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玄学有个问：你是谁？非常的可笑。标准的答案也很简单：我是人、不是奴隶！梁启超是这样说奴隶的：奴隶有两种，身奴和心奴。并特意解释了心奴：心奴、是奴隶里的人才。用现在的话讲，就是身奴是无知、而心奴就是无耻；这也是玄学的本质，更是奴才的本性。至姬昌把奴隶解放以后，我们的封建社会便开始了，而且一直沿用到今天。奴隶制成潜规则在皇权以前就有，只不过没形成学说；当儒教的玄学被皇权确立以后，奴隶制才正式开始。本来太监是奴隶制的产物，可非要说成是宦官，跟官宦一样、都是官。也就是说，中国的官都是奴隶才行的。所以，当奴才的官儿、必须是要接受被奴役以后，才能再奴役老百姓的。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就是新时代的阉割术，把皇权的奴隶制又给继承下来，在无知和无耻中、我们的社会便完全丧失了创造能力。当位高权重的领导问你是谁、会被迷惑吗？
所以，我们首先要弄清“封建”一词的本质是什么？从姬发制定社会的制度上，可以明显的看出他对姬昌的理解是透彻的，因为这个制度是正反两面的，完全把政治和经济明确地分开了。但这里有个毛病：在政治的人格和经济的人权里，有意忽略了寄生而形成了皇权。
公元260年左右，魏晋的时候，数学家刘徽发明了割圆术。他发现《九章算术》中有关圆面积的计算不够准确，便把内接正六边形依次分割192边形、以边长之和推算出圆周长，以此求得圆的常数3.14；这个常数、后被称之为“圆周率”。有趣儿的是，这会儿的古希腊也出现了一本有关数学的书《几何原理》，作者是公元的欧几里得。魏晋灭亡后、是南北朝，在南齐时又有个数学家、祖冲之，进一步推算出圆周率在3.1415926和927之间，并用分数表示圆周率，而雅典人这会儿还没这认识。等像祖冲之认识圆周率的那样，是百年以后的事。但这里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现在的人只认识祖冲之，对刘徽的印象就很有限，欧几里得更惨、连出生、什么地方的人统统不知道。这跟苗卡儿的《思想指导原则》很像，因为人们只注意他的方法，对他的方式就不大注意。也就是说，自然的科学是经济的，并不是政治。而政治也是科学、叫哲学，是社会科学、都是科学。当发现本就存在的事物时，这种发现是本能的，是由勤劳里的智慧给予的；但这种智慧是有前提的，这个前提就是群居的社会。
原来、人的科学有两种：自然和社会。自然的是方法里的科学、也叫工艺，社会是方式里的科学、也叫理论，而且这两个还是不能分开的、一旦分开就一定是教条或抄袭，就不是真正的科学了，至少不是认真的那种科学。这里还有一个条件，就是这两个科学在一起时，一定要有个平台、就像夫妻生活在一起时要有个房子和院落一样。无论房子还是院落这都是有形的，还有无形的、就是制度了，都是这两个科学在一起的前提条件；这个在一起的平台就是社会的文化。文化是由自然和社会科学共同创造出来的，所以、无论那一个科学都对此是珍惜的，可现在我们却是不珍惜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我们把科学和学科的概念混淆了。学科是方法，科学是方式；这个概念一定要有。另一个是社会所遵循的理论是茫然的，甚至明知道前人的实践是错误的，就是为了图省事儿、还是循规蹈矩的遵守着。一个是认识上的，一个是制度上的，这两个加在一起就有了现在的无知和无耻。实际上，自然科学是个人的，而社会中还有两个科学却被我们有意无意地给忽略了，这两个科学就是哲学和义学。我们要建立起这样一个概念：方式里没有学科！确切地说，现在中国制度的本身就不是科学的。
