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窑堡的一枝黑牡丹——习仲勋前夫人郝明珠的故事
郝平
(作者简介:郝平,又名习乾平,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原党和国家领导人习仲勋之女,外交学院60级法语本科毕业,华夏都市记者俱乐部名誉会长、华夏记者网编委会名誉主任马宝善夫人,中央媒体资深新闻工作者。)
陕北这块黄土地,不仅是革命的摇篮,还是培育妇女干部的沃土,我国近代杰出的妇女领袖,都喝过延河的水,都吃过陕北的黄小米。她们对妇女运动所做出的贡献,有口皆碑。她们称得上是延安的伟大女性。延安的女性成千上万我只讲述一位土生土长,地地道道的延安女性的故事。她从不出名,也不显赫。但她多半生都在从事妇女工作,为妇女的自由和解放默默地耕耘和燃烧着自己。她像一枝山丹丹花,在陕北沃土上历经风雨沧桑,坎坷曲折。她悲欢离合的人生故事也自有一段平凡的美丽与芬芳。
她名叫郝明珠,曾是习仲勋同志的夫人,也是西北革命元勋吴岱峰的外甥女。
追求光明
“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这不只是确指古代美女貂蝉和俊男吕布,也泛指陕北黄土地上的美女和俊男。我们的主人公虽已年逾古稀,但腰板挺直,身材适中,耳不聋,眼不花,说话声音洪亮,走路仍显矫健。她的音容笑貌仍使人能想象她年轻时候的风韵,从而可以追溯她风华正茂年月的美丽风采……
那是1916年6月的一天,陕北安定县(现子长县)瓦窑堡镇一个郝姓的贫农家里,她呱呱落地,父母十分喜爱,视为掌上明珠,因此就爱称为“明珠”。父母珍爱归珍爱,但毕竟家境贫寒,加之弟弟众多,从郝明珠童年起,就不得不起早贪黑帮着母亲操持家务,做饭、喂牲口、缝洗衣服、管教弟弟……她是六个弟弟的统帅,对他们说一不二。弟弟们爱她,尊她,但也怕她……
贫寒,劳作,父母爱护,弟弟们服从,这样的日子,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就是11个春秋,郝明珠出落成一个美丽的小姑娘,梳着两条乌溜溜的长辫子,左邻右舍人见人夸。在陕北这块老革命根据地上,革命思想在这块天地间到处传播,渗透,男女平等,妇女放脚,男娃女娃都能上学。
但郝家贫穷,郝明珠经常站在自己家门口,目送人家的女孩上学和放学,心中羡慕。她回家对父亲说:“我也要上学。”父母说:“咱家穷,没有钱送你上学。”她就跟父母大闹一场,索性罢工不再干家务,还躺在炕上进行绝食斗争,一连两三天不进滴水和点米。这可急煞了可怜的父母,怕她万一想不开,寻了短见怎么办?!便无可奈何地长叹道:“我们宁可不吃不喝也要送她去上学,若把她气死了,我们可怎么活呀!”她也答应父母学习和家务两不误。因此,她清早起来把钱钱饭烧好,才能去上学。有时家务多了,母亲索性把她扣下干家务,她经常旷课,但成绩还较优秀。
学校不仅是学习文化知识,还是一个接受革命思想的地方。高年级学生中就有不少地下党员和革命者,对她影响大的是任志贞大姐。她是地下党员,经常在群众中宣传革命思想,有时女扮男装,深入到老百姓家里宣传革命思想。郝明珠爱跟她接近,深受其感动,倾向革命。不幸的是,由于叛徒出卖,任志贞被国民党逮捕,关在瓦窑堡一个偏僻的地方。郝明珠偷偷去探监。任志贞尽管戴着脚镣手铐,但态度自若,毫不畏惧。对看望她的同学讲:“看样子,我是不能活着出去了,希望你们要继续革命。不要被反动派一时的嚣张吓倒,终究他们是要灭亡的。”不久任志贞大姐被国民党杀害了,时年也只有十七八岁。陕北失去了一位杰出的、英勇的女性,但她追求的真理又在一大批陕北女性的心灵中生根发芽了。任志贞的牺牲,对少女郝明珠震动很大。她暗下决心,一定要像任志贞一样,走革命的道路。
她们到处宣传妇女解放和自由,号召缠足的妇女放脚、剪发髻和辫子。郝明珠天生一头乌黑光亮的美发,母亲也为女儿的美发而欣喜,经常为她梳理辫子。她那一头美发配着俊俏的面庞和水汪汪的大眼睛,自有一种与众不同的美丽,堪称当地一位美人,惹得左邻右舍赞不绝口,爱称她为“我们的黑牡丹”。牡丹花是花中之王,美丽无比,而黑色更为稀罕,可想而知郝明珠少女时代多么美丽动人。
