了，这也就难怪乎茶文化学术界难定其谳了。
“大道至简”，茶文化越广博，越不必纠结于葫芦里到底装什么药的问题。只要从大文化的视野来审视茶与文化的关系，或文化事象中的茶事物，那么就能在纷繁复杂、盘根错节的茶文化表象中抽离出茶文化的内涵来。茶文化是人类文明总体中的组成部分，她伴随人类文明的起源、发展而变化。茶从莽荒自然步入人类文明的殿堂，源自采集经济时代人类对她的发现利用，进而栽培生产，出文入艺，成为人类文化史中的重要一员。因此，这部书的基本内容，应该以中国大历史、中华茶文化为坐标，以杭州自古以来的历史、文化为背景，记录杭州先民从发现、利用茶到栽培、生产茶，再到茶进入社会、经济、文化生活方方面面的历史，阐述茶和茶文化在杭州城市发展史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具体说，其基本内容应包括茶起源、茶科研、茶生产、茶消费、茶贸易、茶艺文、茶礼俗、茶器具、茶著述、茶楼茶馆、名人与茶、茶风物名胜、茶文物史迹、茶文化旅游等方面。
综上所述，《杭州茶文化发展史》空间上，从杭州城区为主的小杭州，扩大到包括各区县市辖区的大杭州；时间上，从自古大历史延伸到当下大时代；内容上从小文化扩及大文化，以大文化的视野来看茶文化的内涵。
二
在这样的定位、定性之下，这部书的体例结构设定就比较容易和明确了，就是以史学体例为主体，以厘清纵向发展历史为主线，必要时作必要的考论辨析，史论结合；以方志体例为补充，适当保留珍贵历史资料，延及当下现状进展，史志互补；总体上力求突出学术性、史料性，同时兼顾知识性、可读性。力求在立论观点上有高度、有突破，在研究方法上有探索、有创新，在图文资料上有考辩、有选录；对某些茶事常识、历史典故、来龙去脉作适当铺陈介绍，在行文风格上以直录、论述为主，适当讲求文采。
本书在许多重大学术命题，如“大灌木型茶树”、“原始茶”、茶药关系、西湖种茶起源及茶祖、茶叶“小生产”，陆羽杭州茶事行迹、宋元禅院茶礼仪轨、天目盏天目台、径山茶宴与日本茶道等，都进行了新阐述，提出了新观点，对一些有争议的问题如陆羽隐居苕溪著《茶经》、虞集邓文原游龙井等作了辨析。在资料上，发掘了大量新资料，采用文献、史迹、实物、口碑、网络等资料并重的方法；保留了一定的珍贵原始史料，增强真实性、可信度；对史料不足欠缺的地方，采用概述弥补缺憾，力求完整呈现历史全貌，增强知识性。对名人茶事、茶诗词品鉴、茶神话故事等，行文力求生动活泼，增强可读性、趣味性。
结构上以章、节、目三层结构为主体，以文为主，以图表为辅；以中国大历史为参照，以茶文化发展的历史为阶段，如上古起源，古代兴起、兴盛、转型，近代兴衰，建国来的振兴和繁荣，来谋篇布局，设置大篇章结构，力求在大篇章层次上对杭州茶文化发展的历史轨迹有简单明了的表述。内容较多、篇幅过长的宋元、晚清民国时期分设上下章，建国后至今设上中下三章，力求每章篇幅基本控制在8-12万字左右。
行文按照现代语体文，文风朴实清通；引文、注释、数字、纪年、地名、度量衡等，严格遵照国家出版物有关规定。
为了体现学术著作的规范，本书对资料出处、参引论著都按要求作了页下随文注释，书后附录了主要参引论著目录；考虑到茶文化资料的特殊性，除了注明参引的公开出版物资料，即便是网络资料和内部资料，也都一一注明出处，力求符合学术规范，有别于一般泛泛而论的茶文化著述。尽管如此，这样做恐怕仍然难免有违学术传统之讥，有失严谨之讽，但是如果不参引这些资料或不这么做，则近二三十年来的资料大多数将无从参引。“笔墨当随时代”，我认为做学问也要与时俱进，在当下信息网络化时代，再把网络资料斥为不经不实之谈而不屑顾之，恐怕也会落到固步自封、乏米可炊的境地。问题的关键不是可用不可用，而是如何对网络信息进行筛选、加工、提炼。确实，网络信息中不少是蜻蜓点水的新闻报道、以讹传讹的辗转粘贴，对此必须比较甄别、分析透视，斩头去尾、抽筋扒皮，去其水分，去其虚浮，辨其真伪，存其精华，留其真实，用其可信。唯有这样，才能博采网络信息，为我所用。
