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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看了一部剧情剧《防兔篱笆》（又名《末路小狂花》），这是一部反映澳大利亚“被偷走的一代”的电影。改编自澳大利亚女作家多莉丝·皮尔金顿·加利梅拉在1996年完成的同名小说《防兔篱笆》，此书一面世，就在澳大利亚引起轰动，6年后改编为同名电影，在各大电影节上获得好评。
20世纪初，澳大利亚政府为了对原住民土著实施同化政策，于1910年通过一项政策（并延续到1970年），以改善土著儿童生活为由，规定当局可以随意从土著家庭中把白人在那些部落里留下的混血子女，强行从他们的土著母亲身边带走，遣送到摩尔河营地，集中在保育所等处，接受白人文化教育，将他们改造为英裔澳大利亚人。他们其中稍大一点的被送到女童和男童收养营；另一些肤色较浅的孩子则被送到白人家中收养。称之为“被偷走的一 代”，这是澳大利亚历史上一群充满悲剧色彩的人，是20世纪澳政府推行的“白澳政策”的牺牲品。澳大利亚土著领袖曼塞尔估计，遭此命运的土著儿童约有1.3万左右。
当时的澳大利亚政府视土著为低等种族，必然要在物竞天择的自然生存法则下被淘汰、灭绝，为了“保护”他们，政府决定以此逐步“改良”他们的血统：这些已有白人血统的土著后裔除了将接受一系列“教育”之外，还被强迫与白人通婚。其中的主人公三姐妹莫莉、黛西、格蕾西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被强制带到营地的。故事发生在1931年的澳大利亚西部。贯穿澳大利亚南北全境有一条防兔篱笆，是澳大利亚政府为了对付繁殖力极强的野兔对农牧业的破坏，于1907年在西澳建成，长达1833公里，篱笆的一边是防兔，另一边则种植庄稼。沿着这个篱笆在吉布森最偏远的吉加朗一个小型停车场里住着3位活泼的土著女孩，14岁的莫莉、8岁的妹妹黛西和10岁的表妹格蕾西，她们和自己的母亲、祖母一起过着纯朴的生活。她们的白人父亲都是造篱笆栏的工人，他们已经往下造篱笆栏去了。
影片开头不到7分钟，警官里格斯从母亲手中追逐绑架三个女孩的场面撕心裂肺，失去女儿的母亲死尸般躺在沙地上，女孩的祖母懊悔的用砖块敲打自己的脑门。西澳大利亚的蛮荒风光与原住民在强权下的无常命运，在尘土飞扬的镜头中融为一体。3个孩子被强行从母亲身边带走，踏上了远离她们故乡的旅程，前往1200英里以南的摩尔河营地。
在营地里，她们及其他孩子都受到严厉的管制，被禁止使用土著语言和习俗，甚至被告知他们是没有父母的孩子，恶劣的生活条件更令他们身心饱受摧残。莫莉无法忍受这非人的折磨，对母亲的思念更让她坚定了逃离的决心。她带着8岁的妹妹黛西和10岁的表妹格蕾西冒险逃出了营地，开始了长达1500英里的漫漫返家路。
莫莉只能依靠横贯西部的防兔篱笆勉强寻找故乡的方位。三个女孩沿着篱笆一步一步向着遥远的家乡走去，在三个月的征程中，她们以乞讨为生，得到了一些好心人的帮助，也不得不胆战心惊地躲避奉命追捕她们的穆都——讽刺的是，他也是一位土著。而这项计划的狂热支持者、以土著民保护人自居的政府官员内维尔更是勃然大怒，出动了警察全力搜索。最终格蕾西被抓走，莫莉和黛西凭着双腿，历经千辛万苦穿越了最为危险和无情的沙漠地带，回到了家并得到部落的保护。今天，两位80岁的老人依然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 这部电影的故事来源于真人真事。影片结尾字幕告诉观众回家后的莫莉仍然受到政府“改造”计划的威胁。回到家乡几年后，莫莉和一名土著男子结婚，生下两个女儿，多莉丝和安娜贝尔。1940年她和两个女儿再度被抓到了摩尔河营地，这一次莫莉又成功地带着18个月大的小女儿安娜贝尔沿着防兔篱笆逃回了家，而4岁的大女儿多莉丝（即小说作者）却只能留在营地。一年后，安娜贝尔又被政府抢走。直到30年后，莫莉才得以与多莉丝团聚。多莉丝根据母亲的悲惨经历写下了这部传记小说，本片正是根据这部小说拍摄的。
《防兔篱笆》没有多个叙事线索，也没有时空交错，它的故事直接、单纯，影像大气。澳洲大陆的广袤、迤逦与义无反顾的逃离融为一体，蕴含着美好执著的情感，悲天悯人的情怀、冷峻犀利的回眸，引人对现代文明的思考。
其实文明的可笑之处大抵在于身处于任何一种文明中的人都自以为掌握了真理，用一种倔强坚持自己的文明，用一种粗暴去干涉另一种文明。然而这种粗暴能称之为文明吗？我以为，文明与文明之间需要的更多的是互相理解、互相尊重和互相信任，并由此给予彼此的自由空间和生长。每种文明都有它自身的特点和长处，而正是这种文化的多样性构成了我们五彩纷呈的多元文化形态。
在这部影片中姐姐莫莉和妹妹黛西就像太阳和月亮，她们在狂风暴雨中，顽强地寻找着属于她们的自由天空。那条通往母亲方向的篱笆墙，那只自由翱翔在家乡天空的大鸟，一道道需要穿越的沙漠与河流，一个个必须面对的敌人与猎枪，在大自然的怀抱里，两个女孩子成为了真正的自由勇士。
自由的鸟鸣声，无助的哭泣声，还有那带着远古世界里神秘的音乐声，当这些不和谐的声音混杂在一起谱成一曲哀歌刺穿你耳膜的时候，你就会在无意中发现自己的心和着土著人的泪在跳动。
1997年4月，澳大利亚人权委员会一份题为《带他们回家》的报告显示，被带走的儿童和他们的家庭遭受了巨大的心理创伤。有人这样述说被带离家庭、长大成人后的感受，“我们也许可以回家，但我们无法重新回到我们的童年。我们也许可以与父母、亲人再次团聚，但是光阴已经流逝，我们无法体味亲人的爱与关心，这种遗憾终身无法抹平。我们可以再次回家，但是身心所受到的伤害无法消除，因为‘监护人’们认为他们的任务就是消除我们的土著身份。”
对澳大利亚土著人而言，2008年2月13日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在成立一百多年后，终于在新总理陆克文的推动和代表下，对土著民族与文化所遭受的“侮辱和贬低”做出了正式道歉。陆克文说，为“被偷走的一代”及其后代、家属所蒙受的悲痛和伤害，我们要说“对不起”；为被拆散家庭和社区的父母、兄弟、姐妹们所受的痛苦，我们要说“对不起”；为由此引起一个自豪民族和自豪文化的尊严受到贬低，我们要说“对不起”。土著代表克里斯丁·金说：“老一辈人都不敢指望能活着看到这一天，所以，对不起，我真是非常激动。”这是令人欣慰并感动的一幕，不是吗？
银幕黑了下去，灯光倏然亮起。《防兔篱笆》主人公莫莉眼神里的倔强、聪颖、纯粹让人看了既心疼又钦佩，她的自由精神正如盘旋在高空的神鸟那样不容世人侵犯，同时也让我们有机会一睹了澳大利亚西部广袤沙漠的震撼之美。
注：以上资料及图片来源于互联网和电影截图
（《DreamHome》梦之家）