那么我们现在的制度、是个什么样的制度哪？形象地说，就是猴王或狮王的制度！道理很简单，因为我们现在的制度是玄学，并不是科学。如果具体的表述玄学制度，应该是本来搞自然科学的人、去做社会的教条工作，而搞社会科学的人却像模象样地做着抄袭的事。
德国人有个狮王的片子，拍摄的非常到位，跟我们的制度也是一样的。雄狮笼络了一群妻妾以后就不打猎了，这种活计都是由母狮们来做，自己是卧在那儿、威严的扫视一下也就够了。它要的是一种“派”，这种派是主义的，称王称霸的。后来又来了两个雄狮，把它给赶走了。失去母狮围猎的公狮、再也不年轻了，游手好闲的生活使它丧失了基本生活的能力，最后饿死了。接替它王位的那个公狮，结果也应该是一样的，因为也总会有不年轻的时候。
猴王的境遇、也是一样的结果。虽然它的上肢是进化的，可以把果实的皮拨开、也可用上肢传达感情和攀爬、而不仅仅是用嘴，但也总会有不年轻的时候。可唯独老虎却是独处，爪子也比狮子锋利的多。可母虎就是不屈从公虎，总是自己打自己的猎，独养自己的孩子。亚洲为什么要敬重老虎而不是狮子、更不是上肢被进化过的猴子哪？原来，在力量和智慧的动物里，老虎有代表群居社会本质的内容：人格和人权。也是国画只画虎不画狮子的原因；并不是中国不产狮子，而是我们的老虎非要倔强的生活在丛林里，哪怕是灭种、也不离开。忽然、我对森林之王狮子的观念转变了：老虎才是森林之王，这是由母虎和母狮选择的。
好啦！现在我们应该把一些基本的概念、转变成实践过的观念，来认知我们独处的这个群居的社会制度，到底真正需要的是什么？狮子很像我们的神化，猴子又很像文化，而老虎却让我们认识到了神化和文化里、个人的尊严是由科学的文化才有的，并不是单纯的神和文所能决定的历史；而是由最后的女性来评判人的尊严到底是否货真价实、真正是有进步的。说白了，就是当制定制度的男人说“女人会怎么想？”的时候，社会才能是真正有进步的。换句话讲，如果迷信和儒教就是我们社会的发展史，那么结论也只有一个：我们之所以有了现在所谓的文化，是靠我们繁殖的能力才有的，是靠我们的量、并不是根本的性、来决定；因为我们没有决定性的东西，这也是我们一直没有质的变化、最根本的原因。原来，质和性是一起的，社会是由性格决定的。准确的说，性格文化才是文化，其余的、都是垃圾。就像我们的古玩市场，本质是玩儿。玩儿什么哪？玩自己、还是玩儿性格？有其它的吗？没了、就这两个了！以古玩为生的，是玩儿自己；以古玩找乐儿的、是玩儿性格，奴隶多、人很少。
老舍的朋友里不乏鉴赏家。有回家里来了个明白人，见屋里有古董，便一样一样的看，越看是越生气。最后实在看不下去了，便对老舍说：您的这些摆设都扔了吧，没一件是真的。老舍就跟没听见一样，很认真的对他说：我喜欢！然后两人便不眨眼地对视着，再然后就是嘿嘿的对笑着，谁也没有退让的意思。这乐子可就大啦，因为两个人都是玩儿性格的主儿，珍藏自己的性格、才是收藏所表达出的真正目的。能鉴赏出人品，才是最有价值的收藏。
人和人类的区别，就是动物和类的区别；不同的、大概就是女性能给予男性的那个认知：是图安逸的奴隶、还是有独立思想的女人？这个结果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决定着男性是否成为男人。实际上、在男女关系之中，只有母爱是自然的，父爱天生就不是纯粹的那种。什么是母爱？就是能让对方感到自己还是个孩子，并不强！母爱对人来说，是超越性别的。对了、只有超越性别的爱，才是人类的那种自然的爱。所谓的“虎毒不食子”，就是在说这老虎孤独求败的意境、要比狮子高多了，最起码、能保住自己的孩子、不受到同类的伤害。