郝明珠多次向母亲提出要把辫子剪掉,都遭到母亲的拒绝。
郝明珠心想,我给别人宣传放脚、剪辫子,自己却留着长辫子,这有什么说服力。不行,非剪不可。一天,她到她姨妈家,拿把剪刀给她表姐史端芝,叫她把母亲引为骄傲的辫子剪掉了,留成齐耳短发。然后,她拿着两条剪下来的辫子跑回家,把辫子往炕上一扔,又跑到姨妈家躲了起来。当母亲看见她剪下来的辫子时,立刻气得晕倒在地,生了一场大病。她在姨妈家躲了三四天,让母亲大骂一顿,才算了结。
郝明珠的大伯有七个儿子,四个是革命烈士,有的死在战场上,有的被敌人抓去活埋,她舅爷的儿子杨钢武是游击队的负责人,经常来她家宣传革命道理。在这些革命先烈的熏陶下,郝明珠和六个弟弟都先后入了党,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昙花一现的初恋
由于家务的压力,郝明珠上学断断续续总算高小毕业了,毕业后虽然在家里劳作,却在秘密地宣传革命思想,动员妇女给游击队做鞋支援革命战争。17岁那年,在一次闹秧歌中,当地一位叫阎仲令的青年看上了她,托人向她求婚。其实,这人早就是地下党员,还是游击队的支队长。
阎仲令是秧歌队的领头,高挑身材,面目英俊,有陕北男子汉的气质。由于男方人品出众,郝家也看中了,因此,很快给他们办了婚事。
婚后,阎仲令不能像常人一样在家里住,或者天黑偷偷回来,天明又偷偷出去,带领游击队神出鬼没打击敌人。他打得敌人魂不附体,鸡犬不宁,敌人悬重赏捉拿他。因为有人告密出卖了他,敌人在一个阴森森的秋夜,在他藏身的冯家屯逮捕了他。然后严刑拷打,逼迫他交出地下党员和游击队员名单。阎仲令面对敌人的种种酷刑,大义凛然,宁死不屈。他大声向敌人宣布:“老子怕死不革命,革命不怕死。想让我出卖同志,那你们就等着吧,等到太阳从西边出来的那一天!”
敌人实在挖不出任何线索,便残酷地杀害了他。他遇难时年仅18岁,风华正茂,抛下了燕尔新婚的爱妻,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郝明珠悲痛欲绝,冒着危险,四处奔走寻找丈夫的尸首。在同志们的协助下,终于找着了丈夫身首异地的尸骨。在秋风瑟瑟的一天下午,她掩埋了他。她伫立在坟前,呆呆地望着,百感交集。她眼中不再流泪,不再哭泣,而是默默地起誓:“仲令,安息吧。你的妻子将会继承你的遗志,追随革命,永不回头。”
从此她更加坚决地追随革命者崔田夫等人,积极进行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终身走上了革命道路。
悲欢离合闹革命
郝明珠忘我地投身于革命工作。由于平时妇女工作做得好,当地妇女觉悟较高,她一去就纷纷拿出早已做好的鞋袜交给她。她一下就收了几十双鞋袜,喜悦地背着往回走,似乎身上没有什么重量,脚步轻盈欢快,嘴里在不停地哼着信天游,不知不觉已进了瓦窑堡镇。突然一个人拦住了她的去路,她抬头一看,原来是郭立本,当地一位负责同志。郭立本笑眯眯地对她说:“明珠同志,我给你介绍一个对象。我看这个人很不错,你去见见吧。若这个人将来不好,你往我脸上吐唾沫。”这话使她措手不及,毫无思想准备,一时不知如何对答,愣了半天才说:“我不知道,你给我妈说去。”说完她扭头就把鞋袜送往游击队队部去了。
这天,郝母坐在炕上缝针线,缝缝停停,若有所思。她回想昨夜晚的那个梦,一轮皓月,从天边转呀转到自己家,把窑洞照得亮如白昼……左想右思:“会有什么好事降临呢?”
她正在沉思之际,郭立本带着四五个男青年闯入家门,并高喉咙大嗓门地叫道:“伯母,我给你带来喜事啦!”革命干部是郝家常客,郝母对他们如同自己的孩子一样。听到声音,郝母高兴地赶紧下炕招呼他们。这四五个人中,有一个陌生面孔,郝母没有见过。
郭立本不等郝母开口,就连珠炮一样说:“伯母,我给明珠同志介绍对象来啦。”边说边指着其中一位年轻人说:“就是他,叫习仲勋,伯母看人才怎样?”
