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正确评价建国后前三十年经济建设的伟大成就
陈振中（宁夏中卫市延安精神研究会）
今年是建国六十周年纪念日，也是毛泽东主席给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人民复电六十周年。六十年来，中国人民发扬延安精神，艰苦奋斗，使我们的国家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一提到变化，一些人只看到了后三十年的变化，对前三十年的成绩不甚了解，或有所忽视。个别人甚至加以否定，进而歪曲党的历史，诋毁开国领袖毛泽东同志。这是经历了那个时代的人，坚决不能苟同的。
今天的中国是过去中国的发展，今天的成就是由昨天的点点滴滴汇集而成的。没有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没有新中国的成立；没有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和前三十年的创业，也就没有今人现代化建设的成就。这是不容置疑的。在庆祝建国六十年这个大喜的日子里，对建国后前三十年经济建设的伟大成就做个历史的回顾，是非常必要的。
一、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激发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为我国的工业化发展及各项事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是经过社会主义改造才确立起来的，而它的确立又为中国的一切发展奠定了基础。所以，应该把社会主义的各项改造看作是翻开中国现代化建设新篇章的光辉起点。但现在社会上却存在着一股歪曲和否定社会主义改造，进而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否定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暗流，这不能不引起注意，不能不进行回击。
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首先是从农业开始的。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我党就对革命根据地的封建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进行了改革。新中国成立后，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对新解放区又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到1952年冬，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消灭了，土改任务基本完成。但富农的资本主义所有制还存在，像汪洋人海一样的个体农民所有制还存在。农民的个体所有制经济是一种很不稳定的经济，让它自由发展下去，大多数农民经济上是不容易翻身的，甚至会重新陷入苦难的深渊。这是由于大多数农民缺农具耕畜，由于长期的战争牺牲，有此农户还缺劳力，再加上自然灾害的经常发生，有些贫农会重新负债，会把分得的土地卖掉或出当给别人。同时，也有少数条件好的人会发财致富，变成新富农、新地主。当时的实践已证明，土改后不久，农村自发资本主义势力一天天在发展，两极分化的现象已经出现。这说明占农村人口百分之六十到百分之七十的贫农下中农，只有组织起来实现合作化，才有力量发展生产，才能过上好日子，从根本上摆脱重新受剥削的命运。正如毛泽东指出的：对于他们来说，除了社会主义，再无别的出路。其次，要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就需要农业提供大量的商品粮、棉花、麻类和糖料等工业原料。可那种小农经济，根本不能适应国家工业化建设的需求，所以非搞合作化不行。
第三，国家发展工业需大量资金，我国又是一个农业国，资金的需求必须靠农业提供，而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是要严重拖国家工业化后腿的。第四，我国农业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农村显然是工业化的重要市场。工业生产的日用品不仅要卖给农民，很多重工业产品像农业机械、化肥、交通运输工具等也是要卖给农民的．很明显，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的小农经济怎么买得起这些机械。既便买得起，在高洼不平、拐拐弯弯的小块土地上也用不上。农村市场购买力低反过来又影响工业的发展。从这一点上说，也非搞合作化不行。第五，从农业合作化和资产阶级的关系来看，干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消灭资本主义，无产阶级要达到这个目的，就要加强工农联盟。为了发展新的联盟，就必须领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占领了农村阵地，国家就控制了资本家需要的原料和市场，也就割断了城市资产阶级和农村资本主义势力的联系，迫使他们不得不服从社会主义改造，达到消灭城市资本主义的目的。
为了顺利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我党在毛泽东的领导下经过了三个步骤：一是组织农业生产互助组；二是在互助组的基础上组织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三是在初级社的基础上办起了规模比较大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实现了社会主义公有制。集体经济的建立，完全是遵循了农民自主自愿的原则，采取典型示范。由点到面。由少到多的办法稳步前进的。1956年底入社农民已经达到全国农户总数的96。3％。农业合作化的发展像急风暴雨迅猛异常，席卷全国、震憾世界。由于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合作化的进程不但速度快，而且生产力也没遭到任何破坏，农业年年增产。1956年虽有严重水灾，粮食产量还是比丰收的1955年增产154亿斤。