我们的男子常把有独立思想的女人、比喻成是“母老虎”，顿足捶胸地抱怨：为什么要把妇女给解放了。实际上，这是人类有着真正进步的标志。如果有认知并知耻的女人、想找什么样的男人就找什么样的男人时，我们的制度又是维护女权的，男子才会成自然的男人。当有人把哲学用逻辑一词替代时，会让大多数的人迷惑，误以为逻辑和哲学是两码事、而误入歧途。实际上，逻辑就是哲学的变种，完全是方式里的内容，只不过逻辑更贴近于方法、也是方法论里必须要由方式来说明才行的一种手段，就很容易被认为是方法。这也是中国人为什么没有逻辑的原因，也是中国的科学里只有自然而没有社会的原因，便只剩下玄学了。所以，我们在建立起制度之前，一定要弄清这样一个道理：事物中，方式里是没有学科的、都叫“科学”，而方法里也不能叫科学，应该是叫学科。就是说，在我们的社会中，制度是由学科、哲学和义学组成的，才能称之为科学的制度。确切地说，科学的制度必须是由方式和方法连贯的形式，才能是切合实际的制度；否则，就一定是虚假的，玄意的。当我们用个“仁义”的理论来表述自己社会的时候，是在说中国人必须在一面的事物里要有两面的性，而不是两面的事物里要由自然的一面性。如果按这样的逻辑，说白了，就是你的工资是你应得的以外，工资以外的工作才是你真正的所得。我们宣扬的，原来是个小偷加强盗的逻辑。即便是方法大方到社会了，也还是方法，就是偷东西、本质根本就没变、还是强盗的逻辑。
上学期去南京时，发现那地方的科研是允许走向社会的，鼓励科研人员到社会办企业。这是政府已经到了哀求的份儿了，实在没辙了才这样的。可事情真到了这份儿上时，那些打着科研幌子的人，又纷纷去搞教学和行政了；只有缺心眼儿的人、才去响应号召、办企业。这个当地的政府也不想一想，搞开发的人，能有精力再去搞经营吗？如果真的会经营，那这开发的项目就一定是骗人的。我根本就不相信，一个人有两面的精力，只相信两面的制度。
如果一个人吃一百个豆儿、还不嫌腥，那可真就没记性。如果我们的制度，总是摸石头的那样、连个准儿都没有，那只有制定制度的这个人去摸了，谁还敢拿自己的饭碗开玩笑！你开得起这个玩笑，别人是开不起的。都是上有老、下有小的，尤其中间还有个女人，就不能胡说八道的满嘴里炮火车、最后只剩下坑自己的亲人了。我看，南京政府是有点儿疯了，疯的连里外都分不清，居然还在赶潮流。大概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制度还是皇权的原因。
在我们的历史中，真实的事情并不多，必须是要配上故事才能是完整的。为什么要加上个愿望哪？因为社会是由人来构成的，个人的行为是不能代表制度的，只能用故事来表达。就是说，自然的事物才是美的。当一个美好的愿望不能被社会所接受时，就只能是故事了。
那么，故事和历史的区别、那一个是正统的哪？无疑是历史。这是以前的看法，现在我可不这样看了。还有十年就退休了、知天命了，才知道历史都是被掣肘以后斟酌的，甚至是被串改的；尤其是现在，连面对的勇气都没了，就更不能说历史了。忽然间，江河湖海的故事，在脑海里浮现出来，怎么也挥之不去，就像得了绝症一样的无奈；我想、自己大概是中毒了。为了去掉这些毒液，我开始释放自己的毒，来驱赶这外来的毒、把它包围和消灭。
江湖一词是从“江河湖海”里来的。英语的河流是River，没有其它的解释。汉语有点儿乱套，不仅有河、还有江，都是河流的意思、为什么称呼不一样哪？查来查去也没弄明白，最后还是落到了历史文化的身上。华夏人把河叫水，并在水的前面加上个字，来明确这是什么地方的水；后来便把这水，称之为河。皇权以后、南方人把河叫江，也是指河的，只是发音有不同；再后来，把后发现的大河，称之为江。可露天的水，有流动的、还有不流动的，因为江河经过的地方大都有积水的洼地，这个洼地存下的水，就叫湖、是流动的水迷糊了的意思。金国打宋朝时，把积水的湖叫潭。北京的地铁，有个积水潭的站名，就是金国人叫法。可后来的蒙古人又把潭给改了、叫海，现在的中南海和北海公园，都是蒙古人的叫法。可能是草原上看不到海，去欧洲的时候见到过，便把不流动的水都称之为海了。现在看，蒙古人的心境才是真正见到过世面的那种，看到潭就能有大海一样的想法、寥廓极了。一个积水的洼地，中原人是湖、金国人是潭、蒙古人是海，用这不流动的水能随风荡漾出不同的性格。
