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王根英烈士１９０７年出生于上海郊区，１９２５年参加五卅运动并入党，曾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党的五大后，王根英与陈赓在上海负责中央特科情报工作，为党中央提供了许多重要情报，营救了大批被捕同志。淞沪抗战后，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女工部长。１９３３年１２月因叛徒出卖被捕，次年９月被判刑８年。１９３７年８月，国共两党和谈，中共代表周恩来、叶剑英在南京将王根英营救出狱。１９３９年３月８日随师供给部驻河北南宫县时突然被日伪军包围。为保护党的机要文件和公款，王根英壮烈牺牲，时年仅３２岁，后安葬于晋冀鲁豫烈士陵园。
陈赓之子陈知建、陈知进等４５０余人出席迁葬仪式，并向烈士献上花篮，深切告慰、缅怀王根英烈士。
陈庚大将
陈庚原配夫人
陈庚和夫人王根英
陈赓
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卓越领导人，新中国国防科技、教育事业的奠基者之一。历经北伐、南昌起义、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为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汗马功劳。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1961年3月16日在上海逝世，终年58岁。
王根英
1906年出生于上海浦东，9岁起在外商纱厂当童工。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5年参加五卅反帝爱国运动，在斗争中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后，王根英任中共上海沪东区委女工部长、上海总工会组织委员，参加了上海工人的三次武装起义。
1927年4月下旬，她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代表出席了在汉口召开的国际工人太平洋劳动大会。在此期间，王根英与陈赓相识，并结为夫妻。
1939年3月8日，在突围的危急关头，王根英发觉一个装有党内文件和公款的挎包没有带出来，毅然冲回村中去取，路上与日军遭遇，壮烈牺牲，年仅33岁。
邓颖超批评陈赓说：“谈恋爱怎么能像打仗一样搞突然袭击？搞强攻？”
北伐战争开始后，1926年9月，中共中央调陈赓从黄埔军校到苏联学习。他秘密离开广州前往上海的党中央报到，不久即到达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在苏联红军中学习政治保卫工作和工农武装暴动的经验。1927年2月，陈赓回到上海。这时北伐军已攻占长江流域，3月，他经江西南昌前往武汉，被党组织派到北伐军第二方面军唐生智部特务营任营长。
陈赓两次来上海，认识并与王根英相恋了。陈赓与王根英相恋，是周恩来和邓颖超牵的红线。王根英是上海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五卅”运动的积极参加者，曾多次领导上海女工罢工。1926年5月1日，王在广州被选为第三次全国劳动代表大会代表，上海市政府委员。王根英长得非常漂亮，举止洒脱大方，使陈赓非常钟情和爱慕。第一次坐在一起谈及恋爱事，陈赓心情激动，连说几句“我爱你”。邓颖超批评陈赓说：“谈恋爱怎么能像打仗一样搞突然袭击？搞强攻？”