郝母顺着郭立本的手望去,只见一位身着破旧黑土布棉袄,袖子短得很不合身的后生向她点头微笑,此人天庭饱满,面如满月,适中偏高身材,虽然衣着不雅,但浑身上下透着一股英威之气。郝母问道:“你家在何方?”习仲勋答道:“我家在关中富平,务农。”“你母可安好?”“父母在我11岁时早已亡故。”如此一问一答,青年的言谈举止,都令她满意,她再用目观测其他人,遂暗自思忖道:“嗯,在这几个人中还数他最好。”她心中虽有几分喜欢,但嘴上却说:“这要看明珠自己的态度,只要她同意,我们没有意见。”
“好哇,伯母答应了。伯母,你放心,明珠的工作,我明天就去做,”郭立本手舞足蹈地叫道。接着呼啦一下把这帮人带出了郝家。
晚上,郝明珠回家后,压根儿没讲郭立本路上提亲的事。母亲也没讲郭立本来家的事,只一个劲讲她昨晚上做的那个好梦。母亲不急于提相亲的事,是等郭立本做工作的结果,因为女儿是反对包办婚姻的人。第二天刚吃过早饭,吴岱峰的爱人冯玉芳叫郝明珠去帮她剪头发。她刚踏进吴家的门,郭立本就带着昨天那一帮人拥进吴家的窑洞。大家指着习仲勋哄闹着问她:“就是这个人,能看上看不上?”郝明珠这才反应过来,原来冯玉芳叫她剪头是假,相亲是真,她脸“刷”地一下红到耳根,对冯玉芳说:“你这是干什么?”赶紧从这个窑洞跑到另一个窑洞躲避。这帮人又呼啦一下追了过来,嚷着问她:“愿意不愿意?”郝明珠哪里见过这等阵势,她羞涩地低着头一言不语。在这些天不怕地不怕的汉子们推推搡搡之下,她也举目窥视了几眼习仲勋。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感到这群人中间还就数他鲜亮。但她始终没有说话,冲出人群往家跑去。
她一进家门,母亲就冲着她说:“怎么样,我看这人不错,这门亲就定了吧!”自从郭立本那天把习仲勋带到郝家看过以后,郝母就按照自己的逻辑思考着:“我做了那样一个梦,就有人来给女儿提亲。看来这个后生还是有些星宿,将来可能会有所作为。”因此她打相亲的那天起就已经基本上定下了这门亲事。当女儿跑回家后,她就以肯定的语气给女儿说了。“他讲话听不懂。”郝明珠只回答了母亲一句话。母亲却大度地说:“都是中国人,有什么听不懂的道理,相处长了就会听惯的。”郝明珠再没有表什么态,默许了这门婚事。
郝母第一次相看习仲勋时,印象颇深的是他的衣着很不合体,旧棉袄袖子短得露出了胳膊,两只手冻得通红。郝母平日就对革命青年关怀备至,大凡到过瓦窑堡的革命干部,几乎都到过她家,都吃过她做的茶饭。
婚事定了以后,老母亲对未来的女婿更是体贴入微,整夜不睡给他赶缝新袄新裤、新鞋新袜,使他能穿得暖和得体,并在闲聊中得知了习仲勋衣着不整的原因。
众所周知,毛主席、党中央率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之前,陕北就是一块如火如荼的革命根据地。谢子长、刘志丹等黄土地的优秀儿女,在这里带领群众风起云涌地闹革命,粉碎敌人一次又一次的围剿,创建、扩大和巩固了这块革命根据地。
可是,1935年秋,正当陕北革命根据地的革命干部积极准备迎接长征即将到达陕北的中央红军之际,陕北一大批干部却遭到了一次劫难。
1935年9、10月,红二十五军由鄂豫皖苏区经过长征先遣到陕北。执行“左”倾教条主义方针的中共中央北方局派驻西北代表团和陕甘晋省委主要负责人开展错误肃反,逮捕了一大批执行正确路线的干部。当时,刘志丹、习仲勋等40多名主要干部,先后被逮捕和关押,险些被全部杀害,严重削弱了陕北革命根据地的中共组织和红军力量,使军心动摇,民心不稳。
1935年10月的一天,“左”倾分子们从南梁上向瓦窑堡荷枪实弹地押来一队人,这些人被五花大绑,头上套着黑布袋子,以掩盖面孔。围观的老百姓议论纷纷,这些人是什么人呢?为什么要遭到如此对待?押解人员向群众说,他们是国民党的俘虏和土匪。
善良淳朴的父老乡亲怎么晓得,这一队人根本不是什么“国民党的俘虏”,更不是什么“土匪”,而是在错误肃反中被逮捕、关押的陕北土生土长的革命领导干部,有刘志丹、习仲勋、张策等40多人。他们之所以要用袋子罩住他们的脸面,就是怕当地老百姓辨认出来,不答应、闹事。
刘志丹、习仲勋等人被关押在瓦窑堡一座偏僻的逃亡地主的大宅内。当时已是晚秋10月,陕北的天气格外寒冷,这些人以地当铺,晚上还被捆成柴棍一样挤睡在地上,连动都不能动,更谈不上翻身,还规定不许串联讲话。那些人企图不动声色地把刘志丹、习仲勋等40多名陕北土生土长的革命领导干部统统活埋消灭。