江河湖海这句话的本身就是无奈的。“无奈”这个词、只有宗教的制度里才有，科学的国家里是没有这个词的。我们常把江湖定位到个人的经济里，把河海定位到社会的政治上，来说明社会的形态；可实际的过程却往往是反过来的，只有历史的结果都是失败的，就让我搞不懂了。过程和结果居然是不一样的，社会的不进步也就应该是自然的，那无视不进步的社会也就应该自然了。当我们生存于这个社会中、一辈辈的过活时，终于发现自己简直就是白来这个世界走一趟，匆匆忙忙地就这样的结束了。因为、我们把江湖和河海给混到一起了，就分不清个人和社会，而且这个分不清还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的。比如：去商店买物件儿。拿个人的工资买就很仔细，如公家能报销，也还是仔细的、因为这东西的结果是归个人的。如果是给公家买就不一样了，最关心的是发票能不能多开，因为个人就是个人的，是不能够跟公家混到一起乱来的。老子说的性不能改、命不能换，是说人的性格是不能强加的，才有了命运的不一样。就是说，人有什么样的性格，就应该有什么样的命运，这是社会的自然。那么，我们的制度是自然的吗？换句话说、我们的制度是科学的吗？明显不是！确切地说，我们的制度顶多是学科的，根本谈不到是科学的，因为我们只用到方法上就行了，根本就没方式上的内容。用时下的话讲：社会上是没有好坏人之分的，都是买卖人。也就是说，我们用买卖代替了好坏，只要你能买就是好的，至于卖的添加剂、您就凑合着用吧，不死人就行！
以色列国旗的标志是由正三角和倒三角叠加组成、而且图案还是透明的；旗面儿颜色由蓝和白色组成。以前看日尔曼人把这白色的“六角星”、戴在犹太人胸前的影片时，原以为这是诋毁和污辱人的意思，还纳闷为什么不自己把这星给摘下来。当看到国旗这个标志，才知道这是犹太人甘心情愿戴着的，而且还被视为一种荣耀。原来，这是种群的一个标志，并不是日尔曼的发明，而是犹太人自己本来就有的标志，并成了房东不留宿的“逐客令”。
星都是用五角的，并用五颗星来表示最高的等级，可犹太人的星是对称的六个角、没有等级、就那么一颗。原来，以色列的宗教是属于纯粹经济的那种，根本就没有政治，完全是依附于别人的政治才行的。可日尔曼人的理由也很简单：人的每只手和脚都是五个指头，你咋非要弄成六个哪？多出的那个指头、不是寄生又是什么哪？难道寄生的本身不是贼吗？这就是日尔曼人驱赶犹太人的原因。可犹太人还是影响了日尔曼人，不仅学到了、还习到了，因为德国的政治不仅还是户主，而且还是世界上唯一没有等级的政治户主。德国的军人与以色列一样，都很忌讳佩戴五角星的，因为这两个国家的宗教都是只讲能力而不讲等级的。
那么，中国的等级制是从哪个宗教里来的哪？是公元前140年、董仲舒提出的。他认为思想统一是政治统一的基础，建议朝廷把不属于六经和孔子之术的各家学说都加以排除。建元六年、太皇太后死，汉武帝起用好儒术的田蚡为相，把不治儒的五经一律罢黜。这是结果的现象、前面还有两个条件，一个是皇权潜规则的奴隶制，另一个是孟子也打着孔子旗号提出的“法先王”、就是要求皇上政人之前先政己。儒是个人需要的意思，是做事前一定要以自己为中心，并不是社会。我们之所以免不了贪官，就是儒教的等级制造成的，而把这种等级说白了，就是奴隶制。只要你的行贿和受贿不让外人知道，就行了。听说头些年还有人大代表，向两会提出把孟子的生日定为父亲节，这样的人也一定是这等级奴隶制的受益者；真他妈滑稽。儒教本是家庭政治的教义，居然能在社会的政治上行走，就实在是不讲理了；因为，当家庭与国家放在一起时，家庭就是个体的经济了，怎么能够依然还说成是政治哪？