王根英到底没有犟过陈赓的强攻，1927年4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王根英和陈赓出席了大会，在此期间他们结成了夫妻。当年，陈赓24岁，王根英20岁。他们夫妇互敬互爱，情深意长，在工作中互相支持，在生活中互相体贴，在白色恐怖血雨腥风的年代里，他们临危不惧，并肩战斗，为革命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1933年王根英在上海担任全国总工会女工部长时，因叛徒告密被捕，被关进南京老虎桥“江苏第一模范监狱”。在监狱中，她坚贞不屈，视死如归，同敌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陈赓正着眼镜说：“喜从天降，喜从天降，天上掉下个王根英！”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王根英经我党多方营救才得出狱，不久到延安《新华日报》社工作，并与丈夫陈赓相见。陈赓当时任八路军129师386旅旅长。他们悲喜交加，激动得热泪盈眶，真乃心融融、情切切。1937年8月27日，陈赓在日记中写道：“上午乌云密布，下午微露日意，大家喜形于色。昨日根英由西安到达云阳总政治部，小平同志加菜为我们庆贺，并另辟一室使我们能作竟夜长谈，其快乐有胜于1927年武汉新婚之夕。根英在狱中达4年，艰苦备尝，在敌人威逼利诱下，始终坚持党的立场不为动摇，使我对她更加敬佩，从此我俩的爱情更趋稳定而不可动摇了。”
1938年12月7日，陈赓率386旅主力下太行山，奔赴敌后，转战于鲁西北的聊城、馆陶和冀南平原的曲周、广平等县，克城歼敌，威震四方。12月21日，刘伯承师长率129师师直、386旅补充团、先遣支队三大队等部，从太行到达冀南，直接领导冀南和鲁西北的抗日斗争。王根英时任129师供给部指导员，随师直也来到冀南，在馆陶、曲周县一带活动。
正值腊月天气，天寒地冻，北风发出刺耳的叫声，比在大山里还冷。王根英不禁打了个寒战，使劲裹了裹大衣。王根英已来冀南多日，但还没有与丈夫陈赓相见，因陈赓正在鲁西北夏津地区与日伪作战。在第一次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战争中，陈赓身上多处受伤，虽说已治愈，但每当受寒还隐隐作痛，作为妻子的王根英心里是非常清楚的。她用自己的津贴，从老乡家里买了些棉花和粗布，在战斗的空隙，给陈赓做了件棉坎肩。坎肩穿在身上也能挡挡风寒啊！
1939年1月14日晚，驻威县北部张庄村的129师师部电令陈赓，两日内率688团直到香城固，进行新的机动。15日晨，陈赓率688团西进。陈赓为给活动在馆陶一带的先遣纵队、筑先纵队布置工作，率骑兵连绕道北馆陶，行程75公里，晚7点到达馆陶县城。巧逢王根英，喜出望外，陈赓哈哈地大笑，抱起王根英转了三个圈儿，王根英的军帽将陈赓的近视眼镜也搓歪了，他正着近视眼镜说：“喜从天降，喜从天降，天上掉下个王根英！”
站在一旁的同志们和纵队、三专署的领导都会心地笑了。
王根英有些不好意思，脸颊泛红，嗔怪地冲着陈赓说：“看你那疯劲！”
陈赓还是咧着嘴巴哈哈大笑，说：“情不自禁嘛！”说着指向一旁的同志们说：“他们都不比我强！”
大家哄地笑了。晚饭后，陈赓与先遣纵队司令员李聚奎、筑先纵队司令员张维翰、冀南三专署专员唐哲明等同志商谈工作。
王根英毫无睡意，整理好被褥，拿出她给陈赓缝做好的棉坎肩，轻轻地爱抚着，静静地等丈夫回来。夜越来越深，越来越静，偶尔远处隐约传来一两声枪鸣。
屋门响了，深夜12时整，陈赓疲倦地回来了。王根英笑着迎上去，关切地问道：“会散了？身上冷吧？”
陈赓笑着说：“会一开就是大半夜，真乃夫妇情可贵，抗战价更高啊！”
王根英扑哧笑了，说：“我问你身上冷吧？”
陈赓有些生气地说：“平原这鬼天气，西北风整天刮个不停，比山里冷多了！”
王根英转身拿过棉坎肩，递给陈赓说：“用我自己的津贴，从老乡家里买的棉花和布，亲手缝做，你穿上准暖和。”
陈赓接过坎肩，深情地抚摸说：“知我冷热者，王根英也！谢谢王根英同志兼夫人。”说着向妻子深深地鞠了一躬。
王根英甜甜地笑了。
王根英牺牲，叱咤风云的陈赓号啕大哭，大病半个多月
16日早晨，地方抗日武装第一路民军第三团团长沈兰斋请陈赓吃早饭，陈赓夫妇随沈团长赴“三鲜园”餐馆就餐。席间，陈赓、王根英相互夹菜，情意绵绵，令沈团长兴叹不已。
上午10时，陈赓率骑兵连经东目寨，12时抵达曲周县第五区香城固。王根英随陈赓也来到香城固。他们一路说说笑笑，并马而 行，相互叙说着战斗中的趣闻。
18日，师部电令王根英赴师部，夫妻仅团聚了3天，就又分手了。陈赓万万没有想到，这分手，竟成诀别。
