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情人披露:孙维世不为人知的秘密往事(图)


1949年孙维世送给任均的她与邓颖超合影。照片背面写有:亲爱的我的六姨 兰敬赠


知情人披露:孙维世不为人知的秘密往事(图)

  任均,冯友兰的妻妹,孙维世的六姨,是四十年代的“延安梅兰芳”,五十年代的外交官夫人。孙维世为何被养父周恩来亲自下令批捕?批捕前的那 段时间她经历了怎样的煎熬?在监狱里又是怎样被非人折磨?苏联期间,有妇之夫林彪又是怎样苦苦追求孙维世的?与孙维世无话不谈的同龄人、她的六姨任均,也许更有发言权。任均晚年在口述回忆录《我这九十年》(任均口述,王克明撰写)一书中,罕见披露孙维世不为人知的往事。  

  孙维世,作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女演员、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导演兼副院长,在演艺、导演、翻译等多方面建树颇多。不幸的是在“文革”中被江青等人迫害致死,年仅47岁,实在令人惋惜。

  孙维世的父亲孙炳文是周恩来的早年战友,1927年在大革命中牺牲,当时孙维世才五岁多。抗日战争爆发那年,孙维世到武汉的八路军办事处申请要去延安,可谁也不认识她,只有16岁的孙维世一个人站在门口哭得很伤心。后来周总理回来了,他不但认 了孙维世为干女儿,后来还一直把她带到延安,有“红色公主”之称。

  孙维世是我二姐任锐的女儿,我的外甥女。她父亲是孙炳文。从幼年时候第一次见面,到“文革”开始后最后一次见面,我叫过她的小名“小兰”, 也叫过她的学名“维世”——这都是她的名字,她却一直管我叫“六姨”。但是,虽然我长她一辈,却只比她大一岁,我们俩是从小一起玩儿的最要好的朋友。

  维世小时候常住在外公外婆家,也就是我父母跟前。不管是在河南新蔡老家,还是在我父亲外出做事的住宅,维世都来住过。我是父母最小的孩子,姐姐们都大我许多。她们跟我玩儿,都是哄着我,不如跟一般大的小伙伴儿一块儿好玩儿。而且姐姐们常不在家,我觉得闷。维世生性活泼好动,她一来,我就特别高兴。两个小女孩儿,一会儿悄悄地商量这商量那,一会儿就撒了欢儿地疯跑疯玩儿。

  我二姐住在北京的时候,我也随父亲住在那里。我虽然是维世兄妹的姨母,但我比维世的哥哥宁世(孙泱)、济世还小几岁。因为宁世最调皮捣蛋,自然就成了这群小孩子的头儿。于是,我、维世、济世,就都跟着宁世跑这儿跑那儿地玩儿。那时我五姐在北京上学,也住在那儿,她身体不好,喜欢安静,最受不了宁世的淘气。二姐后来告诉我,那会儿,我五姐有病时,只要一听到宁世的脚步声,心里就难受得不行。可想而知宁世有多淘了。谁也没想到,宁世后来能变得文质彬彬、温文尔雅,做过朱德同志的秘书,当过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

  一次,孩子头儿宁世带领我们偷偷溜出去,到街上买东西吃,被我父亲发现了。我父亲——维世他们的外公——生气了,厉声说:“你们在街上乱花 钱乱吃东西,一点儿规矩都没有!这还了得!都给我跪下!”于是,我这个小姨母,跟我的外甥、外甥女宁世、济世、维世一起,在屋外走廊里跪成一排。父亲骂孩子最爱说“狗东西”,我就跟外甥、外甥女们一起成为跪在那里的“狗东西”,听我父亲教训,谁也不敢动。

  我很小的时候,父亲曾在陕西做事,带我在西安住过。姐姐们都不在,也没有别的小孩儿,我只好自己想办法玩儿。大人们都睡午觉了,我就拿根棍儿挑着个什么东西,前院后院地跑来跑去,玩儿出一身汗。但还是闷得慌,就老想维世,想让她来跟我一起玩儿。我整天跟母亲喊:“没人跟我玩儿!没人跟我玩 儿!”母亲只能笑,拿我没办法。想着想着,有一天,维世真来了。那天,我看见从门里走进来的人群中,有一个跟我差不多高的小女孩。小兰!我太高兴了——又 有人跟我玩儿了!