在“读图时代”没有图片的图书难免背时失宠。杭州茶史中的图片资料何止千万，如果按照以往大多数茶文化类书籍大量随文配图，甚至配一些毫无史料价值、只为版面好看的装饰图片，不仅增加了印刷成本，而且也有损于学术著作的学术形象，降低了严谨理性的学理性。有鉴于此，本书的配图严格控制数量，只选取有史料价值、有代表性、画面清晰、主题突出的图片，作为文字的补充。在配图形式上，改变通常的随文插图、版式繁杂的做法，在每章标题页之后设计彩版，按内容主题编排精选出来的照片，突出史料性，也大大降低了全彩印刷的成本。此外，在封面、版式设计上，力求体现杭州茶都地位和茶文化特色，做到清新淡雅有茶味。
三
根据杭茶历史及在全国地位，突出重点和特色，是决定这部书质量高低的重要一环。
为此，本书把杭州茶文化的兴衰起伏放置到杭州历史和中华茶史中来考察，在纵横两个维度上来分别确定重点和特色。从纵向历史看，以远古、宋元、近代和当代为重点；从地理空间看，以杭州龙井茶区为核心；从横向内容看，以茶文化为主体，以茶经济、茶科研为辅；从名茶品类看，以龙井茶为主，其他名茶为辅。各个历史时期也有不同的重点和特色，如：上古新石器时代杭州湾“原始茶”起源，唐代陆羽的杭州茶事活动、五代吴越秘色瓷茶具，宋元名茶产区和贡茶，南宋宫廷茶事、官窑茶具和“十二先生”，径山茶宴与日本茶道，名人茶事、茶艺文、茶史迹，江南寺院茶事仪轨、对外交流，明清时期茶区形成和名茶种类，撮泡法、帝皇文士茶事、茶馆茶俗，明代茶学著述、清代曼生壶，晚清民国茶叶外向型生产、红茶，内销外销及转运服务业，茶叶外展、商标、广告和包装，茶馆从都市到乡村普及，文化名人茶事活动，等等，在篇章和篇幅上都予以突出。
下册1949年到2013年部分，原本把茶科研、茶产业与茶文化并列为三章，后因前两章内容丰富，篇幅超大，分别为48万字和54万字，不仅导致总体失衡，而且在总体上对茶文化形成某种宣兵夺主的状况，使茶文化相对不够突出。为此，经过比较分析后，进行结构调整，把茶科研、茶产业压缩为两节，纳入到茶文化中，但层次结构和主要内容上基本不动，文字篇幅合计在22万字，充分体现和突出了杭州在茶科研和茶产业在全国的领先和优势地位；增设茶艺馆和茶文化旅游两节，在全书中从结构和内容两个层面，把当代杭州茶文化与茶产业结合形成的两大优势和亮点凸显出来，在资料挖掘和成果吸收上做了全面系统、充分深入的整理，内部逻辑严密，可谓是具有茶馆业、茶旅游业全行业历史与现状的调研和阐述，具有一定的政策指导意义和理论价值。对于其他茶文化方面的内容，如茶文化的兴起、茶都建设和茶风习尚、茶道与茶艺、茶文化艺术、中外领袖与龙井、茶海外交流等，则分别设节予以记述，充分展示了当代中国茶都杭州的茶文化风貌和取得的成就。在每一类事物的阐述中，都追述其兴起和发展过程，记述其最新进展和现状，必要时对相关事物在全国的状态作简要的介绍，以明晰杭州的独特地位和作用。
此外，各产茶区县市的重点和特色，上册部分以各自的茶历史为根据，兼顾史料发掘和研究成果，一般有选择地予以举例著录，而不是面面俱到，如茶历史地名，主要举建德、淳安等地为例。下册部分的茶科研和茶产业两节涉及到有关区县市的，也采用选择举例的办法，如茶机械的科研生产以富阳为主，茶机械的推广应用以桐庐为例；茶艺馆和茶文化旅游，考虑到各地发展的整体效应、同步态势和区域同城化趋势，除以杭州为核心重点记述外，尽量简略著述各地情况；至于其他茶文化事类，则采取选取重点记述的办法，以体现当代杭州茶文化事业城乡一体、联动发展的趋势。
四