在对农业进行改造的同时，毛泽东还对合作化的前景进行了大量的思改和探索，形成了一整套方案。主要就是在农村走集体经济发展道路，实行队为基础、三级所有。毛泽东认为：农村人多地少，劳动力剩余仅靠种粮还不行。要调动积极性、要使农民有个广阔的前程，最好的选择就是依托集体经济组织，发展多种经营，农林牧渔副全面发展。这是因为：（1）“社会主义不仅从旧社会解放了劳动者和生产资料，也解放了旧社会所无法利用的广大自然界，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集体经济组织可以实现对农民的组织与动员，把农民团结在党强国富民的目标上，形成生产力的巨大力量，“向一切可以发挥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门进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替自己创造日益增多的福利事业。”（2）在当时缺乏机械、科学技术和化肥等条件下，集体经济可以保证农业稳步发展。后来的实践也说明，开荒造田、兴修水利及大量的农田基本建设，都是靠集体的力量完成的，人民群众被激发出了前所未有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一大批过去被人们讥笑为“穷棒子”的合作社，经过农民集体力量的艰苦奋斗很快就翻过身来，走上了共同富裕的道路，并创造了农业生产上的一系列奇迹。为国民经济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这正如毛泽东所说的：社会的财富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自己创造的。只要这些人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又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不是回避问题而是用积极的态度去解决问题，任何人间的困难总是可以解决的。
总之，当初党和国家组织农民走合作化道路是一种正确的选择，是有巨大的历史进步意义的。对当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我们应该充分肯定、充分吸收毛泽东的农业合作化思想，来为今天的新农村建设服务。农业现代化的过程，必然是农业的集约化过程。农业的集约化是农业现化的必由之路。我们最终必须朝着农业集体化的道路前进，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发展趋势，任何反对和否定农业合作化的思想都是徒劳的。
二、对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使工人阶级成了国家的主人，为国民经济快速健康协调发展开辟了广阔的社会前景。
我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包括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民主革命的终结，标志着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在过渡时期，工人阶级凭着无产阶级专政的力量，方面继续解决民主革命阶段遗留下来的问题，一方面开始社会主义革命。这主要是：在全国范围内全部彻底地没收官僚资本，消灭封建上地剥削制度，着手建立强大的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废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肃清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残余势力，有步骤地进行全国性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
旧中国的官僚资本是一种官僚垄断资本。它不但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最反动的部分，也是资本主义经济中比重最大的一部分。取得政权的无产阶级对腐朽的、寄生的，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官僚垄断资本采取剥夺的办法，这是毋庸置疑的。在毛泽东领旨卜，我国对官僚资本的剥夺是通过政权的力量，依靠广大群众的支持大规模进行的。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把原来官僚资本经营的一切工厂、矿山、铁路、轮船、邮政诚银行、商店和其它企业转到国家手里，并对隐匿在一般私营企业中的官僚资本股份进行了广泛的清理，这样中国大资产阶级的官僚资本就彻底被剥夺了。同时，人民政府管制了全部美国在中国的财产，征用和代管了英国在中国的企业，其余的一些帝国主义企业和侵略性财产，也陆续为中国人民收回，都变成了社会主义国营企业。
在摧毁了旧中国反动腐朽的官僚资本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工商业中仍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尽管它具有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一面，它是一种社会化的生产。但它所服从的占有方式即生产关系是资本主义的，即少数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和工人的劳动产品，使工人阶级处于受剥削、受压迫的境地，严重影响着工人生产积极性的发挥。而且它所固有的这种生产社会化与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资本主义社会各种对抗性矛盾的根源。再加上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已经建立，民族资本主义生产的盲目性、投机性、贪得无厌的剥削性和无政府状态，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经济难免要发生一系列矛盾和冲突，这些矛盾和冲突的发展，就使得资本主义所有制不仅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而且会破坏国营经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和巩固。同时还会加快城乡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增长，也不利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在农业和手工业中的建立和发展。这些矛盾就是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不利于国计民生消极作用的集中表现。所以两种经济体制的存在就会导致两种经济运行的“双轨制”，让这两种经济长期共存、互不干绕的发展是不可能的，不是导致你吃掉我、我吃掉你，就是导致严重的阶级对抗。
城乡个体手工业经济也是种落后的小生产，它和社会主义国营经济、集体经济也是不相容的。它们之间的矛盾集中地表现在：它的生产规模太小太分散，只能进行简单的再生产，劳动效率低生产质量差：且不利于国家管理和控制。它和国营、集体经济争劳力争原料，见利忘义，“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严重地影响着国营和集体经济的巩固和发展。所以斯大林说：把工人阶级政权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建立在最巨大最统一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基础上和最分散最落后的农民小商品经济基础上”是不可能的，并且指出：“这样下来总有一天会使整个国民经济全部崩溃”。这一切说明：过渡时期这种经济结构和阶级关系决定了这一时期的主要矛盾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谁战胜谁”的矛盾。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必须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手工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