  在西安的时候,有段时间,父亲请了位教师,来家里教我和维世读书。开始,我们还觉得新鲜,没两天,就坐不住了。我们俩不想念书,想出去玩儿,就悄悄商量逃学的办法,怎么能不让大人们找到——那时我们常悄悄商量事情。我们不懂得走出院子去,只是在前院后院找地方躲藏。找来找去,找到一处席棚,下边有个破洞,里面可能是个临时厨房。我们俩特高兴,就往那洞里钻。钻进去,俩人并排,头朝里呆着不动。听见大人使劲儿喊我们,我们就捂着嘴悄悄地笑,得意得很,这下儿谁都找不到我们了。可是没一会儿,就听见跟了我父亲一辈子的随从田兴仁喊起来:“看见了,看见了,在这儿呢!”原来,我们俩的四条小 腿、四只小脚,都在席洞子外面露着呢。田兴仁哈哈笑着,抓着我们俩的脚,把我们拽了出来。父亲的这位随从田兴仁,一直跟随父亲。我母亲在新蔡县给他娶了媳妇,我管他媳妇叫“田嫂”。田嫂叫我“六妹”。后来田兴仁死了,田嫂改嫁给我大表兄的儿子,她就改叫我“六姑”了。田兴仁把我和维世拽出来后,送到老师那儿。没办法,我俩只好坐下,接着念书。

  维世的父亲孙炳文牺牲后,我和维世都在开封上了小学。我父亲那时在开封万寿街租住了一套房子。那地方走不远一拐弯,就是龙亭、潘杨湖,我们常去。我在开封省立第二小学时,维世在另一个学校,白天不在一起。但是晚上我们俩睡在一张床上。维世从小就喜欢学艺术明星的动作,一高兴,就叫我说:“六姨,你看。”然后对着镜子摆姿势,比划来比划去的,学得可好了。两个小女孩儿,一个管另一个叫“六姨”,想来有趣。从小我就管维世叫“小兰”,可是维世只 知道我叫“六姨”,好像那就是我的名字。

  我们俩学人家明星,把围巾围在肩上,在床上又唱又跳,蹦来蹦去地玩儿。每天晚上都特别开心地蹦半天才睡。一天夜里我醒来,觉得冷,发现身上没盖着被子。扭头一看,维世没了。床上只剩了我一个人,被子也没了。我就喊:“小兰,小兰,你在哪儿呢?”喊了半天没应答。我爬起来找,才发现,原来她睡在地上了。她裹着被子,从床上掉到地上,居然没摔醒,还睡得很香。长大以后,我每说起小时候这件事情,维世都哈哈大笑,说:“六姨你再给我讲讲。”

  到念中学的时候,我们俩不在一地儿念书了。我还在开封,在明伦女中念初中。维世却由我三姐夫冯友兰资助,进了北京的贝满女中。我也有一段时间就读北京的志诚中学,和维世一块儿在北京。那时我三姐家有块红地毯,维世特别喜欢,一去就让我跟她一块儿,光着脚在上面跳舞。她还学着指挥唱歌,我们一起唱:“云儿飘,星儿耀耀,海早息了风潮……”维世那时看电影看得多,喜欢表演。我其实也挺喜欢文艺的,但接触多的只是戏曲。后来我又回到开封明伦女中念完初中,进了开封的一所教会学校静宜女中读高中。二姐再回开封住时,就没带维世回来了。

  1935年,二姐任锐带着我和维世一起去了上海,我们俩住在一个亭子间里。本来,二姐是想把我们送进学校继续读书,可是我们俩想学表演艺术,二姐就找地下党的人帮忙,带我们见了一个人,把我们俩介绍到天一影片公司东方话剧社学习。天一公司在徐家汇,二姐带我们找到那儿,我俩的吃、住、学,就都在那公司里了。安顿好后,我们就找不到二姐了,只能等她隔些天来看我们一趟。后来才知道,她那时做着共产党的地下工作,正赶上有一个人叛变,二姐就搬家了,搬来搬去。所以,她住在哪儿,我们不知道,只能等她来找我们,不能我们去找她。