以史为鉴，就是要探寻历史发展规律，发挥存史资政作用。总结杭州茶文化发展历史规律，阐述茶文化与杭州这座城市发展的关系，无疑是这部书的根本宗旨和重要使命。
由于基础研究相对薄弱，编著者学识水平有限，加上时间紧迫，这方面很难达到要求。在编著过程中，通过对史料整理和规律认识的逐步提升，力求阐明如下几大关系：
一是杭州茶文化与中华茶文化的关系。把杭州茶文化发展史放到中华茶文化发展的宏观历史背景中来考察，力求确立杭州“原始茶”的起源在中华茶史中的“首要发祥地”历史定位，阐明杭州茶文化在中华茶文化历史不同时期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以及从领先、落后到同步、引领发展的历史轨迹，提出杭州茶文化是中华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不同历史时期都对中华茶文化的发展起到了独特的引领和促进作用，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和现实影响，为“杭为茶都”提供坚实的历史论证。即便是在当代，杭州在茶科研教育、信息技术、人才集聚、名茶品牌、茶艺茶馆、茶事活动、茶文化旅游、海外交流等方面，在全国独具领先优势，发挥着引领作用。
二是杭州茶文化与杭州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杭州茶文化的繁荣，与杭州所处的优越地理环境、丰厚人文资源和“东南都会”的城市社会经济地位有着相辅相成的密切关系。为了揭示这种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良性互动关系，在论述杭州西湖、径山、天目山、富春江、新安江几大茶区形成发展历史时，都阐述自然生态环境和人文历史底蕴对茶产业、茶文化的促进推动作用，揭示杭茶变迁与社会经济发展关系，阐明茶业对经济、社会、人文和环境等方面积极影响，为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建设提供例证。
三是杭州茶文化与杭州文化的关系。杭州茶文化既与中华茶文化、杭州社会经济发展密切相关，更与杭州文化互为一体，交融辉映。杭州文化的重心之一是西湖文化，西湖文化的核心之一是与佛教文化密切相关的茶文化。西湖申遗的成功，既是杭州西湖文化的升华，上升到了全人类世界文化遗产的高度，也是西湖龙井名茶文化的升格，从此以后龙井不仅是中国的名茶之首、绿茶皇后，而且也要作为世界遗产来加以传承和保护。在其他杭州名茶产区，茶文化也无不与当地的佛道文化相伴而生，共同发展。在传统文化领域，杭州的诗词、小说、歌谣、书画、戏曲、工艺、民俗、谚语等无不与茶事相结合，创造了丰富多彩的茶艺文，成为杭州文化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是杭州茶叶生产与农业生产、商品化生产的关系。茶叶生产在石器时代是原始采集经济形态下人类的一种初级生产形态；到了封建小农经济时代，长期作为农业经济的小生产而存在，其特性是贡品、特产，受到农耕技术、土地资源的约束很大，茶叶再生产有着很大的局限性。杭州的茶叶生产起源于原始采集经济，秦汉魏晋南北朝期间长期作为寺院特种小生产而存在，发展缓慢；中唐以后随着农耕技术的进步和农业经济的发展，茶叶开始商品化、规模化生产，茶税成为国家财源之一。但是在近代之前，茶叶生产仍然没有突破封建小农经济小生产的藩篱，其性质仍然是土特产、朝贡品。晚清民国时期茶叶生产在出口外销带动下一度迅速发展成大规模商品化生产，形成了杭州、遂绿两大茶区，但却受到政治局势、社会动荡和国际竞争的多重影响，迅即衰落。因此，近代依赖外贸的商品化茶叶生产是严重不稳定的，也是短暂而畸形的。建国以后的计划经济时代，茶叶生产主要实行集体组织、计划生产、统购统销、内销服从外销的政策，成为国家换取外汇的战略物资和大宗出口商品，难以满足人民生活需求；改革开放后茶叶产销体制逐步放开，从茶农茶园承包经营到茶企业与茶农基地+农户的生产模式，从名茶开发到绿色生态有机茶，杭州茶业开始走上了规模化、基地化、品牌化、市场化、生态化的发展道路。