这是“法后王”皇权术给闹的，因为皇帝老儿吃现成饭也吃惯了，只要执政时不被奴隶起义也就行了。乾隆和华盛顿是同一时代的人。道光执政的头一年，也正是拿破仑死的那一年，。这闭关锁国的政策是朱元璋定的，原因是他见不了内忧外患给国家和百姓带来的苦难，干脆来个老死不相往来、反正都是不进步的，与其说瞎折腾、还不如自娱自乐的好。其实，以前的皇帝，都没有朱元璋对儒教看得透，这种把成本降到最低的治国理念，实际上正是儒教的本质。当明朝实现了“男耕女织”时候，也正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时候；不到一百年便有了瓦特的工业的革命。不可否认的，是明朝的中叶以后，我们也出现了民间的机户和纺织业高速发展。但这种资本的萌芽，最后还是被官僚的机构吞食了。我们现在社会依然不进步的本质是什么？就是还在延续着皇权等级的制度！跟开不开放的，改不改革的、一点儿关系都没有。吹嘘了半天，三十年、除了混凝土的楼，真正的实惠是什么哪？小时候楼下的处长家，有五个孩子，再加上老娘和打零工的老婆，共七个人、全由他一个人养活。现在别说是七个，两个你都养活不了。我们总盼着长工资，可工资越高、实惠越毛的像泡沫，跟闭关锁国的四百年比、结果没什么两样；都是在消磨时间罢了，除了正经事儿、我们还能玩出时光隧道。
国家是阶级的产物，没有阶级就没有国家。就是说，对社会来讲，人的能力有等级，这是由经历决定的。当我们把制度也分成等级的时候，看似与人的能力的等级好像是匹配，但这里有个严重的问题：就是这种比配都是主观的，问题是这种主观与客观的距离是多少？以德国的教育为例：人家是没有高考的、只要填个表格就可以上大学了，因为德国人认为高考只能测试记性，却无法检验人的悟性；而悟性恰恰是一个人创造能力的根本。中国人很少去德国读学位，因为申请容易，要想念下来得要真功夫。如果老师接受贿赂、让你及格了；这个老师不仅要成为你的奴隶，而且事情一旦败露、还要被判刑的。德国人在中学以前的主要目标就是玩儿，知识是中学以后才开始学的，而且主要还是在习的部分里；根本就没什么条条框框，保护的目标非常的明确，就是在全力地培养你的创造能力、全力开发潜能意识。
每当实验室里的男孩子来找我解决技术问题时，我都是先把他的师姐找来，帮他做。然后说：我相信女孩子会干的，你们男孩子也一定会的。这时的师姐会很气愤，说我歧视她。我说你能生孩子、他能吗？如果他再不会干，那还剩下了什么？再然后，我会添把柴禾说：你们聪明呀，不像我只剩下大葱了，还只能在你们面前把大葱插到自己的鼻子里。孩子们听了就没有不倒的，也都说我在骂人，也知道过程里的鼓励是动人的、是善意的、友爱的。
有一天，当我看到一个男孩子因操作不当导致双目失明时，尤其是有责任的老师能连同领导、一起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这个孩子的身上时，我才发现这个国家、根本就没有制度，所谓的制度就是擦屁股纸。这就是现状，因为我们把政治和经济有意的混到了一起，完全成了权力部门实行霸道的依据。政治的问题说经济，经济问题就说政治，左右是怎么说都行。什么是封建？封建的本身没有错，我们所说的“封建”是指等级里有了奴隶制的那部分。