3月8日，冀南四分区部分工作人员和129师青年抗日游击纵队直属队，在冀南南宫县东南前后陈村、刘庄遭敌三路合击。王根英随青纵直属队活动，也被合围在里面。日伪军出动了千余人，汽车百余辆、坦克十余辆。青纵一部及四分区地方部队与敌人激战，掩护机关人员突围，毙敌70余人。因敌我力量悬殊，我伤亡130余人。王根英、青纵供给处长毛少臣等同志，冲杀在前，奋力杀敌，突围中英勇牺牲。
王根英牺牲前，血流满面，尚能言语，对要背她突围的同志用低微的声音说：“我不行了，不要管我了，你们快冲出去吧。转告陈赓，让他狠狠地消灭日寇，转告陈赓……陈赓……”她呼唤着丈夫的名字，永远地去了。
陈赓是位叱咤风云、横刀立马的猛将，只能淌血，不淌眼泪。可那天他泪流满面，号啕大哭了，他那大拳头往桌子上狠狠地一砸，桌子上的电话机被震得老高，大声吼道：“根英，我一定给你报仇。日寇杀我同胞、杀我军民、杀我妻子，我们要与日寇血战到底！”他猛地拔出手枪，冲着天空“砰砰砰”射出几发子弹，以倾泻心中之愤恨。他在日记中写道：“今天是我不可忘记的一天，也是我最惨痛的一天。”
王根英牺牲后，陈赓心情一直不好。百团大战胜利结束后，陈赓大病一场，没日没夜地高烧，半个多月的昏迷中嘴里常常喊道：“王根英！王根英！”
1946年，由上海初到解放区的陈知非和父亲陈赓、母亲傅涯、弟弟陈知建、小姨王旋梅合影于山西阳城司令部。（来源：新民晚报）
毛泽东主席和陈赓大将合影。（来源：新民晚报）
陈知非1929年生于上海，1933年母亲王根英被捕后，随外婆、舅舅一家生活。由于家境贫困，童年时当过报童，后又进入工厂做工。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时任太岳军区司令员的父亲陈赓把他接到身边，他得知母亲已于1939年牺牲。以后进入华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前身)学习，1952年毕业后先后在长春一汽、航天部等工作，所取得的多项科研成果在行业内处一流水平，退休时为教授级高工。
2006年是我的母亲王根英烈士诞辰100周年。我的母亲在大革命时期即投身革命，是我党早期著名的工人领袖，在抗日战争中英勇献身。
由贫苦童工成长为工人领袖
1906年，母亲出生在上海市郊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里。8岁那年，幼小的母亲为生活所迫，顶替别人的名字进纱厂当了童工。当时纱厂多是英国人和日本人开办的，对工人很苛刻。母亲每天在装满纱锭的机器前累死累活地连续操作12小时，年复一年，在两头不见太阳的日子里，度过了苦难的童年。
1923年，是上海的党组织飞速发展的一年。母亲所在的怡和纱厂，是沪东区党支部的活动重点，母亲和不少小姐妹都参加工人夜校的学习。很快，通过党员老师们的讲解，母亲不仅学到文化知识还受到革命的启蒙教育。
1924年，怡和纱厂成立第一个共青团支部，母亲当选为第一任团支部书记。因为厂里当时尚无党组织，作为团领导的母亲肩负起领导全厂工人与英国资本家进行斗争的艰巨任务。在中共沪东区委的直接领导下，经过一个月的准备，母亲领导团支部组织工人成功举行了第一次全厂大罢工。这场罢工于1924年6月开始，共有六七千人参加并取得胜利，在老怡和纱厂历史上是空前的壮举！很快，母亲被推选为怡和纱厂的工会主席，1925年由团转党。
1925年，上海爆发了全国性爱国反帝的“五卅”运动。6月1日清晨，怡和纱厂老厂的7500多名工人在母亲等人的带领下，参加全市各界15万人的罢工示威游行。
随着大革命高潮的推进，母亲积极参加了上海工人的三次武装起义。
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后，上海特别临时政府成立，母亲当选为市政府委员。火热的斗争，把母亲煅炼成为一名年轻的工人领袖、党的中坚分子。
父母在黄浦江边相识相知相爱
在第三次武装起义的筹备阶段，父亲陈赓就与母亲有过结触。当时他的公开身份是工人夜校的“先生”。青春勃发、敢想敢做的父亲对母亲十分欣赏和喜爱，他曾大胆地表示对母亲的好感，还几次到外祖父一家住的破旧棚户区去看望我的外祖父母、亲属。听与父亲共事的叔叔们说，聪明过人的父亲，来到上海的时间不长，就学得一口流利的上海话，他与上海当地人说话时，一般人很难听出他是外地人，这对他结交朋友开展工作帮助极大。