五
如果说上册重在阐明杭茶兴衰起伏之历史，为杭茶著史，那么下册则重在摆事实，讲依据，为茶都立论。
“茶都”的提出，是当代复兴茶文化、振兴茶产业的必然要求和结果，也是现代城市品牌建设的一项成功创举。进入21世纪之初，杭州的一些茶界有识之士根据杭州茶的历史和现状提出了杭州是我国“茶都”的说法，被政府采纳后进一步概括、提炼为“杭为茶都”，并与“茶为国饮”一起提出，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认可和一致赞誉。2005年有关国家级涉茶权威机构向杭州市授予了“中国茶都”的牌子。从此以后，杭州作为中国茶都的理念深入人心，传播四海。
“杭为茶都”是在长期的茶和茶文化发展历史长河中自然形成的，是对杭州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在中国茶历史、茶文化中的历史地位的肯定。从杭州湾地区丰富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有关“原始茶”的遗存和桐君采药、彭祖养生等传说，以及丰富的民俗民间原始茶遗风，都说明杭州先民极有可能是最早发现、利用、认识茶的原始族群之一，杭州是中华茶文化的首要发祥地；汉魏以后杭州各地开始种植茶、饮用茶的记载代不乏例，唐宋以后成为东南重要的名茶产区，高品级的贡茶和名茶代相更替，层出不穷；明清以来西湖龙井作为绿茶极品声誉鹊起，一枝独秀，迄今享誉数百年；近代杭州开埠后作为皖赣茶集散地和转口港，一度是茶商云集、茶船汇聚、茶叶贸易服务业发达的近代都市，当时杭州的茶行、堆栈（仓储）、报关行、过塘行、茶箱包装行等茶叶贸易服务行业十分繁盛。上册阐述的杭州茶文化历史，无不说明了杭州自古为茶都这一点。
“杭为茶都”也是对杭州这座现代化城市在当今中国茶生产、茶科研、茶文化等领域的现实地位的一种确认。在当代中国，无论是茶产业还是茶文化，更不用说茶科研，杭州都在全国具有特别重要的核心地位和引领作用，拥有中国茶史的诸多之最和第一。举例来说，杭州是我国当代茶科学研究教育的发源地和中心城市，有８家国家级茶科研机构团体落户杭州，有一半的茶科研教育专家集聚在杭州；杭州是当代中国茶文化复兴事业的策源地，在全国最早发起举办国际茶文化研讨会，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驻会杭州；杭州是中国唯一的国家级茶叶专题博物馆的所在地，是中华茶文化研究、展示、传播、交流的最重要窗口；杭州是当代中国茶叶生产加工机械研发、设计、制造、销售、出口的重镇，是我国茶机性能、质量标准制定最多最权威的地方；杭州是当代中国茶叶科技外援和绿茶出口贸易最主要的城市，杭州茶叶科技工作者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配合国家外交战略的茶叶援非等工作中发挥了骨干作用，以杭州茶厂为代表的绿茶加工出口占全国乃是世界绿茶出口贸易的绝大多数份额；杭州西湖龙井茶是唯一的与共和国几代领导人都有深厚渊源的名茶，也是作为特供、直供茶和国务外交礼品茶的少数名茶之一；杭州是我国茶叶推行“名优茶工程”和建设绿色生态无公害“生态茶园”最早最好的地方；杭州是中国当代“有机茶”的发