幸亏,满天乌云风吹散,毛主席来了晴了天。
1935年10月,毛主席率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听说了此事,立即派周总理亲自纠正了这次错误的肃反。11月份将刘志丹、习仲勋等几十人从狱中放了出来,挽救了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危险局面。习仲勋向郝明珠提亲之时,是他刚刚从死亡线上活过来的时候。难怪他衣衫褴褛,一无所有,看上去像个叫花子。这一点虽给郝母留下深刻印象,但独具慧眼的郝母并不在意这些外表的东西,而是相中了他内在的气质和人品。老太太为自己的宝贝女儿选中了这位1913年出生的关中人。
习仲勋从13岁就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15岁在三原县第三师范读书时,因为领导学潮而被逮捕入狱,蹲了一年多敌人的监狱,后经组织多方营救具保释放。当他这次在错误肃反中被迫害时,已经是一个纵横驰骋于陕西的叱咤风云的人物。
1935年12月初的一天,习仲勋换上了郝母缝制的新袄、新裤、新鞋、新袜……焕然一新,越发显得英姿挺拔、朝气勃勃。他在众同志战友的簇拥之下,欢天喜地地与瓦窑堡的“黑牡丹”郝明珠成了亲,开始了他们历经沧桑的夫妻双双闹革命的生活道路。
历经风雨沧桑
人人都说习仲勋与郝明珠的结合是郎才女貌,天生一对。婚后他们夫妻之间也相当恩爱。怎奈,时代赋予他们这一代人的使命,就是闹革命打天下。
刚一完婚,当时担任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党团书记、特委常委的习仲勋,就被派往关中游击地区。当时,东北军分三路向关中苏区进行全面“围剿”,五个县全被敌人占领。因此关中特委决定由他和汪锋组成关中工委,坚持游击战争,成立南北两路指挥部。新婚的郝明珠要离开从未离开的父母和生她养她的故乡,踏上征途去革命。从瓦窑堡到关中游击区,要穿过敌人重重封锁线。为避免敌人视线,他们风餐露宿,晓宿夜行,跋山涉水……没有任何交通工具。他们这十来个人,就她一个年轻女子,脚走肿了,痛得挪都挪不动,月经来潮腹痛难忍,自己又羞涩难言,怕这些男人笑话自己软弱,只有咬着牙往前走。在战争岁月里,女性往往有许多难言之苦,这是男性无法理解和体会的。如此奔波了十几天,总算胜利到了目的地。郝明珠也经历了第一次行军的考验,受到丈夫和同伴们的赞扬。
提到西北的妇女运动,郝明珠应该是榜上有名的,因为随丈夫习仲勋每到一处,都是从事最艰苦的妇女工作。从她的工作简历上,也可以看出她为妇女解放而默默奉献的轨迹:1936年到1942年期间,她先后担任保安县妇女主任和关中地区妇女部长;1939年她上过一年延安女大;1945年到1947年,她担任延属地区妇联主任;1949年7月,她在延安参加建立西北妇联筹备工作。西北妇联建立后,从1949年到1953年,她一直任西北妇联组织部长。1949年3月,她光荣地当选为第一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代表,参加了第一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
她们在延河畔坐着闷罐子车,几经周转第一次来到北京。在这之前,她们几乎从未到过大城市。临行前,马文瑞同志给她们培训,讲注意事项,甚至如何开电灯都要教给她们这些“土包子”。到北京后与其他代表相比,她们仍是灰土布衣裳,齐耳短发,但西北妇女代表却受到最高待遇,排名次总是第一位,乘车她们是第一辆车,吃饭她们是第一桌,领导敬酒先敬西北代表,大家异口同声地说:“感谢西北妇女支援了革命。我们都喝过延河水,吃过延安的小米。”最令西北代表兴奋的是,蔡畅大姐领着她们第一批受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接见。毛主席和党中央等领导同志,也都向她们表达感谢之意。她们站在最前边与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照相留念。党和国家领导人对西北妇女代表这种特殊的礼遇,极大地鼓舞了她们。