父亲用上海话拉家常，我的外祖父母和姨妈们很喜欢他。但母亲当时一心想的是革命工作，不愿考虑个人情感问题，所以没有回应父亲的热情。
1927年，中共中央在武汉举行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父亲陈赓与母亲王根英同为大会代表。24岁的父亲与21岁的母亲开会、讨论整天在一起，父亲再也不想掩饰自己的感情。性格率真的父亲，写了一张表达爱情的纸条，请人传给母亲。未曾想个性倔强的母亲不习惯这样的示爱方式，觉得陈赓在这样的场合做这样的事，让自己“有点下不来台”。她顺手就把纸条贴在会场的黑板上，立即成为各地代表休息时的笑谈。父亲毫不退缩，马上又写去第二张，母亲又将他的第二张字条贴上了墙！父亲马上又写去第三张……周恩来伯伯知道后，批评了父亲，说他求爱不讲策略。最终周恩来伯伯和邓颖超妈妈亲自出面找母亲谈话，母亲终于答应了。
会议结束后，父母亲就在武汉结婚并甜甜蜜蜜共同生活了几天，两人把从相识以来的感受，好好交流了一番，从此成为情深意重的好战友、好夫妻。
在白色恐怖下坚守党的情报工作岗位
母亲后来告诉我，他们新婚后不久，父亲就与母亲分别，跟随周恩来伯伯去了江西，筹措和参加了南昌起义。起义军撤出南昌向广东进军中，父亲于8月24日的会昌战斗中负了重伤，左腿中了三颗子弹，胫骨腓骨全被打断，他历尽千难万险，经汕头、香港到上海。当见到了拖着重伤之躯的丈夫，母亲喜极而泣。
她将父亲安排住在家里尽心照料，并马上帮助父亲和党组织接上了头。党组织知道陈赓伤势严重，就安排他住进著名的牛惠霖骨科医院治疗。数月后，父亲多处骨折的腿长好了，真是一个奇迹！
此后，父母亲就此在上海住在一起，母亲还带来年幼的姨妈王旋梅、舅舅王鑫昌，四人组成一个“像样”的家庭，以免敌人疑心。母亲的主要工作是协助父亲开展情报工作。
1929年，母亲在上海生下了我，据说初为人父的陈赓非常高兴。因为我们这一代是“知”字辈，父亲为我起名“知非”。
为了避开敌探特务的追踪，父母亲从1929年至1931年的两年中搬家达5次之多。在此期间，自幼出生在上海滩、熟悉情况、人脉颇旺的母亲，竭尽全力帮助丈夫开展情报工作。她选择的住房，均有三四个以上的出口，以便危急时脱身。
我在这样的环境中慢慢长大。有一天我跑到街上去玩，见巡逻的红头阿三(租界印度巡捕)身上挎着枪很神气，一下想起了爸爸每晚压在枕下的枪，就不由上去说道：“我阿爸也有枪！红头阿三的枪，没有阿爸的枪好！”
印度巡捕一听，马上盯住了我，并紧跟到了家门口。恰巧母亲出来找我，巡捕就问她：“你家有枪吗？”母亲马上知道是我说漏了嘴，她镇定地回应说：“是有枝枪，他阿爸在永安公司给他买的玩具枪。”
看见母亲一身上海生意人家的少妇打扮，讲话又从容自然，巡捕信以为真，放过了我们。
1931年4月，中央特科的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父亲与顾的工作关系密切。因此，周恩来伯伯让父亲隐避起来，不久又让父亲去天津工作。1931年9月，父亲装作一个病人，带全家从天津乘火车绕道青岛回到上海。不久，父亲被派往鄂豫皖红四方面军工作，母亲带着我留在沪东区工作。
周恩来伯伯亲自解救母亲出狱
父亲离开上海后不久，党组织就派帅孟奇到上海筹备工人反帝大同盟，她找到了母亲，传达了党中央团结各阶层人士实行抗日救亡的主张，并指定母亲负责沪东区反帝大同盟的部分工作。
1932年1月28日，日军进攻上海，第十九路军奋起抵抗。上海党组织紧急动员起来，全力支持十九路军。母亲组织了沪东工人救护队，直接开到前线服务。“一·二八”抗战结束后，母亲回到工厂做工，她先后在香烟厂、套鞋厂当工人，其间继续领导和组织工人的斗争。此间全国总工会成立女工部，母亲被调任女工部部长。
1932年秋天，父亲在新集-胡山寨会战中右腿膝盖处负重伤，同年10月离开部队到上海治伤。伤愈后，党组织决定他们夫妇一同回中央苏区。我知道母亲非常兴奋，人在上海，心已飞到瑞金！不料，动身之前的1933年12月，由于叛徒出卖，母亲在家里被捕，被关进了上海提篮桥监狱。