源地，也是我国有机茶生产最主要基地及有机茶生产技术标准制定和国内外产品认证中心之一；杭州是我国广大茶区茶农实行“互助合作”生产方式和“茶厂－基地－农户”组织模式最早最普遍的地方；杭州是当代中国乃是世界茶文化思想理论的诞生地，在全国率先倡导“茶为国饮”，高举“复兴茶文化、振兴茶产业”旗帜，提出“天下茶人是一家”和当代茶文化核心理念，引领着中国茶文化发展的方向；杭州是当代中国茶道艺术诞生的摇篮，是全国茶道表演艺术创编、比赛和高层次茶艺人才汇聚中心；杭州是我国茶艺职业技能标准制定城市，也是全国茶艺师教育培训和综合技能水平最高的城市；杭州是当代中国新型茶艺馆诞生的摇篮，也是全国茶艺馆发展规模最大、档次最高、经营效益最好的城市，是全国茶馆经营“杭州模式”的诞生地；杭州是当代中国茶会展节庆等茶事活动最活跃、规模最大、人数最多、影响最大、茶信息流量最集中的城市之一；杭州是长三角地区茶叶市场建设最完善、交易最活跃、交易量最大的茶区，也是全国茶叶交易拍卖中心所在地；杭州是我国茶区中茶文化名胜、史迹、遗址、文物、民俗、文献等遗存最丰富、研究保护最全面、列入“国保”和“非遗”保护名录最多的少数茶区之一；杭州西湖龙井茶园作为西湖的有机组成部分更是荣登世界遗产名录，在全国独一无二，在世界也属罕见；杭州是茶文化旅游资源最丰富、都市茶文化休闲和茶乡农家乐旅游开发最早、茶旅游产品等级最高、效益和发展态势最好的地方；杭州是第一个通过地方人大立法设立“全民饮茶日”、全面推进茶文化“四进”最活跃的城市；杭州是当代中国国际茶文化交流中心，是对外茶科研、教育、文化、艺术交流和人员往来最活跃的城市……如此等等，不胜枚举。
“杭为茶都”是对杭州现代城市特性的丰富和发展，也是当代城市品牌管理和营销实践的一大创举。在当代，杭州作为长三角地区副中心城市和沿海经济发达城市，作为我国七大古都之一的历史文化名城，世界著名的风景旅游城市、世界休闲会展之都，开放大气、精致和谐的品质生活之城，都与中国“茶都”地位相互呼应，相辅相成。西湖与龙井，西博会与茶博会，业已成为杭州珠联璧合的城市品牌和文化名片。可以说，茶都是对杭州历史文化名城、风景旅游城市和世界休闲之都等城市特性的丰富和发展，是对杭州城市发展的提升和引导。
当然，现代意义上的茶都，应是茶叶科研、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的中心，茶产业链条基本完整、茶文化体系基本完善、茶生态环境基本完好并且三位一体化的发展中心，统筹城乡现代大茶业和大文化全面、健康、可持续推进的发展中心，国内外现代大茶业和大文化交流、合作、联动、协同的发展中心。要建设更高标准上的茶都，杭州要继续打造茶经济之都、茶科技之都、茶旅游之都、茶文化之都，与“中国茶都”定位下的五大茶中心建设，即国际茶文化展示中心、茶科学茶文化国际培训中心、全国性的茶叶质量技术培训服务中心、茶叶信息中心和茶叶交易中心互相呼应，互为一体，联动发展，协力推进。
如上种种，无不说明：杭州自古就是中华茶文化的首要发祥地，在中国茶文化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在当代茶科研、茶产业和茶文化发展中，杭州在科教、生产、品牌、流通、消费和茶文化、茶旅游、茶信息、茶交流等领域，都独占鳌头，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放眼全国，像杭州这样集悠久茶历史、深厚茶文化、响亮茶品牌、众多茶机构、发达茶产业于一身的大城市，是独一无二的，小小茶叶和一座城市有着这样密不可分的关系，在世界上也是绝无仅有的。杭州作为中国茶都，占尽天时、地利、人和，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和充分必要的条件。