在战争年月,妇女干部首先要具备不怕死的品德,同时要嘴甜、腿勤、胆大心细才行,否则很难深入到农村,很难开展妇女工作。郝明珠穿过敌人的重重封锁线,来到关中地区,先后在曲子县和环县一带工作过,她的任务是启发和动员妇女倾向游击队并支援游击队。由于国民党和共产党两军形成拉锯之势,一些地方今天被游击队占领,明天国民党军队又进来了。处在这种形势下的妇女都怕惹事,两边的军队都躲避,或闭门不出,很难接近,有的还把狗放出来咬她。当地老百姓见她齐耳短发,一身灰军装,叫是“女粮子”(吃军粮的女人)来了,不敢与她讲话。她开展不了工作,很着急,甚至还哭了几场。一天,她又挨家挨户走着,突然听见一家院子有人哭叫,她就推门进去,几个女人围着一个号啕大哭的妇人,焦急不安,但又无计可施的样子。她拨开人群问出了什么事?也许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地上那个女人身上的缘故,也没看她是谁,连比带划地向她说:“针扎进她的胳膊里了。”她一看,啊,不得了!原来地上坐的妇女在做针线活时不小心,把针扎进自己胳膊的肉里去了,结果针随血走,越走越深,若走进心脏里,这妇人就没有命了。见状,郝明珠二话没说,拿出自己的手帕干脆利落地把妇女胳膊上边紧紧扎住,然后背起女人就向自己住的地方跑去。她跑得上气不接下气,找到他们的随军医生。幸亏到得及时,医生拿钳子把针钳住,割开皮肉挑出了针,救了这女人的一条命。
红军游击队救了妇女一命的消息,一传十,十传百,感动了周围一大片人,从此,这里的大人小孩,包括妇女,再也不怕红军了。大家认识到,原来红军游击队是好人。对她这位梳着齐耳短发、身穿灰军装的“女粮子”也格外亲切,有什么好吃的都给她送去。有什么想不通和难办的事,都去找她商量。亲如姐妹,真是一种鱼水之情。
后来,曲子县形势告急,她们又转移到环县。这里的妇女同曲子县一样不好接近,为了动员群众,他们想了许多办法,组织了一次演出活动。乘此机会,他们进行宣传工作,让群众了解红军,支援红军。一天晚上,戏散之后,郝明珠走出窑洞想去察看场地收拾得怎么样了。人都散场回家了,戏台上的灯已撤掉,一位妇女哭着喊叫她的孩子,她走上前去问道:“出了什么事?”女人回答:“我女子不见了!”郝明珠问:“你女子多大了?”答道:“六岁!”“不要急,咱们一块找找!”于是,郝明珠赶紧跑回住处拿了一把手电筒,与妇女到处寻找起来。忽然,她看见场地边有一口深洞洞的水井,她灵感一动,心想,由于天黑,孩子会不会掉到井里去了?她三步并作两步跑到井边,俯身往下看,由于井深,手电光照不到底,什么也看不见,但她似乎听见井里有咕呼咕呼的响声。她大声说:“井里有声音,孩子可能掉进井里了!”她赶紧叫出自己的同志们,大家又拿着火把照着往井里看,果然看见井里有东西上下蠕动。他们赶紧拿两匹白布和一个大筐子让一个同志坐上,吊进井里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把孩子捞出来。大家又救治了一番,孩子终于得救了。1994年夏天,从环县来的人给郝明珠传话说,从井里捞上来的那个小女孩仍然健在,当然也是60多岁的老太婆了,还经常念叨她的救命恩人们呢!
人非草木岂能无情,红军游击队全身心地给老百姓办事,投入了真诚的感情和行动,也源源不断地得到了 群众的认可和支持,送军衣,送军粮,替游击队站岗放哨,通风报信……一次又一次帮助红军和游击队。1936年下半年,习仲勋任关中特委书记兼关中特区司令部政委,转战关中地区,建立和发展各方面的统一战线,恢复革命根据地。工作性质是半明半暗,时隐时现,条件极其艰苦。在一次指挥作战中,他负了伤,随后又患上伤寒病,不能随军队东转西奔,只好隐名埋姓留在一个村子里养伤养病,郝明珠装成农妇照料他。
一天下午,一个农民慌慌张张跑到他们住的地方,对他们说,敌人已得知习仲勋在此地养伤,派人来捉拿他们,并扬言要捉活的。说完,农民就扭头出去了。
部队早已转移走了,这里除他们俩之外,再没有留下任何部队上的人。何况他俩中,一个是又伤又病,动弹不得,一个是无作战经验的弱女子,怎么对付敌人呢?!习仲勋就对妻子说:“快,扶我起来,咱们走!”可他,连站都站不起来,而单薄瘦弱的妻子又背不动他,怎么走呢?!