母亲被判有期徒刑8年，后被转送“南京第一模范监狱”，当时这里关押的还有帅孟奇、夏之栩、何宝珍等“女政治犯”共20余人。她们在狱中组织了数次绝食斗争，母亲表现得坚定勇敢。
1937年8月，周恩来伯伯和朱德、叶剑英到南京参加蒋介石召开的国防会议，知道母亲还被关押着，于当年8月19日亲自与叶剑英、童小鹏到了监狱，点着母亲等3人的名字说：“今天我要见见她们！”
母亲她们见到周恩来和叶剑英时，都惊呆了！她们早已做好了牺牲的准备，没打算活着出去，更没有想到周恩来和叶剑英亲自到监狱来营救她们！
随后，周恩来伯伯会见了关押的全体政治犯，讲明国共两党停止内战，再度合作，一致抗日。
随后，周恩来派车将母亲接到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不久周恩来亲自带母亲到了西安。8月26日，她又由西安转云阳八路军总政治部和父亲团聚。
父亲在1937年8月27日的日记中写道：“昨日根英由西安到云阳总政治部，小平同志加菜为我们庆贺，并另辟一室使我们做竟夜之谈。是晚彼此互诉离情，直达深夜，尚无疲意，其快乐有胜于1927年武汉新婚之夕。根英在狱达4年，艰苦备尝，在敌威迫利诱下，始终坚持共产党员的立场，不为动摇，使我对她更加敬佩。”
几天之后，母亲去延安边区党校学习。她首先对近4年的监狱斗争做了回顾总结，也回顾了自己的革命生涯。她将这些写成了总结，保留下来的有《王根英自传》《狱中斗争》等数篇文稿。
1938年秋，党组织批准母亲到一二九师去工作，而父亲率领的三八六旅，当时正在太行区活动。母亲路过时，前去小住了几日。其后她就到师部报到，被分配到供给部办的财经干部学校任政治指导员。
母亲壮烈牺牲在日寇的枪弹、刺刀下
在新的工作岗位上，母亲更是投入全部心血和热情。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敌后战场的斗争更加残酷。1938年12月下旬，一二九师越过平汉线，开进冀南地区，母亲所在的财经学校也随部队东进。1939年3月，财经学校又随主力部队西进，转往太行山区。
一次，学校从南宫附近开始行动时，突与日军遭遇。敌人放火烧了村庄，把学校的一部分人冲散了。母亲因为负责收容一部分伤病员落在后面。她以高度负责的精神，不怕牺牲，一步也不离开伤员，全部将他们带到了一二九师供给部。
1939年3月8日，母亲随师供给部驻在南宫县的“前后王家村”。这天敌人进攻冀南军区驻地，师供给部被敌人包围，母亲把自己的马给伤员骑，自己徒步随警卫部队突出重围。她冲到村外刚喘了口气，突然发现装有文件和公款的挎包没有带出来，便毅然独自向村中奔去。大家想拦也没有拦住。她在驻地将挎包取出，不幸在出村时与敌人遭遇。同志们清楚地看见她在敌人的机枪扫射中倒下了！等大家组织好队伍冲到村边来接应她时，她已经壮烈牺牲！她的身上，有弹洞也有多处敌人的刺刀洞痕！汩汩的鲜血，染红了身下的泥土……
这时，父亲正率三八六旅越平汉线西进。他在当天知道了这个消息。三八六旅的政委看见，他手捏报告妻亡的电报，泪水滚滚而落……有记日记习惯的父亲，当天在日记中只写了一句话：“三·八，是我不可忘记的一天，也是我最惨痛的一天。”此后一个多月，他中断了日记的写作。父亲还对战友说：“我要为她守节三年！”果然，父亲在母亲牺牲三年后才重新考虑再组家庭。
由于父母献身革命，我从小跟着大舅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1946年，担任太岳军区司令员的父亲通过上海地下党找到了我大舅一家，把我接到他的身边！父亲对我详述了母亲牺牲的经过，说，你妈妈是一个优秀的共产党人，她死得很英勇，我们都要向她学习！在延安开党的“七大”时，会场还悬挂了你妈妈的照片。
后来，我被送进华北大学学习，1952年毕业后先后在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北京汽车制造厂、航空航天工业部工作，1959年和钱如琴结婚，膝下有一子一女，退休时为教授级高工。
母亲要是能看见今天的祖国，看见她的子孙们，该有多高兴！还有我的父亲也是。（李霄凌整理/来源：新民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