六
纵观杭州茶文化发展历史和现状，具有如下鲜明特点：
一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杭州是迄今世界上最早的“原始茶”——距今8000年的跨湖桥文化遗址出土的植物茎枝蒸煮物遗存和陶釜茶具发现地；是茶叶药用起源之初“茶药同源”、距今四五千年的上古神农时代——桐君采药、彭祖养生传说流传地；是以“杂煮羹饮”为特征的原始茶遗风“七宝擂茶”（南宋）、“烘青豆茶”（余杭、德清一带）流播地区之一；杭州在巴蜀茶叶兴起和东传的先秦到汉魏时期，就开始有文献记载、史迹遗存以及地方民间传说为证的茶叶规模种植生产。凡此无不说明，杭州是有实物为证的华夏先民发现利用原始茶最早的地方，也是人工栽培种植茶叶最早的地方之一，是中华茶文化的首要发祥地。隋唐以后，杭州茶文化绵延不绝，不断向前发展，并在不同时期都有可圈可点的亮点和特色。清明亮丽的茶文化之河，始终与杭州历史文化之河并驾齐驱，与中华茶文化之河，与中华文明之洪流相伴随而滔滔向前，流播不息，弥瀹在历史文化的方方面面，就像一杯好茶，品饮之后渗透到全身的血脉细胞，滋养着人的精气神。
二是内涵丰富，博大精深。无论是从物质文明还是精神文明，也无论是从历史文化遗产还是从现实文化现象，杭州茶文化的内容和形态都十分丰富，琳琅满目，美不胜收。茶文化在民间民俗文化层面渗透到柴米油盐酱醋茶，在精英高雅文化层面融汇在琴棋书画诗酒茶；在传统历史文化中茶通六艺、茶入礼仪，在当下时代文化中茶洽百业、饮会全民；在物质文化中茶可为饮为药为食，在精神文化中茶可通神通灵通天；在儒家文化中可“茶和天下”，在佛教文化中可“禅茶一味”，在道家文化中可“天人合一”，一个茶字融通了中华文化的上下古今、诸子百家……在诸如此类的茶文化形态中，杭州茶文化应有尽有、形神兼备。如历史上三国东吴“以茶代酒”故事的发生就与杭州有关；杭州是民间俗语“柴米油盐酱醋茶”（元杂剧）的最初流行地；是日本茶道和现代茶话会的共同源头——以径山寺为首刹的宋元江南禅院流行的“煎点”“茶汤会”发源地；是迄今仍为主流的茶饮方法“撮泡法”（明初）的发源地；杭州的佛教寺院、道教宫观和民间婚丧嫁娶礼俗中，自古就有以茶入礼酬神、以茶为法食祭品的传统；在茶文学、美术、戏曲、音舞、影视等诸多艺术样式中，杭州自古至今都在全国独占鳌头……茶文化的丰富内涵涉及到社会、经济、文化、艺术、宗教等方方面面，一部杭州茶文化史，就是杭州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的历史缩影。
三是作用巨大，影响广泛。春风化雨，润物无声，茶文化对人类生活和社会进步的影响，就如同春雨一样，潜移默化，悄无声息，在于无声处，在不经意间，产生了至巨至伟、至深至远的影响。这或许是她具备水一样的品德、药一样的功效所致。杭州茶文化对杭州文化，包括历史文化和当下文化，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社会文化和精英文化，通俗文化和高雅文化，都产生了巨大的渗透、粘合、融汇、贯通的作用。凭借茶文化的平等、开放、包容平台，不同特质的文化和文化形态、艺术样式，相互交流、融合，变化、发展，推陈出新。茶文化还联通文化与经济、与产业，通过茶叶生产、流通、消费、贸易，通过茶馆茶楼、茶文化旅游，不仅传播茶文化，创新茶艺文，而且促进经济发展，改善人民生活，助推社会和谐进步。这方面，杭州茶文化与杭州城市的关系，尤其具有典型意义，值得深入研究。