举个经济的例子。现在国富民也富的国家是德国，国穷民富的是美国，国富民穷的是俄国；而中国是国穷民也穷。可当美国的政府像中国借债的时候，中国的政府居然能慷慨的解囊，就得说说这里的玄机了。用老百姓的话讲，这叫穷大方！用家庭的话讲，叫不分里外！用封建的话讲，这叫本质的奴性！你借不借他钱，结果都是一样的，利益永远是利益、经济里是没有情面的。说白了，就是因为我们穷，才让人家敲诈的。但穷也有穷的打算，得知道我们为什么穷的。如果说美国的政府是因为穷，我们才借的，那德国政府可不穷哇，可我们头两个月为什么也借哪？就是说，德国人的理由是很简单的；美国能借、我为什么借不得？这跟火烧圆明园的性质有区别吗？在政治上没区别，可我们的政府会把政治上的准则用经济来解释，美其名曰要放长线、钓大鱼。三解释、两解释的就把这钱给借出去了，而且这钱是用不着跟老百姓商量的，就很像政府的钱就是他领导人自己挣的钱一样。像这样穷大方的事儿很多，是只争脸面、就是不争脑袋，也不知这脑袋瓜子都是怎么长的，也不知这大鱼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我想就连他自己也不知道、只知装傻充愣罢了。如果我们把借出去的钱用在科学制度的建设上，那才是有脑子的人，才是造福后代的正经事；其它的都是鸡毛蒜皮的瞎扯蛋。其实，等级制不除，所有的制度都是虚的，只有个人利益才是实的。无非就是政治或经济、来回反复地用一个等级的制度罢了。儒教文化就是宗教的神化，跟文艺是两码事。
中国人把自己的社会，称之为江河湖海，并用江湖和河海来形容个人和社会、这不可分割的关系。当我们丧失了社会准则的时候，人与人的关系里就不分好坏人了，都是买卖人；用法律的词儿叫当事人。跟强奸妇女一样，以前是先把人打蒙，现在多了个诱惑、不行再打。我们现在的社会跟三十年前的本质没有区别，都是领导想起来的事才能办的，而不是制度下的自然发展；也就丧失了科学。因为我们把方式和方法给弄反了，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有意无意地看成一个科学，认为是科学就行、而不去分辩是社会的、还是自然的；也就更不会去分辩自己到底擅长哪一个科学了。也就有了一个奇怪的结论：自然好弄、社会科学不好弄。
我现在才弄懂普鲁士的日尔曼人驱赶犹太人的真正原因，是出于理念。当政治的日尔曼学会了犹太经济里的平等时，只有把犹太人赶走，才能实现民族的政治强大。这跟我们必须要赶走政治里的儒教是一样的，因为政治是纯粹的才行，是必须要把打着政治旗号的经济赶回到经济里、使其成为纯粹的经济才行；才有了现在的德国、国富民也富的强大。而经济的犹太人到美国安家以后，这个国家的政府、在经济的面前，便怎么也抬不起头了。
人的五个手子和脚趾、分别代表着行为的方法和方式。人类之所以能够不断的进步，是由于有思和想的原因，便有了学和习的过程；并用五角的五颗星表示着能力的等级，每颗星都有不同的内容。可德国人却没这样作，他们把政治的等级给取消了，并跟经济平起平坐。当德国人把正反两面的事物看成是政治和经济时，社会也像人的左右手那样的协调进步了。当德国人的一块金属的毛坯、被全自动生产线加工成精美的发动机外壳时，如果你能看到，就一定会感到我们要想达到这样的水准、一定是力不从心。不是因为技术的原因，是我们的制度本身就只能作单片机的动作，而无法实现相互配合的动作。能想到，但根本上做不到。
用正反两面来表达事物的有形和无形，犹太人用这样的理念、把买卖做到世界的垄断，日尔曼人把国家做到了、既顶天又立地的程度。可这样的理念并不是犹太人发明的，这是公元前西周制度的原形、是华夏人的专利，而且阴阳鱼的图案也比正反三角的要文艺的很多。当我们还认为自己是华夏的后裔、并以这种姿态站在日尔曼和犹太人的面前，还好意思吗？我们的文化除了文字的图案、还有什么能称得上是美的哪？难道我们还能留恋这等级制吗？