正在为难之时,那位农民又从外边回来了,并对他们说:“你们不要着急,先收拾东西,我已经想好办法。”等天黑,他用架子车推上习仲勋和简单的行李出门了。他一直把他们推到一个僻静的半山坡。山坡上有一个口小内大的山洞,农民把他们推进去,洞内早已铺上稻草和被褥,并放了些碗筷之类的生活用品。农民出去后,拿树枝和石头把洞口堵住,外人看不出此处会有山洞,更不会有人发现此处藏有红军游击队的高级将领。只有农民心里明白“绝顶遥知有隐君”。他悄悄给他们送吃送喝,送医送药。夜里亲自在山上隐蔽处悄悄地为他们站岗放哨,以防万一。
第二天,敌人的便衣队果然来到了村子,挨家挨户翻箱倒柜地搜寻,折腾了半天,连游击队的影子都没有看见,敌人扑了个空,当然不甘心,就恶狠狠地抛下话说:“听着,哪个敢窝藏共匪头子习仲勋,哪个就别想活!”
荒山野岭,空山不见人,月出惊山鸟,他俩像原始人一样在洞穴里生活了十来天,在父老乡亲的细心照料和掩护之下,习仲勋的伤势病情有了明显好转。“一年三百六十日,都是横戈马上行”的丈夫就耐不住性子,就催着妻子“鸡鸣自起捆行装”,他们挥泪告别了可亲可敬的父老乡亲,又奔赴前线杀敌去了。
多少年如流水般的逝去了,但父老乡亲们的恩情永萦在郝明珠的心间。她感慨地说:“我们欠人民群众的情义太多了!”
20世纪40年代初期,郝明珠把几个孩子都交给老百姓抚养,自己则随着戎马的丈夫走南闯北。一段时间,他夫妇俩住关中马家铺子,把儿子富平寄托在距他们驻地十里以外的新正县探花村。富平的奶妈家是一户忠厚老诚的农民,虽然农民家里儿女成群,但对红军的孩子却加倍爱护。
一天下午,从新正县传来的消息说,儿子奶妈家被特务放火烧了。啊,消息如炸雷一样震撼着郝明珠,儿子怎么样了?奶妈家人活着吗?……她焦急万分。她不顾天黑路远,徒步跑了十里路赶到探花村,看见屋子一半被火烧掉,其余焦黑一片,幸好,奶妈全家人没有伤亡,挤在没烧的窑洞内过日子。她长长地舒了口气,放下心来。但仔细一瞧,唯独不见自己的儿子和孩子他奶爸。她的心一下又提到了嗓子眼:“富平孩子呢?他奶爸人呢?”
特务放火烧屋的前一天下午,奶妈正在村口碾子上碾米,只见一位二十来岁农民打扮的男子向他走来,打听习仲勋专员的儿子奶妈的家。无巧不成书,正好问到了奶妈本人面前。奶妈问:“你有啥事?我就是孩子奶妈。”那人脸上掠过一丝笑容说:“我是娃他表舅,是郝明珠的表弟。表姐叫我把娃抱回去。”听了陌生人的话,奶妈心中震颤了一下,她留有余地说:“你先在这儿帮我照看一下碾子,我回去叫人找孩子去。”她三步并作两步跑回家,看见她男人正抱着奶儿在院内耍呢。她一五一十地把“表弟”要抱孩子走的事向男人说了一遍。男人听后沉默了一袋烟的功夫。妻子着急地说:“你说话呀,怎么办呢?”
男人说:“我看这里边有问题。咱从来没有听娃他妈提起过她有表弟的事。再说,她是陕北人,关中怎么会有表弟……”停了一会,他对妻子说:“快!你给收拾一下,我得带孩子躲出去。咱们不能随便把孩子交给不认识的人。连个凭证都没有。万一此人不是娃他妈的表弟,他把孩子抱走了,将来咱们怎么对娃的爸妈交代呢?!”
妻子很赞同他的见解,于是匆忙收拾了一下,拿上干粮,把孩子用包袱皮往丈夫身上一捆,丈夫就背着孩子匆匆从后门出走了。他顺着山沟逃远了。然后妻子才慢悠悠来到碾子前,看见这位“表弟”坐在碾子边上等着她。看见她,站起来问:“孩子呢?”