四是品高位尊，独领风骚。从中华茶文化史的大背景、大视野来看，杭州茶文化在许多方面独步天下，独占鳌头，独领风骚。如在古代茶器具上，杭州是我国古代陶瓷茶具绝品五代吴越“秘色瓷”的主要发现地和遗存地之一；是我国古代茶文化巅峰时期茶具著述《十二先生》作者审安老人的家乡；是日本茶道神器、被列为日本国宝的黑釉茶盏“天目碗”的得名地和可能的生产地之一；是紫砂茶壶的绝品“曼生壶”的设计者陈鸿寿的故乡。再如茶著述、茶科研，杭州是世界上首部茶叶专著唐朝陆羽《茶经》的著述地之一；是我国最早的茶政税收法规著作《本朝茶法》著作者沈括的故乡；是明清时期为数众多的茶著述中作者最多的地方；在当代，杭州是我国茶科研、教育的摇篮，是茶人才集聚、茶科研成果最多的地方，国家级茶科学家一半以上在杭州。再如古今茶艺文，杭州是我国古代歌咏“斗茶”艺术最著名的作品范仲淹《斗茶歌》的创作地；是我国文学重要样式——宋元话本和明清小说中涉及茶事最多的地方之一；是明清时期文人饮茶艺术生活化引领全国风气之先的地方；是当代茶文学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茶人三部曲”的作者所在地和创作地；是迄今唯一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推广的20世纪亚洲民乐经典作品《采茶舞曲》的作者所在地和创作地；是汇聚国内外著名书画艺术家的国际茶文化书画院所在地，茶书画艺术水平领先全国。再如名茶品类，起源于唐宋的杭州西湖龙井茶自元明后来居上、清乾隆入贡声誉鹊起后，一直位居各类名茶之首，至今数百年号称天下第一名茶、绿茶皇后，品牌价值位居全国110多种名茶之首……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无论历史还是现状，也无论是茶科研还是茶产业，杭州都在全国具有特别重要的至尊至高地位，发挥着龙头引领作用。
五是古今辉耀，中外闻名。神州大地，堪称“茶国”，各地茶文化历史悠久，底蕴深厚。在茶产区如此辽阔、茶种类如此繁多、茶文化如此多样、茶产业各具优势的茶的国度里，惟独杭州鹤立鸡群，一枝独秀。杭州茶文化无论是8000年前的滥觞之源，还是8000年后的中国茶都，古今辉耀，遥相呼应，一脉相承，从无间断。这在许多茶文化城市中是绝无仅有的。如宋元杭州寺院流行的禅院茶礼，流传到民间，在近代演化为商务茶会，进而发展成为现今风靡全国的茶话会；同时通过佛教文化交流，被移植到东瀛，演化、发展为如今的世界文化遗产“日本茶道”，以杭州为核心区的江南禅茶文化，其传播范围和影响所及具有了世界意义，得名与杭州直接相关的日本茶道神器“天目盏”“天目台”，被赋予了文化符号或图腾的象征意义。近代杭州是我国东南地区最大的茶叶集散地和转口贸易港，是中国近代茶学科研教育的摇篮，也是我国引进使用茶叶机械最早的地方之一，在茶叶生产和贸易中开创了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先河。在当代的绿茶出口贸易、茶叶援非、茶叶作为外交国礼、茶乡茶村作为涉外开放单位、中外领导人茶事佳话、国际茶事活动和茶文化交流等方面，杭州毋庸置疑是全国少数几个最具国际影响力的城市。可以说，杭州的茶文化，不仅是杭州的地方特色文化，而且是中华茶文化的优秀代表，具有国际性意义和世界文化的价值。
当然，从不同角度和层面，我们还可以概括出许多特点来，但从宏观角度和全局高度来看，主要不外乎上述这些特点或优势。
七
《杭州茶文化发展史》肩负的“著史”“立论”使命是否得以很好完成，有待读者品议和历史鉴定，就像一杯茶，不同的人和不同的时间，可以品出不同的味道。但是，作为“十二五”期间茶都建设的一项学术工程，作为杭州市茶文化研究会首届理事会的重要工作项目，暂时搞一个段落了。作为实际承担编著工作的我，在此有必要就有关情况作一个说明。