我们的奴性，是从等级制里来的；就是再刚烈的年轻人，最后都会被磨成顺从的奴隶，而且还是家里人给打磨的。从皇权以后，我们就不进步了，直到现在已经完全依赖外国了、就像断不了奶的孩子，跟殖民地的性质很像。最让我们沮丧的，是好不容易从国外学习回来，准备大展鸿图的；可偏偏却发现自己，只有价格、根本就没有价值。不仅如此，等级制还让我们丧失人权，连最起码的人格都很难保证。如果你眼前倒下一个老人，立马就束手无策。当国家没有政治的主题、社会没有两面的制度、个人没有所遵循有价值的观念，我都不敢想象这样的状态下，还就能无为而治。干什么都得要专业的水准、才行的。可等级制却真实的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图省事儿，让自然科学的人直接去干社会科学的事，无疑是愚蠢行为。社会科学是方式，而自然科学是方法，这是两码事。因为人的创造也有两种：方法和方式。无论那一种，都是从方式到方法的过程，只是人的精力只有一个，也就注定了自然创造是在方法里；就像祖冲之，而社会的创造是在方式里、就像刘徽。当一个习惯用方法去探索秘密的人、是不能再从事社会工作的，因为这个人一旦从事社会就只能用方法去教条的工作而再不会有创造了；而习惯方式的人也一样，虽然方式要比方法强，交换后、都属自然的浪费。
在我们本就应该秀美的江河湖海里，只因我们还有封建奴役的宗教，使我们制度里的科学迟迟不能准确的到位；让那些无谓的苦痛白白的耗去了、每个人本就应该高效的时间，这个时间应该从动态的唐朝和静态的明朝、以后的清朝算起，到现在已经有四百年的时间。实践证明了、不管是开放制度的改革，还是闭关锁国的吏治，在等级制度的面前都行不通。现在我们又在这个制度的面前，提出了科学的理念，实际上还是换汤不换药的作法。
在义学、哲学和学科制定的社会制度中，华夏人墨翟在战国时代是无法实现、把学科完善到科学程度的，玄学就理所当然的走进了制度；也正因为我们没有科学的基础，就没有像欧洲那样能够走出黑暗中世纪的力量。今天我们好像有了科学，但这不是我们自己而都是外来的，也好像是五脏俱全了，可偏偏依然还在挂牛头卖马肉、只能干一些鸡鸣狗盗之事。为什么哪？因为人是靠不住的，就是能靠也是会死的。以前靠王法，现在靠法律；可我们的王法是政治的而现在的法律是经济、就不对鲁子了，玄学又一次嘲笑了科学。但这没什么！只要我们认定了，就行了。把科学再具体些，把自然的具体到学科、把社会的具体到哲学和义学，把自然和社会公平的分开、像德国人那样形成两只手臂的制度化社会；说白了，就是靠科学的制度而不是那单纯的法律。确立的是国家的准则和个人的责任，明确的是社会的平等和民族的进步。实际上，我们的时间并不多，大凡修正的人也都是习惯方法的，也就很容易拿祖制来比对，根本就不是玩儿价值的人。善良的良是要有真本事，而不是一张吃屎的脸。
犹太人注重锤炼后代，日尔曼人注重国家的教育，而华夏人注重社会的制度、明确的告诉后人：隐藏分配就是寄生！就是说，在等级的奴役制里，我们除了保护后代的本能以外，根本就没有多余的精力去特意锤炼甚至教育自己的后代，更不用说把自己的制度给革命了；因为，我们现在的科学、在实际中是玄学，根本就不是科学。“杰青”的目的是为了做官，做官是为了奴役别人，而奴役别人的感受、才是贪婪人性里最根本的人生。往好了说是那种孜孜不倦，往坏了说就是个造粪的机器，这还不包括搞破坏的那部分。社会科学也是专业的，我们干吗要愚蠢到让自然科学的人来教条、而明知祖治有问题却只能揣着明白装糊涂哪？
其实，表面上廉洁的人要比贪官可怕。贪官大都有解决具体问题的能力，因为个人的欲望已经被满足了。廉洁的人就不一样了，除了口号、解决具体问题是不具备条件的，只能喊口号；在信仰的面前，这就是无能！无能就意味着、根本就没有信仰，顶多是个脸面。
对成人来说，最有价值的东西是什么？是手腕上带着的那块表，这是能看得见的东西；看不见的就是时间了，一分一秒的走过、直至死亡。可表还在走，时间永远是不停的，吹促着每个人的生和死。当我们随着海水去————赶潮的时候，往往会忘记这咸盐的味道之前是江河那淡淡的芳香，而且只有渴的实在不行了才能品尝得到的那种。可这种芳香绝大部分是海水的蒸气云飘到陆地上的结果，才有了植物和森林，才有了江河；而积水的湖却永远不是大海。海水为什么是咸的哪？是海洋里有大量矿物质的存在、来至于地下，就像陆地上火山那样，能调节大气层的温度能够恒温。所以，湖水可以学着海水的样子，却不可能有海洋的能力。