奶妈回答:“哎呀,我屋前屋后都找遍了,就是没有找着。后来才听说娃他爸派人来把孩子接回去了。”一听此话,“表弟”立刻火冒三丈,露出了狐狸尾巴,恶狠狠地骂了奶妈一顿,逼奶妈带他到家里看个虚实。当然他白费心机,扑了个空,就扭头走了。晚上天还未完全黑下来,就来了几个鬼鬼祟祟的人,放火烧了奶妈家的房子。
“啊,父老乡亲,我聪明善良的父老乡亲,我可亲可敬的父老乡亲,是你们给了我儿子一条生命,是你们给我们游击队共产党排除了一次灾难。”郝明珠感恩戴德,发自肺腑地感叹着。
往事如烟,这些美丽的故事永远萦怀心间,激励着她,也激励着子孙后代,永远不要忘记伟大的人民。
共苦九载 分道扬镳
战争年月的女性干部,往往要比男性干部承受着更多更重的精神负担和痛苦。她们不仅要同男性一样工作、行军、打仗,还要生儿育女。在兵荒马乱的岁月里生儿育女,要默默地承受着生理上难言之苦的折磨,常人是无法理解的。那时的女性几乎没有条件和可能采取避孕措施,往往怀孕率较高,孩子成活率很低。动荡不安的环境,迫使她们产后得不到休息。甚至刚生下孩子,就要拖着虚弱的身体转移行军,连正常的饭都吃不上,更谈不上补充营养。如此一次又一次得不到休息和恢复,往往会落下满身病痛。
郝明珠婚后怀过五次孕,但仅活了三个孩子,都是在襁褓中就托给老百姓抚养。郝明珠回想她生孩子的经历时感叹万分,哪里像当今女性那么娇贵。她的孩子一个个都是在行军转战的过程中生的。临产时,找一个偏僻的离敌人远的农村,请老乡的接生婆,按老乡生孩子的土办法,先烧热炕,装一袋细末黄土当靠背,是死是活,任接生婆摆弄。她一个孩子是立生,孩子腿先生出来,两只胳膊却像十字架一样卡在上边出不来,接生婆硬拉死拽,把孩子硬拉出来,结果孩子被拽死了,弄得大人也大出血,差点要了命。另一个孩子出生后不久,染上疾病无法医治,也早早夭折了。这一次次生理上的折磨、一次次生死攸关的打击,无形中给她心灵上留下累累创伤。
每当她在这样的生死攸关之际,丈夫都不在身边。这不是他有意躲避,而是重任在身,他要指挥军队与敌人周旋打仗,无暇守在妻子身边照料她,关心体贴她。这一点,作为妻子的她心中也十分清楚,但从女性的角度来说,她心中未免不无苦涩和无言的遗憾。
当然,丈夫在百忙中也会抽空来看她。有时匆匆赶来,身边还会带一帮人,她还要拖着产后虚弱的身体下地给他们做吃做喝。有时只好拿出自己坐月子唯一与众不同的奢侈品――挂面来招待他们一顿。丈夫瞅着炕上新生的孩子,当然满心欢喜,这帮人说笑一会,逗弄孩子一会,又风风火火地出发走了。她所受的痛苦与磨难,丈夫似乎完全体察不到,甚至没有一句温馨的话。丈夫走后,她感到无人关心,无人过问,心中很憋气。在见面的短促时间里,不善言谈的她,当然不会向他絮叨个人这些痛苦,何况往往还有别人在旁边,她只有无言的委屈、伤心。就在1944年难产后,一个孩子死了,她大出血差点丧命,死里逃生后的她在心中默默地想着自己怎样才能减轻自己痛苦的办法。
然而,善良单纯年轻的她,毕竟是小地方生长的人,从未见过大世面,更没有深厚的人生阅历和知识。她对男性世界了解得甚少甚少,她只单纯地一心想保护自己少生孩子,从而减少折磨和痛苦。她采取的措施也是幼稚可笑的,她远离丈夫,不随他闯南转北。即使与丈夫会面,也是有意无意地躲着丈夫,不理不睬他,不与他接近。她为什么有这种行为,她的思想从不向丈夫吐露,也从不向他交流,不求得他的支持。她认为难于启齿,只是自己默默地、倔强地执行着自己的保护主义办法。然而,丈夫怎么能看透她的心思,屡屡见她不搭理自己而感到莫名其妙,百思不得一解。当时,他们都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要说成熟,他们勇敢打天下,一个个都显得十分成熟干练。要说不成熟,他们在个人生活方面表现得很不成熟。妻子经常这样不理不睬自己,他误认为妻子有外心,讨厌他,看不上他了。妻子的行为当然也伤害了他的自尊心,他也就渐渐地故意疏远她,有意识地气她,总以为采取激将法,妻子会主动来搭理他。单纯善良的她哪里会想到这中间会产生误会,而且这种误会越来越大、距离越来越远呢。她曾暗自高兴自己的保护主义措施奏效了。其实,她对丈夫的感情丝毫未变,心中仍然一往情深。