这部书是在杭州市茶文化研究会领导和组织下编写的。虞荣仁会长对此高度重视，就编写工作和计划提出了许多指导性意见和要求，对编写进度抓得很紧；市茶研会鲍世甲、来坚巨、杨菊芳等副会长也多次参加编写工作会议，关心编写进度；尤其是分管的来坚巨副会长兼秘书长负责具体联络、安排、协调、会议等事宜，做了大量工作；杭州市政协文史与学习委员会主任、市茶研会副秘书长宋传水先生自始至终对书稿名称、体例结构、编写业务等进行指导；办公室夏懋诚主任、何杭生副主任，以及赵咪咪、徐懿、王志岚等工作人员，也给予许多具体帮助。在此，特向他们致以诚挚的感谢！
本书的编写也得到了杭州茶界许多单位领导和专家学者的关心和支持，或提供资料，或参与审稿，或亲自审定有关内容，提出了宝贵意见和建议。在此，谨向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首任会长王家扬先生、第二任会长刘枫先生、现任会长周国富先生，原杭州市委书记、市人大主任王国平先生，原省政协副主席、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徐鸿道先生，原全国人大常委、浙江大学教授毛昭晰先生，原杭州市委副书记、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杨招棣先生，中国农科院茶叶研究所所长江用文先生、原所长程启坤先生，中华供销合作总社杭州茶叶研究院张士康院长、原院长骆少君女士，杭州市政协文史与学习委员会原主任王其煌先生，中国茶叶博物馆馆长王建荣先生、原党委书记江万绪先生，杭州合众工业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张一民先生，杭州市农办发展处处长叶剑华先生，杭州市农业局特产处处长胡新光先生，杭州市农科院茶叶研究所所长余继忠先生，西湖区茶研会会长祝永华先生，西湖龙井茶产业协会会长商建农先生，杭州市旅委姜君处长，杭州市茶楼协会徐亦菲秘书长，杭州茶文化界刘祖生、童启庆、姚国坤、阮浩耕、朱家骥、徐吉军、李茂荣、赵大川、郭丹英、单金发、陈珲、景迪云等专家学者，致以衷心的感谢！
本书在资料征集中，得到了在杭有关国家茶叶科研机构、社会团体和杭州市各区县市茶文化研究会的大力支持。在国字号茶机构的科研成果资料征集和有关篇章内容的评审中，中国农科院茶叶研究所梁国彪先生，中华供销合作总社办公室夏兵先生，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易敏琴女士、项宗周先生，浙江树人大学袁薇女士，浙江农林大学潘城先生，杭州市茶研会徐懿女士等，都给予大力支持或必要协助；各地茶研会按照杭州市茶研会的要求，落实分管领导和资料联络员，有序开展工作，提供了大量杭州茶文化历史和现状的乡土民间资料，有的地方同时组织编写了茶文化资料或书籍，可以说是杭州茶文化资料的首次普查和挖掘，为今后茶文化研究的深化打下了基础。在这里，要对提供国字号茶机构资料的上述人员，各地茶研会的有关分管领导和负责具体联络协调的秘书长，以及征集提供资料的联络员赵大川、应志良、钱志祥、杨贤兴、徐志高、薛志忠、蔡丹婷、朱玉中、张书成、董广生、过婉珍、陈泠、卢心寄、陈庆华、童西川、童浦高等，表示由衷的感谢！
《杭州茶文化发展史》的编写，是一项填补空白的开创性学术工程，由于基础研究、资料积累、人手力量等要素相对薄弱，任务重而时间紧，加上编著者学识水平有限，书中讹误错漏在所难免，尤其是当代现状部分很难全面充分掌握资料，挂一漏万、顾此失彼肯定不少，敬请读者批评，识者海涵。
鲍志成识于甲午春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