  在东方话剧社,我和维世假装是姐妹俩,都化名姓李。我叫李露,维世叫李琳。那时天一公司有个吴丽珠,她的小女儿跟我要好,我送了她一个小小的铜制圆墨盒。那墨盒我有两个,是在北京定做的,上面刻着我的名字。我和维世来学习的这个班,由吴丽珠负责,一共就十几个学生。但是请来了当时的著名导演万籁天给我们上课,讲表演等。那时,不少新文艺工作者到那里去,我和维世见到好多人,有崔嵬、王莹、左明等。江青那时候叫蓝萍,也来给我们讲过课。她来时,手里拿着一摞她自己的照片,一只手托着下巴照的,送给我们每人一张,正面都有她自己的签名“蓝萍”。左明也给我和维世送了照片,上面各写着送给李露、李琳。学习期间,天一公司还组织我们观看了王莹、顾而已、叶露茜、蓝萍等演的话剧《钦差大臣》,蓝萍在里面演木匠妻子,不是主演。

  大概两三个月,课程完了。因为天一公司的电影在南洋有些影响,吴丽珠就想带我们去南洋发展。但二姐不同意,我们就没去。那之后,我回了开封,继续在静宜女中上学,维世也回北京上学去了。后来,我又去北京上学,同时学点儿钢琴和京剧。维世则又去了上海,演了电影,成了初露头角的明星。

  再见维世,就是在延安了。父亲送我刚到延安时,我们住在统战部招待所。二姐和维世都在马列学院。记得有人领着父亲和我去马列学院找她们,半路上,老远见到了正要来看我们的二姐和维世。我们高兴极了,拥抱在一起,一块儿回到我和父亲住的地方。当时我刚到延安,需要赶快安排。那时候投奔延安的青年,一般都先入抗日军政大学。大家接受了维世的建议,让我不进抗大,而是直接考鲁迅艺术学院。我便去了。鲁艺考试的老师是姚士晓,他让我读了一段儿丁玲的词,还读了一段《顺民》的台词,并且带表演,就录取我进了戏剧系。父亲离开延安后,我就住到鲁艺去了。

  维世和我二姐当时在延安的马列学院母女同学。那段时间,一到星期天,我和二姐、维世就见面。平时,我没事儿的话,一有空儿也去她们那里。就像小时候一样,我跟维世什么都聊。她常给我说些外面不知道的事,各种各样的。她不喜欢江青,也跟我聊。那会儿在延安,江青倒是一直对她挺客气的,但她看不上江青。江青约她,她都不去。因为来延安前在上海时,她知道江青的事儿太多了,觉得那人品质不好。所以,江青后来才非要置维世于死地。再加上一个叶群。如果在苏联林彪不追维世,恐怕也没有叶群害维世的事情了。维世找对象,总是想找一个能在一起共同搞事业的,有共同语言的,不愿意找一个政治首长,让自己去依靠丈夫。在延安时,就有一个领导找我二姐,想娶维世。二姐说,孩子还小呢。维世知道了,当然也不愿意。林彪在苏联追维世追得厉害,但维世就是不愿意嫁给首长。林彪临回国时还说要等她,回来以后跟叶群结婚了,但心里没忘记维世。结果叶群吃维世的醋,吃得厉害,所以也要让维世死。

  我到延安前,江青曾在鲁艺做女生生活指导员,大家都不喜欢她,后来她就到马列学院去了。那时常有人背后议论她30年代那些绯闻。我进鲁艺的 时候,已经是周扬的夫人苏灵扬做指导员了。我听二姐讲,江青在马列学院也不招人喜欢,有时大家在窑洞里聊得正高兴,江青进来了,大家就都不说话了。江青站了会儿,见没人理她,悻悻地说:“不理老子,老子走!”一转身,出去了。我觉得挺可笑的。王一达跟田方、甘学伟、张平、张承宗他们一起在鲁艺实验剧团时,剧团曾准备排练俄国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大雷雨》。王一达等几个人参加排练,剧团请江青来演女主角卡杰林娜。大家跟江青一块儿对了好几次词儿,江青也认真领会了剧中人物,差不多可以走舞台了。可是有一天,江青忽然说,毛主席不让她演了。女主角忽然没了,这戏就搁置了。一达他们就开玩笑地“敲竹杠”,让江青请 大家吃了顿饭。在延安时,大家都说江青脚趾头是六趾,但谁也没见过。不过她穿鞋绝不露脚指头。连她穿的草鞋,都是把鞋的前部打得满满的,再用红绳子装饰起来,不露脚指头,还挺好看。