国民党称国家为党国、是家天下，就有了不成功就成仁的口号，也就有了后来的亡国。而共产党玩儿的是道义，并不是仁义，是制度的天下；便拥有了全国的老百姓。可56年以后也开始讲仁义了，并从78年以后、正式开始仁义了起来，甚至全家开始共同做起买卖。如果我们没有经历也就算了，可偏偏我们是有过的，而且是用惨重的代价换来的；为什么不珍惜哪？宪法明文规定，政治的道路、必须是道义才行的，可我们还是总把道义和仁义弄到一起而混淆是非。现在懂了、社会和个人的关系，原来我们的制度必须要把政治和经济明确的分开、并且是用道义和仁义分别来表达的。每个灭亡的朝代，都是由于仁义的政治造成的，而每个朝代的建立又都是从政治上的道义开始的。中国的皇权制度，一直是积水的湖，从来就没有过自己的海洋。由于是不流动的水，便有了裹脚的腥臭，陪葬和殉葬那残酷的历史。
三毛说，中国的男人是土、女人是水，才有了我们捏出来的泥人儿。言外之意，是说我们捏了泥人儿、水被烘干后，往往就把水给忘记了；才有现在中国男人的灰头土脸、才有了只看结果而不重视过程的习惯。也是秋瑾的母亲给她上坟时、不断唠叨这是为啥的原因。
张大春的《聆听父亲》，说的不全对；张洁说母亲的《世界上最疼爱我的那个人去了》、也不对。这里有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老人活着的时候你干啥去了，死了你来劲儿了；总不会为个矛盾的奖金、就去迎合奴役的礼教、连死去的亲人都不放过吧！真就不如去两会提个建议，把过七十的老人、也能像儿童那样有个监护人来的实在，最起码这是制度的、科学的。当被亲情所左右而不能时，都是正常的，都是个人存在于社会而糊涂的；但心里怎么着也得明白这样一个道理：我是人，不是奴隶！尤其是那制度上的奴隶。如果我们所表达的东西，就是为了迷惑别人，像自己被迷惑一样；就没意思了。进步可不是捏造出来的、是创造的。
如果我们的制度能把道义和仁义弄清，本身就是科学的。仁义是个人、道义才是社会。毛泽东说、我们的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原以为这生命是指党，现在才懂这我们是指制度。让我不理解的、是他当初为啥要延续皇权的制度？是他用自己的体验、让我们有见识吗？
山不在高、有仙就灵验，是指人要有思和想。水不在深、有龙就行了，是指擅长的那部分里、不仅有学、还有习；这样的龙就不是一条，是政治和经济的两条龙；还是夫妻那种不仅有公、还有母才行的，因为这样的龙才能繁殖出实实在在的科学的制度、才能有人和民。
其实近十年的实践，我们最大的收获是提倡了科学，虽然还是玄学、可毕竟有了开始。
我不相信搞自然科学的人、能在社会里有见地，也不相信搞社会科学的有自然的作为。
制度能分开，就能清晰地辨明、江河的经济、和湖海的政治，这原本就是华夏的本意。
当我看到以色列的六角星时，才逐渐弄懂，原来犹太人的经济观、就是刘徽的割圆术。
有个历史现象很值得反思：皇帝身边站着的往往是念经的和尚、造反的军师却是道士。
在中国的江河湖海里，我们本就不应该有“江湖”一词的，是有了皇权那湖泊的制度才有的。江河就是江河、湖海就是湖海的，我们为什么还要混到一起哪？是政治和经济共用一个等级的原因、仁义非要坐到道义的位置上、个人非要恬不知耻地凌驾大众之上造成的！
我想，我们的制度总有一天会实现生生不息的江河经济，有容乃大、从湖到海的政治。
单勃然2012、5、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