我国对民族资本主义厂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主要是采取了利用、限制和改造相结合的政策。利用就是利用它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限制它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消极作用。改造就是把民族资本主义转变为国家资本主义，然后再运用赎买的政策，把它转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因此，我国对资产阶级的赎卖，是结合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实现的。它不是国家另外拿出一笔钱来赎买，赎买的代价也不决定于资本家所有生产资料的价值。资本家的生产资料本来无非是资本化了的剩余价值，把它收归全民所有本来是不需要代价的。但我党既然允许资本主义在一定时期内存在，逐步对它进行改造，也就不能不允许资产阶级有一定剩余价值的剥削。而赎卖形式随着国家资本主义形式的发展而变化，它又起着限制剥削和最后消灭剥削的作用，起着变革生产关系的作用。赎买还有其更重要的意义，是我党作为革命的手段来考虑的。在我国由于采取赎卖、使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行成的统一战线继续下来，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发挥作用，使其找不到任何站得住脚的理由来拒绝或反对社会主义改造，甚至还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事实也证明，在生产关系的变革过程中，不仅生产力没有遭到破坏，而且推动了生产力的快速发展。1956年三大改造刚完成，1957年就超额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这说明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是取得了巨大成功的。它既体现了马列主义高度的原则性，又体现了我党高度的革命灵活性和极其高明的策略性。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建立，消灭了几千年来的剥削制度，使工人阶级真正成了国家的主人，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为国民经济快速健康协调地发展，开辟了广阔的社会前景。
三、制定经济建设的宏伟目标，形成了独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使经济建设取得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毛泽东在他《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著作讲话中就明确指出：革命时期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并说在这个时候，我们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农业和现代化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1959年底至1960年初，毛泽东在边读边议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又明确指出：“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这样，毛泽东就完整地提出经济建设的宏伟目标--实现“四个现代化”。
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时间上也是毛泽东逐步明确的。1964年9月，毛泽东对周恩来在国庆招待会上的讲话稿作修改时指出：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实现四个现代化。同年12月，毛泽东又对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大会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修改时，提出“在较短的历史时期内”实现四个现代化。到了1975年1月，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又明确指出：“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
由此看出，实现四个现代化始终是我党建国后老一代创业者的奋斗目标。实事上，我党在历史上领导的革命斗争从来都是发展生产、实现劳动人民的经济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早在江西革命根据地时期、延安时期、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不但写下了一系列有关经济工作的著作，而且总是把发展根据地的工农业生产、发展对外贸易和合作社等作为革命的一项重要任务安排的。连到过解放区的西方记者，都对当时的军民团结、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等状况表示赞叹。1949年6月，解放前夕毛泽东就高瞻远瞩地指出：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的面前，“帝国主义者算定我们办不好经济，他们站在一旁等待我们的失败”。他号召全党，我们必须“尽一切可能用极大力量从事人民经济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共产党人“不但会革命，也会建设”。建国后，面对国民党留下的那种生产被破坏、经济千疮百孔、社会极度混乱的烂摊子，毛泽东又领导广大人民一面进行抗美援朝战争、剿匪、镇压反革命、开展土地改革、“三反”、“五反”等运动，一面大力恢复发展经济和文化教育事业。上海等各大城市的通货膨胀、工厂停产、工人失业、治安混乱等严重局面很快得到整治，只用了三年时间，就实现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1952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长77.5%，年均增长21.1%，比国民党统治下的历史最高水平增长20％。建国初的实践，证明帝国主义预言的破产，也显示了我党处理各种复杂矛盾、领导经济和治理国家方面的杰出才干和惊人的工作效率。