  我最早接触江青,就是跟维世一起在上海学习那次。到延安后,江青老看我们的戏。不过跟她也只是认识而已,没什么来往。她那时挺热情,有时在路上碰见,就招呼说:“任均,有时间到杨家岭来玩儿嘛!”因为平时没什么接触,心里也并不喜欢她,所以我也就没去过。

  维世在马列学院也演戏,我还去看过。我到后台去找她,看见在剧中演丈夫的同志开玩笑说维世:“这哪像我老婆呀?像我女儿!”我那时虽然喜欢 演戏,但我知道我的个头、形象等等条件不是多好,不是多适合演戏。可那时没人,只要你一哼哼调子,人家就觉得你会。后来我就服从组织分配,毕业后到了鲁艺平剧团演戏。其实我哪里比得了人家科班的戏剧功夫。我只是到延安前票过一出半戏,学过点儿。以前家里有留声机,有些京剧唱片,我手摇着给留声机上弦,听过一些,唱腔都是从那里学的。在延安时,观众真给鼓掌欢迎,也就弄得自己真敢演了。可维世不一样,她不光是条件好,表演也好。到延安前她就已经演过电影了。在延安,维世演过一个戏里的大小姐,演得很好,后来大家因此不叫她的名字,叫她“大小姐”了。

  1939年,是延安很艰苦的时期,缺吃少喝的。我和维世都还年轻,馋得厉害。一次我二姐生病,维世费了好大劲儿,求人搞到了一点儿大米,很少的一小杯。我们俩特别兴奋,因为那点儿大米太珍贵了。我们一起给她妈妈煮了一大碗粥。好久没见到大米了,闻到大米粥的香味,我们俩都忍不住想尝一尝,就一人尝了一小勺。尝完了,咂巴咂巴嘴,太香了,又想尝。我们就又一人一勺。然后,我们说“最后一勺”,便细细品尝,竟停不下来。一会儿,我们发现,一碗粥只剩半碗了。我们互相看看,笑了起来,赶紧给二姐端过去。

  可惜,同聚在延安的时间不长,二姐和维世就都离开延安了。二姐从延安去重庆大后方工作时,我和维世一块儿去送。战争年代,每次分别,都不知道何时再见。我们流着泪送二姐上了汽车。二姐说:“别哭了,我不久就会回来的。”目送二姐远去后,维世跟我约好,下周日她去我那里再聚。

  没想到,第二天维世也走了。维世走的时候我不知道,她妈妈也不知道,是偶然走的。那个周末我没出门,只等维世来聚,可是没有等到。那时也没电话什么的,不知道她为什么没来,只以为她是有事情绊住了。又过几天,我突然收到一封她从新疆托人带来的信,非常奇怪。打开一看,才知道她已经离开延安了。

  二姐离开了,维世突然间也走了,我心里空空荡荡,非常难过。我便把这封信仔细收了起来,就像珍藏友情,珍藏亲情。我自己也没想到,维世匆忙之中写的这封信,我一收就收藏了七十年:

  亲爱的六姨:

  连我自己也想不到,送妈妈走的第二天早上就这样匆促的离开了你,这个原订的来看你的星期日之约也不能赶到,我想你一定在那里焦急地等待着我!六姨,分别了,工作是由组织的分配,去的方向住址也未定,暂时的通信恐怕不很容易,有可能的话,我一定不会忘记给你写信的。

  六姨,希望你千万不要难过。送别妈妈时,我们俩的眼泪都是不该流的,我愿望你是又快乐又健康。见面并不是困难的事,我们应该努力自己的工作或学习!

  还账零用后,钱还有多,这五块钱带给你用!妈妈处我已有信及电报给她,她的通信处:

  “重庆,机房街70号,第十八集团军办事处”。你有工夫多写信给她!不尽,匆祝

  努力与康健!

  友梅

  后来维世告诉我,那天,周恩来副主席要去苏联治疗胳膊骨折,她跟大家一起去送,临时她也想去,周说那要请示毛主席批准。维世当时就跑去请示毛主席,主席签字同意了。维世就上了飞机。飞经新疆落地时,她抓紧时间给我写了这封信,信里还夹带了五元钱。

  维世的原名就叫“孙维世”,也叫过“任友梅”,在苏联时叫“孙克英”。她没叫过“孙光英”。

  维世去苏联了,我在延安,一下子远隔万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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