她以自己之心度丈夫之腹,认为丈夫和她一样,感情不会有什么变化。年轻、单纯的她呀,怎么会知道在这纷纭杂沓的世界里,事物都在辗转不息瞬息万变。何况男人的世界和女人的世界本来就不一样,你不去接近他,有人会去接近他,何况他是一个叱咤风云的人物。渐渐丈夫由赌气疏远她,变成真的疏远她,并渐渐另有了新人。她傻里傻气地蒙在鼓里,连做梦也没有想到丈夫对她的感情会起变化。直到有一天,丈夫对她出言不逊,向她提出分手的要求,她才感到丈夫的话如五雷轰顶。单纯、年轻的她,如坠烟雾,不知所措。
对一个略有生活经验的女性来说,能想到事情会发展到这步田地,可对她这个小地方出生的单纯女性来说,总以为自己的心没变,对方的心也不会变。她万万没有料到他们夫妻会有分手的这一天。这种打击,对历尽坎坷的她来说,实在太大、太沉重了。但她毕竟是喝延河水长大的女性,是在陕北革命风雨中成长起来的女性。她虽然咽不下这口气,但她没有作任何的乞求,也没有说一句软话,就在她与他经历了九个年头的风雨沧桑,饱尝了九个春夏秋冬的苦难艰险之后,于1944年初冬,她毅然决然地与他离了婚,分道扬镳。当时,她年仅26岁,依然花容月貌,有人追求。但她却孑然一身,再未成婚。
关于他们的离婚,习仲勋曾对他的二女儿说:“我和你妈妈离婚,没有为个啥啥。当时我们都年轻气盛,谁也不让谁,互相赌气,结果把路走成了这个样子。”他还讲了他最后下决心与她分手的小插曲。
1943年至1944年10月期间,习仲勋担任中共绥德地委书记兼绥德警备司令部政委,妻子没有与他同去绥德,而是留在延安地区,如此分离一年多。他对妻子不与他同去绥德很不满意,认为妻子有了外心。他们之间书信往来闹意见,互相伤害。妻子则因为一次又一次怀孩子,自己太受苦,想相对安静一段时间,休养一下身体。但她从未向丈夫讲述过她的想法,只是不与他同行绥德而分居。
他们是患难夫妻,已经共同度过九个春夏秋冬,历经了人间的酸甜苦辣,她也为他生下了三个可爱的女儿。要说他对妻子没感情,一下就抛弃她远远而去,那是不可能的。然而妻子那说一不二、从不肯说软话的倔脾气也真使他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费解,他憋气……虽然矛盾重重,但他还是念念不忘她。
10月的一天,秋风瑟瑟,阴雨蒙蒙,他牵着头毛驴从绥德赶往瓦窑堡,急切切地去看望久别的妻子。本想与她好好谈一谈,化干戈为玉帛,共同再创新生活。
他清早出发,傍晚才赶到瓦窑堡。他拴好毛驴,去敲妻子住的窑洞口。妻子听见声音,把门打开个缝,一看是他,回头把门“哐啷”一声关上,任他怎么在门外说好话、叫门,始终没有把门叫开,他叫门叫了足有一个多钟头。看看夜幕降临,若当天再返回绥德是万万不可能的事了,何况他赶了一天路,已经筋疲力尽……
郝明珠是郝家的娇女。她自己讲:“我一生物质上虽然没有得到过什么好处,精神上我从小到大没有受过气。我是不会受别人气的人。”她不接待丈夫,是受不了他诬蔑自己有外心。她不骂他也不说他,只是一味无言地不理他,自己独自心如刀锉一样生闷气。母亲看不惯女儿如此任性如此不懂得刚柔相济的道理,多次劝女儿给丈夫开门,但却遭到女儿的呵斥。因此,父母也不敢替她接待他。
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可此时此刻的习仲勋,赶了一天的路,又饥又渴,又进不了门。风雨潇潇,他蹲在门外却泪珠儿滚滚,百感交集,他伤心透了……如此,他蹲了良久,良久……实在无可奈何,他只好找个马厩胡乱地过了一夜。
第二天,天还未亮,这个纵横驰骋于黄土地上的叱咤风云的人物就扬鞭催马驰骋而去,头也没回,飞快地走了……多少恨,昨夜梦魂中!自此,他再也没有回头。
啊,错综复杂的人生!他们的往事,他们的悲欢离合,谁之过?到头来能怨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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