在完成了国民经济恢复任务后，我党立即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并于1957年超额完成。1957年与1952年相比，工农业总产值增长68%，年均增长10.9％。国民收入增长53%，城乡居民平均消费水平增长23％。1959至1961年，由于各种原因，国民经济遭到了严重挫折。但在1962年中央提出调整方针后，在还清了苏联外债的同时，国民经济又很快实现了好转。尤其是毛泽东于1959年4月提出“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后，1962至1965年上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15.7％。并依靠自己的力量建立了石油工业基础，1965年原油产量达1131万吨，实现了石油自给。1965年国民总收入比1957年增长52.7％，职工平均工资比1962年增长10％，出现了周总理引以为豪的“市场繁荣、物价稳定”的大好局面。1966至1976年是“文化人革命”的十年动乱时期，党和人民经历了一场空前浩劫。由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干扰破坏，我国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影响。但是由于党和人民奋起抵制和斗争，不懈地艰苦奋斗，这十年间我国经济仍然有一定的增长。1976年与1966年相比，工农业总产值增长79%，年均增长7.1%；社会总产值增长77.4%，年均增长6.8%；国民收入总额增长53%，年均增长4。9％。主要工农业产品的产量也有一定增长。钢增长23.5%，原煤增长91，7%，原油增长499%，发电量增长146%，化肥增长117.7%，塑料增长148.2%，棉花增长20.9%，粮食增长33.8%，油料增长61.6％。而且工农业总产值的增长都是在物价稳定情况下的纯增长、净增长。因此，所谓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缓慢”以及“停滞不前”的说法，是没有任何根据的。正如薄一波同志指出的，综观这十年的情况，经济还是有所发展的。且不说以上统计的数字，仅从一些大型工程建设的实施来看，成就也是有目共睹的。
在农业方面，“文革”时期是我国农田基本建设和农业机械化发展较快的时期之一。1977年与1965年相比，全国农田灌溉面积增长41%，全国机电排灌面积增长355。58%，水电站机电总装机容量增长643%，拖拉机产量增5。7倍，手扶拖拉机产量增长65倍，农业用电增长4。7倍，机井数增长935。59％等等。1974年农业总产值比大丰收的1964年增长51%。农业连续多年取得好成绩，使我国以不到世界百分之七的耕地养活了超过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吃饭穿衣问题和生产建设的需要。这在世界上是了不起的成就，是举世公认的。
在工业交通方面，十年间依靠自己的力量完成110个大型工程。先后建起攀枝花钢铁基地、六盘水工业基地、酒泉和西昌航天中心等一大批钢铁、机器制造、能源、飞机、汽车、航天、电子工业基地。建成了长江大桥这一举世闻名的工程及成昆、湘黔、川黔等重要铁路干线，进一步开发和兴建了大庆、胜利、大港等大型油田，中国原油产量以每年18.6％的高速度增长，1978年突破1亿吨，使中国由“贫油国”跃居世界第8产油大国。1972年以后，先后投资数百亿元人民币，从国外引进26个大型成套设备和技术，建成了几十个治金、化肥、纺织大型企业，基本上满足了国家当时对这些方面的需要，并为以后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在科学技术方面，成就更加突出。我国第一次核实验成功，第一枚导弹发射成功，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第一次地下核试验成功，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第一艘核潜艇研制成功，第一台集成电路计算机研制成功，第一次回收发射的人造地球卫星成功，以及籼型杂交水稻试验培育成功等等，都是在这个时期完成的。
总之，建国后前三十年经济建设的成就是巨大的。如果没有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干扰破坏，没有犯“左”的错误，我们的国家将会发展得更快更好。本文之所以着重说明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的建设成就，就是因为目前有一种否定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思潮。所以对这样重大的课题必须加以澄清。正如如邓小平指出的，如果60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氧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当前我国己成为第三航天大国，如果不是当时对科技发展的重视，没有当时的大量投入和开发，又怎么会达到今天这样的成就？同样，在经济领域如果没有六、七十年代大批工业项目和基地的建立、没有对农业基本建设上的大量投入，没有国际上对我国的认可，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局面也是不可能出现的。所以对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的历史必须给予充分肯定。而且这段时间在我国历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比起”改革“来，”改造“更具有根本性。我国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以及国防体系大部分都是在这期间建立起来的。可以毫无疑问地说，没有前二十年的创业就没有后三十年的腾飞。对三十年出现的失误也必须给予实事求是的分析，试问西方发达国家历史上出现的不计其数的经济危机、衰退、停滞以及社会动乱，为什么视而不见呢？目前西方国家又出现的”金融危机“足以说明它的腐朽性。如果我们把改革开放的时间定在1980年，建国后从1951年算也是30年，在这30年里，我国农业生产平均每年增长4.0%，而在同一时期：美国为1.60%，苏联为3.1%，日本为1.7%，西德为1.9%，英国为2.3%，法国为2。5%，印度为2.6%。我国工业生产在同一时期平均每年增长12.5%，而美国为4.0%，苏联为8.8%，日本为11.5%，西德为5.8%，英国为2.3%，法国为5.0％，印度为5.9％。我国工农业生产的增长率都是遥遥领先，社会制度孰优孰劣，不是一目了然了吗？因此，对建国后前30年的成就，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必须大讲特讲。
正确对待历史、正确对待领袖人物，这是一个正直的人、负责任的人的起码要求。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无愧于党、无愧于前人、无愧于群众，才能正确地总结经验教训，开创更加光辉灿烂的未来，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才更有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